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点亮理性之光-启蒙运动文学-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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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

　　伏尔泰反对教会权威，主张实行宗教宽容。伏尔泰认为宗教迷信和教会统治是人类理性的主要敌人，教会散布的蒙昧主义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它造成了社会普遍的愚昧和宗教狂热。

　　伏尔泰把宗教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无知和僧侣的欺骗。伏尔泰从人类理性和历史事实两个方面对宗教教义的荒诞不经和教权主义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伏尔泰看来，基督耶稣不是神，而是一个凡人。圣经和福音书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谎言，所谓原罪、方舟、神迹等都不过是一些荒唐可笑的神话故事。伏尔泰通过大量的事例，有力揭露了教会统治和宗教狂热的罪恶，认为一部教会史其实就是一部充满迫害、抢劫和谋杀的罪恶史。伏尔泰指出，神学和神学上的论争没有任何意义，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蛊惑人们，它不是教人敬畏神，而是教人敬畏蛊惑者自己。伏尔泰轻蔑地称教士为败类，并且大胆地发出了“消灭败类”的战斗口号。

　　伏尔泰主张对不同的宗教采取宽容态度，终生与宗教偏见作斗争。伏尔泰认为信仰自由是所有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在《圣经》中找不到任何宗教迫害的根据，宗教狂热和对异教徒的迫害，是整个社会的灾难。干涉别人的宗教信仰，这是一种狂妄的举动，是愚昧和迷信的表现。在《自然规律》一诗中，伏尔泰这样写道：

　　宇宙是一个神明高踞的庙堂

　　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建筑自己的祭坛。

　　在《哲学通信》一书中，伏尔泰极力推崇当时英国的信仰自由，指出英国有三十多种宗教，但它们都能和平幸福地共处。伏尔泰主张摒弃宗教仪式和戒律，取消教会组织，让信徒听从自己的良知，从而使宗教成为“最和平的宗教”。

　　尽管伏尔泰激烈反对宗教狂热，他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相反，伏尔泰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必要前提。伏尔泰承认，上帝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在《哲学辞典》一书中，伏尔泰指出，促使我们相信上帝存在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形而上学的理由，而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德的考虑。伏尔泰相信，上帝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可以抑制人们的情欲恶习，从而防止人们从事罪恶的活动，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福利。

　　伏尔泰主张上帝存在，完全是出于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需要。伏尔泰希望通过设置一个赏罚分明的上帝，维护社会公德，维护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然而，伏尔泰所说的“共同利益”，归根到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伏尔泰害怕人民群众真正觉醒以后，必然会危害资产阶级的利益。在　《甲乙丙丁·对话集》中，伏尔泰明确指出，我们要对付的是那些毫无顾忌的恶棍，一大堆小人、暴徒、酒鬼和匪类，所以必须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声说：谁偷我的东西，他得受惩罚，入地狱。伏尔泰相信，一个因果报应的上帝对下层民众是必要的，他们唯一应当读的《圣经》是“自然”这部大书，唯一的宗教是崇敬上帝，并做一个正直的人。因此，伏尔泰主张：“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制造一个！”

　　伏尔泰痛恨封建专制制度，对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自然法权论”是伏尔泰社会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伏尔泰认为，只有符合正义原则的法律才能与人的自然权利相适应，因此他希望建立一种“自然的法律”，这种法律体现着“正义的观念”。伏尔泰反对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伏尔泰对僧侣和贵族的罪恶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对广大农民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在伏尔泰看来，自由是一种天赋人权，任何人都不得剥夺。在《哲学辞典》一书中，伏尔泰对自由下了一个定义：自由就是“试着去做你的意志绝对必然要求的事情的那种权力”。伏尔泰在《哲学通信》等许多著作中，极力推崇英国的自由主义，号召人民为争取自由权利而进行斗争。

　　伏尔泰主张建立一个英国式的政府。在他的眼中，英国政府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政府，这个政府保存着君主国一切有用的东西和一个共和国所必需的东西。英国政府的构成，保证了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和国王利益协调一致，既有利于维护社会成员的平等和自由，同时又避免了混乱状态的出现。伏尔泰认为，理想的政府应当具备以下的特征：必须限制君主的权力，防止出现专制政治；必须限制贵族的权力，防止出现无政府状态；必须实施教会和政治分离，防止世俗和神圣混杂在一起。英国制定了完善的法律，确立了议会制度，实现了下院议员、爵士和君主间良好的合作，使市民、贵族、国王三者的利益得到兼顾，从而保障每个人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权利。

