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7-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动容。因为元宏实在太小，群臣奏请拓拔弘继续总揽政事，按照成例，太上皇是不问政的，于是给拓拔弘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好让他谈玄执政两不误。五年之后，拓拔弘被冯太后毒死了（冯太后并非拓拔弘的生母，其生母早在立他为太子时被“依故事”即鲜卑建国时定下的制度处死）。此时的元宏还只有九岁，不能亲政，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依故事”，太子元宏自然也是没有享受过母爱的，从小由“祖母”冯氏抚养，虽然不为无恩，但“祖母”对孙子却多所疑忌，且常施重罚。她曾经听信太监告密而动用杖刑——责打小皇帝数十棍，有一次甚至冬天里，让元宏穿着单衣坐禁闭，三天不许吃饭，还准备废了他（大臣固谏乃止）。冯太后为什么下手如此狠﹖史书说是因为她看到元宏“英敏过人”，今后恐不利于冯氏家族。冯氏是个有野心且有能力的人，“性聪察，知书计，晓政事”，因为“失行”（有生活作风问题），“畏人议己”，猜疑心很重，稍有风闻，动辄杀人。元宏的皇帝当然也是做得战战兢兢的，“承颜顺志，事无大小，皆仰成于太后。太后往往专决，不复关白于帝”。公元490年9月，冯太后终于死了，按理说，元宏会有一种解脱的快慰，可是他却表现出逾于常理的哀伤。一开始是五天不进水米，大臣苦谏，才喝了一碗粥。过了一个月，还不肯将祖母的梓宫归葬山陵，王公们又上表固请“依故事”办理，莫违典制，元宏同意下葬，但坚决拒绝“除服”。君臣之间为除服问题辩论了好几个月，始终没有结果。第二年正月，恢复临朝听政，仍不肯除去丧服，后来因为引发了外交礼仪问题，才举朝除服。元宏三天两头谒陵，谒陵期间，“追感哀哭，终日不饭”，几个月下来，“毁瘠犹甚”——一个很健壮的青年竟至于形销骨立了。元宏的孝行在当时以及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看来，他所做的一切恐怕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理念，而并非完全发自情感，他是要以自己的言行树立楷模，从而转移一时之风气，可以说，这是他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实践中的一个环节——言传身教。
再说“文”，既指“才藻富赡”，又指敦厚宽仁。元宏并不是个羸弱的文士，“少而善射，膂力过人”。十来岁时，“能以指弹碎羊膊骨”，“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但到了十五岁以后，“便不复杀生，射猎之事悉止”，转而“雅好读书，手不释卷”，“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后来“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章，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这或许有些夸大，但他深厚的学识根基和出众的写作能力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十九岁以后，所有诏书，“皆帝之文也”，在古今帝王中，可说是独一无二。元宏不但自己好写，还喜欢与文人切磋，“情如饥渴”，而且能“寄以布素之意”（平等待人）。他待人宽厚这个特点不太符合做一代雄主必要的主观条件，而且，有时对病残百姓的慰恤或犯罪囚人的赦免，不免有太多的随意性，因而招致了一些批评。司马光就曾指出：“彼废疾者宜养，当命有司均之于境内，今独施于道路之所遇，则所遗者多矣，其为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挠有司之法，犹非人君之体也。”所以说，统治者过于细致的“亲民秀”（不管出自真心或者假意），并不值得称道，因为它“所遗者大”——较起真来，反倒是失职了。
元宏的历史贡献，既不在“孝”，也不在“文”，而在于他所实施的民族同化政策。从刘渊开始，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已经统治中国北方近二百年，尽管汉族依然占有人口和文化的优势，但在政治上无疑是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作为少数民族君主的元宏，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确实表现了超人的远见和胆识。他从改变语言、服饰、姓氏这些方面入手，但受到鲜卑贵族们的抵制，由于平城地区鲜卑人口相对集中，因而变革风气收效不大，于是他决定迁都到地处中原的洛阳。他估计到迁都一定会遭到守旧的贵族们强烈的反对，便用了一点计谋，只说是发兵南征，要举全国之力，朝廷、府库、后宫、贵戚一律随军南下。既然是军事行动，谁也不敢反对，等到这个庞大的指挥部到达洛阳以后，元宏颁布了迁都诏书，生米成了熟饭，反对者无能为力了。一千三百年后，俄国的彼得一世的改革很有些相像，从莫斯科迁都彼得堡，强迫贵族们学法语、剃胡子、穿欧式服装……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他乾纲独断，坚持不渝，终于让俄国“用斧头和大炮开进了欧洲”。元宏的汉化政策则使北方地区复杂的民族问题以和平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为中华民族的壮大和发展开拓了新局面，就接受先进文化的坚决和彻底这一点而言，后来历朝的少数民族君主都有所不及。这也难怪，时至今日，人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仍未统一，去年不是有几个学界大腕发表宣言说，不同民族文化各有特点，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吗？这种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实用主义观点，实在远远落后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元宏。
