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军事文集-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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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由王再兴同志⑦带回来的文件，请妥为保存和加以研究。）
＇注释＇
①一九四六年二月五日，贺龙到达张家口，与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领导同志会晤。据三月六日《解放日报》报道：二月二十八日，军事三人委员会成员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到达北平。三月一日上午，周、张、马从北平乘飞机到达张家口，下午贺龙陪同三人小组由张家口飞往集宁，在机场上，贺龙接见了中外记者，当天即随同三人小组成员飞抵北平。
②周，即军事三人委员会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即“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滕，即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军调部”叶剑英的军事顾问滕代远。
③九旅，即八路军一二零师的三五九旅。
④“执行部’，即“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达成停战协定，并规定从十三日二十四时起停战令生效。为了保证停战令的执行，除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了军事三人委员会外，并于十四日在北平成立了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具体实行业经商定的停战政策。调处在执行停战协定中发生的问题。中共代表是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代表为驻华代办罗伯逊。
⑤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后的“国防部”。
⑥渝指重庆，延是延安。这里是指将晋绥干部名册要分别呈报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延安的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我方代表团各一份。
⑦王再兴同志为晋绥军区所属绥蒙军区骑兵旅政委、集宁“调处小组”中国共产党代表。
*这是贺龙在北平给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副司令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等三同志的一封信。
关于前后方军事政治群众情况*
－－（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同志们！今天我只能讲一些我亲眼看到的情况，有许多问题可能讲得不够清楚，所以很可能满足不了同志们的要求。
第一个问题是群众和前后方问题：
（一）群众问题。这又分为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群众，我们老解放区的群众已斗争了八年，在这八年当中，遭受了敌人无数次的破坏，但敌人破坏一次，我们建设一次，敌人的“三光”政策一来，群众的生活便起了变化，搞的没有吃、穿、住，这个问题在五六年当中没有解决。一九四二年，我离开前方回到边区①情形是这样，这次我又到了前方，看到解放区的群众在生活、教育、建设上都是进步了。比如以前没有房子住，现在新修了很多好房子，把我们延安窑洞的样式也带到前方去了。过去敌人“三光”政策搞的老百姓没有衣服穿，这次我看到我们老解放区的群众都穿着新衣服。在教育上，冬季夜校很普遍，有些夜校一年四季没有间断过，所以群众不识字的文盲越来越少了。在前方有许多小学、中学和专科学校，如医务学校、会计学校等培训专门人才，从而使群众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都得到了提高。
群众的政治觉悟是很高的。过去与日本侵略者打仗是民族仇恨，现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是阶级斗争，对这一点，前方的共产党员、老百姓从来没有动摇过。在时局变化的过程中，老百姓特别是民兵打国民党反动派和过去打日本鬼子一样积极，甚至妇女、老人都积极参加。过去我们打鬼子主要是打游击战，部队分散为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最大是一个团为单位作战；现在我们打仗，往往要集中几十个团甚至几十万人在一起打仗。在组织指挥上，我们并不感到困难，但这样大规模的战争，群众的人力物力负担相当重。人力动员去参军参战，物力保障部队的供给，还要负责运输，这个运输力，第一靠群众背，第二靠牲口驮，源源不断的保障前方部队的武器弹药、被服装备和粮草的供应。这充分表现了群众支援战争的积极性，而且许多群众是自动组织起来支援前线的。同时，他们还要担负对许多从延安出去的部队、干部和家属的输送和补充供给。所以，群众这样重的负担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必须重视的一件大事。
