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和书写-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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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步流星的老两口？他们获得了什么样的特许，穿上对他们来说年轻了好几代人的鞋子、帽子和泳衣，却如此时髦地逃脱了责备？沙滩上有一位妈妈，毫无疑问，换个社会她即使不被囚禁在厨房里，也至少会被拘限于教堂鲜花委员会中，但在柯巴卡巴纳，她戴着一顶宽边黄帽子和一副玳瑁太阳镜，正躺在日光浴床上，往自个身上蜿蜒地抹着油，还时不时地，从像香槟插在冰桶里一样被她摁进沙地的一个罐子里吸上几口。
在这片神奇的海滨，甚至年轻人看起来也更年轻。他们更加疯狂地投身于激浪中。他们更加欢悦地在遮阳篷周围蹦蹦跳跳。他们用沙建起宽大的平台，然后像印度上师一样盘腿坐上去，打牌或争论。他们玩着费心劳神得多的游戏：比如，一种凶猛的排球，参赛者可以用除了头部以外的任何部位触球，必须得将身体跳跃和扭曲到如此折磨人的程度，以至于仅仅是观看比赛就让我大气都不敢出。
在海面，一道浪花飞沫的雾霭悬挂在碎浪之上，将远处的岛屿半遮蔽起来。一队挂着白帆的游艇正穿过雾霭顺风行驶或抢风调向，顷刻，一艘灰色的战舰绕过那个海岬出现，接着消失在大西洋中。远处看上去像是一片狂野的南方之海。太阳缓慢地移动，非常缓慢地落下去。柯巴卡巴纳狂乱的返老还童迅猛地持续着。穿过街道走到后面的一个咖啡馆，我叫来一杯具有立刻让我恢复青春的强大效力的巴西饮料。
受人控制和教唆的男孩们正四处游荡，寻找值得下手的目标：有手表可抢的友好的美国游客，或者散乱地放在沙滩上的手提包。他们的小流氓身份太过明显 就像是些舞台上的恶棍，彼此打着演得过火的手势，越过街角吹口哨互通声息，以仅仅是最敷衍的姿态装出擦鞋童或小饰物商贩的样子。
唉，他们一点也不可爱。他们中间一个奥利弗也没有。他们看上去纯粹就是叫人害怕的，我想，在他们身边总是萦绕着来自他们所住的贫民窟的苍蝇与跳蚤 那片略呈灰色的摇摇晃晃的贫民区，从沙滩上就能看到，仿佛沿着山坡倾泻而下的垃圾。基督张开双臂，高高地耸立在科科瓦多山的顶峰，但山下由简陋木屋构成的市镇，和沙滩上那些小贼一样，似乎完全在他的祝福范围之外。
一连串不那么可爱的放纵贯穿里约的生活，至少是贯穿它的喜悦 贯穿在街上人群的炫耀虚饰中，贯穿在沙滩上令人烦扰的亢奋中，贯穿在里约富人们的全副豪奢中。城里到处都爬满难看的涂鸦。其中一些是在宣告政治口号，但大多数只是无意义的胡写乱画，有时候，当大胆的无政府主义者爬上格子墙或者从阳台倒垂下来，涂鸦就会延伸到房子的第二层楼那么高。这种盲目的胡乱涂抹让我想起一个来自空虚的讯息，总是向我们讲起无助与无力 那实际上是一种共同的精疲力竭，躺在里约热内卢的绚丽闪光之下。
现在我坐在塔糖峰山脚附近一辆停着的大巴上，在一个小公园伸向海边的地方。附近有军营，上校与上尉夹着公文包三三两两、连续不断地经过。几个小孩由母亲带着，游客从索道车站来来去去，但我的目光被一个在公园边上孤独游荡的中年男子吸引住了。他穿一件做工很好的灰西装，举止优雅，身形细长而笔挺，但他身上却有某种不对劲的东西。
部分是生理的，部分是精神的，也许还有部分是太多的咖啡造成的。他始终没法安闲下来。要是坐到一张长椅上，那么过一会儿他就会再站起来。要是在草地上溜达，他就会突然停步。有时他抬头望向高处的山峰，但那似乎只会让他沮丧，仿佛他看不到他要在那上面寻找的东西。他热切地审视经过的军官（
也许他曾经是一个上校或上尉？），但却一个也不认识。他渴望地眺望海水，但阳光却直射到他眼里。当我坐的大巴发动，我们从公园开走时，我从车窗里冲他挥手，他也心不在焉地挥手做答 但不是冲着我，我想，不是冲着我。
