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点亮理性之光-启蒙运动文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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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民主与法制。他们反对“君权神授”说,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以法律规范人的行为,结束使人陷入不幸的专制统治局面。启蒙思想家从“自然法则”和“天赋人权”的理论出发,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贵族特权。他们认为,人类在组成社会、建立国家之前,曾经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当时,人人自由、平等,主张“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自由是天赋的东西”,以此证明封建专制制度违背自然和天性,应当加以推翻。启蒙思想家还设计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方案,如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说,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
启蒙思想家以全人类的名义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是“理性”。启蒙思想家推崇理性,把它视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衡量一切和判断一切的唯一尺度。启蒙思想家运用理性这一有力的武器,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封建社会的每一个领域。
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启蒙运动:“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国家制度,一切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
启蒙思想家热情地描绘了未来的理想社会。在他们看来,在消灭封建制度以后,人类将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自由平等、人人幸福的“理性王国”。在这个理性王国里,“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启蒙思想家为反封建、反教会所进行的斗争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启蒙思想家以全人类的名义提出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它们体现的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带有深刻的阶级局限性。启蒙思想家从理性出发,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尽管在当时不乏进步意义,但包含着特定的阶级内容,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启蒙思想家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的自然权利”,应当加以保护,在他们的“理性王国”里,“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显然,启蒙思想家只是把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加以理想化,让它们以抽象的形式表现出来,把本阶级的理想当作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事实证明,日后根据启蒙思想家的设想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像启蒙思想原先许诺的那样美妙,其中充满了种种罪恶和苦难。启蒙思想家的“华美的约言”终于变成了一纸空文,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启蒙思想家提倡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他们向往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但是,启蒙思想这样做,并不是一种欺骗,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地,……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他们确实没有看出(部分地还不能看出)从农奴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制度中的各种矛盾”。正因为当的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反封建的利益,启蒙思想家“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
启蒙思想家的唯物论是不彻底的,是机械唯物论,他们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论的。他们相信“意识支配世界”、“理性支配社会”,过分夸大思想意识的作用,轻视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因此把启蒙教化看作改造社会的基本途径。他们认为,只要通过提倡科学,启发理性,就可以消除迷信和偏见,消除社会上的一切病根,实现“理性王国”。他们的启蒙活动,一方面意味着启迪群众,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教育封建统治者。因此,他们在激烈地批判和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又往往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所谓“开明君主”和“天才”身上。在宗教问题上,启蒙思想家并不完全否定宗教的作用,为了约束劳动人民的思想,有的启蒙思想家甚至主张,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出来,至于自然神论者,他们并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
启蒙主义文学概说
启蒙主义文学是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总是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和科学对文学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同时,它们又作为思想内容,包含在每一部文学作品当中。
启蒙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涉及哲学、宗教、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美学等各个领域。在启蒙运动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启蒙主义文学产生了。
十八世纪是启蒙的时代,一个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巨人一样,大都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孟德斯鸠是法学家、社会学家,同时又是小说《波斯人信札》的作者;伏尔泰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同时又是著名作家,一生中创作大量的史诗、悲剧、小说等文学作品;狄德罗是哲学家、美学家,同时又是一名文学家;卢梭是哲学家、教育学家,同时又是才华出众的作家。
启蒙主义文学是启蒙运动的重要工具和思想武器。启蒙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迷信,宣扬启蒙思想,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强烈的战斗气息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
法国的启蒙主义文学
法国启蒙主义文学是在同古典主义文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十八世纪初期,法国文坛上出现了多种文学流派并存的局面。其中,有为专制王权服务的古典主义文学,有反映贵族阶级淫摩生活的洛可可文艺,有大胆批判封建社会的讽刺性写实文学。
当时,古典主义文学仍然统治着法国文坛。产生于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在启蒙运动的初期和中期,许多文学作品都受到了古典主义的影响。但是,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古典主义的宫庭倾向和僵化原则,已经不再适合表现变革的社会生活。为了宣传启蒙思想,启蒙作家致力于打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探索新的创作原则。
随着启蒙运动的不断深入,启蒙主义文学逐渐成为法国文学的主流。
法国启蒙主义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十八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中叶。在这个时期,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哲学注入了新的生命。英国牛顿的科学成就和洛克的哲学思想被介绍到法国,促进了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和笛福、理查生的现实主义小说传入法国,对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启蒙作家继承法国的文学传统,借鉴英国的文学成就,或者利用古典主义的形式,表现新的内容,或者创造新的文学形式,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