　　伏尔泰的政治观点带有双重性，他在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斗争，试图改变封建秩序的同时，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长期幻想依靠开明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伏尔泰始终相信，社会的合理与否取决于法律是否完善，而法律的制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它往往取决于立法者的利益、情感和意见。因此，伏尔泰希望开明君主遵循理性的原则改造社会。伏尔泰主张依靠哲学家式的开明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从而消灭封建特权，建立自由、平等的理性王国。1765年，伏尔泰发表了《论共和思想》一书，在这部论著中，伏尔泰分析了专制政体和共和政体各自的特征，指出在专制政体下，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广大人民的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在共和政体下，由于崇尚平等和自由，可以有效地避免君主专制，因此，伏尔泰认为，共和政体比专制政体更加优越。尽管这样，伏尔泰最终还是倾向于君主立宪，在他看来，最好的政府形式是开明君主制度或君主立宪制度。

　　伏尔泰希望所有专制国家的君主都成为开明君主，他相信，只要君主愿意，改革就能够实现。1750年，为了劝说普鲁士王腓烈特二世实行开明君主制度，伏尔泰来到了柏林。伏尔泰希望辅佐腓烈特二世，实行重大的社会改革，但事实终于教育了他，他不得不最终离开了柏林。

　　伏尔泰轻视广大人民的作用，他认为人民不能认识真理。伏尔泰虽然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并不希望废除私有制。在他看来，社会不平等是当然的，不平等来自人的天性，是一种正常合理的现象。伏尔泰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平等”这一条目中宣称，在我们这个不幸的星球上，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不可能不分成两个阶级：一个是支配人的富人阶级，另一个是侍候人的穷人阶级；它们又分成有些细微差异的上千个阶级。在伏尔泰看来，一切享有各种天然权利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但归根结底，平等既是一件最自然的事，同时也是最荒诞不经的事。伏尔泰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按照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各守本分，否则，整个人类社会就会不可收拾。伏尔泰的上述主张，充分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伏尔泰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担心广大人民起来进行革命，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伏尔泰的政治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显示了他的不彻底性。

　　伏尔泰的主要历史著作有《查理十二史》（1731）、《路易十四的时代》（1751）和《风俗论》（1756）。

　　伏尔泰的历史观点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把历史发展看作是理性对谬误、特别是宗教狂热作斗争并且取得胜利的过程。伏尔泰把宗教狂热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障碍，这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伏尔泰相信，理性最终将会战胜迷信和偏见，充分体现了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精神。然而，由于伏尔泰没有摆脱历史唯心论，他不可能从物质生产方式入手去解释人类历史，而是把历史视为纯精神领域的斗争。伏尔泰崇尚理性，孜孜不倦地追求“理性的王国”，宣扬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把精神、思想、意见当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主张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些观点显然是唯心主义的。

　　同其启蒙思想家一样，伏尔泰过分夸大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伏尔泰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从个别统治者的头脑中寻找历史的动因，认为帝王将相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活动决定了历史发展的面貌。伏尔泰希望“天才人物”的出现，能够点燃人类的“理性之光”，从而达到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

　　伏尔泰对历史科学的发展，有自己的独特的贡献。在他之前，法国的历史著作完全不尊重客观史实，不注重实地调查，掌握史料，往往凭作者本人的好恶，将历史事件写得如同小说一样有趣。这是一种古罗马式的史学作风。伏尔泰独辟蹊径，从掌握丰富的史料入手。他历尽艰苦，足迹遍及欧洲各国，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材料。伏尔泰的一系列历史著作，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真实可信的史料。伏尔泰扩大了历史科学的范围，他的历史著作，不再限于对帝王将相个人事迹的论述，使之能够容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将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都尽可能入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伏尔泰在谈到《路易十四的时代》这部历史著作的写作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与其说我在写这个伟大君主的历史，不如说我在写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伏尔泰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伏尔泰的文学创作

　　伏尔泰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全集包括哲学著作、历史著作、史诗、抒情诗、讽刺诗、哲理小说、五十多部悲剧和喜剧、一万多封信札。

　　伏尔泰热爱戏剧，主要从事戏剧创作。伏尔泰希望自己继高乃依和拉辛之后，在戏剧领域获得永恒的荣誉，成为不朽的悲剧诗人。

　　伏尔泰深受古典主义戏剧传统的熏陶，推崇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艺术。伏尔泰把古典主义当作不可企及的典范，认为十八世纪只能因袭十七世纪的道路。伏尔泰遵奉“三一律”，但反对古典主义理论家把他们的文学原则说成是永恒不变的那种静止的观点。在创作过程中，伏尔泰不拘泥于古典主义的原则，在很多方面有所突破。

　　伏尔泰一度被莎士比亚的艺术所吸引，曾经给予莎士亚很高的评价。由于受古典主义和民族偏见的影响，伏尔泰不赞成莎士比亚把崇高与卑贱、悲剧与喜剧融合在一起的作法，指摘莎士比亚不懂得“规则”，甚至说他是“喝醉了酒的野蛮人”。伏尔泰排斥莎士比亚的创作手法，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莎士比亚的影响。

