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11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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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们，不，是母亲们送给他的南北风味的家乡食品。
　　
　　十
　　
　　第六个黎明很紧张。
　　都在整装。脚步匆匆。言语匆匆。呼吸匆匆。
　　号响集合。整队上车。
　　袁根有些迟钝。眼睛瞪得牛大：“连长，我拍了电报的。我母亲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连长惋惜地看看手腕。说：“可是，时间不等人。军令如山倒。任务重千斤。”
　　袁根急得捶胸。乱蹦。仍是说：“我母亲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连长又看了一下手腕。好像故意拖延时间似的。拖了一秒。又拖了一秒。已经不能再拖。无奈地说：“你说怎么办？”
　　袁根跺一下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汗辣辣的头直直地别向一边。
　　连长苦涩地眨了一下眼，使劲地咬了一下牙，终于不得不狠下心，又像是骂自己似的吼道：
　　“在征战的使命面前，容不得婆婆妈妈、儿女情长。我们是军人，军人！懂吗？上车！”
　　“上——车——！”袁根几乎是疯一般喊着扑上汽车。又疯一般挤在车厢的前面。大张口喘着粗气。两眼冒着泪花。光一照变成火花。
　　军车徐徐启动。　
　　即刻就什么花也没有。紧咬着牙巴骨。寂然地，痴痴不动。蔫然地，望着前方。
　　兵们看见他恼成这样，急成这样，很理解他，同情他。在理解与同情中，又一次对他的脑子发生了怀疑：他发电报时写清楚没有？莫不是一时又犯“不正常”写错地址什么了。
　　而此时的罗光辉坚决认为袁根是全连最精明的一个。他觉得，袁根一直不把连长赠送他母亲的收录机寄给他母亲，却送给一个干妈做了随葬品，说明他母亲一定是“后娘”，他对母亲没有感情。由此进一步断定：即便他娘接到电报，也不会来的。
　　班长茫然地东张西望，渴烈地寻觅着第十个母亲的故事的神秘悬念。
　　军车开出山沟。驶过公路交叉口。在一条如倒插的“人”字的右线上飞速前进。
　　忽然，站在第一辆车上最前面的袁根咚咚地擂打驾驶楼顶：
　　“连长。停车！停车！”
　　“什么事？”连长在车门里探出头问。
　　“我妈妈来啦！”
　　军车明显减速。但没停。
　　“是吗？”连长又问了一句。
　　“是的。我妈妈来啦！”仍咚咚打着车顶。
　　
　　车停了。
　　后面的两辆车也跟着停了。
　　连长跨出车门。站在车踏板上。问：“在哪？”
　　“左边那条公路上。那个穿灰布褂子急走的老娘。那就是我妈妈！是的。那衣裳是我妈妈的衣裳。那走势更是我妈妈！”
　　连长看见了。一个北方农村的老娘，搭前挎后背着几个大小不等的布袋。她老人家显然是刚下了公共汽车。她的背直不起来。头却像拐杖的托，直直地朝大山翘望着。走得不顾一切。
　　“你快喊呀！”连长焦急地催他。
　　兵们也看见了。也都催他喊。
　　袁根却不喊。望着他母亲。光哭。
　　连长已经无法忍受，火了：“你是怎么啦你？！快喊呀！”
　　兵们的心也急得跳出来。也都轰他：“快喊呀！”
　　他却把眼闭上，把脸捂住了。手缝中，与泪水一起串出一句话：
　　“我妈，是哑巴。”
　　连长眉峰猛地撅了一下。又急急地揉一下眼。手离时，眼变红了。泪滚出来。完全抑制不住。似乎并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哑巴、聋子、听不见。他放开喉咙猛喊：
　　“妈——妈——！”
　　士兵们噙着泪。也都喊：
　　“妈——妈——！”
　　喊声震天动地。山鸣谷应。都是“妈妈”的交响。
　　可是，妈妈听不见。她仍然执著地向前走。向着山里。向着军营。向着儿子疾奔。
