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和书写-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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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索韦托黑人有如影子人。他们似乎毫无自身的热诚，除了在投入部落舞蹈、足球比赛或暴力犯罪时。白天，你可以在约翰内斯堡看到他们面无表情地干着仆役的活儿，夜里，他们全部消失无踪。如今，他们似乎大不一样了。他们无视禁令，聚在一块儿穿过约翰内斯堡的商铺。他们在公共集会上说一些近乎煽动叛乱的话。他们暴乱。他们显然在摸索着摆脱贫穷并争取当前的优雅，并且，通过支配俗艳及令人惊异之物，他们的行为举止已经获得了一种超越于白人的范畴之外的振奋劲儿。他们正在开始变得像是此地的盐与气泡，正在提供南非白人（总体而言，是我所知的最少活力的一群人）如此令人沮丧地缺乏的那些璀璨、欢闹与反应的元素。
这些镇区的年轻人是第一批获得革命凝聚力的南非黑人。“我们不需要什么共产主义者的教导，”索韦托一个激情燃烧的年轻激进分子对我说，“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该做些什么。”他们像是清教徒 蔑视其长辈的奴颜婢膝，有着严峻而诚挚的生活方式。他们猛烈地攻击镇区的地下酒吧，“非法酒吧”，多少代人以来，这都是黑人堕落的标志，263他们将一种阴森森的悼念暴乱受难者的体制强加于镇区。他们中成千上万人抵制学校，抗议教育制度，数量更多的人彻底逃离这个国家，越过边境线进入那些独立的国家，比如莱索托、博茨瓦纳或斯威士兰。他们中成百上千人被投入监牢，被痛打，被辱骂，像动物一样被四处驱赶，遭催泪瓦斯袭击，被秘密警察从家里抓走。然而，在所有这些种族隔离的年头中，他们是甘冒任何危险反对这一制度并以街头暴力抵抗制度性暴力的第一批公民。
它并非全是崇高的理想主义。它经常是恶毒的。无辜的黑人被欺凌，被胁迫。
小孩受到恐吓，被要求离开学校。更重要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一个自相矛盾之词的黑人种族主义获得了一种险恶不祥的新动力。
20世纪30年代，有那么一刻，印度场景的观察者意识到，尽管大英帝国还握着所有的枪杆子，但在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印度人已经赢得了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我想，这种看法对今日的南非也是真确的。尽管他们的压迫者比英国人在印度要残酷无情得多，但非洲黑人感觉上已像是胜利者。他们看到“黑人力量”运动席卷大部分非洲国家，取得至上的地位；他们观察到整个世界毫无异议地站在他们一边；他们最终意识到，尽管南非白人在巍然坐于审判桌对面、从起诉人的席位上威胁恫吓你或者用毒气淹没你的学校时，看似强大有力，但却并非真正有力，更不用说是全能了。白人的魔法在其帝国的这最后一个部分已然消失。
黑人不再匮乏这种新的确信。它无所不在，在街头年轻人的昂首阔步中，在黑人领袖令人吃惊的直言不讳中，在一些小型隔离（由凌辱构建的荒谬制度）的渐次崩坏中。“我们将不再理会那些胡扯八道，”一个年轻的黑人向我发誓，说他甚至不会再带身份证，而在南非，身份证曾经是黑人存在的必要条件，“完全不再理会那些废话。”甚至我在约翰内斯堡住的旅馆里的女服务员在被我问起她对自己的生活境况感觉如何时，也用一个决定性的词语作出回答，“愤怒”。
