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7-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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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厅长曾繁衍一边在他主编的《历史的启迪》书中大声疾呼：“保持廉洁，反对腐败”，一边却在暗中索贿三十八万元；原河南省人大办公厅副主任李国富最为典型，不仅索贿受贿，而且跑官买官。为了升官之便，他还出版过两本专著，其中一本，竟是《反腐败论》。
官员出书，公家买单，这种腐败现象，影响之烈不可低估。最近中央有关部门指出，领导干部出书，不仅关系到其个人声誉，还常常体现着政府机关的水平和形象。借出书之名、行敛财之实，亦极为民众痛恨。今后将严格限制现职领导干部“著书立说”，以刹住官员腐败新温床，遏制粗制滥造的“出书风”。
书籍，作为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启蒙教化、传播文明薪火方面，作用巨大。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有识之士将从事学术活动的著书立说看作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朝年间东林学派首领顾宪成曾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也就是说，对于有文化的人来说，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当官，其最终目的是要为百姓造福。
古人云：“强权治国，一时之策；文化治国，百代之业。”笔者以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脏不能脏文化”。因为教育和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最后精神堡垒，它们的崩溃，标志着整个社会的堕落。
官员出书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关键是为什么出书会成为某些官员腐败的工具与温床？为什么在有严格制度下的出版部门，一些官员的伪劣书稿能够畅通无阻？从这个意义上来审视官员出书的腐败，恐怕比简单地遏制官员出书更有意义。
对上帝的一种误读
？ 张云江
上帝观念是西方文化语境两千多年绕不过去的一个圈。上帝是人类的福音抑或诅咒，是人类智慧的源泉抑或阻碍，是一种超越感观经验的全在抑或只是人类心理的原型投射，几乎每一个西方哲学家、思想家都要在这些问题上表态。两千年的聚讼纷纭，两千年的喋喋不休，汗牛充栋的书册论证，其中自然不乏对上帝的种种误读。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上帝观念，这样似乎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误读不误读了。但在西方神学体系中，对“上帝”这一观念，有一些基本的约定，这些约定应该是人们谈论上帝这一观念范畴的规则。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使用语言是一种遵守规则的活动，“当我遵守一条规则的时候，我别无选择，我盲目地遵守规则”。维特根斯坦否认有什么“私人的语言”，更反对人“私自”遵守规则。所以解读上帝也应该放在西方神学体系这一具体语境的游戏规则中来才有意义，否则误读难免，而且还荒唐得离谱。
余生也不敏，前些日子偶然获读万方先生几年前两篇关于上帝的文章（《书屋》2001年12月号《重读上帝》和2002年9月号《再读上帝》），读罢不觉叹息，这正是一种不遵守规则且荒唐得有些离谱的误读。
误读之一：上帝是什么
二战时，蒙哥马利率英军在北非与德军苦战，正逢连绵阴雨，而他需要好天气才能出击德军。一天傍晚，蒙哥马利走进了随军牧师的帐篷，怒气冲冲地问道，“你问问上帝是怎么回事儿，他不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好天气吗？难道他和德国佬是一伙的？”
《重读上帝》一文首先姑且承认了“上帝”的具体存在，并按照神学家的一般概念，把上帝描述为“一团有道德、思维、知识和启示的灵性之光”，而按照作者阅读《圣经》的结论，作者以为，上帝未尝没有“形体实质”的存在。对“上帝是什么”这一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如许只言片语一带而过，然后就缺席审判上帝（耶和华）犯下了诸如“诱骗与强奸人类的自由意志”、“彻底否定和扼杀人类的尊严”、“反人类”等罪责，定名为“窥阴癖好者”、“不折不扣的疯狂暴君”、“嗜血如命的杀人魔王”等等。作者言之凿凿，证据确实，有《圣经》中文字记录的事实为证，似乎为上帝开脱罪名是不可能的。
《重读上帝》一文记述的《圣经》史实没有问题，但其误读之处在于将上帝实体化，这样一种解读方式本身就有矛盾之处。
例如作者提到，以色列的百姓在迁徙途中，困苦不堪因而有怨言，耶和华“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按照作者的思路，是先将耶和华实体化，然后再加以暴怒、凶残的罪责，那么我们就要由此询问，既然耶和华已经实体化，在这一击杀过程中，耶和华将如何出场而具体实施他的犯罪？中国人对《封神榜》、《西游记》或现代武侠小说看多了，自然会在潜意识里认为上帝是一种“武功”练到出神入化之极致的怪物，或者是“聚则成形、散则为气”的孙悟空式的神仙，这个问题倒也可迎刃而解了。但这是中国式的解读，与西方上帝的形象无关。
