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军事文集-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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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又怕老百姓。我们怕什么呢？他打我一枪，我就打他两枪，他捉我一个，我就捉他两个。只有这样，才能制止内战。去年毛主席去重庆时，．我给弼时同志发了一个电报问：“谈判有无把握？”弼时同志告诉我说：有相当把握，你多打两个胜仗，就更有把握！我们领会了这个精神。但停战令下达后，我们有点缩手缩脚放不开。我在丰镇会见了执行小组的美国人，此人叫赫尔利，是共和党人，很顽固。他一见我，开始气焰很高，哇啦哇啦讲了一大通，提出什么要恢复交通，又是什么进行自由贸易等等。我看不对头，就决心非整他几下不可，把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于是我就问他：“你的权力多大？我只知道你的权限是停战，没有什么恢复交通、自由贸易的权限！”这一下就把气焰打下去了，不再哇啦哇啦的叫了。我接着又追问他：“究竟是谁在停战令以后打集宁、打左云？这个责任要谁来负？”国民党代表说：“是阎长官的责任！”我叫记录员把他讲的记下来。他又提出进行自由贸易的问题。我说：“那是老百姓的事，愿意到丰镇，就到丰镇，愿意到大同，就到大同，我们从来没有禁止过！”他又提出要我去大同见楚溪春23，我说不去。他问为什么不去？我说：“我嫌那里有股味。我们抗战八年，你们不打日本。这次你们同日本人勾结进了大同，还要叫我去大同谈判，我虽然是个师长，但我是清清白白的。”第二天，楚溪春来丰镇，他首先提出执行停战命令，要我们退六十里。我就说：“从孤山到大同三十里，这里的七里半是我的，那边的七里半是你的。我撤退我的，你撤退你的。”他又提出要以大同为界，说大同是他的。我问他：“你们是怎样到了大同的？抗战八年，没有见过你的一兵一卒，一枪未打，你们是怎样进的城？”他无言以对，但又说左云也是他的。我问：“左云住的是什么人？”他说“是乔日成，阎先生的人。”我指出：“乔月成是伪军的一个连长，是汉奸，他是阎先生的人，那么阎先生是汉奸！”他们最怕讲汉奸，一提到“汉奸”两字就脸红，就不再讲了。后来，他又提出可用煤炭换我们的粮食。我回答他：“你们缺粮倒是真的，我们煤炭多得很，还供给张家口，你们硬是没有粮。”所以，“我们和蒋介石、阎锡山和美国人办交涉时，头脑必须清醒，他们是要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说：“不消灭共产党，死也不瞑目。”我们要坚持原则立场，做到寸土必争，一个村子、一寸土地也不让。他打我一个耳光，我就打他两个。有的同志说：“阎锡山可怜得很，一个空城没有吃的，我们不给他粮，他就会出来抢！”如果他出来抢粮，我们就要打。他们捉了我们的县委书记、县长，杀了我们的副专员，难道我们就不捉吗？否则就是缺乏阶级观念，因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我们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和他们办交涉，是为人民争利益，是从资产阶级手里解放人民，不是把人民的利益送给资产阶级。　
　　国民党则千方百计整我们，比如对我们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人员摘疲劳战。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半，下午一点半至四点半上班办公，下了办公就开会，向我们交“备忘录”，一读“备忘录”就拍桌子。我们的同志连看电报、开会的时间也没有。国民党的报纸，天天刊登骂我们的消息，甚至组织到北平去请愿、游行示威，弄得我们执行部的一些同志也怀疑起来，是不是我们的工作有点“左”了。　
　　北平的生活蛮好，住得很阔气，饭店内上下有电梯，但有些同志叫电梯升糊涂了。个别干部嫌“军级”24小了，在家里是“尉”字号25的，一出门就偷偷换上“校”字号26的，有的嫌“校”字小了，想换成“金牌牌”的27到街上好抖抖威风。不想穿“灰”的，想穿个“黄”的28。这些同志把国民党的领章看成是光荣的，所以必须加强对我们共产党员的教育，要站稳阶级立场。　
　　我们在太原的几个同志，阎锡山派了上百个特务监视，咱们的人连门也不敢出，什么地方也不去。怕什么？可以大胆的到处走走嘛，到公园、到学校，有特务跟着，就叫他引引路嘛！要放开手干，不要缩手缩脚。我们有些同志有个弱点，就是不怕硬，单怕软，对资产阶级总有点怜悯。阎锡山很狡猾，他在政治上的统治、经济上的剥削都有一套。我们晋绥应该好好的研究如何和他做斗争。他在军事上学日本人的“扫荡”、“清剿”办法，从各据点抽调兵力，集中打我一点。那我们就要用武工队、游击小组的办法对付他。在我们头脑中，对阎锡山不要有什么幻想，在同他们斗争中也绝不要轻敌，轻敌必败。据说某团在清太没有打仗就撤出来，反而说阎锡山的军队不中用。你打了胜仗，这样说还可以，没打仗就吹牛，这很不对头。在抗战初期，我们有的同志说阎锡山的队伍“穿的烂，走的慢，腰里别着一颗手榴弹！”这种骄傲轻敌的态度必须克服，否则我们就会吃亏。　