局面正在扭转。对于黑人斗士来说，已经赢得的让步是不值一提的，小型隔离政策慢慢放松毫无意义 重要的并非黑白分开的厕所或划出界线的海水浴场，而是力量的现实。黑人所希望的不仅仅是进入白人的世界，实际上是想要将其接管过来。报纸上充斥着恐怖分子训练营，被马克思主义俘获的学童，边境渗透和秘密通道。有时，在由南非安全部队在北部边境线上接连不断地发动的武装冲突中，伤亡名单从掩盖的迷雾里浮现；或者，战斗英雄获得绶带、奖章和爱国主义讲演的荣誉。400万祖鲁人的领袖盖夏曼？布特莱齐公开且未受惩罚地呼吁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说到他自己时，他的口气不像是出于虚弱，而像是出于力量：“我是我的族人伸出来寻求友谊的手，但我也是他们会在愤怒中缩回去的手。”有时，镇区的暴乱者会让一个白人通过，如果他做出“黑人力量”的致敬手势；并且这似乎非常恰当，因为今日南非意义最深远的承认是在黑人和白人中间同样逐渐醒悟的意识：不可抗力在两方面都起作用。
这里到处都还有温和稳健、自由主义的黑人，甚至还有支持白人的黑人，但他们开始显得优柔寡断、陈腐过时。妥协的信念缺乏刺激，还没有哪个炽热的黑人福音传道者能让中间道路 也即是调和之路 显得充满力量、令人振奋。一个基督也许可以赢得它，但我恐怕，即便是甘地也不能让南非黑人确信，温和是最好的政策。与白人（哪怕是最开明的白人）合作的建议本身，就足以在最狂热的年轻黑人爱国者中摧毁一个人的声誉。这并非你计划中的、从某个中心小囚室里组织起来的一场革命。它的发生是有机的，几乎是地震般的，仿佛大自然本身正在恢复一个平衡。根据当代趋势，20年后南非将有3 700万黑人，比白人数量的7倍还多。“到那时，我们将会遭遇些什么？”一个政府官员在我向他问及永恒的南非问题时回答，“那我们只能把孩子生到海里去了！就是那样！”
然而，南非的整个未来仍然依赖于拥有“圣火”的阿非利卡人：他们依然掌握权力，他们有喷气式飞机和机关枪，只有他们能够 通过选择与黑人和解或者坚持压迫 操控这个奇妙而悲惨的国家所遭遇的一切。这个话题巨大无边 谁来做主，是黑人还是白人？ 而阿非利卡人本能地理解它，那是他与生俱来的传统的一部分。
在所有那些非洲部族中，最令人生畏的是这个阿非利卡人的白人部族，他们有权被称作非洲人，因为他
们在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时间几乎和白人在北美生活的时间一样长。他们是真正的部族人。他们有自己的返祖版本的基督教神祇，自己的独特道德，自己的丰富多彩的语言 那语言并不非常古老，而的的确确是从18世纪在厨房里使用的荷兰语而开始其生命的，但却仍然可以辨认出是一种他们自身的语言，带来一种生气勃勃、不断成长的文学，还有一个很棒的词汇表 比如，Foeitog（“多么遗憾！”）或者Reddingsbaadjie Onder U Sitplek（“救生衣在你座位下面”）。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是一种坚定的同族同源的感觉，还有“民众”（Volk）这个概念，后者被他们用在如此多的地方，胜过美国宪法意义上的“人民”（the people）这一概念，但却是某种更接近邪教或兄弟会的东西 实际上，阿非利卡人民族主义最核心的社团就叫做“秘密兄弟会”。
阿非利卡人只有250万人。他们组成了一个非常内省的团体，其文化的发展、其历史的发育、其民族目标的形成，全都是高度自觉的过程。阿非利卡人的历史少有偶然事件。它是一段极端与突然的历史，一种持续不断的朝向种族分离的本能 不模糊，不混杂，不重叠。到现在，这些“民众”已经通过那些强硬的技巧而兴盛，并将其全部劣势转变为成功。在战争中被英国人打败，他们利用随后的和平来翻盘。人口数量被黑人远远超过，他们以彻底的傲慢专横慑服对方。他们打退或避让开每一种试图主宰或改变其社会的努力 其方式或者是驾牛车更深地迁入非洲内陆，或者是开启他们自己的商业事业，或者是采用精确算计过的种族隔离手段。他们独自作战，迄今为止一路顺风顺水。