由《重读上帝》一文对上帝的种种指责，我们必然要问，上帝在犯罪时将如何“出场”？这一问题与“站在云端的天使要不要大小便”一样是个假命题。此命题既假，对上帝的指责也就成了无稽之谈。当年西方经院哲学家也曾经皓首穷经地论证一些这样的问题：“上帝用泥土捏成的人的始祖亚当有没有肚脐眼？”“亚当被创造时几岁？身高多少厘米？不吃奶吃什么？”以至于“一根针上能站几个天使？”作者将伊甸园比作满清王朝的“避暑山庄”，然后奇怪上帝、天使、亚当、夏娃在其中怎样穿衣服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大而无当与此颇相类似，与作者开头根本没有弄清西方神学系统中“上帝是什么”这一基本概念有关。
作者关于“上帝是什么”的误读，基督教神学早有辩论。例如基督教第一位系统的神学家奥里根（Origenes，约185～254）就认为，对于“上帝是什么”这一问题，“无论人们的精神怎样是最纯洁、最清澈的精神，也不能企及和注视上帝的本性”〔1〕。虽然人的精神与上帝有亲缘关系，人的一些精神属性却根本不能用到上帝身上，也就是说，人类根本没有任何概念能够描述本真的上帝。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也认为，“上帝只能信仰而不可认识”，因为上帝是绝对超越的，我们的思维和一切范畴都不适用于上帝。西方神学一般通过否定和肯定方式来论证上帝是什么，但人类的理性只能对上帝作出否定的规定，不能说上帝是什么，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上帝是“不可言说者”，两千年来一直隐身在最浓重的黑暗之中。如果非要肯定地说上帝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借助类比称上帝为至善、智慧等，但这只是一种方便说法，“有限的人言永远无法完全说出无限的上帝”。这是后来康德批判人类理性的起源所在，也正是西方神学中言及上帝所必须遵守的语言规则。
但人们妄想自身的有限理性具有无限的认知能力，渴望穿透黑暗的帷幕，确实认知上帝的本质属性，这在康德便称之为人类理性的“理念调整性功能”发作，错误地把“理想的统一性”当作了“现实的统一性”，从而陷入“先验幻象”之中。上帝实存的误读，曾经在基督教历史上演出过许多闹剧，例如在中世纪一个时期，人们疯狂地收集可以证明上帝实存的种种“圣物”证据，如圣徒的尸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后流下的汗珠，玛利亚的乳汁，甚至还有上帝创造亚当时剩下来的泥块等等。十字军东征也与此狂热的误读有关，当十字军战士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攻占了耶路撒冷后，他们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期待已久的“圣墓”，却发现其中空空如也。后来黑格尔便调侃道：“基督教世界既夺回了圣地，又失去了圣地。”“它实际上是没有被欺；它带回来的结果是否定的一种：这就是说，它追求的世间生存只能够从主观的意识中寻求，不能从任何外在的对象中寻求。”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其后马丁·路德及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其目的也不过是想要恢复上帝信仰的精神性，避免基督教因为上帝形象世间实存所必然出现的种种荒唐可笑的创伤，“路德简单的理论就是说，上帝的世间生存就是无限的主观性，也就是真实的精神性，就是基督并不显现在一种外在的形式里，而是根本属于精神的，只有同上帝和解后才能够得到——是在信仰和享受里”〔2〕。
万方先生无视基督教神学千百年来解读《圣经》理解上帝形象的基本规则，把上帝实体化，缺席审判，然后开棺戮尸、锉骨扬灰，但整场把戏却不过是自己在“捣鬼”而已。
误读之二：上帝的残忍与凶暴
东坡居士与佛印对坐，东坡说，“和尚观我是何物？”佛印答是“佛”，又问“居士观老僧是何物？”东坡答是“狗屎”。后东坡得意洋洋地告诉了苏小妹，以为自己法战得胜。小妹笑曰：“兄长误矣，佛印观你作佛，是说他心已是佛，你观他是狗屎，是说自己心如狗屎”。
《重读上帝》一文以权威《圣经》的记载为依据，列举了“上帝”的斑斑“劣迹”，例如用说谎的卑劣手法“限制人类获得自由意志与灵肉解放”，“分裂人类的团结”，“遭耶和华直接或间接所击杀的人，有数字可稽考者，共有九十万零五千一百五十人之多”，他的任意、随意的杀人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暴君原型，更通过“原罪”的诅咒使人类世世代代道德败坏……于是作者认为上帝是“暴君”和“杀人魔王”。
考诸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上帝观念的发展史，最初耶和华只是犹太民族的一个战神，后来普遍化为民族祖先，再超升为天地万物之创造者，乃有其作为上帝开创世纪之说。《旧约》中关于耶和华的事迹，多有喜怒无常的记载，其惩罚人之罪过，时重时轻，并不完全凭借理性，一如《重读上帝》一文之记述。但实际上，《圣经》是一个创作，上帝事迹合理性、合正义者，乃是创作者依凭人的道德心灵的投射，其不合理性、不合正义者，同样也是作《旧约》之人，自将其不合理的喜怒之情，投射到耶和华之所成。后来信奉耶和华者，逐渐将此不合理处神圣化、合理化，更由此形成无数神学问题的辩论。而在《新约》中，上帝观念有一巨大改变，由重律法正义、赏罚分明转变为重仁慈博爱，耶和华也由一犹太民族人格神化为以爱心为本的一切民族之上帝。此为上帝观念发展之大略。
