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军事文集-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河东、河西去年一年做了些什么工作？第一是支援前线。第二是整党、土改。第三是金融贸易，财政供给。　
　　首先，我讲讲人力、物力问题。全边区总共四百余万人，我们动员的情况是：河东最低在5％以上，最高超过14％，平均超过7％。我们估计九分区有很多女人，曾想将复员军人安置到该分区，但到中阳一看，好多村庄看不见一个青年的女人和少年，阎锡山把壮丁和青年妇女都带走了。蒲城等地空窑洞就有一万八千多个，群众生活很苦。去年，我们共动员了三万人参加野战军，五万人参加地方军。陕甘宁边区动员了两万青年参军，其中延属分区超过了规定数目，绥德分区完成了任务，陇东分区没有完成。此外，还有很多脱离生产服军勤的。在警备区范围内还可以看到青年，到了青化砭就看不到青年了，大部分土地都荒着没人种。这说明，我们边区的人力已经枯竭。在前年和去年打仗，后方还可以供得上，现在除匪灾外，又遭天灾，仅警备区受灾人口超过四十万，到河东的就有好多万。河东灾荒也很严重，朔县十几万人口，一点收成都没有。神府、平鲁也没有收成。偏关、神池有一部分地也没有收成。岚县最好，也只收到二成。九分区也是很大灾荒，如大宁全县只剩下一万五千人。所以，在物力上，去年也已枯竭，这给保障部队供给带来严重困难。过去市场的物价变化是棉花和布起带头作用，而去年是粮食起带头作用，粮食很贵。　
　　其次，谈一下晋绥的整党和土改问题。毛主席已经做了结论，一九四六年六月的高干会是反右倾；一九四七年的财政供给会议是反右倾、整贪污浪费；所以在地委书记会议以后，在划分成分中犯了“左”的错误。清理经济反革命本来是整公营商店，以后将面扩大，整到了私商头上，其中也包含有报复的因素，特别是一九四七年检查贸易局时，发现白银搞光了，就认为是经济反革命整了我们。在征收营业税时，有好多不该征的也征了。总之，在商业政策方面也犯了“左”的错误。还有打人问题，这是由别的解放区传过来的。我们晋南提出了“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口号，在这“左”的口号下，死了一部分不应该死的人。这次中央到兴县作了检查，晋绥地区有三百多万人口，其中二百万得到了土地。在中央十二月二十五日会议①以后，晋绥开始纠正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征税征错了的退还，成份划错了的重划，有一部分成份划高了的就往下划。这种转变，也引起来一部分贫雇农的不满。他们提出：抗战八年，党和中农是亲近的，和贫雇农是疏远的。以后经过反复的说服教育，检讨了领导上的错误，有的经过争论，才慢慢的把有些农民被划高了的成份往下划了。为什么把划高的成份往下划时就那么困难呢？关键是涉及到退东西的问题，贫雇农不愿意把已分到手的东西再拿出来，特别是对退土地，中农认为拿走了他们的好地，就是挖了他的眼珠，而贫农得到了好地就不愿意退出来。最后，还是经过各方面的调剂才算解决了。　
　　关于工商业政策问题。毛主席在碛口、三交亲自作了调查研究。他到兴县问我们是不是能够退出来？我们认为，有三千石粮食就能退。退赔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步，退还小摊贩的东西，这得到一些干部的同意。第二步，退第二等商人的东西，又得到干部们的同意。最后，退大商人的。直到毛主席过兴县，经过了一个说服教育和解释过程，最后才把干部的思想搞通了。这次毛主席在晋绥讲话时，用群众的话做了总结说：“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②　
　　我们在去年的土改中，虽然犯了“左”的错误，但由于把富农多余的粮食都拿了出来，还挖了地主的浮财几百万元白银，其中用一百多万买了粮食，支援北线的绥远，又用几十万元给贫农团、摊贩买粮食，救济了老百姓，因此，就使很多群众没有饿死，今年就有人开垦荒地了，三、九、十分区的灾荒也解决了。只是神木的领导对榆林地区的粮食估计过高，所以灾荒仍比较严重。　
　　第三，战勤任务繁重。去年一年，河东的抗勤任务就超过抗战八年的总和。在榆林作战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全部动员背粮，仅临县，三个月就动员了六十九万人次，其中妇女占三十二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省运来的。晋南也有万数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如果不是经过土改和整党，要完成这样繁重的战勤任务，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土改和整党中，把一部分坏干部整掉了，培养了八到十万的新干部、新党员，他们不脱离群众。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在义合开了一次会议，主要是反右，但没注意防“左”，这一祸水流到了农村，犯了“左”的错误，死了一些人。但反右是否收到了成效？今天尚无材料证明。义合会议对土地情况是不了解的，所以在老区也来了个平分，结果搞“左”了，但时间很短，很快就纠正了。边区的土地问题，除三边、陇东尚来完全解决外，总的说已经解决了。—九四八年的营业税也免了，所以群众支援前线十分踊跃，今年已做了几十万双军鞋，把自己的口粮拿出来支援前线。如刘家川附近林主席住的村子里，有一个农民，家中虽然只剩下一斗粮食，他也要拿出来支援前线，因为他希望解放军打下榆林后就可以收复延安，他相信公家一定能解决他们的困难。河西的灾情很重，但河东还有粮食，只要我们组织力量运过来，就可以减轻河西的饥荒。　
