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年第2期-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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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啦”，说着动手给他翻找。我觉得10块钱买一条运动裤在香港已经是相当便宜了，谁知道这位男子却不干，说“太贵了，又不是新的，只能给你2文”。老阿婆也就卖了出去，一边卖一边还向我抱怨：“这哪里还是买卖？一条运动裤，虽说是旧的，可也看不出来呀，人家只给两文，啊，两文？算了，算了，卖了也就卖啦……”


　　“笼屋”你究竟在哪儿？

　　香港不乏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再多也是小众，大众还是平民，这个事实毋庸置疑。
　　我在深水埗曾经见到过“铁皮房”，心情已经很沉重，而除了“铁皮房”，其实更早我还听说香港有“笼屋”，有人答应也要带我去看看，因为再不去，这种居住方式很可能不久就要绝迹，所以香港的“笼屋”一直对我构成着更大的悬念。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香港拍摄了一部片名为《笼民》的电影，获得了1993年第十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奖。这部影片取材于一个发生在香港的真实故事：一层私人拥有的旧式唐楼（香港人管三四层高，没有电梯的楼房叫“唐楼”）正面临改造的命运，楼内一间男子公寓里的住客，因为要被迫迁出“笼屋”，又无法找到同样便宜的住处更解决不了生计的问题，于是酿出了一场“群起反抗”。结果这部影片一公映，立刻引起了不仅是香港社会，同时也是全球华人世界的极大关注。
　　“笼屋”顾名思义，就是房舍如笼，这种房屋，住在里面的人不仅被称作“笼民”，而且还有“鸟人”的戏称。“鸟人”无家可归，白天到街心公园活动，晚上又像鸟儿一样地归巢歇息。然而“鸟”与“人”毕竟不同，“人”一旦被“关”进了“笼子”一样狭小的空间，生命的尊严，起码在我看来就已经消失殆尽，说得不好听点，某某“动物”的形象就会浮现在脑海
　　我知道香港住在“笼屋”里的人叫“笼民”并不是因为看了《笼民》这部电影，而是首先在网上看到了一组照片。照片上一间间已经很破旧了的唐楼房间，从地到天，紧靠墙根摞起了好几摞三个完全由粗铁丝编成的长方形“笼子”，这样的硕笼大小不超过一张单人床，高矮也不足一米，住在里面的“笼民”夜晚不分男女老少，彼此谁都看得见谁；白天如果要出去，他们的所有私人物品只要往床上一堆，然后一把将军锁一扣，“家门”也就关好，一身轻松了。
　　2006年7月28日，还是在朋友的热心帮助下，我终于有机会身临其境地看上了一眼“笼屋”，为什么说只是看上了“一眼”？2006年香港的“笼屋”已经太少，很难寻觅。4年前，政府公布的数字“全香港还有将近150处”，而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减少到“48处”，再到2006年，我的朋友所管辖的九龙地区营盘街一带，他是好不容易才帮我侦察到了5家，这5家当中还有4家根本就没有向政府申请言外之意，是“黑房”。这次带我去“大家只能是碰碰运气”，因为即使是已经通过了政府备案的那一家“笼屋”户主，“人家会不会开门也不好说”，更别提让我这个内地的记者进去认真“参观”、仔细“拍照”。