关于前方的建设，我在晋西北、晋察冀看到的情况与陕甘宁边区一样，有农业社，也有像吴满有那样的深耕细作，同时发展副业，搞织布、养猪、养羊、种菜等，努力发展农副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改善部队的生活。在一九四二年前，前方还没有搞养猪、种菜……，这是从我们陕甘宁边区传过去的。延安的生产对前方有很大的推动，解决了前方的财政金融、供给等许多问题。但是，前方的条件不如陕甘宁边区，因为那里还是战争环境，敌人在不断的破坏。
在新解放区，我们有很多刚从前方回来的同志说，他们看到新解放区的群众的困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因此，我们老解放区有义务支援新解放区，首先是食粮、棉花，需要从我们老解放区运去，有些老太、老翁拿到我们的棉花就笑了，因为他们已经七八年没有看到这样多的新棉花了，日本鬼子给他们配给的棉花只有几两、布几尺、火柴几根，群众全年生产的东西，被日本人全部拿去，然后再由日本人给你配给。我们延安的文学家萧三同志，他在张家口、凉城参加一个群众大会，这个大会就是斗争过去的配给主任。这个主任原来是一个大土豪劣绅，家有很多钱，他当了配给主任，又搜刮了人民许多钱。在这个斗争会上，有个老头子拄着一根棍，首先上前把这个配给主任打了几十棍，然后转过身来说：我的财产都被他搞去了，他们不给我配给别的，给我配给了七个小便夜壶，这夜壶我能吃吗？新解放区有许多人没有饭吃，需要我们救济。
绥远有三多：第一是鸦片多。很小娃娃一病了给他喷上两口鸦片烟，就不哭了。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抽鸦片烟，一进他们家就尽是鸦片烟味。第二是土匪多。其他地方土匪我也见过。但没有像这里的那样野蛮，有的在冬天把你全身的衣服都扒光，一直把你冻死。有些土匪你叫他当兵他很高兴，看起来像很革命，可是入伍后，他把你的枪拿去骑着光脊背的马就跑了。第三是梅毒多。以上这些说明，新老解放区的区别是很大的。过去我们说一百人养一个人是养得起，今天在新解放区说来就值得考虑，在《流亡三部曲》上唱过东北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现在东北也很苦了，日本人一“配给”就配给完了。
我到了国民党的收复区——北平。北平在日本投降时有一百八十几万人口，现在只有一百六十万，有二十多万人跑到我们解放区了。现在北平还有些大官僚们对我们不满，他们说我们解放区搞减租减息不好。这些穿狐皮袍子的人只是极少数，他们反对我们是不足为怪的，否则就无所谓阶级斗争了。北平有二十几万人跑到了解放区，因为那里生活很困难。在北平买一斤白面的钱，到张家口可以买三斤；在张家口买三斤小米的钱，到北平也只能买到一斤。张家口还向北平、天津运食糖。有几位从北平来解放区的同志家里过去相当富裕，现在连棒子面窝窝头也吃不饱。我在北平时，曾去过颐和园，看到辅仁大学②的学生穿得很不好，他们烧的柴在山上拾，吃的是窝窝头。老百姓都是愁眉苦脸的。过阴历正月十五时，我到了张家口，看到的则是另一种情景。在城内外五十里的范围内，老百姓兴高采烈地放着烟火爆竹，特别是城内有几万群众抬着毛主席像，有的踩着高跷扭秧歌，有的耍狮子、舞龙灯，在大街上游行，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群众说：“这是我们八年来第一次过这样愉快的元宵节。”
再说傅作义部队的情况。平常听说他们的装备有多么好，每人都有皮大衣、皮帽子，但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在卓资山战斗中捉到的俘虏看，他们士兵穿着破棉衣，有的上衣露着花，下衣露着肉，也没有大衣，敌人士兵都说我军的服装比他们好。我在北平时也看到了一些蒋介石的美械化军队，士兵的脸上没有血色，都像害了几个月的大病。
（二）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问题。今天，我们对陕甘宁边区的作用应该有个很好的估计：它支持了前方的抗战，成了全国各解放区自立更生的模范。在抗日战争中，如果边区不发展生产，依靠各个根据地支援，那么群众的生活不会改善，部队的生活也不会改善，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也不会罢休，纵然罢休也不会这样快。如果我们光有一般号召，而无具体措施，不但生产运动搞不起来，而且生产的劲头也不会大，效果也不会好。所以，我们先从边区做起，待取得经验之后，前方再跟着做。比如吴满有运动，深耕细作，军队帮助人民……等，这样就推动了前后方的生产，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对共产党就没有怨言。部队生活改善，就能一心打仗。所以，边区的生产对前方有很大的帮助，为他们作出了自立更生的榜样，这种帮助要比给几十万元的经费都强。
此外，各根据地还派很多干部到延安来学习，学完后，他们把在延安学到的东西带回去。今天到华北和东北各地的大批干部，都是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等院校培养出采的，有的担任了很重要的职务。