　　蒋介石集团派系多得很，什么CC系，复兴牡，诸侯之多，恐怕还不止八百，彼此矛盾很多。阎锡山的部下，也有派系，矛盾也很多。他们虽说有全国四分之三的人口，几百万军队，可是内部有矛盾，不一致，不团结。我们虽然只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一百来万军队，但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我们的力量敌人是不可摧毁、不可战胜的，就是再打几年，我们也不会再来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们和国民党已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大革命时期，双方有个共同目标，就是为了打倒北洋军阀。在这次合作中，我们帮助他建立军队、建党、建设起广东根据地，实行了北伐，直到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二次合作，也有一个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目前国共两党停战是由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的，国民党不能消灭我们，我们也暂时不能消灭国民党。国民党是一心要想消灭我们的，但当消灭不了时，就等待时机。目前的停战，它正是为了等待时机，所以就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一种建立在双方力量对比上的暂时休战，休战就是为了准备力量。国民党在积极准备，我们也要准备。国民党是靠美国，我们是靠中国人民，靠世界各国的人民和共产党。如果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力量能够迅速增长，就能够战胜反动力量，就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可以避免中国的内战。如果在停战期间，我们的力量不能迅速增长，就不能克服反动势力，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内战就有可能爆发。发生了战争，要战胜敌人，仍然要靠力量，所以我们要加紧准备。和平停战就是一个决战的准备，我们的力量越大，就越有办法制止战争和战胜敌人。晋西北是个穷地方，只有农林，没有大城市，兵多养不起，兵少不够用。要从实际出发，研究如何根据现有的人力和物力迅速的准备力量。　
　　现在中国到处都在打，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何应钦、白崇禧、阎锡山等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但主要的还是蒋介石想要消灭我们。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渴望得到和平，但是内战的危险性很大，时局的特点时好时坏。我在延安时好一点，到晋西北后就又紧张了。但不管时局如何变化，中心问题是怎样准备我们的力量。七大的决议、中央最近的指示都是这个精神。晋绥的形势我觉得不错。有几万军队、几万党员，还有三百万群众，这里的土地虽差一点，但还是“腊肉骨头，越啃越有个味道。”这次到了延安，毛主席对我讲，那里就是人口少一点，地方偏僻一点，仗多打一点，地方倒不错。这是对我的暗示，也是个批评。因为我过去对晋西北的印象也不好。一九三八年不想来，一九三九年离开过，一九四零年从河北又调回来，渐渐有了转变，因为晋绥的老百姓很好。今天，我的观点已完全转变过来了，所以我认为这里还是有办法的。　


　　　　第二部分　任务　


　　首先，我想讲一下，晋西北的工作，从头到尾都有我，好坏都有我一份，对过去工作做得好的要讲，做得不好的也要讲。光讲好的不对，但光讲坏的也不好，就会没有信心。　
　　我们这个战略区域，在八年抗战中，总的讲来，任务是完成了。晋西北的老百姓，向我们提供了人力、物力、小米，党领导政权、军队和群众，经过八年艰苦斗争，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但阎锡山在日本投降以后，把几千名日本人接去用来打我们，所以，这个担子压在我们身上也是蛮重的。　
　　我们这个地区一向是两面作战：河东要对付日本人和阎锡山；河西要对付榆林的国民党，有时我们的军队还得过河到陕北。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的主力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和独一旅等三个旅，在河西担负保卫党中央、保卫陕北的任务，直到日本人投降前夕，还在关中的爷台山打了一仗29，消灭了蒋介石的中央军后，才过河东来。同时，我们还担负前方和后方的交通。前方各个解放区的同志到延安去，或从延安到各解放区去，都要经过我们晋绥，客人蛮多，我们这个穷主人就很难做，但也还是做了。晋西北的老百姓很好，在八年抗战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交通线上，炭用完了，菜甚至连草也吃光了，好多毛驴给过路的同志拉走了，但群众没有一点怨言。　
　　晋西北的党组织，开始是区党委，现在是晋绥分局。他领导我们这个战略区的政权、军队和老百姓打了八年仗，正确的贯彻了毛主席思想和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领导是正确的。他教育政府、军队和老百姓要照顾大局，而且照顾得很好。我们这个地方小而穷，负担重，尽管我们自己的生活很艰苦，但仍然从财力上对延安进行大力支援，一九四二年，我去延安时，就从晋绥带去了一大笔经费。当时，我是站在中央立场上的，为了解决延安的财政困难，宁肯牺牲晋西北，就是晋西北垮了，也必须救延安。因为延安有我们的党中央，是我们的“京城”，经常有外国人、各党派、各方面、各种各样的人去，把延安搞好一点，对各方面的政治影响很大。我们这个地方好了，只能代表一个局部，延安好了，就代表全体，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中央好比是我们的头，头是一点病也害不得的，但手足有点毛病还不要紧，甚至失去了一只手，关系也不大。在座的就有两位缺少一只胳膊的“一把手”30，都是很好的同志，两位好战将。他们同敌人打起仗来拼命干，不讲价钱，但他们如果没有了头就不行了。此外，还有几万干部在延安学习，我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将来他们分散到全国各解放区去，对全国的革命事业会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个作用要比我们自己吃好一点不知要大多少倍，何况我们也没有饿死冻死。当时我对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考虑的，林枫同志31同意我的意见，也没有听到群众有什么怨言，我就大胆的这样做了。　