法国
英吉利海峡隧道完工前的20世纪90年代是英国真正作为一座孤岛的最后10年，因此，哪怕从丹佛去加莱的20英里旅程似乎也是一种明确的过渡。我为了写这篇总结而去法国，乘坐的是气垫船，这是用来横渡海峡的有着最实在戏剧性的载体。
对最终的旅程来说，没有什么交通方式能够被更加准确无误地操纵。我们最后就将这样渡过冥河，伴随着浪花的哗啦与舱壁门的咔哒，赫然出现，粗笨地、两栖地穿过黑夜，头顶的操舵室里高高地站着冥府渡神卡戎。如果你乘坐这种极为重要的交通工具登上法国的土地，那么这次登陆似乎是不可撤销的，并且它多半是不可撤销的（因为外海上一波轻微的碎浪、峡湾里突然刮起的一阵狂风），而卡戎每次在气滑艇港口都要滞留好几个小时，接下来你会看到他坐在全景餐厅的高脚凳上，闷闷不乐地回忆着什么。
我爱这登陆的绝对性，因为我与每个爱国者同声同气，橄榄球赛上落泪的威尔士人、帽子扣在胸口列队经过的美国人、斯威士兰那些神秘难解的仪式或者站在罗马的维托利奥？伊曼纽尔纪念馆的台阶上、弯着头倒背着枪一动不动的悲哀而沉默的岗哨，他们在我心中唤起几乎同等的同情。尤其是，既然人们将爱国主义的情感最为明显地与法兰西的事实联系起来，那我就得对法国人骄傲的法国性作出反应。我并不指望他们对我好。我也不想他们以任何方式去适应外部世界的影响，不管那影响是合理的还是有启发性的。我只希望，和往常一样，在驱车从港口开进那些加莱海峡的忧郁风景时，我所进入的世界不仅与我自己的世界分离且不同，而且完全确信它对其他所有人的优越性，它邀请你接受它，要不就离开它。
到处都是这个年轻的新法国在以英式法语迎接你，这种由广告人和赶潮流的小年轻使用的混合语言被学究们大加鄙薄，是这次在法国碰到的最令我闹心的事儿。英式法语无所不在 有凉台的平房、热狗、儿童游戏房（Play Cottage）、园艺中心、巧克力夹心雪糕、远西炸鸡块。当我咕哝抱怨时，人们说我拘谨僵化，但是任何在威尔士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语言才真正是民族性的实质，每一次向外国的习语妥协，每一次采纳诱人的外国用语，都是对民族身份的削弱。我厌恶任何英式法语的症候，当我漫步于距离歌剧院、卢浮宫和玛德莲教堂几乎只有一箭之隔的和平路，我觉得自己抵达了它最泛滥的地方，我看到一家房产中介公司的橱窗广告上写着，有栋房子距离“Paris France”只有25英里。
尤其是在法国巴黎，我格外觉得自己感受到精神的驯服。尽管法国人是年轻的，但却看不出他们拥有强大的勇气。以切尔西或加利福尼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相当镇静。我思念巴黎那传奇的火花。不管我的车开得有多糟糕，几乎都没人冲我猛按喇叭。左岸咖啡馆那些亡命徒俯身在课本里。这座都城似乎被一种奇特的绅士般的宽容感攫住 那感觉甚至像是懒散迟钝，当倾斜的雨水凶猛地泼向杜伊勒里宫，没穿外套的巴黎女子吃完可怜的减肥午餐后，顶着夏日的风，深深地弓着腰，在人群中顽强地挤出一条道儿走回办公室去。
不知为何，这座城市似乎被消过音。也许是因为分区限制，它把对新伦敦来说如此本质的露天市场的卖弄夸耀给赶到巴黎市中心之外去了。跟同一天的《泰晤士报》比起来，《世界报》显得异常平衡而拘谨，我白费了一通力气，没在上面找到胡乱涂写的抗议标语或者星期天的示威活动。就连巴黎的警察也变了，尽管他们在巴黎保安局隐蔽的地牢里可能凶神恶煞，但在表面上却和蔼得令人不安 当他们在河边仁慈地摆弄警棍，或者亲切地弯腰帮助虚弱的老妇人时，脸上流露出友善安详的神情。而像我这样的人总是习惯性地把巴黎警察想像成拂晓时分穿着皮夹克、弓着背坐在防暴卡车里的人，对我们来说，这个温和的新形象不啻是一次令人泄气