边区部队掀起的练兵运动，大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后来这些部队陆续的派到了前方。首先出去的是三五九旅③，第二批由戴季英带到河南④，第三批是七一八团⑤……。从边区出去的部队数量相当大，除少数部队出去后组织纪律不够好外，绝大多数部队表现很好。王震带出去的这支部队，从陕西经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一直到了广东省的边上。敌人派很多部队去堵截他们，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发展壮大了，现在他们又回到了湖北。以上事实证明，部队经过练兵再出去打仗，对提高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最近，我看到晋西两个旅反映的材料，有少数同志存有升官发财、住洋房、坐小汽车的思想，所以他们说边区不好，要出去。我想提醒这些同志注意，不要以为现在已经天下太平，就可以享乐了！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和军事问题：
边区的干部对群众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和推动作用，这是很显著的事实。这里，我想讲一下政治和军事的关系问题，如果政治问题解决不好，军事上也不能取得多少成绩。
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是属于一个区域，这次边区开了政治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比如过去战士请假时要给他跟“特务员”⑥，因此他们不满意。现在我们就号召，谁要请假，谁就可以请假回去。事实证明，请假的战士，没有一个逃跑的，没有请假的战士则有逃跑的。有一个警卫班长，请假回家后，发现地方干部损害了他家庭的合法利益，他不发脾气，也不骂人，找地方党组织反映情况，摆事实，讲道理，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我们边区的练兵运动，不仅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在政治上对于改善军民关系也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在练兵中把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联系起来了，从而使边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看了陕甘宁边区、晋西北、晋察冀三个根据地的部队。它们都跟我在一块打过仗。这些部队的战斗力比大革命时期的“铁军”⑦强，因为现在我们部队的装备比那时好，比如重机关枪、炮、掷弹筒等装备要比大革命时期的“铁军”多得多。加之现在我们部队的技术战术也比那个时候高，所以据我看，今天我们部队的战斗力要比大革命时强得多，如果那个时候称“铁军”，那么我们现在就是“钢军”。无论我们是一个连、一个营去守一个村庄，尽管敌人有飞机大炮，我军一定能把进攻之敌打垮，取得最后的胜利。比如有一次在同傅作义的部队作战中，敌人的装甲车、坦克已接近我军阵地，我们还不打，直到敌人到了跟前，才突然用手榴弹和刺刀与敌拼杀，一下子把敌人打垮了。边区的练兵运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晋西北和晋察冀的部队也有很大影响。今天，我们的部队既能守又能攻。这次我们攻打归绥和包头，并不是我们的军队不能打仗，如果不犯错误，我们是可以打下的。第一次攻打包头，攻进了大半，缴了敌人许多枪炮，但我们进攻的部队兵力不足，名义上是两个团，实际上不足两个营，敌我的兵力对比，我军处于劣势。第二次攻打包头时，我亲自参加了。时值隆冬天气，我们的部队仍穿着单衣、戴着单帽子，但作战非常勇敢，如果后勤供应保障得好，包头是可以打下来的。所以，我认为边区的练兵运动，第一是使部队的政治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丢掉了过去的形式主义，重新把毛主席正确的政治工作方法在部队中得到了贯彻。第二是在军事上，使战术技术水平达到了能攻能守，守能守得住，攻能攻得破。例如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以前的集宁战役⑧，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多，工事也修得比较坚固，但我们还是把它攻下来了，取得了毙俘敌三千余人的重大胜利。
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中央的一切政策、指示，首先要从边区做起，取得经验和成果后，再推广到全国去做，所以边区起了带头与火车头的作用。这个作用在边区住着看不出来，但出去后就看得很清楚了。我们边区出来的好多干部和许多军队，大多数起到了火车头作用，获得了良好的反映。但也有个别同志在整风中思想没有整好，常发牢骚，骂边区、骂晋西北、骂晋察冀……；有个别人出去后干了劫人、捆人、打死人、吃东西不给钱等坏事；有的人拿了边币兑农币⑨，用农币兑现洋，卖衣服，卖毯子，这里去搞东西，那里去搞东西，结果发了财。有个别同志到晋西北说陕甘宁边区怎样怎样好，有什么好东西等等，到了晋察冀又说晋西北如何好，到了冀热辽又说晋察冀怎么好，他们就是用这种策略来骗取个人的享受。有的同志去张家口要坐汽车、火车，但是，汽车不多，而火车不通。有的同志在延安起程即拿了很多钱，到了张家口尽情的看戏、喝酒、吃肉，在二十天内就花了二十万地方钞票。此种票子一万兑法币⑩两万，二十万即等于法币四十万，相等于边币四百万。这个数目字是相当惊人的。
上述同志虽然是极少数，由于他们在延安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改造好，所以出去给边区抹了黑。对少数这样的同志应留在边区，因为在边区他们还起不了怎样大的坏作用，但在新解放区他们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