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军事文集-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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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上,将永远记载着他们的光辉业绩!
三年来的经验,更加证明了,游击战争和革命的政治工作的结合是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由于我们八路军所担负的战略任务和活动地区的许多特点,我们部队作战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我们在粉碎敌人每一次的进攻中,都是以主动的游击动作来扰乱敌人,迷惑敌人,疲劳敌人,消耗敌人,造成于我有利的条件,实行大举歼灭。
游击战争不单是战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游击战争是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最好的形式。在敌人后方,不但部队和普通的游击队、游击小组、武装的人民,不断的与敌人或汉奸武装进行斗争,就是政权、群众团体、以至于文化机关,必要的时候也得打游击,特别在敌人占领的区域,只有游击才能存在和发展。因此,游击战争绝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部队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质量,严明的群众纪律,必须与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必须从政治上启发群众的觉悟,而不用强迫和欺骗的手段,使其加入部队,才能生存,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才能在与敌人残酷的斗争中,克服一切困难,获得不断的胜利,逐渐的成长壮大起来。我们的部队,正因为有最先进的政党——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并且保持和发扬了十余年来革命的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才能有今日的成绩。当然这些成绩我们认为还是不够的。
游击战争必须有根据地的依托,才能坚持和发展下去,同时,游击队必须在战争的过程中逐渐提高,使之走向正规化。因为只有建立根据地,才能使武装斗争与其他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以收指臂之效;只有使部队正规化,才能与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正规战,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没有群众是不可能的。
我们部队的武器和装备,不但比不上敌人,就和其他同是国民革命军的友军相比,也是相差很远的。加以弹药缺乏,衣食困难,地瘠民贫,气候恶劣,在敌后作战,备尝了一切艰难困苦。但是,我们并没有为这些艰难困苦所阻碍,仍然坚持了这一斗争,并且取得了不断的胜利。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指战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另一方面则因为我们的主张和实际行动取得了群众的信仰和热烈的拥护。兵员的补充,物质资财的供给,一切运输、担架、带路、送信工作,一直到直接帮助作战,无一不是依靠于敌后广大的群众。有了群众,可以造成山,可以造成海,可以造成长城。反之,失掉了群众,就只有灭亡。
发动群众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实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必须坚决抗日,才能得到群众的爱戴与拥护;必须给群众民主自由,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才能发挥他们抗战的热忱,积极的进行抗日。在敌后,群众能够选举自己的政府,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与武装抗日的自由,一切抗日的活动,都受到政府的保护与帮助。苛捐杂税都废除了,一切抗日负担都出的合理,普遍的实行了减租减息,优待抗日军人家属,阶级的关系得到了适当的调整。只有真正甘心当汉奸的人,和坚决投降反共、破坏抗战的分子,才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敌人后方的群众运动的成绩,与我大后方有显著的不同。
在敌人后方,军队、政府和人民是三位一体的。军队是保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军队,政府是爱护军队和人民的政府,人民是爱护政府和军队的人民。
军政民的紧密团结,是战胜敌人的伟大力量。
敌后的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敌后的统一战线也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同时,也只有使统一战线得到巩固与发展,抗战才能胜利。