所以从本质上讲，上帝原本就是出来“顶罪”的。人间杀戮、天灾人祸，干上帝甚事？没有上帝，就没有这些灾祸了吗？
前几天翻看《资治通鉴》，看到东汉孝灵帝光和二年，王甫弄权，其养子王吉为沛相，残酷杀人，而且杀人之后，“磔尸车上，随其罪目，宣示属县，夏月腐烂，则以绳连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见者骇惧。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东汉时期的中国“异教徒”王吉先生是不信上帝的，“原罪”应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却依旧残暴如斯。
上帝已死。尼采兴高采烈地说，《重读上帝》也欣喜若狂地这样说，这是一种上帝缺席的状态，上帝缺席之后又怎样？上个世纪前五十年，有七千万人被蹂躏、奴役、杀害；在后五十年，也差不多有二千万人有同样的处境。上帝已死，人间血腥依旧。
叔本华认为，“从本性上讲，人是一种野蛮、可怕的动物”。《圣经》中记载的部落间的血腥仇杀、天灾人祸都应该是史实，这是人类所必须面对的现实——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无论上帝出不出场。但关键是人的理性将如何解释这些杀戮？如何面对如此沉重的灾难？如何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悲苦中坚守存活的意义？正如约伯在病痛中所叹息的：“人的道路既如此渺茫，天主为何赐给他生命，又把他包围？”〔3〕既然生命如此脆弱，既然同根相煎如此残酷，既然磨难如此深重，那个体乃至种族的生命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如果上帝不出场“顶罪”，这些沉重的磨难将毫无意义，人类理性将无法直面这种无意义之虚无的折磨。
于是人类的先民请上帝出场，上帝将为所有这些血腥、艰难、痛苦、不幸“买单”——他给予处于绝望中的人们以希望，荒诞之中的人们以意义，困顿中的人们以勇气，他在这些灾难中出场并承担下所有灾难的原因，正如耶稣日后走向十字架时所说的“要为人类赎罪”的意义一样：即便在这个时候，上帝也没有放弃人们，他让人们感到，即便是在这样荒诞、残酷的事件里，也是有意义的。上帝可以承担罪责，人们可以把自己的过失归咎于他，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无知、残暴找寻到可以开脱的理由，只要信奉他，便能为自身找到安全保护层。在这样的一种狡猾设计中，无辜的上帝承担起种种罪名。因为人类先民的理性过于脆弱，而承受的灾难却又是如此沉重，不如此根本无法从蛮荒走向文明。
这或许才是“上帝”的本来面目。
康德哲学已经论证了人类理性的限度，即“上帝存在与否”已经超出了人类认知的限度，但在实践理性中却又把“上帝存在”列为三个公设之一，因为上帝不在场，人类的理智世界的“德”和感性世界的“福”将会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缝。由此看来，公设“上帝存在”是人类理性最伟大的发现或发明，因为人的存在是这样的困境，“我们既是蛆虫又是神”（马斯洛语）。“自然的恐怖、痛苦的死亡之谜、我们面对生活之危险时的焦虑以及命运的各种巨大的必然性，（人）在它面前没有回旋的余地。”（弗洛伊德语）只有着眼于人类这种天生的困境，才能深刻体会到公设“上帝存在”的价值之所在，才能理解诸如创世纪、伊甸园、诺亚方舟乃至“原罪”、“最终审判”、“命定说”等《圣经》及其相关神学文字的深层含义。
从对上帝的绝对信仰到康德“上帝信念的公设”，再到尼采“上帝死亡”甚至实证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正是西方语言背景下人类理性由幼稚走向成熟日渐独立的过程。在一个已经拒斥形而上学的时代来谈论上帝，最容易发生的对上帝的误读便是时代的错位。实证主义大师孔德把人类智力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产生原初上帝形象的初始神学阶段是人类思辨能力的第一次必然的飞跃，从各个方面看，它都是人类智力或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尽管纯然是临时性的和预备的阶段。而在现代实证科学语境下，“上帝”更多指向人本身心理的外在投射，是弗洛伊德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在古代，人们可以让上帝背负起种种罪责，因为人们信奉他，以他为至善、仁爱的皈依，上帝“作恶多端”也罢，淑世救人也罢，都源出于人类内心的一种深刻的需求，或者说是人类智慧的一种巧妙设计；但是现代人们却无权去责备上帝，人类已经用理性的发展杀死了他，并且似乎已经看穿了帷幕后面的真相。那么责备上帝也就是在责备人自身，责备上帝残暴、疯狂就是在责备人类自己残暴、疯狂，因为现代人已经没有信仰的张力能够把上帝置于彼岸世界，让他来承担罪责。而现在如果非要再把一些罪过归于上帝，那便是一种逃避。
如此以现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