　　跟着“向导”那天我找到了营盘街第146号，一座普普通通的破旧居民楼，由于这家“笼屋”的出租者是合法经营，走到楼下我们就看到了楼门前有一块很大的牌子，上面用红字写着“出租男床位”，价钱则没有标明。
　　上了二楼，两个并列的房门，门都紧紧关着。我当时心想坏了，大老远地来了，人家家里说不定还没有人。不过敲了门，耐心等了大约两分钟，左边的屋里开始有了动静，一位年轻的胖女人随后开了门，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一边说“来看看，看看这里还有没有空床”，一边赶紧把已经事先买好了的两兜子水果递了进去。胖女人不客气地接过了水果，可并不让我进，她承认她就是这处“笼屋”的户主，包租婆，但是里面住的都是些开夜班出租车的男司机，那会儿大家还都在睡觉，即使没睡觉，她家的“笼屋”“女人也不给进”。虽然我说尽了好话，女人坚守着开了一尺宽的大门就是不后退，最后我无奈，照相机也用不着往外掏，眼睛只有睁得巨大，使劲地往屋里看。这一看我收获了什么？视线范围内刚好有一扇开着的房门，房间里一摞摞地有几套床位，其中一套下铺睡着一个男人，上身光着，下身着一条制服短裤；这个人的头上还有铺位，是中铺，空着；中铺的上面应该还有上铺，可惜我看不全，不知道有没有人。不过就是这“一眼”，我也是憋足了好长的一口气，为什么？屋里的气味太难闻了，咸苦臊臭，还混合着热气直往门外扑。不用问，她家的“笼屋”肯定是没有空调。然而就是这样的条件，一个人一个月也要交给包租婆700到900块，至于包不包括水电费，我原本还想接着再问，但是喉咙已经不争气，胃里也好像有什么东西马上就要出来，忍不住本能地把头缩回，包租婆看到我的样子，乘机“咣当”一声关上了门。
　　离开难得一觅的“笼屋”，我很不舒服，更不尽兴。因为寻找“笼屋”历时已经两年，现在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处，人家还不让进。尽管后来我的朋友又帮我敲开了一家没有向政府申请的“黑户”，我还是只能从门外向里面张望，但是这一次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这就是香港的“笼屋”现在有的已经不再用铁笼，而是用铁框加木板维持着“笼屋”的实质，虽说面积大小还一样，还是从天到地三个“笼子”摞在一起，但是每套“笼屋”都有小房间相隔，私密性有了提高，几十人住在一个四五十平方米的房间至少还可以相对独立，同时朋友告诉我：现在在香港，还住在“笼屋”里的恐怕也就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单身汉了，这些单身汉如果有家室，一般都在内地，比如出租汽车司机，他们白天在香港干活，就是为了挣钱，晚上累了，要睡觉，需要的还不就是一张床？值得买屋？
　　两处“笼屋”，我都没能在房间里拍下照片。退回大街，那天我在营盘街146号旧唐楼的外边，随手拍下了几张外景，回来把照片洗出竟发现，其中一张很有意思离开旧唐楼没多远，漂漂亮亮的一栋新住宅已经拔地而起，那座大楼恰巧就在“笼屋”的窗户对面。然而“笼屋”的住客，即使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不必再去住什么“笼屋”，但是他们和香港的富人相比，什么时候才能站到一样高呢？