的打击。它给巴黎带来一种不成熟的满足感，仿佛经过战争和叛乱，经过苦涩与压抑，它最终习惯了接受，并将狂怒、炫丽和创造力留给了别人。这仅仅是本能 一种形而上的道听途说。我只能记录下这个国家给我的一种贫瘠不育的感觉，颇像是一道喷洒过杀虫剂的风景的死寂感。对我来说，法国像往常一样友善，似乎依旧是一座宏伟的文明堡垒。但它没有点燃我的激情。我感觉不到振奋的刺痛，试图解释这种战栗的缺乏时，我主要将其归因于光荣的消退。这不是法国人的错。仅仅是法国式的庄严风格过时了。拿破仑的黑色石棺多么浮夸而宏伟，墓地高高的拱顶周围鸽子没头没脑地拍打翅膀，前厅里躺着拿破仑手下的法军元帅们，虽然失败，但却傲慢！凡尔赛宫的巨大多么没品位，一条条走廊紧相连，一幅接一幅战争画面互相融混，镀金，丑陋的镜子，过分充裕富足如今显得比暴发户还要不雅！那个老法国的尺度出了错，在一个将用后即弃标榜为美德的时代，这些法国遗产 汗牛充栋的画作与无穷无尽的繁文缛节 的巨大荣光如同名誉扫地的价值的荒芜遗迹，不仅令人同情，而且粗俗平庸。
它们仍然是法国爱国主义的真实表达：随着民族光荣感的衰落（它肯定会衰落的），法国就这样变得越来越不法国。我不能拥有它的全部。结束游览回到波洛格内时，我对自己说，这趟气垫船之旅毕竟不会如此绝对。法国的一些奇异性已然消失，法国人正在变得 别管那是好还是坏 有一点儿更像其他人。“如今我们都是世界公民，”在巴黎时另一个朋友曾对我精辟地评论道，我觉得他说这话是想要安慰我，因为他不知道我的民族统一主义倾向。仍然有一种奇特的反常复苏了我的精神：当气垫船带着它习惯性的起伏、翻涌和轰隆声抵达另一边的海岸，张开大嘴放下我们，而我驱车进入多佛喝下午茶，天啊，当我想起法国时，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多么不可救药的孤立的国度，它的习惯多么怪异，它的口味多么与世隔绝，它的公共习俗多么滑稽，它那些坚韧的撒克逊面孔（他们快活地呷着用茶包泡出的茶，正在讨论是否要来一份蛋白杏仁小甜饼或一片人造奶酪）多么自鸣得意！
香港：终结
1997年6月，英国结束它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在150年后将它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将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这实际上是大英帝国的终结，我受伦敦《旗帜晚报》之邀对交接仪式进行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写新闻报道。
昨天晚上，在香港，英国人的告别典礼上，当《天佑女王》被奏响的那一刹那，天上突然下起雨来，我们全都被淋湿。这不碍事儿。占卜者会说，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但是英国人忍受着痛苦。雨继续下，看台变成了伞的海洋，雨水顺着我们的脖子流下去，但士兵仍在勇敢地齐步走，风笛手如怨如诉，歌手放声高歌，查尔斯王子穿着海军上将的白色制服发表演讲，雨水当头淋下也毫不畏缩。
告别仪式是娱乐业和军事训练的混合，不出意料地包含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音乐，《夏日最后的玫瑰》《苏格兰勇士》，一些埃尔加的作品，还有《我会与你再见》。作为一个威尔士的民族主义共和派，我想我已经摆脱了这些甜腻腻的玩意儿，但在逐渐聚拢的暮色与持续不断的雨水中，当英国国旗随着“主赐此日，转瞬已经过”那古老而庄严的旋律从高高的旗杆上缓缓落下，我不能否认，我的心啊，被一种返祖性的强力推动。不得不承认 没人像英国人做得那样好。金灿灿的荣耀非凡的军乐队队长引导昨晚的阅兵式，没有谁能像他一样骄傲地昂首阔步。那个孤独的风笛手以其表演结束了典礼，没有人能够演奏得像他那样悲哀。若不是我的脸正被雨水冲刷，我会不得不擦拭眼泪。