　　连长喊毕就举起右手。向着远远的母亲行军礼。
　　车上的士兵都举起右手。齐齐地向遥远的母亲行军礼。
　　只有袁根没有喊。也没有行礼。他在哭。捶着驾驶楼哭。望着他母亲哭。哭得很痛。在他痛痛哭过几声之后，猛然感觉到出征的重任与时间的紧迫，而部队却为自己一个人的事呆在路上。他的心立刻被这种沉重压住了。他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秒表，响着急促的嘀嗒声。于是他更重地擂着车顶，给连长下命令：
　　“连长。开车！”
　　连长没有动。
　　车没有动。
　　秒表的嘀嗒声愈来愈响。愈响愈烈。声声砸在他的心上。他干脆不叫连长。瞪着发红的牛眼探出头，直对司机擂吼：
　　“开车！快开车！”
　　军车启动了。三辆军车都启动了。很慢。但连长还没动。没回驾驶楼。仍然站在踏板上。仍然举着行礼的手。仍然望着蹒跚奔儿的母亲。
　　三辆军车上的全部士兵，像三个方块队通过检阅台似的，齐齐地举着手。齐齐地向母亲话别。
　　直到望不见为止。
　　半程没有言语。
　　


永远的母亲（随笔）
■　岳恒寿
　　当我将我的短篇小说《话别》中的主人公没有喊出的那一声“妈妈”，作为这个中篇的题目喊响的时候，无意中看了一下日历，发现这日子竟然是我母亲下世的忌日。
　　我母亲是在我当兵的第11个年头下世的。我母亲送我参军的时候就有病。可她一直说“不要紧”，硬是一天一天支撑着。这期间，母亲曾经两次昏迷，第一次昏迷后，是父亲掐人中给掐醒的，母亲醒了后说：“我不要紧。”第二次昏迷过去，父亲又掐，可半天都掐不痛，唤不醒。父亲慌作一团，本想扎一副担架送母亲进城抢救，但手抖得怎么也扎不成，索性抱起母亲，放进一个筛面的柳条笸箩里，那笸箩三尺长，这时的母亲已消瘦得只有三尺长。父亲将笸箩拴上绳子，让我的两个堂弟抬着，父亲提着水壶跟着，急奔几十里山路抬到县城医院。医生给打了一针，对父亲说：“这老人不行了，回去吧，治也白花钱。”父亲很不情愿地问：“难道没有希望了？”医生说：“从理论上说，如果有好营养，还能活三个月。”父亲无可奈何，母亲醒来了，安慰父亲：“我不要紧，咱回去吧。”于是，母亲又被抱进笸箩里，抬回了家。医生说的“三个月”母亲并不知道，但却成为划在父亲心里的一条生死的底线。眼看离这条底线越来越近，父亲对母亲说：“给孩写信，让孩回来看看你吧？”母亲说：“孩公事忙，不要回来，我不要紧。”母亲用常人无法想象的耐力，承受着无数“不要紧”，超越了累累的“三个月”，突破了医学理论的极限，一直支撑着，支撑了11年，终于支撑不住。父亲又说：“打电报把孩叫回来看看你吧？”母亲说：“让孩忙公家的事吧，我不要紧。”父亲又依了母亲，没打电报，把母子相见的最后机会给省略了。母亲悄然地走进了黄土深处，却把没有话别的憾恨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灵。
　　多年来，每当想起这伤感的一幕，我总是潸然落泪。身为人子，母亲把我养成五尺男儿，在她身患重病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能在身边尽孝，甚至连一句安慰话都没有，母亲孤力无助，所有的痛苦都用一句“不要紧”去抵抗，养我这个儿子有什么用呢？我欠母亲的实在太多了！我曾经无数次地用“忠孝不能两全”来排遣歉疚的痛苦，“忠孝不能两全”这句名言，委实是军人的职责与无奈的写照，它又是一剂麻醉剂，不知道麻醉过多少人子的伤痛，消解过多少儿男的憾恨。然而我，却在麻醉中获得了清醒，在消解中获得了开悟，我豁然悟到：母亲留给我的并不是终生的憾恨，而是一笔享用不尽的文化财富。