　　谁真的认识“李嘉诚”？

　　任何一个社会，穷人与富人，天然地就有一种距离，这个“距离”地带种着太多的东西，仰望、羡慕，嫉妒、仇恨。香港的平民对富人怀抱什么态度？我也说不清。又爱又恨？爱指的是什么？大约是觉得一提起全球华人巨富，赵钱孙李的一个一个都出现在香港，普通市民的脸上也有一部分光彩？此外富人毕竟家大业大，支撑着政府的税收，设立了各种基金，扶危救困，舍米施粥，因此总比自己的身旁左右都是一圈的穷亲戚要来得好得多。至于恨，我听一位香港的小业主曾经这样评价他们的同行大鳄：“我怎么能不恨呢？市场都让他们一家子给垄断了去了，我们这些小门小户，日子真是越来越难过。”
　　2005年年底，我突然被通知“超级巨富”李嘉诚愿意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的专访。李嘉诚在香港，甚至在全球都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个人资产差不多已经达到了1500亿港币上下。那时候我对李嘉诚只有一个印象：富翁，他老人家在香港有着怎样的口碑我不清楚，因为和我毫无关系，只是听说李嘉诚已经连续五年基本上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家海内外媒体的专访了，那次被评为中国首批“华人慈善家”才破例。因此我必须认真准备，看了他的书，了解了他的创业故事，整整两个星期都在琢磨着怎样采访才不至于辜负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结果，见了李先生，我指着一本他的传记说：“这本书从头到尾我都看过了，书里面提到您创业时的艰难都是真的？能给我再说得详细一点吗？”李先生欠了欠身，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李嘉诚传》，有点深浅莫测地说：“哦，这个作者，我只和她见过一面，挺聪明的。”然后就只谈他感兴趣的话题。李嘉诚“感兴趣的话题”是什么？他的“第三个儿子”。
　　“第三个儿子”？
　　很多人都知道，李嘉诚此生只有二子，“第三个儿子”从何说起？当时外界不甚了解，我也只知毛皮。这个饱藏悬念的话题一直到了半年以后，李先生在他的“长江实业”年中业绩公布会上才把“老三”的想法公之于众。
　　那么“李嘉诚的第三个儿子”究竟是谁？
　　简单地说，就是他的“李嘉诚基金会”。
　　采访进入到正题之后他告诉我：“有一段日子我夜里经常睡不着，为了‘李嘉诚基金会’的生存而犯愁。过去年轻的时候我可不是这样，要用两个闹钟有时都撞板（意为“叫不醒”）。后来有一天夜里我突然对自己说：哎呀，我傻了吗？为什么不把‘李嘉诚基金会’当成自己又多了一个孩子？这样基金会哪怕在我百年之后也不会消失，也还可以健康地发展，谁都不能从里面拿走一个铜板。”
　　李嘉诚把他一生艰苦创业积攒下来的家业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固定了下来，像给两个儿子留遗产一样地留给了他的这个第三个“儿子”，这就是他要接受采访，声情并茂，最想让我知道的事情。当时我并不理解，还是按照我的采访设计在向他提问：李嘉诚基金会自从1980年成立以来，您已经给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没钱看病和没钱读书的人捐了几十上百个亿，“为什么重点要放在教育和医疗上”？李先生立刻打断了我，不是我的问话内容不对，而是我使用的词“捐”，他不喜欢。他说：“别说‘捐’，我不愿意用这个字眼，因为你说‘捐’了，别人就有个‘受’的问题，这个‘受’让人不好过。”


　　捐钱不让说“捐”？

　　捐钱的人还要顾虑收钱的人的心理感受？
　　说老实话，我活了小半辈子，穷日子过去过了很多年，但是对“富人”，这还是第一回真诚地敬仰。
　　不管香港社会对李嘉诚或李嘉诚所代表着的所有的香港“富人”怀有怎样复杂的情感，我在采访完李先生之后，开始对“富人”另有期待，至少感到“好心”的富人在一个社会真是越多越好。
　　在采访中李先生告诉我，他这一生“最看不得病人或残疾人对自己的人生产生绝望”，他对我说：“富贵富贵，富而不贵不是真正的富贵。有些人一生有的是钱，但是别人并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任何的帮助，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
　　头一天下午，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谈他12岁被迫辍学，为避战乱不得不逃难来到香港，到社会上去谋生；谈他父亲年轻时得了肺病，没钱治疗，早早地就在他的眼前绝望地死去。所以李先生才肯把钱拿出来，大笔大笔地投放到学校和医院。其中“宁养事业”是我们谈话谈得最详细的一项新鲜事业李嘉诚看到目前医疗技术还解决不了“癌症”的问题，他的朋友，然后是更多的人，到了癌症的晚期，疼痛难忍、痛苦万分，李先生就说他都要流泪。所以他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片“宁养医院”，实施“宁养服务”（也不许叫临终服务），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病人最后能“走”得好一些，让健康的、活着的人能对他们尽一点普通的关爱……
　　第二天下午，李先生意犹未尽，又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一遍遍再强调：他一个人的能力毕竟太小，他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志同道合者，让中国更富强一些，让中国人生活得更好一些。老人甚至语重心长：“长江啊，你不知道，在教育和医疗这两件事上，如果有人能和我一起，达到我想做事的目的，我出钱，他出名；我在后，他在前，我都愿意。而且如果为了能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多一些帮助，你让我给这个人下跪我都干。但是在生意方面，即使能够赚再大的数目，为了这个，谁让我折腰，我可是未必就肯……”
　　谁“真的”认识“李嘉诚”？
　　“富与贵”的哲学是不是所有香港的“富人”都懂？
　　据说，香港每个月仅在市面上出现的《李嘉诚传》就多达二十几种，大部分“作者”根本就没有和李先生见过面，更不要说和李先生坐下来倾心交谈，志趣相投，但是书照出，稿费照赚！
　　曾经，有位外国朋友向李先生透露：“我在机场又看到了一本有人写你的新《传》，这件事你知道吗？”
　　李先生哭笑不得。
　　随后他的手下向我形容：“老外说：‘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去法庭投诉？不走司法程序’？”
　　“走司法程序”？走得过来吗？有时间走吗？不走还好，李先生一告，作者的名声肯定会“大噪”，人家没准儿正等着，正巴不得和李嘉诚打官司呢！
　　老外听完，不可思议地只有耸肩、摇头。