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是当时最重要的启蒙作家。
孟德斯鸠 (1689——1755)是法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温和派的主要代表。
孟德斯鸠本名查理·路易·德·琴贡达,1689年生于波尔多的拉伯烈德庄园。孟德斯鸠出身于贵族世家,伯父是波尔多法院院长。他幼年学习过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学毕业后专修法律,担任过波尔多法院的顾问。1716年,他继承了伯父的职务,并承袭其“孟德斯鸠男爵”的称号。在担任波尔多法院院长期间,孟德斯鸠认识到法国封建法律制度的种种弊端。同时,他还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1712年,孟德斯鸠化名出版了《波斯人信札》,这部作品很快轰动了法国。1726年,孟德斯鸠卖掉波尔多法院院长的职位,开始为
《论法的精神》收集资料。1728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从 1728年到1731年,他先后到奥、匈、意、德、荷等国旅行,在英国住了一年半的时间。在英国期间,孟德斯鸠深入研究英国的宪法和议会制度。1734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历史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考》。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重要的理论著作《论法的精神》。1755年,孟德斯鸠在巴黎逝世。
《论法的精神》(1748)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在这部内容极其丰富的著作中,孟德斯鸠全面阐述了他的政治、法律、社会思想。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首先提出了“理性论”,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孟德斯鸠认为,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在孟德斯鸠看来,上帝、物质世界和人类都有自己的法,人类的法不受上帝的干预。孟德斯鸠认为,法是理性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一般的法律就是人类的理性。法律同国家的气候、土壤、生活方式、宗教、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等有关系,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三种: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他指出,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在书中,孟德斯鸠对专制政体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认为专制政体的本质就是不要任何法律,由君主个人实行独裁统治,势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主张“按照英国样式”,建立君主立宪制。孟德斯鸠希望通过制定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力,由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说,主张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制度,使三种权力互相制约,互相协调,从而建立真正的法制国家。
孟德斯鸠强调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宗教、风俗、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都有着决定性影响。
《论法的精神》一书为即将到来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被伏尔泰称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它对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波斯人信札》(1721)是一部书信体小说,由一百六十封信组成,它是孟德斯鸠唯一的一部文学作品。
《波斯人信札》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波斯青年郁斯贝克是一位开明的贵族,由于他“在朝庭中保持善良”,并且“将真情秉告皇上”,因此遭到仇敌的忌恨,在政治上不得意,不得不离开祖国,前往法国游历。郁斯贝克的朋友黎伽和他一同赴法,在前往司弥纳的途中,两人访问了朋友耐熙。在他们的影响下,耐熙的侄儿磊迭也决定辞别祖国,前往威尼斯研究历史。郁斯贝克和黎伽旅居法国,在那里生活了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两人不断给在波斯的家人和朋友写信,报告巴黎的所见所闻。家人和朋友在给他们回信时,向他们介绍波斯的情况。
《波斯人信札》没有统一、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具体的人物性格描写。它采用书信的形式,阐述了作者对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科学等一系列问题的见解。
《波斯人信札》尖锐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孟德斯鸠看来,专制政体的实质是:所有的一切都服从那个统治者。作者借主人公郁斯贝克之口这样指出:“总之,除了服从,你们不可能有别的命运;除了我的意志,你们不可能有别的灵魂。人们在这种政体下,从肉体到精神都受着无穷的压抑和迫害。”孟德斯鸠把矛头直接指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他的笔下,路易十四是一个爱慕虚荣、刚愎自用、穷兵黩武、荒淫奢侈的暴君。由于路易十四这个“大魔法师”的昏庸无能,在他统治末期,法国国库一空如洗,政局震荡不宁,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作者通过种种政治经济细节的描写,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法国封建不可收拾的颓败与混乱,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
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对天主教的罪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揭露了宗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抨击了天主教会迫害异教徒的罪行。孟德斯鸠大胆地否定了上帝,讽刺教皇是一个“古老偶像”,他强迫人们相信“三等于一,人们所吃的面包并非面包,所饮的酒并不是酒”。
《波斯人信札》揭露了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书中写到了卖官鬻爵的官场、空谈成风的学府、虚伪骗人的教会、空虚无聊的沙龙、淫糜成风的剧场。作者以讽刺的笔调,描绘了巴黎上流社会各种人物的丑陋嘴脸,这正是贵族社会病入膏盲的具体表现。
《波斯人信札》宣传了孟德斯鸠关于政治、社会、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启蒙思想。针对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孟德斯鸠主张实行英国式的重商主义,提倡自由平等;针对教会的黑暗,他提倡信仰自由,主张实行宗教改革;针对路易十四连年不断的对外战争,他提出了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标准。孟德斯鸠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适应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要求。
在书中,孟德斯鸠通过“穴居人”的故事,提出了他的社会理想。那是一个美化了的宗法式社会,在那里,人们“以正义待人”,财产“永远混在一起”,人们相亲相爱,过着幸福的田园生活。
《波斯人信札》也存在严重的局限。作者虽然对封建专制制度采取了批判态度,但他并不否定君主专制制度,而是主张实行“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政体,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这反映了法国启蒙运动中温和派的观点。
《波斯人信札》是法国启蒙主义文学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它开了哲理小说的先河。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在法国启蒙运动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知识渊博,著述丰富。他早期的创作以悲剧和史诗为主。伏尔泰创大量悲剧,采用古典主义的形式,宣传启蒙思想。
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是第一代启蒙作家,他们通过自已的创作,表达了反对专制制度和宗教迷信的思想。作为早期的启蒙作家,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并不彻底,仍然带有改良和妥协的色彩。
从十八世纪中叶到1789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这是法国启蒙主义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法国启蒙运动进入了全盛时期,形成了强大的声势,革命性和战斗性大大加强。老一辈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仍在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