　　现在，后勤部门的工作中，河东与河西不够协调。联防军后勤都是新成立的机构，工作仅限于发电报、写信和批条子，不会去很好的协同河东与河西的关系，因此，对支援前方就增加了困难。卫生部工作也存在宗派观念。晋绥军区、西北野司、联防军各有一摊，互不协调。如联防军第四医院没有X光机，而河东晋绥军区卫生部却放着几架X光机不用，这样给诊治伤病员增加了很多困难。　
　　由于后勤工作不协调，对军工生产也有影响。现在一颗82迫击炮弹需要一千五百多斤粮食。照我们边区的情况，一个中农全年的生产收入只能用来生产半个82迫击炮弹。按我们目前军工生产的能力，如找到一百五十万斤硝，在六月份我们可生产山炮弹五百发，七月份还可以增加。我们有四个手榴弹厂，只要有原料，组织得好，今年可以保障我们野战军的作战需要。这些工厂是延安主动放弃以后搬过河东的。我们几千名职工努力工作，对支援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后勤工作不协调，影响了军工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　
　　另外，对战争动员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战士到了前线就开小差。据边区统计，共有六千人开小差回了家。现在联司以张参谋长③为首，已组织归队委员会，分区进行工作，六、七、八三个月可以让开小差人员归队集中，如把这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减少野战军兵力上的困难。为了更好的支援前线，做好后方工作，我想开过这个会之后，在延安还要开几天会，检讨后勤各部门的工作，使河东与河西的工作更好协调起来。　
　　关于部队今后的供给问题，我认为，只要把工作做好是可以解决的。现在我们边区已发展到六百五十万人，粮食、棉花问题可以自己解决。晋西南人人都会纺纱，新绛县手工业有七十二项，布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代县、运城的盐也是很大的收入，三边的盐池也可以发展，白水瓦窑堡的煤、河东右玉南山和左云东山的煤产量都很大，晋南的煤能供晋南几十万人用，五寨、宁武一带有大森林可以利用。我们现在自己办的火柴厂很好，可以不用外来的火柴，并能出口。总之，我们的收入还是很大的，而且在大片新解放区还没有人去做税收工作。所以，只要把财经工作做得好，吃饭、穿衣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同时，组织好运输也非常重要。现在晋察冀有几十万斤棉花，还没有运过来，如果把河东与河西的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定会大大提高，那时估计可以抽出一万八千多名劳动力来从事运输工作。　
　　二、对西府战役④的检讨　
　　这几天，大家对西府战役的检讨很好，但是据我了解，同志们在会议上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讲出来。有的同志对党、对同志没有如实反映问题。有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但相互批评不够。纵队与纵队之间，旅与旅之间有意见，但当面都不讲，表面上看很和睦，而在背后又相互议论，这是很不好的现象，这对我们解放大西北是没有好处的。有的领导说，他们的部队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而事实上没有做到，但没有同志出来批评。中国有句俗语说：“瞒病者必死。”我看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还没有把脸皮扯破，没有把存在的问题都揭露出来，所以也就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比如对打瓦子街捉俘虏问题，某纵队对某纵队就有意见，但在这次会上，某纵队不公开提出来，某纵队自己也不讲，既然相互有意见，为什么不公开放到桌面上呢？再如三五九旅一个团长为抢俘虏被人打伤了，某旅有个班长为了抢枪，就上起刺刀来杀人。对这种事情，这些部队的领导为什么不讲呢？如果现在不很好检查，那么将来还会犯错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彼此间应该做到亲如兄弟，团结友爱。但我们有些部队，不但未能做到这一点，还要相互打。有的打仗时打滑头仗，做假报告，对这种情况，这些部队的领导要负责。　
　　在杨家沟会议⑤上，毛主席指出：对整个的敌人可以轻视，而对具体敌人不可轻视。在这次西府战役中，四纵队就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你们不是把两个旅的力量集中起来，而是分散使用，这就是轻视敌人。如果你们集中兵力过了泾河，就能歼灭更多敌人，有力的支援友军，使敌人无法抽兵，我军就能占领宝鸡一星期，这就对我们非常有利。　
