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军事文集-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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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政府的一些干部对过去的工作未搞好，思想上有了认识，做了沉痛的自我批评。我们应该向党、向晋绥地区三百万人民承认错误。有些同志自我批评精神很好，他的威信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因为他们自己的思想提高了，以后工作就会做好，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的勤务员。这是此次会议的第一个收获。其次，这次会议还揭露了我们工作中的很多缺点与错误。过去开会没有听到过晋西北地区工作有什么缺点，大家一讲都是成绩，干部都是马列主义者。在这次会议中，同志们把我们过去的很多缺点错误揭露出来了，特别是对军队中的军阀主义作风和旧军队的思想，揭露得比较透彻。这对我们建军，改造旧军队和旧军人习气有很大帮助。再次，同志们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一些问题通过讨论或争论，解决了很多认识问题，统一了思想。　
　　二、对晋绥工作的估计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在八年抗战中，晋绥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表现是：第一，晋绥群众对八年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开始，我们号称晋绥有三百万人口，实际只有一百万人，最少时仅七十几万人，连三交都成了敌人的据点，维持会一直发展到临县。就是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情况下，群众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他们把自己的窑洞，甚至生命都贡献了战争，对战争贡献是巨大的。第二，保障了大量过往干部的供给。单从去年至今年，各根据地过往晋绥的干部有五六万人，他们吃、穿、住全由老百姓提供，毛驴也不知道死了和赶走多少，没有老百姓，我们过往干部的供给将是个大问题。第三，一九四三年，晋绥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经费，这些都是老百姓的。我从南方来是两个肩膀担一张嘴，没有背小米来。我们抗战八年，吃的、穿的，都是晋西北老百姓供给我们的。所以，晋西北的老百姓对战争、对公家几万人的供给，对交通的贡献是很大的。晋西北过去政权是阎锡山的，区、村都有公道团②，到处可以看到公道团的匾。我们党的力量也比较薄弱。一九三七年，一二零师过河以来，发动群众，建立了党，建立了政权，建立了军队，现在的党员已发展到几万人。在建军上，我们一二零师过黄河时总共八千多人，当时新军也在筹建过程，教九团在忻州原来也只有几百人。工卫队还没有，是在太原快沦陷时，工人、学生才组织自卫队，开始只有几百人，到晋西北来只有很少的步枪，几挺轻机关枪，暂一师也没有。后来，太原城成立了动委会③，共产党、阎锡山、卫立煌都派人参加，我们党派南汉宸当组织部长，程子华任武装部长，并组织和发展了游击队。阎锡山想把暂一师搞走，我们不干，以后委派了续范亭当暂一师师长。晋西北老百姓对建军做出了很大贡献。一二零师到开六届六中全会时，已发展到三万多人，新军也成立了暂一师、工卫旅等部队。党领导了晋西北的军、政、民坚持了八年抗战，发动了群众，解决了部分土地问题，这是很大的成绩。其次，同志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抗战开始，晋绥军赵承绶、郭载阳④从绥远退下来，只有八九百人。我要他们一起与日寇打仗，他们说，他们一个师连保护大炮的兵力都不够。于是我们帮助他补充兵力，发展到了八九千人。现在他们忘恩负义，反过来打我们。一九三八年底，一二零师离开晋西北到冀中后，阎锡山提出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打击进步力量，把进步的县长、专员都撤了，牲盟会也受到了打击。在“十二月事变”前，我们给三五八旅发了两个电报：一个是指示搞好练兵，一个是指示建军，要建立三个团，其中两个大团、一个小团，准备打仗，但都没有很好执行。后来，我们在冀中接到新旧军打起来的报告，又指示他们：第一要把部队集中；第二要抢占赤坚岭。抢占赤坚岭是做到了，就是部队没有集中，七一四团有的连只有十三个战斗兵，所以未能很好组织起来打仗。否则，赵承绶、郭载阳是走不掉的。事变后，我们搞“四大动员”⑤，总司令批评了我们。因为当时饿着肚子，“四大动员”搞没收商店、土地等，只能火上加油。比如岢岚没收了一万亩土地，临县一区彻底没收土地，还没收澡塘、商店。有的干部把土豪的银子拿来埋在自己家里，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二年，晋西北的生活非常艰苦，车队没饭吃，有的吃野菜。二十里铺作战时，续范亭到那里没吃的就吃野菜。当时集中力量搞饭吃，办法就是到处挖窖，向老百姓要，部队纪律比较差，更没有很好的组织力量去发动群众，搞好建党、建军、建政工作。一九四二年我到延安后，毛主席、朱总司令说要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只有发展生产。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我批评财政处同志放松了发展生产，致使我们到现在对发展工矿业、贸易都还没有一套办法。临县过去很穷，由于他们注意发展生产，一九四三年我经过那里时，看见庄稼长势很好，南瓜、西瓜长得很大，老百姓生活不错，穿的白袄白裤，买东西的很多。