　　责编　杨新岚





　　我是海涅我怕谁　　虎　头


　　虎头：男，本名冯晓虎，1962年生于四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德语教授。发表过《沉浮莱茵河》、《永远的白玫瑰》等作品。


　　德国诗歌史上，面目俊朗、玉树临风的海涅只让歌德半步。这个褐眼金发、喜着艳色马甲和柔软围巾的美少年，是犹太人，也是新教徒。
　　新教属基督教。基督教原是犹太教一个教派。耶稣本是犹太教徒。
　　“基督”源自希腊文Christos，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称之为“弥赛亚”（Messiah），意为“被膏立”。据《旧约》，以色列王选出之后，先知要用膏涂抹其身，用膏油浇在他头上，证明奉耶和华（上帝）之命立他为王。后来弥赛亚（基督）演变成犹太教的“救世主”。犹太人认为世界终将得救，但弥赛亚（基督）尚未降临。
　　可耶稣宣布自己就是基督。
　　因此，认为耶稣就是基督，是基督教；认为基督尚未降临，是犹太教。
　　因此，耶稣跟基督不是一回事。
　　1825年7月，犹太小商人之子哈里·海涅（Harry　Heine）获哥亭根大学博士学位。以学位论，他领先未能拿到博士的歌德和席勒。
　　论文答辩前一月，海涅偷偷接受洗礼，转奉新教，并改基督教名克里斯蒂安·约翰·亨利希·海涅（Christian　Johann　Heinrich　Heine）。
　　海涅的改宗不是因为信仰。他对上帝其实相当不佩服。23年后，在给坎贝的信中他说：“如果世界继续这样沦落，那老头儿（上帝虎头注）就应当下狱。”
　　海涅改奉新教是因为与康德的同一个梦想当教授。当时欧洲犹太人无公民权，晚上不能走出犹太社区，遑论当教授。1743年，著名启蒙学者门德尔松前往柏林，当天海关官员在《工作日志》中写道：“今天这里通过了六头牛，七头猪和一头犹太人。”犹太人只好从事当时最下贱的商业。
　　改宗基督成功的海涅欢欣鼓舞，认为就此取得“通向欧洲文化的门票”。1826年，任职慕尼黑《新政治通鉴》的海涅博士向慕尼黑大学申请文学史教授职位。
　　巴伐利亚内政部长申克耳语国王：“这人有朝一日会成为德国的伟大诗人。”
　　但是，新教徒海涅仍遭慕尼黑天主教会封杀，被取缔申请资格。
　　海涅教授路上的惨痛失败，成为德国文学史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