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年第2期-第5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低廉的收费标准难道不会亏本？接下来我了解到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香港的电信运营商为这个社会提供了廉价的手机服务，“亏本”的事情肯定不会去做，他们各位大佬，当然也都不是慈善家，之所以能够如此“出手大方”，背后都有竞争的原因，而盈利手段则往往藏在一个叫做“自己人”的概念中。
　　香港的手机市场分为“自己人”和“非己人”。“自己人”的概念就是通话的双方如果使用的是同一家运营商的网络，这就处在了“自己人”的范围，打电话就超级便宜；而当通话的双方使用的不是同一家运营商，就是“非己人”，价格就很高，这样“自己人”的范围越大，公司成本越低；“非己人”的价格高企，也可以部分滋补“自己人”的超值服务所带来的微利因此为了省钱，香港不少用户，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他们经常会购买同一家公司的手机“套餐”，或者彼此商量好了突然集体“转台”到同一个运营商。
　　香港人和内地人在使用手机的习惯上也各自不同。
　　比如“发短信”，近几年，我发现内地人彼此之间经常爱用“发短信”的方式来进行交流，这种情况在香港却很少见。为什么香港人不喜欢“发短信”？他们不明白“发短信”比直接用手机打电话要便宜得多？开始我也纳闷，后来懂得了“自己人”和“非己人”的概念，才知道“发短信”在香港其实并不划算，因为一个人要打电话，“自己人”之间一分钟才几分钱，但是若发一条短信，如果你不小心进入了“非己人”的世界（谁知道对方正在哪个网中），一条短信就1块多，所以大多数香港人就都不去冒那个风险，在这方面他们可不是太有钱，或者根本不计较蝇头小利。
　　香港移动电话“套餐”五花八门，108元的只是一种，其他50元、488元，旅游奖励、飞行奖励等等“拉住客户”的名堂还有很多，市民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实惠。不过香港的通信成本在一个高收入、高消费的社会里为什么可以做到低成本地运作，让内地手机用户频频羡慕？这里面的原因当然来自竞争，来自众多商家之间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经常展开的“吐血让利”。
　　据我所知，目前在2G领域，香港存在的电信公司就有新世界传动网、数码通Smartone、万众Peoples、Orange、Sunday、CSL等六七家大型的运营商，其中CSL还经营了One2Free和1010两个服务品牌，此外还有一些小型的虚拟运营商租用类似Sunday、CSL网络提供的服务。然而在内地，人们接受电话移动服务，要么就上中国移动网，要么就上中国联通网，敢于出来“搅局”的类似北京“小灵通”一样的局部运营商生存长期处于困难之中。中国如此巨大的通信市场，长时间只有几家运营商在垄断，这种情况在香港简直不可思议，根本形不成“薄利多销”的美丽局面。
　　本来，任何一个社会电信资费市场的竞争都是一把双刃剑，收费高了，运营商（或国家）可以获利，但用户的普遍通信意愿就会被迫减退；如果收费低了，用户需求被调动了起来，可是运营商（或国家）的利润便会受到影响。在这个问题上，香港人更多关注的是：商家什么样的利润水平才是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又由谁来认可？
　　香港的电信事业发展速度及服务水平多年来始终处在世界前列，其通话密度稳居当今亚洲之首，传真线路的普及率也一直保持着世界冠军，这样成熟而稳定的“市场”肯定有商家合理的利润“平衡点”。因此当内地人目前还只知道对手机的收费形式到底是“双向”还是“单向”争论不休时，香港人就很惊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电信市场是不是可以保持一个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关键是政府首先要允许建造一个良性循环的竞争环境，这个“环境”好比土地，没有足够的“土地”，人们怎么能够指望余下来的收费可以被商家不断调节到尽可能的科学、合理与公平？
　　目前在全球各地，移动电话采用“双向收费”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而“单向收费”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日本和印度，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穷的有富的，因此手机怎么收费，这里不是“单向”了就先进，“双向”了就落后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内地人和香港人比，确实缺少了一些“宏观”的眼光。


　　香港有没有“黑社会”？

　　过去我不看香港的电影，不爱看，看不懂，原因很简单，不是痴男怨女，就是低俗搞笑，看了觉得挺掉价。后来出了《无间道》，知道不看不行，不看也太不把香港的正义与邪恶放在眼里，于是就买了票，进了电影院。认真一看，还不错，还挺让人揪心，只是自此埋下了香港社会到处都充斥着抢劫、暴力、黑帮、大佬、警匪恶斗，这个印象一直让我觉得香港有“黑社会”，而且“黑社会”遮天蔽日，势力大得几乎无所不在。