元宏只活了三十三岁，真正大权在握不过十年而已。但他却在中国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死以后，后继的子孙平庸昏聩，三十年后，北魏被权臣分裂。在分裂的基础上建立的北齐和北周，是两个从根本上汉化了的鲜卑政权，一东一西，把洛阳抛弃了，任它在豫西北的风霜中面对荒凉和寂寞。
五
隋、唐两代，都以洛阳为东都，政治中心则在西都长安，不过有两个皇帝对洛阳情有独钟，一个是隋炀帝杨广，一个是武则天。据说杨广听信了算命先生要他尽量离开关中的劝诫，所以大力经营洛阳，实际上，主要原因还在于他的不安分——今年北征，明年南巡，都是大动作，折腾个没完没了，而洛阳的地理位置，当然比长安更便于人员和物资的征调和配置。杨广在他父亲死后三个月，就从长安来到洛阳，大兴土木。他动员了两百万劳力，以十个月的时间，营建了一个崭新的大洛阳。先是开挖自龙门东接黄河的渠道，接着便修造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同时下令把数万家各地的富商大贾举家迁徙到洛阳，使洛阳的人口迅速膨胀到百万以上。为了南巡北征的方便，他常年征发百万以上的民工，开凿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通淮水而达长江，北由沁水而通涿郡。位居于今日干旱少水的华北地区的洛阳，无疑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内河航运中心，在现代人看来，这简直有些匪夷所思。作为航运中心，它必然又带动了仓储业、造船业的大规模发展。杨广营建的洛口仓和徊洛仓可储粮二千万石（此数字疑有些夸大，不过按洛阳当时人口计算，一年耗粮也需数百万石之多）。在他称帝的十二年里，洛阳的船坞里建造的龙舟、赤舰等大型船只达数万艘。杨广的这些“政绩工程”客观上固然有泽及后人之处，但他的动机却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享乐欲，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痛苦，说到底，他是一个暴君，和一切暴君一样，其成就越大，罪孽也越重。
武则天和杨广是同一流人物，其阴险狠毒、骄奢淫逸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之所以选择洛阳为都，最初是因为她惨杀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心虚而精神失常，老看见两个浑身血污的女鬼在宫中出没，为此她从大明宫迁往蓬莱宫，但仍甩不掉女鬼的纠缠，直到搬到洛阳，才安静下来，从此她便“终身不归长安”。称帝以后，她大约也是有意识地摆脱李唐王朝的旧都，以树立大周的新朝气象。武则天在洛阳的建设只限于两个方面，一是修宫殿，一是造佛像。她的宫殿十分富丽堂皇，特别是举行朝会的明堂，规模之宏大更是前无古人（其间还被她的情人放火烧掉而重建一次）。所有的宫室建筑，今天已找不到任何遗迹，但她下令凿建的大批佛像许多还在，特别是龙门那座以武则天为原型的大佛像，至今还是激发不少人爱国主义豪情的重要符号。千百年来，对武氏早有定评，但到了二十世纪，有人出于宣传反封建或女权主义的需要，遮掩她的阴暗面，夸大她的政治业绩，文章、小说、电视、戏剧多不胜数，竭力树立一个伟大的女政治家的高大形象。对于青少年，这实在是极大的误导。性别的不平等是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产物，因此，女权的伸张也必须以相应的社会条件作前提，在封建的男性中心社会，尤其是在充满机心与权谋、杀戮与血腥的政治领域里，一个女人要达到和超过男人的地位，她必须比那些男人更狡黠、更阴险、更灭绝人性。
武周时期的洛阳，繁盛虽然达于极点，但文化方面却乏善可陈。武则天崇尚佛教，利用《大云经》作为自己改朝称帝的符谶，一再从政策上提高佛教的地位，这自然威胁到了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同时，她实行一种滥授官职而又常常将他们无辜诛杀的阴险政策，更使多数士人与她离心离德。她从不相信孔孟之徒会真心拥戴自己（即使对狄仁杰这位自己最倚重的大臣也起过疑心），因此下手又狠又重，决无怜惜之心；而儒生们的学问本是用来经世致用的，心里再害怕，再不满，官总还是要当，口里虽然念念有词地颂圣表忠，心头则各自有“小九九”，只是在等待风云际会（最后的逼宫一幕就是武氏屡加拔擢的副宰相张柬之一手主持）。儒家处于这种受排斥的状态，和东汉、魏、晋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了，还能期待他们在文化上有什么作为呢﹖