　　我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是与一首歌联系在一起的。大约在我两三岁时的一个夜里，我被一阵哼歌惊醒了，蒙眬中睁开眼睛，我看见黄灿灿的油灯前，母亲坐在炕上纳底儿，哼歌就是从母亲的鼻腔中发出的。我看见母亲非常年轻，清秀的眉眼，乌亮的发髻，尽管是夜里做活，脸上却没有疲惫，只有自信。我忽然笑出声来。母亲看见我笑，给我送来一个极用力的吻。旋即就由哼改唱，唱出了这歌的内容：“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了民族抗日，苏联去留洋，回国当了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左权是谁？八路军与母亲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只觉得这歌很好听，只觉得母亲很会唱歌。
　　稍稍懂事以后，母亲开始给我讲故事。母亲的故事与她的歌一样动听。母亲讲二十四孝，讲善恶相报，讲岳母刺字，还讲我家的实事。母亲说我的小叔父17岁参加八路军，18岁就牺牲在抗日战场，那一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解放后，母亲烙了一袋子干粮，父亲和伯父背着干粮和铁锹去找小叔父的尸骨，但战场的痕迹连同小叔父掩埋的标记已经被岁月的风雨抹去，父亲和伯父挖了几亩大的黄土，都没有找回一根骨殖。小叔父的生命符号，最后归宿于一张中央人民政府发给的“革命烈士牺牲证明书”。
　　母亲讲八路军驻在我们村的时候，当木匠的父亲天天给八路军修枪、刻图章、造烟斗；母亲没日没夜地纺棉织布，给八路军赶做军衣，织下的布是白色的，八路军的衣服是灰色的，母亲又采了槐树叶子，拌盐捣碎，将白布搓染成深灰色，然后摆净晾干，再一针一线地缝。时正值金秋，忽然刮起大风，我家仅有的二亩谷子眼看被风摩掉，是八路军的连长带着战士们，把我家的谷子颗粒无损地抢收到了场上。
　　还有一个故事，是我亲眼所见，它像一页开蒙读本，刻进了我童年的记忆中：是在我五岁那年，母亲怀了我妹妹，腆着个大肚子，行动十分艰难。父亲从外面回来说，他被派了支前民夫，去参加解放太原的战斗，还要赶上我家的小灰驴。面对快要临产的母亲，父亲一脸难色。母亲却十分平静，说：“你去吧，我不要紧，我自个儿会生。”父亲赶着小灰驴，钻进了解放的炮火中。母亲在没有硝烟的土炕上，孑然地迎接着生与死的搏斗。那一天，母亲忽然掀去了铺在炕上的席子，露出土坯，还找来一些破布和旧棉絮，放了一盆清水。母亲给了我一块窝窝头，让我在院子里玩，教我不要走远，也许等一会要用得着我再喊我。我乖乖地坐在捶布石上，秋千般悠着两腿，嘴里嚼吸着糠窝窝头的喷香。过了一会，我听见了母亲的呻吟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母亲没有叫我，我没有进去。又过了一会，忽然，我听见了婴儿猛力的啼哭，我激动地跑进屋子，只见妹妹落在了土炕上，蹬着小腿嘶裂地哭叫。母亲煞白的脸上淌着汗珠，被汗水浸湿的乱发贴在两颊，甚至还有在土炕上滚蹭过的土灰。我看见母亲坚强地握过剪刀，剪断了脐带，挽了一个结，然后给妹妹洗了身上的血迹，用布片裹住放在了一边。我扒在炕沿，把窝窝头送到啼哭的妹妹的嘴边。母亲说她不会吃。两个月后，太原光复，父亲回来了，父亲是只身一个回来的，我家的小灰驴在炮火中丢失了。父亲回来看见母亲平安分娩十分高兴，但也不住地唉声叹气，叹息丢失了小灰驴。母亲还是那副极平静的样子，说：“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好。一个太原城打下来，死了多少八路军（其实应该叫解放军，母亲把八路军叫惯了）？咱赔个小灰驴不算什么。”
　　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每天必须写一张仿，写好交给老师判圈儿。我因为贪玩，偷了一个星期懒，一张也没有写。父亲知道了，让我站在他面前，把手掌伸给他，他拿起木匠用的直尺很重地打下来，我痛得哭了，要缩回手，父亲的手牵着不放，还要我憋住哭，说少写一张打一下，我少写了七张，打七下。我猛力地哭，同时听见在一边做活的母亲也唏唏地抽泣。我心里知道母亲为我挨打而心疼，母亲是陪着我一同哭。但马上，我却听见母亲在呜咽中断断续续地说着“再打狠一点”！父亲真的狠狠地打够了七下才放手。我的手掌打得发了肿，阳光下一照，通红透亮。母亲含着泪熬了一盆止痛消肿的草药水，把我的手轻轻地按进水盆里。