我看见他们发了财，感到很满意。到了河西杨家沟，看到报馆的同志也长得肥肥胖胖的，吃的、穿的都不错。去年我到延安住了几天，毛主席对我说：“你的枪摔得好”。开始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到“七大”华北座谈会时才想通。毛主席原来是说我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起侧重抓了陕甘宁晋绥的生产、财政、经济工作，抓得对。去年我从河西回来，一路上发现了不少问题。我先到了黄河边的三交镇，看到街上三种样子：河边房子很好，有大招牌。一进街，与国内战争一样，破破烂烂的。再往里去，贸易局有很大的院子，后勤部、行署、地委的商店很繁荣。再到了三交县政府看看，它不像是群众的衙门，县长也不像是群众的县长。到上西坡，看到老百姓的房子很不像样子。到峪口，发现一年征了三年的公粮，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的粮食都借了，还有好多队伍去。于是我赶快给三地委、方山县政府写信，提出要调剂粮食。走到平川，发现问题更多了。我们军队的纪律不好，让老百姓背草、挑水、烧水、磨面、喂马等等，群众负担很重。到了文水东社地区，发现有的群众卖青苗。八分区开的合作社，股金是供给部的，他们从临县十元钱买一支针，回来卖二十元。这种合作社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个剥削社！该分区办的一个学校，还有二十几岁的男女在读人、手、足、刀、尺。到杨坡、寨上遇到了三专署一些搞生产的人，这些人留着长头发，穿着白衣服，根不像个生产的样子。他们不开荒，占农民的水地种。来到兴县，从二十里铺到兴县是一样，二十里铺至界河口又是一样，越往东走越坏，在界河口至岢岚，老百姓穿得破破烂烂。我看到一个战士骑在牛背上，让几十岁的老头牵着，我就让他下来。一直到平鲁八角堡，看到大多数老百姓穿得和叫花子一样。一九四三年我回晋西北时，没有发现问题，还到延安去吹。这次我坐汽车从延安回来，一路上发现了我们工作中不少问题，有的是带原则性的错误，这说明我们为谁建党、建军、建政，为谁打仗的目的性还不明确。我们发动了群众，解决了部分土地问题，这是成绩。但是，在我们工作中也有不少错误，表现是：一二零师与地方党、新军、牺盟会虽然没有不很团结的现象，但存在着对党、政不尊重，挖老百姓的地窖，对帮助新军、牺盟会改造做得不够，对如何建设晋西北，在思想上也未搞清楚。因为晋西北太穷，六中全会后，我也不愿意到这里来，后来到冀中平原去补充了一些部队，也不愿意回来，对于在晋西北生根，把它建设好，缺乏决心。后来，我看到这个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思想认识才完全转变过来。稼夫同志说，对晋绥地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他要负责。我认为，他只能负一部分责任。我在上次报告中已讲到，晋绥工作做得好或做得不好，我都要负责任。因为我从一九三七年到晋西北，一九三八年底到冀中去了一年多，一九四零年二月返回，晋西北一直归一二零师领导。一九四二年我去延安工作，但晋绥仍在联防军司令部领导范围之内。虽然稼夫、赵林、林枫同志都离开过晋绥，但他们离开与我的离开不同，因为我是联防军司令，还管边区的工作，后来林枫同志走了，关政委病了，所以晋绥工作没做好，责任应由我来负，希望同志们对我们工作中和思想上的缺点和错误大胆揭发。有些县委、地委、区党委工作中虽然也有错误，但绝大多数干部都是想要把工作做好的，有意识把工作搞坏的是极少数个别人，所以主要根源在于分局，我也应负责。　
　　三、今后的任务　
　　（一）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　
　　我们现在发动群众的条件，比内战时不知要好多少倍。在内战时期，我们军队不多，毛主席带千把人和朱总司令带千把人，总共不过两千人，到了江西，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我从汉口带了三条枪，有两支还打不响，回到湘西，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在党的领导下，红军不断发展，但最多时也没有到三十万。那时候，干部很缺乏，陕甘宁苏区一九三零年才搞起，开始时才几杆枪，有些部队行军时队尾可以看到队前，有的穿军装，有的着西服，还有穿袍子的，真是五花八门。那时红军被看成是“非法”的，被土匪、劣绅、军阀、帝国主义称为“共匪”。现在不同了，我们的干部一调就是几千、几万，解放区有大学、学院和其它学校千把个，抗大有八九个分校，这些学校为我们培养大批干部。部队一调就是好几个旅，组织也比较严密，部队装备也有很大变化，有了大炮，掷弹筒背不完，所以，敌人不再叫我们“共匪”，而称为“共军”了。　
　　内战时期，我们党员干部比较少，党的领导机构是由下而上成立区委、县委、地委，同时建立由他们领导的中队、大队等游击队。那时，国内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红军，发动群众，推翻土豪劣绅，打倒军阀的压迫剥削，要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的政权。所以，我们红军每到一地，首先是宣传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时，调查清楚哪家是土豪劣绅，并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粮食，有些农民不敢要，晚上我们派人从后门把粮送去，工作条件比现在艰苦得多。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变了，由内战时阶级斗争转变为与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斗争，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我们党和她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取得了合法地位，因此，我们有条件从上而下地建立党的领导机构。