如今一切都处于危险中，因为阿非利卡人信条中一个重大的错误。在先民纪念堂的神秘中如此生动地浮现眼前的那些黑暗力量，压根就不是黑人。上帝并非此意。启示是错谬的，“阿非利卡人社会只能通过非洲黑人永恒的屈服而得以生存”这一信念是这些民众勇敢的态度中一个致命的破绽。它诱导出他们最坏的一面，伴随他们的爱国心与宗教的，是狭隘、不宽容与偏执。它搅乱他们的思想，粗鄙他们的美德。尽管在他们历史的最初300年，它发挥了足够重大的作用，但今天没法想像它还能再延续太长时间。他们置身于最后的车阵266中，那车阵被象征性地表现为先民纪念堂周围那道牛车围成的圈子。他们没有别处可退，也不能永恒地继续战斗下去。
时间流逝，这一整座白人至上的高耸的建筑变得摇摇晃晃，种族隔离制被证明是一切历史误算中最可怕的一个。不论如何，它的体系正在历史的冲击下破裂，黑人正以直截了当的环境的逼迫强行挤进白人的世界。“改变”一词，被阿非利卡人中最后的抗争者称之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字眼，但却出现在每个政客的唇边，因为种族主义机构的宿命已经显而易见。30多年的种族隔离是对时间、生命和激情的可悲的荒废。它已经失灵了。眼下到了一个命定的时刻，一个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刻，因为没人知道阿非利卡人是要向历史屈服，还是继续对抗。也许他们最终将要坚持到底，不管别的地方发生什么。不论黑人被激发到什么样的程度，阿非利卡人都不大可能被国内的革命颠覆，并且，他们所宣称的资本主义西方会保护他们不受侵袭的说法也基本是正确的。此外，车阵的精神依然振奋着阿非利卡人，鼓动极端的轻蔑，也许还鼓舞起民族的自我牺牲 在野蛮、无神论和愚昧焚烧牛车攻击圣殿时，举起永恒之火。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最终必定被打败，不是被暴力，就是被这一切的痛苦与悲惨，被削弱这个国家之生命的灾难的无情威胁，被全世界的令人沮丧地抵制，被他们自己的信心的慢慢衰退，被他们对所犯错误的可怕的自觉。我曾经问一个老黑人，南非总理沃斯特先生为什么不坦率承认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公，并在还有时间的情况下，创造一个新的开始？他的回答我认为颇为接近事实。他说：“因为那会让他看起来像个傻瓜。”
那会让他看起来愚蠢：说得更贴切点，那会揭露出阿非利卡人的全副神秘 如此充满自豪与成就，如此受鼓舞，又如此真正地鼓舞人 毕竟是有可能出错的，就好像那束神秘的阳光可能会因为计算不精确而在一个美好的12月的正午完全错失屋顶上的那个洞。
30年后，黑人掌握了南非。没有发生暴力，但我们仍然得继续观察不同种族之间最终是否会真正和解。
有一次到这个国家时，我开着一辆租来的敞篷汽车去斯泰伦博斯大学，那是种族隔离制在智识界的发源地，在那儿，我安排好和一组强烈坚持隔离主义的知识分子见面。天气很舒服，阳光温和，当我把车篷放下来很招摇地开进校园时267，我发现这些顽固的理论家正在他们系的台阶上等我。他们已经流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也许是因为我的收音机正大声放着当天的热门歌曲，寇尔？波特的《爱永远真实》。
里约热内卢
我想，我的第三个虚幻之所足够真实。并非关于里约热内卢的一切都是田园诗般的，但在30年前第一次认识这座城市时，我曾经写道，“好家伙！我愿意用一打整洁而繁荣的自治市镇和你交换一个如此可爱的伟大中心！”我跑回去看这种诱惑如何持续下去。