　　陕甘宁这块地方，是我们苏维埃政权中仅留下的一点地方。这里有一百五十万人，而脱离生产的党、政、军、学最多时达十六万人，所以陕北群众的负担很重，在全国各解放区、在全中国来说，他们的负担都是最重的。但由于晋绥和其他解放区的支援，那里人民的生活还是很好的。去年，我到八分区，看到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比延安苦得多，但大家心里是高兴的。所以，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没有本位主义。　
　　我们今后的任务，总的讲来是制止内战，保卫和平。具体讲，有下面三个问题。　
　　一、关于人民军队的问题　
　　我们的军队原来叫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叫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来毛主席提出叫人民军队。　
　　晋西北的军队，也是人民军队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用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究竟为人民做了多少事？我觉得距真正人民军队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首先，从军民关系来看，我们军队的纪律还不够好，侵犯群众利益，强迫命令，特别是军阀主义倾向，对于建设人民军队，搞好军民关系都是有害的。军阀主义思想是与无产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什么是军阀主义思想呢？军阀主义就是把军队当作为剥削阶级服务、压迫剥削老百姓的工具，军阀们升官发财的资本。像蒋介石、阎锡山那样把军队当作是他们私有的东西，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旧军队与人民军队的根本区别是：他们把人民当成奴隶，把政府看作是办差机关，蒋介石、阎锡山的部队都是如此。阎锡山搞“兵农合一”，结果是把“富人搞穷，穷人搞光”，实际都是为了阎锡山自己，他说全山西都是他的。这次向救济总署领东西，他说山西还是一百零五个县，都是他的，连今天我们开会的这个窑洞都是他的，他的脸皮好厚呀！恐怕火车头还冲不破他的脸皮呢！　
　　我们用什么思想来把自己建设成人民的军队呢？主要是毛泽东的思想。我们的军队是保卫人民的，是人民的工具，人民依靠自己的军队去消灭反革命的军队。老百姓是我们的“老板”，向我们提供人力、物力、财力、运输补给，保证我们有饭吃，有衣穿，我们则是人民的勤务员，这也是我们与旧军队的根本区别。但是，我们有一些同志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总觉得老百姓比我们要小一点，这种错误思想必须坚决纠正。　
　　其次，在执行政策上，有的部队违反政府的法令。法令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违反了法令，也就是违反了党的政策。从军党、军政关系、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来看，我们离人民军队也还远得很。如有的部队中军阀主义相当严重，官兵关系不好，出现逃兵和抓逃兵、枪毙逃兵，甚至把逃兵拴在马尾巴上拖等严重情况。所以，毛主席在七大时提出要反对军阀主义，把肃清军阀主义思想，建设人民的军队，作为七大的方针。　
　　第三、关于兵源问题。我们有些同志总想自己带的兵多一点，不顾地方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情况，今天一个电报，明天一个电报，不断向地方党委和政府要人，这也不是人民军队的思想。真正的人民军队，首先应当协助地方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彻底减租减息，解决老百姓的土地问题，建设地方武装和民兵，把根据地建设好，这样部队的兵源、供给都解决了，军队也就建设好了。　
　　在日本投降后，山东就有十万人参军，以后一个命令，就调了七万人去东北，沿途没有一个开小差的，这是一个奇迹。我问粟裕同志是什么原因，他告诉我说，“因为战士家中都得到了土地！”与山东相比，我们这里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独三旅汉兴县、临县征了一些兵，开到北线就逃跑了三百多人。我们这里人口少固然是个原因，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要建设军队，首先要建设地方，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把根据地建设好，军队的建设也就有了物质基础。如果违背毛泽东思想，搞单纯的建军，永远也不可能建设起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晋绥地区军队的数量比较少，但战斗力并不比其他解放区的军队弱。他们可以攻，也能守，干部的素质很好，是一支很好的军队，建设这样一支军队是不容易的。毛病就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