　　伏尔泰的悲剧采用了古典主义的形式，内容上却贯穿着启蒙主义精神。伏尔泰试图用古典主义时代的戏剧手法，传播启蒙思想。伏尔泰一生中创造了许多充满启蒙主义的激情、思想深刻的戏剧作品，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俄狄浦斯王》　（1781）、《布鲁图斯》（1730）、《查伊尔》（1732）、《凯撒之死》　（1732）、《穆罕默德》（1742）和《梅洛普》（1743）。

　　《俄狄浦斯王》是伏尔泰创作的第一部悲剧，它以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同名悲剧作为题材。伏尔泰在作品中基本上保留了索福克勒斯的故事情节，同时进一步深化了悲剧对神的批判意义。在伏尔泰笔下，俄狄浦斯一个勇敢、高尚的英雄，他竭力逃避神的不祥预言，但不管他怎样努力，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神的捉弄，犯下了弑父娶母的之罪。剧本对神恶意地愚弄人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这样说道：“残酷的神啊，我的罪孽完全是你们造成的，而你们却要根据这些罪孽把我处死！”从表达了作者对神的强烈控诉。

　　《布鲁图斯》是一部政治悲剧，它取材于古罗共和派与贵族派的政治斗争，宣扬效忠于共和政体的思想。主人公布鲁图斯是罗马元老，他的儿子被人引诱，把祖国出卖给共和国的敌人——被驱逐出国的罗马暴君。共和派因为布鲁图斯对国家的功绩，委托他来审理自己的儿子。布鲁图斯大义灭亲，判处儿子死刑。儿子处决后，布鲁图斯说道：“罗马自由了，这就成了！”剧中贯穿着为了反对专制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理想精神，在法国大革命的年代，它起到了激励人们与专制暴政进行斗争的作用。

　　《恺撒之死》的创作受到了莎士比亚的《尤里斯·凯撒》一剧的影响，写的是罗马历史上布鲁图斯等人合谋杀死恺撒的故事。在伏尔泰笔下，恺撒被描写成一个专制统治者，他的对立面则是忠于共和的人物。

　　《查伊尔》是伏尔泰唯一的一出爱情悲剧，也是他最著名的剧作。该剧本显然是在莎士比亚的悲剧　《奥赛罗》的影响下写成的。剧情发生在耶路撒冷。年轻的苏丹奥洛斯马勒与女俘虏查伊尔相爱，她是法国人，受的是伊斯兰教的教育，但是查伊尔发现自己是一个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徒，教规不容许她嫁给伊斯兰教的苏丹。基督教骑士纳瑞斯坦从欧洲来到耶路撒冷，准备将俘虏们赎回去。俘虏中有一位名叫吕西央的老人系王室的后裔，他认出查伊尔和纳瑞斯坦是自己的女儿和儿子。纳瑞斯坦骑士遇见查伊尔以后，试图劝她回到基督教方面来。两人在一起的时候被奥洛斯马勒撞见了，奥洛斯马勒以为查伊尔另有所爱，妒火中烧，一怒之下将查伊尔杀死。真相大白以后，奥洛斯马勒追悔莫及，随即拔剑自刎而死。

　　剧本情节离奇曲折，戏剧冲突引人入胜，感情真挚动人。作者通过悲惨的爱情故事，对宗教偏见提出了强烈的控诉。在全剧的结尾，骑士纳瑞斯坦对神发出了这样的质问：“全能的主啊，我不知道是应该颂扬你的愤怒，还是应当在悲痛中对你进行控诉。”

　　《穆罕默德》以伊斯兰教创始人作为主人公。剧中把穆罕默德描写成阴险狡诈的骗子，卑鄙无耻的暴君，他利用宗教迷信和人们的愚昧无知，愚弄群众，以满足个人的私欲。伏尔泰把穆罕默德作为一切宗教迷信创始者的象征，通过这一形象，对宗教迷信的罪恶进行无情的批判。

　　悲剧《梅洛普》以表现真挚的母爱为主题，带有强烈的感伤主义色彩。奸臣波里奉通过阴谋手段，杀死了国王和王子，篡夺了王位，只有太子幸免于难。波里奉想娶梅洛普为妻，并且威胁说，如果不答应，就要杀死她的儿子。最后，梅洛普的儿子爱基斯特杀死了波里奉，伸张了正义。作品细致入微地表现了梅洛普的内心世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伏尔泰把悲剧作为宣传启蒙思想的工具。伏尔泰在自己的一系列作品中，表现了宗教偏见和狂热的危害性，提倡理性和科学，主张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伏尔泰大胆地揭露了专制制度的罪恶，不遗余力地抨击暴政，宣扬共和思想，大力倡导平等、自由。伏尔泰运用悲剧的形式，传播启蒙思想，激励广大人民同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迷信作斗争，极大地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

　　伏尔泰一度以“史诗诗人”而享有盛名，他按照古典主义的原则创作了长篇史诗《亨利亚特》（1728）。

　　《亨利亚特》以法国十六世纪宗教战争为题材，它描写了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