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7-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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骸拔揖团碌氖翘煜绿健Ｌ焯炱淼簧系鄹辖艚祷鋈思洹Ｕ秸埠茫⒍鲆埠茫湟埠茫庑┒际俏业幕帷！薄�8〕在2004年9月1日发生的俄罗斯北奥塞梯别斯兰市恐怖事件中，俄罗斯传媒抢占先机，大出风头，作了大量的报道，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俄罗斯电视台新闻主播谢尔盖·布里尔约夫说：“在这样的时刻，社会需要真相。”可是，在这次人质事件中，莫斯科一家报纸的记者再三向当地教育部门询问：人质当中有没有高官的子女？就是根据这则报道恐怖分子找到了北奥塞梯议长马姆苏罗夫的一儿一女。幸运的是，两个孩子后来都获救了。事件结束的９月７日，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播出了制造别斯兰惨案的绑匪们拍摄的录像。从这段八十七秒的录像画面中可以看到：体育馆地面上人质被恐怖分子枪杀之后留下的深红色的血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黑寡妇”露在外面的那双犀利的眼睛和她身上绑着的自杀炸药上的电线；在妇女和小孩的头上的几条电线和篮球的网圈上悬挂着的炸弹；在体育馆的另一个角落中，堆放着大量的武器和炸药装置；一名恐怖分子对人质说道：“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死亡。”一位市民看了这段录像后说：“电视台是残忍的，他们知道受害者家属会看电视，却仍然播放这些可怕的画面。”受众的理解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在传媒对于公众吸引力的疯狂追逐过程中被根本地忽略了。
传播学者注意到，众多的新闻媒体因为报道战争而获益。海湾战争中，CNN因为现场直播战争，击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在世界电视领域制造了新闻频道的神话。“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则成就了半岛电视台，蕞尔小国卡塔尔这几年为世界所知完全是因为半岛电视台。半岛电视台的在全球范围内的异军突起，是因为它的“新闻自由”原则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布什的讲话可以播出，拉登的讲话也照播不误，恐怖分子斩首人质的录像多是在半岛电视台播出的。还有经常播出来路不明的恐怖分子杀害人质录像的阿布扎比电视台为世人所知，也是恐怖活动所赐。
中国媒体也是刚刚告一段落的伊拉克战争和此伏彼起的恐怖活动的受益者。2004年3月20日早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作为中国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CCTV－1立即配以同声传译，实时转播了美国总统布什的宣战声明，之后便是连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实时报道，这是央视自1997年以滚动的方式播出香港回归庆典后最大规模的滚动式新闻播出。在伊拉克战争爆发时，CCTV的报道仅仅落后于CNN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为中国传媒对战争反应最快的一次新闻报道。与此同时，CCTV－4国际频道的电视直播中，采取了境外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实时转播的策略。在信息选取上，彻底跨越了意识形态。其中既包括了CN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福克斯新闻网、BBC采制的报道，也有“阿拉伯世界的CNN”——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有学者认为此次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是中国传媒发展的“里程碑”，和国际大传媒机构的表现相比毫不逊色。当然，央视也可以在其他的新闻报道中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形成国际化媒体的影响力，形成一个媒体的品牌。但是，不容回避的是，没有对伊战争，就没有这样的契机。开战数日后，有统计显示，中央电视台新闻的收视率一度激增三十倍。
现代传媒向公众报道战争和恐怖事件，传媒在实现自己的现代信息流通功能和满足公众的知晓需求的同时吸引了公众的注意，提高了自己阅读率、收视率和点击率。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劫持人质、电话恐吓等事件，为媒体制造了具有巨大新闻价值的突发性事件，他们通过现代传媒吸引世界各地的眼球，更好地达到了他们的诱发社会恐慌的目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媒体和恐怖分子是一种双赢关系。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人指出：“电视摄像机就是放在路边的武器。双方都可以捡起来为己所用。”在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方面，媒体和恐怖分子是一种策略上、利益上的共谋关系。
三