　　1965年我参军走的时候，母亲没有哭。在叮嘱过一些冷暖自重的话语后，便心事重重地握起一块棉布，默默地揩擦着镶着小叔父那张“革命烈士牺牲证明书”的镜框，揩得很慢、很沉、很仔细，揩毕后说了一句：“男孩儿应该为国家出力。”父亲送我到县城，母亲站在高高的打谷场上望着我走出村子。山路崎岖，沟壑道道，我的身影时隐时现。母亲一直没有回去，开始是站着望我，因为站久了支持不住，后来就跪着望。当我走上对面山头，回望母亲的时候，我看见母亲变成了一尊灰色的石雕，这尊灰色的石雕也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这一个个真实故事，组成了母亲亮丽的人生，透射着母亲博大的灵魂。至此，我对母亲为什么送我参军时不掉眼泪？为什么置自己于“不要紧”，视当兵为“忙公家的事”？为什么重病缠身而能够一忍再忍，突破累累的“三个月”，支撑11年？为什么在她生命的一次又一次的最后时刻，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与儿相见的机会？这等等的一切，在这里都找到了合理而有力的诠释。
　　我母亲是太行山千千万万母亲中的一个。她生在苦难的年代，她没有念过书，却懂得一个大道理：苦难不是一家一户的苦难，苦难是整个国家的苦难，懂得只有保住国家，只有养育国家的军队，才能解救所有老百姓的苦难。因此，她心中没有自己，没有报答的奢望，只有百分之百的舍得，即便儿子，也是国家拥有，她别无所求，这正是母亲们特有的豁达与慷慨。由此我又进一步认定：“忠孝不能两全”这句名言，最初绝对是母亲们的创造，一代一代中华母亲，在苦难中用这句话特有的内涵，麻醉失去的剧痛，愈合带血的伤口，大义凛然地昂起头颅，并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继而积淀为一种文化。母亲们承载着这种文化，支撑着民族不倒的大厦。
　　母亲去世后我又当了11年兵，前后一共22年，完成了母亲赋予我——　一个男儿的使命。军旅磨砺了我的青春，母亲影响着我对人生，对国家，对事业，对价值观的种种思考与探索。数年后，在我的笔下，先后创作了《跪乳》、《归骚》、《铁戒指》、《话别》等几个关于母亲题材的作品，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这些母亲题材的作品为什么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和评论家的关注？是构思大气？是人物鲜活？是细节真实？是情感炽烈？我以为都有关系，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传达了母亲文化，是因为母亲文化的厚重力量，是因为我们的时代需要母亲精神。
　　永远的母亲。永恒的主题。
　　


生命与历史浩劫的轻和重
■　邱华栋
　　关于《说谎者雅各布》
　　
　　《说谎者雅各布》是一部非常奇特的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犹太人封闭区里的犹太人被德国纳粹迫害的小说。这本小说的独特性在于，它把悲剧变成了轻喜剧，又使这出喜剧变成了乐观主义的悲剧。
　　小说作者是德国一个相当有影响的作家尤雷克·贝克尔，他出生于l937年，逝世于1997年，活了六十岁。他幼年也曾经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呆过，那一段的生活，一定在他的生命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二战结束之后，他曾经在东德地区生活了很多年，一直到1979年他40岁的时候，移居到了西柏林。
　　在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的生活经历，使他能够在一种体制的差异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