　　然而2004年我来到香港，四下寻找，眼睛都找累了，可是抢劫、暴力在哪儿呢？香港“黑社会”的影子在哪儿呢？满世界迎面走来的人没有一个穿风衣、戴墨镜、嘴里永远都在嚼着口香糖，行为举止不可一世；相反，街面上十分安全，运钞车开得很自然，像私家车一样，还不如急救车、救火车呼啸而过来得刺激。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社会渐渐笼罩起了一片文明的气氛，治安情况好转，胸前也很快就挂起了“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的标牌。半夜12点，单身女子走夜路，丈夫们已经忘记叮嘱妻子千万要多加小心；白天逛商场，手袋（书包）一个闪失落在了柜台上，突然想起反身再去寻找，一般情况下包都还摆在原地或者让售货员看见了已经为你妥善保管了起来。进入到21世纪，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用这样的话来赞美香港也许有点夸张，但是深圳、广州与香港挨得多么近，你回到那里去试一试，单身女人别说半夜一个人还敢走夜路，就是白天上街人人都会担心被偷、被抢；书包落在了柜台上，别说丢，一秒钟前刚刚撒手，扭头去挑什么东西了，再回身，没了。有一次我去广州出差，手里拎着个手提箱，重重的，放在路边招手叫出租车，中间的过程最多也不超过五秒钟，可是再转身，偌大的一个手提箱已经消失，那个箱子里面装的全是书，我一个人提着走路都很费劲。
　　当然，如果话谈“黑社会”，“黑社会”和一个社会的“强盗”、“小偷”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有组织、成规模，存在目的并不是打架斗殴、偷鸡摸狗，而是霸场子、占地盘，控制某个领域或者某些人群。那么香港到了今天到底还有没有“黑社会”？如果有，他们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对社会构不构成巨大的威胁呢？
　　2005年4月的一天，我和同事外出采访，因为要带上机器设备，没法坐公车，就照例在街边喊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我坐在前排，忽然发现这位司机师傅的左手怎么有点与众不同？仔细一看，食指几乎齐根断去，他的手又特别大，少了一根指头分外显眼。我一忍再忍，最后还是没忍住发问：“师傅，不好意思，您这手……”司机见我问，并不计较，脸上看上去倒是一腔的豁然大气，嗓门也像洪钟一般：“啊，你是问我这手啊？咳，受过伤，刀伤。过去我是干‘黑社会’的，不小心让人给算计了一回。”
　　“黑社会”？耳朵，我的耳朵立刻又竖成了兔子，心里咯噔一下。找了半天，还以为香港现在没有这种恐怖了，怎么……转瞬一定神儿，意识到当下自己的身边并无危险，人家“黑社会”的大哥如今不是也已经转行开起了taxi？情绪就还原如初，但仍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于是蹬鼻子上脸，还问：“‘黑社会’？那现在您说，香港还有没有‘黑社会’呀？如果有，我怎么看不到？”
　　司机大笑：“能让你看到，香港的市面还能这么平静？现如今，哪个社会没有‘黑社会’？你们内地就没有？不过香港眼下的‘黑社会’倒真是少多了，为什么？日子不好过，干‘黑’养不了家，你看，连我这不都已经洗手不干？”
　　如果看资料，香港“黑社会”的问题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确比较严重，结构稳定，势力范围清楚，那时候香港的警察是帮着“黑社会”抢地盘，摆平纠纷，黄、赌、毒什么都做；只是现在，香港“黑社会”最活跃的组织大概也就只剩下了12到15家，其中人人皆知的“新义安”、“14K”、“和胜和”，这些组织也都与从前不同，都变得比较松散，马仔一般也都是些乌合之众，很多人过去是“终身从黑”，现在只是“兼职”……
　　“终身从黑”？“兼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根据一位香港警署“反黑专家”的解释：香港“黑社会”现在如果从人数上看，还有10万之众，警察却只有2。7万人，但是香港的警察完全可以控制得了局面？为什么？因为现在香港的“黑社会”，要“做事”，一般都得雇“临时工”，长期养一大群马仔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谁也不再拥有这个实力。
　　香港的马仔既然是临时被“雇请”的，那么一个马仔被“黑社会”雇用一次要多少钱？
　　我的问题很直白。
　　至少一到两百港币吧，这个行情还得随着“出场”事件性质的不同而变化，最重要的场合500元，还不包括伙食、交通费、医疗费、律师费及安家费等等其他的费用。所以现在香港“黑社会”武斗一次代价太高，打一场架弄不好要使自己破产，一般的组织就都“破费”不起。
　　2006年年底我去采访一位中资香港公司的董事长，大家谈到保险业对一个社会稳定所能起的重要作用，这位老总回忆起1985年到1992年他在香港第一次常驻时的情景，说：“那个时候香港每个月都能从电视上看到银行被抢、金店被抢的相关报道，可是现在，情况真是好多了，有时一年也不能看到一次。”
　　香港“黑社会”大面积地消失，我不知道应该归功于这个社会“打黑”力度的空前加强（其中包括与内地合作）、经济的不断繁荣稳定，还是物价过高，“老大”们根本养不起马仔。不过，香港“黑社会”既然曾经有过“往日的辉煌”，演变到如今，有人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性”＋“商业性”的时代，这引得我，或许也值得社会学家仔细玩味。其中“理性”，按照一般的规律，我猜想也许直接与成本相连，如果一个“黑社会”的“老大”转行开始合法做生意，资金投入远比过去他“玩儿黑”要来得更便宜，那么“老大”当然也就不必去铤而走险、成年累月地满手离不开“血腥”；但是“商业性”呢，这里的意思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前边已经说到的“包养”和“散养”方式的变化？