对我来说，整个晚上最好最华丽的部分仍然是大乐队齐奏贝多芬那高贵的《欢乐颂》。我怀疑，他们是否都知道正在演奏的是欧盟盟歌，但无论如何我都将其视为一个解放的姿态。最终摆脱历史上帝国传统的重负，今天的英国人必须向其令人惊讶的历史命运的下一个成就进发 与欧洲的其余部分达成和解。
对英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英国离开香港代表了一个终结和一个新的开始。当英国国旗落下，达官贵人们起身，沿着港口水滨前往会议中心，中国人即将在那儿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宣示主权。但我却嘎吱嘎吱地穿街过巷，走回港口对面的海边宾馆。我挣扎着穿过被霓虹灯招牌映亮的极度兴奋的人群，他们吵闹，大笑，快活，湿漉漉，普遍好心情，此时，由英国出钱的价值325 000英镑的焰火在天上轰响。回到我的客房卧室，拉开窗帘，海港展现在我面前，它的中心是巨大的玻璃幕墙的会议中心，来自半个世界的外交官与达官贵人正在结束一场宴会，向英女王和中国国家主席祝酒，准备到午夜时分正式宣布英国对香港统治的终结。
这座城市是一台巨大的电视机，城中每个屏幕都在播放那一场景。我时不时地看看自己房间里的电视，那是一种令人迷惑的经历。这会儿，我们看到“不列颠尼亚号”游艇，正等着仪式一结束就接查尔斯王子离开。这会儿，我们看到参加宴会者举起香槟酒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接连闪现 邓小平的遗孀，印尼外交部长，哥伦比亚总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撒切尔夫人，理查德？布兰森，泰德？希思，阿根廷外交部长，彭定康，查尔斯王子，等等等等。
镜头切换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他们正乘坐大巴和卡车穿过边界向香港开来。军队，外交官，香槟 香港的全部生活都在这儿，在32个频道上闪烁。但在深夜来临前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喝红酒，听瓦格纳的唱片，从窗口向外眺望。这座奇妙的城市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下面的街道上人流如织。无与伦比的天际线闪耀着火树银花。天空阴云密布，被城市的灯火映得通红，港口里到处都有警用船只的灯光在闪烁，让水上交通远离会议中心。下面的香港人实际上在想些什么？他们的心里和表面上是一样的快乐么？在英国人说“再见”和中国人接手之间的这最后几分钟，我们是否应该充满怀疑？
当我想到这一点时，在我看来，英国人留下的香港既不像这个地方可能达到的那么好，也不那么坏。从经济上来说，重新统一其实可能是一剂强心针。就社会事务而言，这片土地是自由的，并且基本上是公平的。
于是，我想到 打住吧！已经非常接近午夜了，《纽伦堡的名歌手》里汉斯？萨克斯正在唱他的最后一段胜利咏叹调 帝国雾中逝，神圣艺术存！港口对面，会议中心现在像是一个反应堆，不是在熊熊燃烧，而是炽热发亮。在电视屏幕上，更多发言，更多乐队，更多跺脚踏步的仪仗队，直到午夜的钟声响起，我们看到英国国旗在香港最后一次落下，而中国国旗第一次升起。
窗外传来汽车喇叭响，还有一阵巨大的欢呼声，下面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处漫游。我看到外面的夜色中，“不列颠尼亚号”游艇、它的导弹护卫舰“查塔姆号”，以及皇家海军香港舰队的最后三艘小战舰，立刻悄悄起航，离开码头区，缓缓驶向大海，毕竟还带着某种荣光地从摩天大楼下面滑过。
英国人走了。
那天晚上离别时的庄严景象不仅代表了我的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