1773年，俄罗斯农民造反者叶梅良·普加乔夫站在莫斯科红场南面断头台上，向断头台周围的民众鞠躬告别：“永别了，同胞们，原谅我对你们讲过些粗话。”
我发现，世界许多著名广场其实都是刑场或者有刑场的功能。不仅红场是这样，巴黎的协和广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刑场，那里是摆放最有“人情味”的“断头台”的地方。被称为“巴黎先生”的著名刽子手桑松报告：断头台每杀一个人需要一分钟，公安委员会的人回答：太慢了。古罗马“竞技场”又叫“斗兽场”，同时具有角斗、行刑、戏剧、集会等多种功能，每次演出的压轴戏就是将犯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罗马观众乐此不疲。开罗的萨拉丁城堡广场在举行马球比赛、集会的同时也是一个行刑的地方。伦敦的伦敦塔更是一个充满血腥的地方，被篡位的皇帝、著名的思想家、通奸的淫妇都在这里掉了脑袋。
为什么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国家，在杀人的时候都得在广场上进行呢？说白了，就是杀一儆百，杀鸡儆猴。行刑过程是一个教化过程，是一个统治过程，是一个权力的恐吓过程。还有一个为人们忽视的原因：杀人过程还是一个娱乐过程。古罗马的一位著名哲学家说：“观酷刑，有如酒后纵谈之乐。”在古罗马竞技场上观看施刑的不仅有哲学家，还有名媛淑女、绅士贵族。据说，在十六七世纪的英国，每当行刑时，通往伦敦塔街道两旁临街的房子都会被那些观看行刑的贵族男女尤其是贵夫人预定一空，那些带看台的房子尤其抢手。
我们常由衷地赞叹“善良的人们”。这个典型的大锅饭式的道德评判，令我们对于人类充满了毫无道理的好感和优越感。如果从世界各个国家的著名广场走过来，那些在绞架上或者断头台下因痛苦变得狰狞的、扭曲的面孔，和观赏者那些因兴奋而变形的面孔相互叠印在你的脑子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性中还有另一面，施虐或喜欢观看施虐之恶比同情与善良更深刻地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
2002年10月2日12点30分，天津蓟县黄崖关长城，陕西青年王家雄给围观的群众留下历时六秒钟的生死一跃——他骑着自行车从长城一端“飞”起，又重重摔在长城的另一端，被紧急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完成了他人生的“谢幕”。10月4日，当地媒体刊登一条消息：“蓟县长城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0月2日的飞越并没有影响到黄崖关长城的游客数量……游客数量比前天（即10月2日）的数量还有增长。”据说在国庆期间，不少游客“慕名”专程到黄崖关长城看王家雄当时“飞越”的现场。
我感慨于这篇新闻报道的一句闲笔：“这个效果，事先谁也未曾料及。”它告诉我们又有一种力量参与到恐怖事件的共谋中来了。这就是公众——喜欢看人遭罪，喜欢看人倒霉的公众。
人民，群众，公众，这些在我们政治语境中被神化了的字眼表现了一种思维上的“政治正确”定势。议论他们，就像议论我们的父亲偷窃、我们的母亲偷人一样令我们难堪。传媒每当受到舆论的责难的时候，总会反问一句，是谁创造了“狗仔队”？是谁欣赏那些“扒粪”扒出来的垃圾？如今世界，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从经济学的观点得到解释，包括最严肃的和最荒诞的，喜剧的悲剧的。传媒，是一个被彻底商业化、产业化了的行业。它的产品的需求方永远是公众。媒体对于色情、暴力的热衷生产是因为有一个相应的对于色情、暴力热衷需求的消费方。再难以启齿我们也得承认，正是公众的品位决定了媒体的格调。
正是在我们每个家庭的温馨的客厅里，“恐怖主义”从一个概念转变成活生生的“新闻大餐”——新闻界总是这样自豪地称道自己的产品。爆炸废墟下的肢体和流泪乞求的人质，恐怖分子的施暴过程和政客的作秀走马灯一样在荧光屏上闪来闪去。在一个相对私人化的空间里，人们心灵暂时从政治伦理、道德束缚中逃逸出来，本性得到舒展，电视提供了一个参照物，一个灵魂的QQ对象，非善的东西变得肆无忌惮。个体化了的人民、群众、公众，在这样一个收视情境中慢慢消解掉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和道德感知力，转化为机械感受媒体信息的受众，几声最初的叹息过后便是零度情感状态下的收看。一次恐怖事件、一个生命的悲惨经历便成了鲁镇祥林嫂式的谈资；手起刀落间滚下的头颅不再是血不再是肉，而只是传媒提供的一段卡通式画面。客厅是一个忌讳血腥的场所，但同时也是一个消解血腥的地方。恐怖不再是恐怖，它只是一个“节目”，一个收视点，一段吸引公众眼球的情景剧，一个吸纳广告的容器。恐怖分子负责提供原料，媒体负责加工制作，受众进行日常化消费，这样一个信息生产消费链条十分完美。媒体提供的新闻化了的人类施虐过程，可以使受众们不必受到道德谴责而获得观赏施虐的心理享受，他们甚至还可以在观赏中把自己置于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获得评判的话语权力。从生存意义上说，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心理上生产一种剂量适当的恐惧抗体，使自己获得心理上的承受力和理性的判断力，进而趋利避害，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美国传播学者格勃纳在对电视与暴力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之后认为：“电视娱乐有助于将涉及暴力的社会问题置于另一个时间、地点，让我们在一个安然远离我们自己的环境中观看那些角色，寻找解决我们自身问题的办法。”〔9〕形形色色的恐怖新闻让受众不必自己亲身经历恐怖却能得到对于恐怖感觉上的享受，演化为自己的一种必需能力。
