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7-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帝置于彼岸世界，让他来承担罪责。而现在如果非要再把一些罪过归于上帝，那便是一种逃避。
如此以现代观念去解读远古时期的上帝形象，正如嘲笑远古时期的人不会开飞机、用电脑一样，恰是一种时代错位造成的误读，其幽默效果或可成为小品的材料，但绝不适合做严肃的哲学探讨。
上帝出场，上帝负责；上帝已死，人类自己负责。
误读之三：“上帝已死”的意义
丹霞天然禅师，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烧火向，院主呵曰：“何得烧我木佛？”师以杖子拨灰曰：“吾烧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师曰：“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
当1882年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他陈述的只是一个既成事实，但不久尼采就疯了。这更像是现代哲学开端处的一个谶语——上帝死亡，人类疯狂。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似乎是这一谶语的应验。人类启蒙运动造成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发展确实带来了物质的空前丰富，但其危害也在所难免。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诸大师对此早有深入的批判，而《重读上帝》却还对“上帝之死”大唱赞歌，对人类脱离上帝的掌控后的所谓的“进化、自由、幸福与尊严”欣羡不已，更对人类进步的启蒙者撒旦颂扬连连，正是对上帝已死之意义单向度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读。
上帝已死，人间真的就万事大吉了吗？
上帝死后，人类的理性获得了空前的地位，因为没有了“上帝”的羁绊与牵制，在现代社会中，唯我独尊的理性逐渐获得控制一切的权利，但这也是理性自我毁灭的过程。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分析了理性被畸形化为“技术合理性”的后果，科学管理和劳动分工提高了劳动效率，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准，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反人性的思维方式，即把“作为观察和测量基点的人与伦理、审美、政治的人分开”，把人工具化，这样劳动成为痛苦与不幸的折磨，而不再是“爱欲冲动发泄”的方式，人的攻击本能膨胀，造成普遍的人际关系紧张，以及与此相关的恐惧感、孤独感、自卑感、精神崩溃与自杀。人的攻击朝向自然，开发自然的目的已经不再是满足必要的物质需要，而是征服、破坏，使自然成为“商品化的自然”、被污染的自然、军事化的自然，其结果便是人类生存环境和爱欲发泄环境的萎缩，造成“人海社会”。
伽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对现代人生存的荒谬进行了独到的分析。《重读上帝》一文对求知赞美有加，但在伽缪看来，世界的无理性和存在的神秘性根本无视人类的这一愿望，这就构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荒谬感，更不用说人的生命有限性在死亡面前的荒谬感了。在“上帝已死”而又不能自杀的情况下，伽缪开出的治愈荒谬感的药方多少有些无奈：如同西西弗斯来回不停地推石头上山一样，人只能藐视荒谬，把原本无意义的生活看作一个可以从中获得快乐和满足的过程，并以此作为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最高的虔诚在于否定诸神并且搬动石头”〔4〕。这是“上帝死后”现代人营造的孱弱无力的宗教。
《重读上帝》一文有借上帝说事的意味——上帝是精神偶像及专制势力的原型与代表，打倒偶像，人才可获得自由。事实上并不这么简单。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对“上帝死亡”后人获得的自由状况进行了分析：尽管现代人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却没有能够在理性与爱的基础上营造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看到，人类日渐获取自由的过程，与个人生长的过程，有着相似的辩证性质。一方面，这是日益增长力量与统一的过程，这是日益可以控制自然、增长理智，日渐与其他人团结的过程。在另一方面，这种日益个人化的过程，却意味着日渐的孤独、不安全，和日益怀疑他在宇宙中的地位、生命的意义，以及日益感到自己的无权利及不重要”。这样就导致一场恐慌的对自由的逃避，有的逃入到新的束缚当中去，因为在这个束缚之中，“他拥有一个无可怀疑的位置，他可能受到饥饿或压迫的痛苦，但是，他不会受到所有痛苦中最痛苦的一种——那就是全然的孤独与怀疑”〔5〕。由此形成新的无理性的专制与压迫，纳粹德国是前车之鉴，后期世界范围内的邪教盛行也是明证。
宣布完“上帝死亡”十年，尼采疯狂，半个世纪之后福柯说“人之死”，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人只是近期的产物，并正在走向消亡”，“人像是画在沙滩上的肖像，是可以被抹去的”。福柯《词与物》中近乎梦魇似的呓语，更像是上帝死后人的心灵独对苍穹时的独语。