三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着统一战线的立场,与友军、友党、政权和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士,保持友好关系,团结一致,对付共同敌人。我们不但曾多次协同友军作战,并在工作中帮助友军,而且在困难危险的时候,曾不惜一切牺牲,援救友军。我们对一切抗日的朋友,真正做到同生死、共患难。甚至于在一部分人提出“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的口号,并且以各种困难加诸我们部队的时候,我们仍然以国家、民族为重,忍受一切苛待,饿着肚子,冒着风雪,与敌人作战;同时,我们始终和广大的群众在一起,获得了他们热烈的拥护和援助。
我们对一切抗日朋友的态度,可谓仁至义尽。所可痛惜的,仍然有少数分子,不明大义,忘却当前民族大难,标榜反共反八路军,制造磨擦,抵消抗战力量。这种行为,正好被敌人利用。我们所遇到的这类的标准人物,第一个是张荫梧①,第二个是白志沂。②
随着整个抗战困难的空前增加,与投降危险空前严重,敌后抗战也进入更加艰苦困难的时期。
困难在于敌人对我正面加重压力及加紧进攻,企图“迅速解决中国事件”与压迫我国投降;而在敌后,敌人的“扫荡”也将更加残酷,并且一面大肆烧杀摧残,修筑公路、据点,一面尽量抢掠财物,对我加强经济上的封锁与破坏,同时,政治上依然加紧挑拨欺骗,为汪逆张目,实行诱降。因此,汉奸、敌探及一切奸细分子的活动,也更加嚣张。
我们的物质供给,也将更加困难,弹药仍然缺乏,生活更加困苦。但是,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敌后的抗战可以坚持下去,而且必定要坚持下去。我们具备着许多有利的条件。
第一、在敌后,已经有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的政府,实行了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有坚强的八路军和无数的抗日游击队,有各阶级各党派各界各军各民族的精诚团结。这是一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日本帝国主义对这一力量早巳感觉头痛。
第二、在敌后三年来的抗战中,我们已经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来对付敌人一切“扫荡”破坏的阴谋诡计,来克服物质上经济上的各种困难。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敌人每“扫荡”一次,我们的经验更多一次,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也就更加强一次。我们的力量,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坚强起来,壮大起来,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也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巩固和发展起来,以后将继续壮大下去,发展下去。
第三、敌人的力量在三年来的战争中,大大的削弱了;敌人的阻难在三年来的战争中,大大的增加了。敌人在三年来的战争中,虽然也想出了一些新的办法,如修据点、筑公路,普遍建立伪军,强化伪政权,以图确保其占领地,并进而对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摧毁。但是,敌人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是其不可克服的困难,并且随着战争的发展,敌人的困难更大,而且敌人国内困难的增加,士兵情绪的涣散,使敌人的战斗力日益减弱。何况,他深入中国内地,周围都是中国人,敌人的一切残暴行为,引起中国人民普遍的愤恨,即在伪军伪政权内部,除少数丧尽天良的奴才以外,大多数依然心向中国。所以一直到现在,敌人仍然只是点和线的占领,敌后广大的土地和人民,仍然是中国的。
第四、敌后抗战已经引起了全国人民和海外同胞的关怀。敌后的消息如果可以充分的传播到他们面前,政府如果对他们关切敌后的热情予以适当的领导和赞助,他们一定非常踊跃的热烈的援助敌后的抗战。
目前国际形势基本上有利于我,全国大多数人坚决抗战,而在敌后更有先进政党的领导,全体一致的团结,在过去三年中,已经成了全国坚持抗战的模范,今后在抗战遇到最困难最危险的时期,它仍然继续着三年以来的光荣,走在全国团结抗战的最前面。
当然,胜利不是可以侥幸得来的,敌后抗战决不能和全国抗战割裂来看。因此,为了使敌后抗战得以胜利发展下去,为了争取全面反攻时期迅速的到来,全国上下必须—致努力加强全民族的团结,以坚持抗战到底。
我们希望国民党像共产党一样彻底执行其诺言,使国共两党的关系更加密切。必须使各抗日党派有合法存在权,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严厉惩罚制造磨擦、挑动内战的分子,使在前线上坚持苦战的将士,如八路军、新四军无后顾之忧,拼其全力与敌人搏斗。必须给人民以抗日的民主自由,制裁一切有投降反共的言论和行动者。必须迅速的召开民主的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早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必须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工农劳苦群众的生活,改革过去的财政、经济、文化、教育政策。必须切实的支持和援助在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抗日游击队。
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全国人民的人力、物力、财力,服务于抗战,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当前的困难与危险,争取时局好转,求得最后胜利。
至于敌后的中心任务,则在于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巩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粉碎敌人的“扫荡”,积极争取反攻阶段的到来。