在里约热内卢城市剧院的台阶上，一小队荷兰人组成的乐队在演奏迪克西兰爵士乐。这是一支极度白肤、金发、碧眼、强壮的小爵士乐队，在其侧翼，四个荷兰空姐（因为那乐队有做广告的性质）以一种狂欢节的健美气质随着音乐摇摆。我坐在他们旁边的台阶上，在这个巴西大都市的中心，在中午人潮最汹涌的时刻，我们这一大群如此扎眼的北欧人，如此明显的非迪克西人，呈献出一道不协调到滑稽可笑的风景。不过，这一点儿也不重要。无论如何，这座城市毫不费力地吸纳了我们。三四十个各种年纪、各种肤色的人正在台阶下面跺脚，鼓掌，和我们一起大笑，这一场景很快就或多或少地被一个半疯的老头控制，他在台阶上以有节奏的优雅欢腾跳跃，一直唱歌，并冲着全场人的掌声空洞地咧嘴而笑。里约传奇般的活力不仅有感染力，而且实际上充满占有欲。它攫住你，让你伴随284事物的搏动而扭动、痉挛，经常让你在确实应该哭的时候发笑。那支乐队退场时仍然吹着小号，奔往下一个舞台，身后追着那个半疯半癫的老头乐迷，我站起身来，发现自己衬衣背上沾上了一些像巧克力一样黏糊糊的东西。旁边人饶有兴致地检查它。他们不能确定，这到底是被一个恼怒的街头小贩喷洒的，还是由某种鲜为人知的巴西鸟儿排泄的。他们把我带到一个装饰性的小池子旁，好让我用水冲掉那脏物。我把手帕浸到满是浮渣的水里，发现里面满是蝌蚪：当我在里约布兰克大道旁洗掉衬衫上的脏物时，上千只幼年期的巴西青蛙不知疲倦地蠕动着，而那群荷兰人的音乐穿过沸腾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微弱。把最后一块脏东西连同上面黏附的少许蝌蚪洗掉以后，我绕过那个角落，走进19世纪。里约并不是只有旅游手册上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它是一座古老的商业之城，一个海港，其市区庄严地密布着办公室、银行、仓库、商人前去吃午餐的酒吧、城市小巷、竖有雕像的广场。在老照片中，这个繁忙的商业区才是里约热内卢，看上去是一个坚实、理性、有商业氛围的地方。那个时代的光荣还残存于贡萨尔维斯？迪亚斯街的“科伦波”，世界上最好的一家咖啡馆。它像凡尔赛宫一样浮夸地覆盖着连片的镜子，是一座休闲爽神之宫。天花板上装饰着褪色的玻璃，地上铺着瓷砖，闪烁微光的玻璃橱柜里装满酒瓶、蛋糕、曲奇饼和堆叠整齐的桌布餐巾。成串的老式灯照亮了它，电扇卖力地维持着房间里的清凉。科伦波里乌泱乌泱的打着领结的侍者看上去似乎已经在这儿工作了一辈子，午餐时，他们全都是老派的服务专家，在将巨大的空间塞得满当当的桌子中间快步穿梭、绕行，在这儿鞠个躬，在那儿挥个手作答，把厨房门推进推出，或者被隐约瞥见正在照料那些似乎不太稳当地坐在头顶高而狭窄的阳台上的镀金餐桌旁的顾客。房间里喧闹得可怕，顾客形形色色，从庄严型一直到另类型，中间分布着许多古怪的老贵妇，打扮得跟古人似的。我猜测，这咖啡馆自从1894年开业以来，里面的事物几乎就没有改变过。然而，里约毕竟是里约，这里的气氛格外放松。吃完饭后，我出门时经过蛋糕橱，刚刚为我服务的侍者正在那儿，靠着一个柜台，抽出时间吃蛋糕，一边从黑色夹克上拂去蛋糕屑。我祝他胃口好，但他只能以微笑和微微躬身作为回应，因为他嘴里塞得鼓鼓的。
当然，青春是里约的财富。它是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 他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侍者 在柯巴卡巴纳海滩上，随便哪个周末的早晨，人类变老的进程似乎神秘地中断了。我沿着这片著名的沙滩闲荡，吃香蕉，在我周围，自然法则被蔑视了
。那位庄重的慈母般的女士如此轻易地触到自己的脚趾，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从生理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在打球时，那群老绅士如此敏捷地四处奔跳，这绝对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他们的脸皱巴巴，头发花白，但是某种不可思议的巴西魔法让他们的肌肉紧绷得像铁一样，动作轻快得离奇。还有那些沿着散步道大步流星的老两口？他们获得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