比如过去山西党的力量比较薄弱，一九三七年北方局派赵林同志来建立山西省委，罗贵波同志也参加了党委工作⑥。我们八路军三个师东渡黄河时，老百姓摆糖水、果子、米汤欢迎我们，我军的威望很高。抗日战争期间，我们也要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但由于环境变了，我们工作的方式也与内战时期不同，主要是实行二五减租、减息，对地主、富农既不过分打击，更不从肉体上消灭，只是削弱他们的封建剥削部分，所以现在的工作比过去好做得多。当然，无论是国内战争时期，还是今天，我们的宗旨都是为人民服务。农民抗战八年，现在他们要土地，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解决。当前，我们在土改这件事上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有些地方工作不大胆，缩手缩脚。某县有个土豪有两千多亩地，土改时只分了他几百亩，还留有两千亩地。象这样的土豪，还应该多拿出些分给农民。二是有些地方如静乐又过分地伤害了富农，甚至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三是在工作进度上比较慢。在内战时期，机关人员比较少，而且每到一地，就立即分散下去，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分配土地、建党、建军、建政。所以，三个月就可以搞起来，而且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现在我们一些同志把红军时期这种光荣传统给忘了。现在边区一级有四个机关，每个机关有很多人，他们不深入群众，不作调查研究，待在家做些日常工作。如果这几个机关一万多人中抽出几百人到兴县工作，就可以把这个县搞得很好。今天有些老太爷、大少爷开几天会就叫脑子痛，写文章也不行了。一吃饭就胃痛，一走路就有关节炎。有的还向组织要老婆，没有老婆就不能工作。有的领导干部叫工作人员搞东西吃，打麻将一打就是一个通宵。这些现象在内战时期是没有的。依我看，现在有些同志的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的战斗作风比内战时少了，不像是打天下、创家立业的样子。进行土地改革，解决农民要求的土地问题，可能会影响我们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政、军干部和战士。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前天，有一所中学来了一百多个娃娃，有的是地主、富农和伪职人员家庭出身。有个伪村长的儿子问：“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我家也是人民，为什么还分我家土地？”娃娃们争论不休。我就对他说；“你家是地主，土地是剥削人家得来的，所以群众就要分你家土地，高士毅旅长家是大地主，他家中的地被分了，他很高兴。”所以，我们要对这些剥削家庭出身的干部、战士进行说服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我相信绝大多数是能教育过来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支持分土地，否则就不是共产党员。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们有了种子、房屋，就能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得到发展，农民逐渐摆脱贫穷，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群众真正的拥护，建党、建政、建军和锄奸等各项工作才能搞好。但是，我们地方政权在分配土地时，要很好注意党的政策，对家中有人参加我党、政、军工作的地主和富农，以及中小地主要适当照顾。如果工作中出现了错误，要及时纠正，并向群众承认错误。从保德、河曲、偏关、五寨、岢岚、静乐六个县的部分材料看，由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下面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农民贫穷，出现卖儿卖女现象。静乐县六区农民卖了三十个老婆。有的一个村就卖了六个。有个农民把老婆卖了，自己又跟去当长工。有的母亲卖儿子，还有的哥哥卖弟弟。二是扩大了打击面，搞了富农，动摇了中农。保德县四百七十户富农中，只有二十余户积极。三是党的基层组织涣散。保德县有三十多个党支都，只有三个是团结或比较团结的，其余的都不团结。四是上下级关系不融洽，特别是下级干部不敢见高级干部。会讲话的见了领导就吃得开，不会写报告、不会讲话的就吃不开。五是由于有些干部工作简单粗暴，个别地方出现了捆绑批斗村干部的事情。由于我们工作中存在这些错误，敌人就钻我们的空子，保德县就出现了坏人煽动群众殴打我们干部的事件。因为我们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所以必须老老实实地向群众承认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坚决纠正，并以实际行动来兑现，即由公家帮助农民把他们卖掉的子弟、老婆赎回来，并帮他们解决土地问题，提高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占用孤寡、抗属的土地，要退还给他们。对地主、富农的土地只能分一次，不要年年搞，否则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