　　在香港，“黑社会”至今还有一句“行话”叫做“晒马”，英文的字样是show　off　force，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炫耀武力”。现在香港一年四季很少再发生由“黑社会”出面组织的声势浩大的“黑帮火并”，一般都改为“晒马”。“晒马”当然不是为了武斗，而是要借此方式给接下来双方必然要进行的谈判增加一些“话份”。比照游戏规则：谁能拉来的人多、“阵容”厉害，谁一会儿就会在谈判桌上占到上风。因此被拉来的人虽然也被称为“马仔”，但他们手里一般都没有武器（买武器更贵），彼此之间大部分也都互不相识。这样香港“黑社会”“老大”呼啦啦花钱雇来了成百上千的人，双方“晒马”进入到僵持，唯一的出路就是盼着警察大哥早点露面“黑社会”失去了原有的“本色”，社会很自然也就很少听到枪声。
　　2006年8月20日下午3点，55岁的香港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参加完市民反对政府开征“商品及服务税”的游行之后，于下午5点与同伴来到了位于皇后大道的中航大厦地库的麦当劳餐厅用餐。突然，四个头戴鸭舌帽、手拿垒球棒的陌生男子快速闪身冲进了店内，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挥棒就向何俊仁一通粗暴殴打，逞凶之后迅速逃离了现场。此事在香港社会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在看到这条新闻的第一时间，脑袋里又和“黑社会”发生了某种碰撞，一下子又变得非常警惕：“瞧，憋着、憋着，香港的‘黑社会’到底还是现身了？”然而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声明：虽然“殴打何俊仁”的事件是一起“有计划”的暴力行动，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和“黑社会”有关。
　　何俊仁被打得当场口鼻流血，面部肿胀，很快被送往了香港的玛丽医院，然而治疗后没过多久，他也委托同伴向媒体解释：“相信这起事件并不涉及私人恩怨，很可能是与他在立法会或律师楼的公务有关。”何俊仁嘴里也是只字未提“黑社会”。
　　看来香港“黑社会”真是形同消失，或者在概念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异化？
　　有人说，每个社会都像一张饼，一张“千层饼”。
　　香港这个社会像不像饼？如果说像，如果大师傅的手艺还不错，我就可以把它一层层地掀开，仔细品尝，慢慢消化。然而香港的社会在我看来不是一张“饼”，非要说是，这张饼不仅有百年之“厚”，关键层次之间还充满抵牾：葱花椒盐、黄油果酱，疙里疙瘩地让人很不容易找出哪怕一组比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法制与控制”等等明快的关系。今天，走在香港的街头，尤其是湾仔、油麻地一些古老的地界儿，现代人的眼睛跳过一处处的华丽与尊贵，在大厦与广告之间，总会看到星罗棋布的一片繁体字老招牌、老字号。我走在香港今日的街头就常想：香港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但是要拍电影，要想重现旧中国的一些原始面貌，制片公司根本就用不着去搭什么摄影棚，只管派摄影师到香港来就好了，拍到手的影像一做旧，把彩色变成黑白，上个世纪前半叶“旧中国”的一角就剪去了时空，活脱脱地出现在屏幕上。
　　生活在香港，顶天立地的一个大男人已经蓄满胡须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但他的身边又总仿佛有样东西时隐时显，尾随不离，这样东西是什么？胎盘，曾经孕育和炮制了他的生命的胎盘，于是香港的简单与直接，复杂与艰涩就一起向我走来。


　　“荷里活”，“好莱坞”？

　　长期混迹于香港，会利用“公交”就不怕脚下有万里路，怕的是内地人不明白、不在意每一条路上其实都铺满了历史
　　还拿“叮当车”做比方，功利地看，香港“叮当车”说到底一百年来也不过是市民老百姓出行的一种代步工具，但是你常坐，慢慢地就会发觉这两条铁轨对任何人实际上都是一位不动声色的“线人”，它时不时地就可以把人带回到一百多年前的老街道、老建筑、老市井，把人们眼前如今已经现代化了的香港城市变成一座巨大的历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没有固定的入口和出口，却又到处都是入口和出口；没有开馆和闭馆的时间，却又随时向有心人敞开着大门。只一样，博物馆里的任何“展品”都没有现成的挂图与说明，一切都得由好奇者自己去探访、去寻源，这就引得我无限神往，也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业余时间。
　　2005年年中，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竞选下一任行政长官之前，特意回到了他小时候曾经居住并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