我们敢以强烈的自信告诉全国同胞敌后的抗战一定要坚持下去,全国的抗战也必须像敌后的抗战一样坚持下去。中华民族的力量是无限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要胜利。
【注释】
①张荫梧,当时任河北民军司令员。“七七事变”后,张曾随国民党南逃。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返回河北搞所谓“曲线救国”,他指挥河北民军配合日寇对我冀中根据地疯狂进攻,杀害我抗日军民和干部。一九三九年六月,张率领三个旅向深县地区进犯。我八路军一二零师和冀中一分区部队,在张骞寺地区将其全歼,仅张荫梧及少数随从逃脱。
②白志沂,当时任国民党山西第十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一九三九年十月下旬,他指挥四个团的兵力进犯灵丘地区,我一二零师七一五团和雁北支队奋起反击,在灵丘以南的上下石矾、上下关地区歼敌六百五十余人,给坚持搞反共磨擦的顽固派以沉重打击。
*本文原载一九四零年八月《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十期。十月十六日《解放》第117期作了转载。
关于今年冬季反“扫荡”的特点与经验教训*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去年十二月十日开始的日寇冬季“扫荡”,由于我军对临县,方山、三交等城镇的克复,以各线进犯敌寇的狼狈溃退而宣告胜利结束。此次进犯的敌主力共有十八路:一路由柳林进犯碛口地区;一路由离石进犯方山地区;一路由吴城进犯横尖岭、中庄地区;一路由离石进犯临县地区;一路由汾阳经大村,进犯中庄地区;一路由文水进犯会立、柏叶口地区;一路由交城进犯裴家山;一路由河口、古交进犯岔口镇和米峪镇;一路由岚县普明经粤家滩进犯白文镇;一路由静乐进犯娄烦;一路由岚县东村进犯米峪镇;一路由静乐进犯白马坊、新屯堡;一路由岚县经大蛇头进犯兴县;一路由岚县经河口镇进犯兴县;一路由岢岚经魏家滩进犯兴县;一路由岢岚进犯大化、水峪贯。上述十八路乃是敌寇“扫荡”之基干支队,另有敌三千余人,分几路“扫荡”五寨、神池、偏关、平鲁、右玉地区;还有敌八百余人分四路“扫荡”阳曲西北、静乐东南地区,以配合上述十八路的“扫荡”。
此次“扫荡”晋西北的敌寇,除原驻晋西北周围之敌第三混成旅团、第九混成旅团、第十六混成旅团及第二十六师团之一部外,另有晋南闻喜、曲沃调来之安达部队、晋东南调来之敌第四十一师团之一部及原驻正太线的第四混成旅团一部,总兵力为两万余人。但敌寇在我各分区军民英勇打击下,犯入我根据地内之敌仅数千人。
自去年十二月十日至今年元月十五日止,根据各军分区不完全之战报,我军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共二百十七次,敌人员伤亡二千五百余人(内有齐藤队长),马匹伤亡九十余匹,俘日军两名、伪军二十余人、马八千五匹;缴获步枪四十七支、手枪四支、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一挺、手提机枪二挺,掷弹筒四个,步枪子弹四千余发、山炮弹一百三十发,炸弹一百四十枚;在义井镇没收敌人合作社和俱乐部各一个;破坏汽车路二百五十余里、电线三百余里、桥梁八座,收回电线九千余斤、电线杆一百余根。但我军亦伤了数百名指战员,所以我们的胜利,是由指战员的血肉换来的。
此次敌人“扫荡”的特点和我们反“扫荡”作战的主要经验教训是:
第一、敌人在“扫荡”时,大搞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物就抢。据不完全的材料,被烧房屋在—万间以上;被杀群众五十余人,而且他们多由山内搜出,用刺刀刺死,或枪毙,或投入井中,或挖眼剖腹,其残暴凶狠是罕见的,被敌强迫带路的群众,到目的地后亦均被杀死。
第二、不少敌人冒充成我军,穿灰军服,戴毡帽及八路军徽章;有的汉奸也伪装成我军,伪造我军通行证,欺骗群众回家,然后将他们杀死。这不仅提醒我方群众要积极实行空室清野,以避免一切不必要之损失,而且还须提高警惕,免中敌伪奸计,遭其毒手。
第三、敌人“扫荡”采取数路合击方式。各基干队又分成若干路,各路敌人相互联系,并反复进行二三次轮回“扫荡”,残酷烧杀。
第四、走小路及山地,在极偏僻之处,亦均发现敌人,并且专门找我后方机关、指挥机关及我军主力。到处搜索逃跑之群众,挖我埋藏之物资、粮食。
第五、敌人行军之前,派出大批汉奸侦察我军,并带毒药在水井中放毒。因此,我根据地抗日群众,必须加强放哨盘查,努力除奸。
第六、各路进犯之敌,除自己携带大批给养弹药外,另有各据点内运输给养、弹药接济,使其能持久的进行反复“扫荡”。
第七、根据我军缴获敌人“扫荡”兴县使用的地图标明之行动路线及日记上记载内容证明,敌人何日到达何处,烧毁何处房屋,都是预有计划的。敌人行动标图,是用翻印的山西五万分之一地图,而对缩小为十万分之一地图上没有记载的村庄,“扫荡”时均未曾烧。
上述这些敌人的活动特点以及我们的经验教训,都是我军指战员和同胞们用血肉换来的,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和吸取。
这次冬季反“扫荡’已基本胜利的结束了,现在军区已经开始作善后工作,进行调查慰问,救济灾区民众。兴县灾区已由行署拨款一万元分发各地,对各军分区的慰问团,已由晋西北党、政、军、民组成,将于二十九日出发,分赴各军分区。但是,敌人是不会放松我们的,将来必以更大兵力以遂其毁灭我根据地的企图。所以,敌未来之“扫荡”,必更残酷。当然,我们是不畏惧的,而且此次反“扫荡”战斗,我晋西北三百万抗日军民,与敌寇更有不共戴天之仇恨,因此将使用更雄伟之力量,对付敌寇新的“扫荡”,争取新的胜利!
*这是贺龙在晋西北《抗战日报》记者采访他时的谈话,原载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抗战日报》,题名为《贺龙将军谈冬季反‘扫荡”胜利结束》。
保卫军区!保卫人民!*(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