新儒家大哲唐君毅亦认为，近代以来的自由与个人独立的观念，造成功利主义盛行，“人乃知于上天下地之事物，无不可加以利用，以达其功用性之目的。由此而一切神圣之事物，在现代社会中，无不可颠倒其价值，而如为魔鬼所利用，现代之世界即可称之为一真正神魔混杂之时代”。“现代人类之最高之智慧，即在认识一切神圣事物皆可工具化，而颠倒其价值，认识此世界”。“阶级分化、职业及行业之分化，与个人主义所助成之人之自我封闭，致对于一切神圣事物，只有一普遍的疑虑、冷漠与怖畏之情”〔6〕。由此造成现代人类人文精神方面的巨大危机，堕落至极，人类实有可能毁灭自己。
由此看，出现《重读上帝》这样的神魔颠倒的解读方式——上帝是人的暴君，撒旦是人的良师益友——也就不奇怪了，但作者似乎对上帝之死的后果估计过于乐观，这可以说是一种“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式的误读。
按照西方哲学思想的思路，“上帝之死”引发的是人的疯狂、哲学的消亡，最终是“人之死”。这样的一个无可奈何的历程也值得欣喜庆贺吗？
之所以出现上述误读，笔者以为主要是东西方文化语言环境差异造成的，因为文化背景不同，造成了具体语言使用时对规则理解上的不同。同样的误读，我在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中也曾经看到过，他把中国的禅宗与道教的修证与基督教的救赎观相比较，得出的结论竟是，前者逍遥的最高境界，便是去变成一块冷冰冰的石头。读罢同样令人鼻酸。
注释：
〔1〕转引自《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
〔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版，第440～461页。
〔3〕《圣经》，约1：20—3：1。
〔4〕（法）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61页。
〔5〕《弗洛姆文集》之《逃避自由》，朱明启译，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6〕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九境》（下），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460～461页。
关于诗人朱湘身后事
——石定乐先生《想起朱湘》正讹
？ 万龙生
诗人朱湘素为我所崇仰，而其悲剧命运又令我思之每每唏嘘不已，黯然神伤。顷读久盼始得的《书屋》2005年第一期所载石定乐先生《想起朱湘》一文对于朱湘身后之事的叙述，不禁大惑。盖因朱湘殁后，其夫人“只好把儿女送了人，自己出家为尼”之说，实乃道听途闻，不足为据也。对此，不可不辩，以免讹传。
赵景深先生是五四以后的著名作家、编辑家，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与当时文坛精英有着广泛的联系。他的《我与文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收录他历年所写的散文随笔百余篇，事关数十位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文坛巨擘名家。其中关于朱湘的就有三篇。其中，《记朱湘》一文写于1933年12月11日，距诗人投江的12月5日仅仅六天。由此文可知，赵景深先生既是朱湘作品的编辑，与他又有很好的私交。他与妻子一听到朱湘的噩耗，立即前往朱夫人刘霓君所在的上海南京路胜家缝纫公司去看望慰问，并且还帮助料理了若干后事。刘霓君悲痛地向他们述说了诗人生前一两年的景况，凄楚动人。她虽然悲痛欲绝，但对于选择了绝路，抛下她母子三人的丈夫，却全然没有怨尤之意。她还提到朱湘曾经有托孤之言，后悔当时没有在意。然后赵先生就赶写了这篇悼文，以最快的速度发表在1934年1月号的《现代》杂志上。由此可见，赵景深先生对于朱湘是非常了解的，并且怀有深厚的感情。
将近五十年后的1982年5月29日，赵先生又写了《朱湘传略》，发表在当年第三期的《新文学史料》上。此文对于朱湘遗孀刘霓君及其二子后来的情况有所交代。这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从中无论如何看不出什么“子女送人”、“出家为尼”的影子。赵先生不愧忠于友谊，珍惜朱湘留下的宝贵文学遗产，同情霓君母子遭遇，所以在朱湘身后，致力于朱湘遗作的整理出版，并曾于抗战前多次将稿费交付霓君。他还把自己主编的《青年界》杂志1934年第二期办成了“朱湘纪念专号”。特别可贵的是，文末记载了霓君母子的下落。概括起来，大致情况如下：
抗战以后，由于朱湘遗作再未重版，所以就没有稿费的支撑，刘霓君“只好靠缝纫和刺绣来维持生活”。后来，她的女儿小东“嫁给了陕西的一位共产党员刘文德，就由他来赡养霓君一家”。小东截肢后，到上海安装假肢，还曾在赵家住了一个多月呢。临别前，赵先生还赠送她许多朱湘的有关资料。小东和刘文德生了一双子女，名叫刘健林、刘健兰。朱湘儿子小沅的长子朱细毛也由刘文德抚养。1959年12月23日，霓君还曾寄赠她抱着两个外孙的照片；1961年3月7日，她又寄赠她和两个外孙的以及刘文德全家的合影。
赵景深先生接着回忆：“后来刘霓君与女婿闹翻，她到云南昆明去住。大约小沅本来是中学语文教师，被‘四人帮’打到矿山去工作。刘霓君仍以缝衣和在衣上绣花为生。她很想在昆明公园附近建立朱湘的衣冠冢和纪念碑，愿望没有实现。”
就在赵景深先生写这篇传略的1982年，朱湘的生前至交、著名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先生给他去信，告知“朱小沅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有白血病，刘霓君也去世几年了。小沅的长子朱细毛写过回忆录”。