　　关于军事问题，我问过毛主席，他说：只要把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中关于军事问题的几条原则⑥研究好了，就能解决问题。冬季休整以后，大家劲头很大，打第一仗，就消灭敌人五个旅，因为准备工作做得好，有歼灭敌人的把握，做到了毛主席说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攻打洛川时，由于那里地形很险要，我们准备工作做得又不够，所以把握不大。打洛川，一方面影响了六纵、三纵的休整；另一方面，我们伤亡了二千多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原准备围洛川打援，但敌人不北进，使我们没有饭吃，逼得我们非走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出西南。这一行动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被动的。因为敌人集中了十几个旅，只要它变化队形，就可沿公路与我军平行前进，我军则需要爬山、渡河。我们在马栏也是没有饭吃，故只有往西南行动。　
　　在上次前委扩大会上，与会干部都表示了态度，就应该保障战役任务的完成。我们的军队是有政治觉悟的军队，而且离根据地也不远。我们的作战对象，是没落阶级的队伍，所以，只要我们指挥员指挥得好，我们一定能打败敌人。比如在我军渡过泾河之初，利用敌人尚未集结，先扫清散敌，扩大我之占领区，把敌人逼到咸阳、三原以东，这样，我们就可以争取几天时间，这一着做好了，就可以挽回被动局面。在岐山对抗时，我们有五个团，兵力不算少，但由于我们队形拉得很长，兵力分散，所以就不可能抗击强大的敌人。如果我们集中力量，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先占领屯子镇有利地形，进行顽强阻击，加之敌人十几个旅的兵力不是密集进攻，而是比较分散，我们只要打掉它一个团，它也要停一停，这样就可以打败它的进攻，争取二三天时间休息，再作好打的准备，这就有可能改变被动局面。但这仗没有打好，所以应该检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在军阀混战时代，湖南郭炳珍的两万多人，被几十万四川军队打败，只剩下八千多人，退到了湖北某地，在河滩上睡觉。他手下好多军官问他怎么办？他都不答理，只有一个军官说：“服从命令。”于是郭起身重整队伍，问部队的官兵是愿死还是想活，如果想活就只有打，他率部队回头一个夜袭，一直杀到川军的指挥部，打败了三十多万敌人，收复了成都。其基本原因，就是部队服从命令和注意了对战术的研究。　
　　关于四纵存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由主要领导负责。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以后，我就有这样的感觉，纵队的主要领导对干部有些偏。如有的干部明明毛病很多，但该纵队主要领导几次来电报要这个干部，而他对积极的青年干部则认为没有经验，不能很好使用。在这次战役中，纵队主要领导对部队分散兵力，不执行命令也是知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他自讲的阶级意识不强外，我认为，这几年边区的和平生活环境对他起了副作用，他对有严重缺点的干部没有及时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结果使他们犯了更大的错误，弄到了撤职的地步。这些同志的本质还是好的，如果纵队领导能及时对他们批评帮助，本来是可以挽救和改造过来的。所以，四纵的问题，应由主要领导负责。　
　　还有某纵队的问题，纵队领导在发言中说了很多原因，我认为，这些客观原因虽然都能算是理由，但是，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在那里筹粮，这就是命令，就应该坚决执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不执行命令就是错误的。我认为，有的纵队有不愿打仗，只想走的思想。但你们应该懂得，我们只有打垮了敌人，才有可能安安宁宁的走。本来某纵在打了宝鸡后伤亡不大，又有弹药，为什么不能再打？根据上述情况，我觉得我们有的部队还不是十分顽强。彭总的决心是正确的，但在实现这个决心时，某些干部出了毛病。所以，这仗总的来说虽然打胜了，但有美中不足。我军西南行动虽然是被动的，增加了部队伤亡和减员，但也获得了敌人不少武器、弹药，缴获了坦克、汽车等，而且收复了延安和洛川，特别是收复延安，对全国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某纵队在伏击敌人时，由于兵力少，加上指挥上有毛病，否则会打得更好一些。　
　　总之，这次战役行动，如下面能很好实现彭总的决心，会打得更好。四纵队的基层干部和战士都是子弟兵，他们的质量比哪一个纵队都强，把这支部队带成现在这个样子，应由纵队领导负责，所以，我提议高级干部要好好学习和研究毛主席关于军事的那十条原则。　
　　三、关于整军问题　
　　彭总所提的方案，我完全同意。整军的目的是为了组织我们的力量，检讨经验教训，所以这次批评X纵队犯右的错误时，要同时注意防“左”。　
　　首先，在组织上，对于干部称职的就用，不称职的就撤职或调动，X纵队就需要这样做。　
　　其次，关于补充问题，最困难的是征新兵。在晋西北已征到五千人，石家庄有八千人，估计还可以动员归队二千人，拟六、七两个月补充到部队。另外，还可到各医院动员一至二千伤愈的老战士、机枪班长等回部队充当骨干，这是野战军的一部分力量，以上总共能动员二万多人补充部队。此外，对六纵队的武器补充问题，也要很快解决。　
　　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