即使我们不把我们自己猜度得如此不堪和丑恶，仅仅是每个人几乎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观赏心态，就可以为恐怖分子的施暴和媒体的传播提供最有力、最持久的消费需求。在丑闻让人见怪不怪、声色犬马已成为日常饮品的今天，恐怖便在公众信息需要中显示出了稀缺性。正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客厅为全世界的恐怖活动提供了动力和支持。
四
似乎我们可以产生这样的印象，在恐怖活动中，在处理恐怖危机中，政治家、政客、外交家的处境最尴尬，他们常常焦头烂额，他们常常被公众所责难。一方面是恐怖分子越来越高的价码和无法接受的政治讹诈；一方面是公众的指责，人质和家人悲哀的面孔。
但是，控制舆论正是政治家和政客们的拿手好戏，是他们的一项基本技能。在人们看来，布莱尔好像被囚笼中的比格利逼到墙角，对手攻讦，国民谴责，人们威胁要在投票中惩罚他。英国媒体分析说，在营救人质问题上，布莱尔政府进退维谷。问题难就难在，无论这场人质危机以何种结果收场，两难处境都似乎不可避免：与绑架者进行交易来换取人质的安全，绑架者恐怕会得寸进尺，漫天要价，此举后患无穷；无视绑架者要求，人质受累死于非命，备受伊拉克问题困扰的布莱尔必将再次遭到批评，政治前途可能进一步受损。因此，将人质危机比作布莱尔在伊拉克问题上面临的又一场梦魇实不为过。
2004年9月29日，恐怖分子通过半岛电视台又一次播放了录像带，片长十一分钟。笼中的比格利蜷缩在墙边，他的手和脚均被捆绑。比格利用一只被捆绑的手抱住头。狭小的牢笼上方悬挂着“统一圣战组织”的黑色旗帜。比格利恳求布莱尔满足“统一圣战组织”提出的条件：释放所有伊拉克女囚。“托尼·布莱尔，我求你救我的命……”比格利边说边流泪。“我想回家，我想回家，布莱尔先生，请不要把我留在这里”。讲话中，比格利指责布莱尔没有为营救他而努力：“布莱尔在说谎。他不关心我……他拒绝谈判，我孤身一人，我的命贱。”“绑架我的人并不想杀我。”比格利说，他们只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女囚。
比格利的弟弟保罗·比格利对英国BBC电视台记者说，布莱尔应该辞职：“我想如果他（布莱尔）辞职，肯尼思（比格利）明天就可以乘飞机回家。”英国《独立报》评论说，绑架者就是想通过此举使布莱尔为其追随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付出政治代价，他们试图通过媒体对人质事件的关注来捅布莱尔的软肋，他们要传达一个信息：“如果比格利遇害，那么布莱尔难辞其咎。”但比格利被杀后，布莱尔却得了分，英国政府事后公布了政府为解救比格利做的努力，甚至是军事上的努力。气势汹汹的英国人一下子变得通情达理起来，舆论转口说，政府不应该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求。首相与比格利家人通话，表现出了浓厚的人情味。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在比格利遇害后亲自前往比格利在利物浦的家进行吊唁，并在那里足足呆了一个多小时。比格利另一个弟弟菲利普·比格利说：“政府已尽可能通过一切途径解救肯（比格利）。”不利的舆论局面彻底扭转了。
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更是抓住时机将一场危机转化为一场政治秀。那边比格利连连出现在电视上，媒体上时不时传来恐怖分子要将其杀头的威胁，英国政府死板得不可救药，国内舆论一片斥责声。而贝总理这厢里却将恐怖分子给予的“胁从不问”的政策用足，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使本国的两名女人质获释，贝总理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在全世界面前大大地出了一把风头。
1985年，正在一个饭店起草保守党年会上演讲稿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遭遇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爆炸发生时，她刚在演讲稿上加了最后几笔。未来得及整理的稿纸被气流冲得四处飞舞，她在两分钟前刚刚离开的浴室顿时塌落下来。幸未罹难的撒切尔夫人的表现自然格外引人注目。一身尘土的首相在爆炸后不久就向记者宣布，会议将照常进行。“当她于上午九时三十分准时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受到了全场长时间起立鼓掌。无疑，这颗炸弹未能动摇她在选民心中的形象”。爆炸发生不久，主要反对党工党领袖金诺克便向报界发表谈话，赞扬撒切尔夫人遇事不慌。爆炸发生前撒切尔夫人的支持率下降的趋势改变了。爆炸事件提醒了人们这个国家需要一个强硬的领导人，而撒切尔夫人是个“铁娘子”，她在爆炸中的表现更加证明了这一点。撒切尔夫人谴责媒体对于恐怖分子的宣传是“恐怖主义的氧气”，其实这次恐怖袭击事件倒为她的政治生命输了氧。
2004年此伏彼起的人质绑架事件也为美国总统布什的竞选输了氧气。就在英国选民威胁要在“投票箱上惩罚”首相布莱尔的时候，在美籍人质被杀后，大选中的总统布什还是紧咬反恐的国策不放，终于坐稳总统宝座。而一个劲地许愿要发展经济、保障美国繁荣的克里，却没把准国民的脉，鸡飞蛋打，好不凄惶。美国人已经繁荣得欲仙欲死，求的是安静、安全，自家门口没有人体炸弹炸开才是最重要的。布什将民情拿捏得准，所以取胜。
在媒体这个荡妇的怀中，恐怖分子的疯狂获得了最大的释放天地，媒体获得的是收视率、阅读率、点击率的增加，受众得到传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