以上就是赵景深先生所写的关于诗人朱湘身后遗孀刘霓君及其后辈的景况。确凿无疑，令人叹惋。朱细毛的回忆录不知发表过没有，若能找到，应该是宝贵的资料。有心人不妨访求之。
作者附白：朱湘是新文学史上的重要诗人，命运坎坷，英年早逝，现在，就是一些写诗的人，也已经不知其为何许人也。《书屋》发表文章，进行介绍，表示怀念，深得我心。
马寅初赞美张勋吗？
？ 李 慧
2004年11月的《书屋》杂志载有《张勋之死》一文，其中有一小段说：“属于新锐派人物的刘景山、马寅初给辫帅（张勋）送了一幅短短的挽联：‘天不遗一老，名目足千秋。’什么‘名目’能够千秋永恒？就是为人处世坚贞不二的原则立场，这是立身之本。”
按对联的基本要求：两句字数相等，平仄大体相反成对（平平仄仄对仄仄平平），句法结构相同成对（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词性相同成对（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副词对副词，连词、介词对连词、介词……）。这副挽联里“天”与“名”、“老”与“秋”是名词成对；“遗”与“足”是动词成对；“一”与“千”是数词成对；“不”是副词，“目”是名词，怎能成对呢？我们细细思考，恍然大悟：该文作者龚汝富先生在引用这副挽联时，看错了一个字，把一个“自”字看成“目”字了。改正过来，“天不遗一老，名自足千秋”，便是一副工整的对联了。
“名自足千秋”，龚先生认为是赞美张勋。但我们细想名留千秋，便好么？历史上留名有香臭之分。《世说新语·尤悔》篇记载东晋大军阀桓温的话：“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桓温对他的亲信说这句话，是坦露他要发动废君立君的政变，甘冒遗臭万年的恶评，后来他废了皇帝司马奕，另立司马昱为皇帝。张勋废掉总统黎元洪，扶植废帝溥仪再做皇帝。两人干的一样。桓温自知这么干，会遗臭万年，难道刘景山、马寅初会赞美张勋流芳百世吗？刘景山、马寅初说：“天不遗一老”（遗、老两个字嵌得妙），是突出张勋这个第一号遗老的身份，说天不容他留在世上。“名自足千秋”，是借用桓温自评的话来评价张勋也像桓温一样“遗臭万年”。这样理解，才符合刘景山、马寅初两位革命人士的立场观点，如果说张勋流芳百世，那么，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摆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们说刘景山、马寅初拿桓温比拟张勋，根据不仅在于“名自足千秋”是从桓温的“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转化而来，还在于桓、张两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桓温是东晋的大军阀，做过荆州刺史、扬州牧、征西大将军、侍中、大司马；张勋是清末民初的军阀，在清末做过江南提督、江苏巡抚、代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在民初做过江苏督军、长江巡阅使。两人势力都在长江流域。桓温从江北的当涂带兵南入南京，废掉一个皇帝，另立一个皇帝；张勋从江北的徐州带兵北入北京，废掉总统，捧出溥仪再做皇帝。两人行事相类，气味相同，所以刘景山、马寅初在挽联中说张勋能在历史上留名，和桓温一样遗臭万年，决非是说他能流芳百世。
龚汝富先生说刘景山、马寅初赞美张勋，是误解了他们挽联中的微言大义，正如他把“自”字错认为“目”字一样，可见阅读文章必须细心观看、细心思考，粗心大意就是不行。
明朝色情文学流行泛想
？ 理 钊
在中国的历史中，明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朝代。在那个朝代里，有好些本是相对立的东西，却都能平安地裹在一个叫做明朝的大袍子里相安共容。
明朝皇帝的龙椅安稳之后，便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之位。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给“周、程、张、朱之学”提了一点不同意见，算是学术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著书，曰：‘无误后人。’”朱棣的这一句话便开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从此理学成了唯一的学问，其他都成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查禁（《禁书·文字狱》，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而明朝的科举“考试大纲”规定得更是严格，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
“考试大纲”看起来无关紧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挥棒，它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所以，在明朝时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就是以讲述“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的理学。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实在是有点儿荒唐，人欲岂是能灭的？虽然古圣贤说“无欲则刚”，但人要真的没有了欲望，什么样的想法都没有了，那结果恐怕不是“刚”，相反则可能是软得不能再软，唾沫吐到脸上也一定会等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