923年到936年，后唐又一度把都城建在洛阳。这是一个战乱中建立的袖珍版的中央帝国（庄宗李存勖被人笑称为“洛州刺史”），国家四分五裂，百姓生计艰难，洛阳经过唐末的混战，也早已失去昔日的辉煌。然而，沉沦的末路中，常常会闪现意料之外的亮点，后唐庄宗和明宗（李嗣源），在历史上各有其不可忽略之处。这两个人都“出身夷狄”，而且同是拼杀一生骁勇过人的武夫，但做了皇帝，却一个以文雅见名，一个以宽仁闻世。李存勖政治上很糊涂，但酷爱文艺，对音乐和戏剧尤甚。他能作曲，自制过不少曲牌，填上词，传唱很广，最著名的像《如梦令》，“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之类已成经典名句，文学史上，他甚至可列入词的开拓性作者之列。但他最爱的是戏剧，爱看，也爱自己演。他的倡导和支持，对于戏剧（时称参军戏）从一种原始的演唱过渡为完整的艺术形式，作用至大。他养了一个大文工团，网络了各方面的表演人才，他对这些伶人的待遇之厚、宠信之深，真可谓空前绝后（“文革”期间的“样板团”虽然地位极其尊荣，但并未授予军政大权）。被宠信的伶人们有个别品质较好的，但大多数是龌龊小人，他们收受贿赂，谗害异己，策划阴谋，最后发动叛乱，力敌千人的李存勖终于在乱军中被杀——倒也有几分像艺术家“诗意的死亡”。明宗李嗣源身上则毫无艺术细胞，他甚至连字都不认得，宰相给他读奏章也常常听不明白，但他却是五代时期受到后人最高评价的君主。其实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治绩，一开始“减罢官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皆归之有司”，这些都由于接受了庄宗的教训，不算大的德政。不过史称他“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兵革初息，年屡丰登，生民赖以休息”，这些在五代就颇为难得了。
李嗣源死后五年，后唐亡于后晋，石敬瑭把都城迁到了开封，二十多年后，出生并成长在洛阳的赵匡胤，曾经有意把都城迁回这座留给他美好回忆的福地，但最终未能如愿。“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东风容易别”，洛阳花事已了，与政治中心舞台从此作别，只能听任历史的牛车，驮着自己昔日的繁华，渐行渐远。所有封建帝国的都城，它的兴衰荣辱取决于政治权力演变的作用。正如它的兴起并非出于商品交易对市场的自发要求，而只是适应当权者统治和享乐的需要，所以只要行政权力一旦转移，它所有的城市功能便随之迅速地退化。历史上洛阳的萎缩是典型的例证。封建国家“首善之区”的百姓，或多或少，沾皇帝的光，总要享受一点特殊的待遇，他们往往会由此产生程度不同的优越感，皇帝不在了，“首善之区”狗屁不是了，优越感便只能成为自嘲或他人嘲弄的话柄，这也是封建皇权制度下奴才意识常见的标本，直到今天，许多人头脑中还能发现它的变种。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城市的命运主要决定于它的经济水平和发展潜力，处于发展中的中国，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城市的发展正在渐渐摆脱行政权力的干预，按照经济规律，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实现自己的繁荣和进步。在这个大潮中，洛阳也迎来了崭新的机会。
畅饮政治苦酒的文人
？ 王贵成
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入世情结一直很重，他们动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付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派头。诚然，他们关心国家命运，忧患天下苍生的爱国情怀，自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在那个生杀予夺全系于皇帝一人一时之喜怒的封建社会里，入世者如果缺乏驾驭政治的自知之明，缺乏对政治环境的审时度势，那么就会出现李国文先生所说的局面：“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说来也是一种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一个个却巴不得地端起来一饮而尽。于是，只要卷入政治漩涡之中，这个文人，纵使满腹经纶，纵使才高八斗，也就统统付诸东流了。”〔1〕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已属万幸，而大多时候，文人们所深恋着的政治，往往会变成导引他们走向地狱之门的通行证。
明代江南才子、《永乐大典》总编辑解缙即是这些文人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个。
一
说起解缙（1369—1415），不但有明一代，就是放到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那也绝对是一大才子。当他奉明成祖朱棣之命走上《永乐大典》总编（当时叫监修）的工作岗位时，才三十四岁，若在现时，正是读博士后的年纪，顶多算个青年学者，能有多大成就呢。而我们的解总，当时已是翰林学士，穷尽了经典图籍，阅遍了千古文翰。正因为有这样的大才，《永乐大典》这样的煌煌巨制才有可能完成。中国历代的学问大家可谓不少，但可和解缙比肩者甚少。清代编《四库全书》的纪昀勉强可算一个，但那也是解缙的开创性劳动承前，纪昀才可能启后。这样看来，解缙可算“千古一才”。当时解缙领导着一个总数在三千人左右的庞大编纂机构，经过五年磨勘精校、广搜博览、披沙拣金、选优集萃的辛勤劳动，将我国自古以来所有书籍中的有关资料，整段、整篇、甚至整部地抄入，当时辑入的图书达七八千种。《永乐大典》成书后，分别装订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余字，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极其珍贵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
汇集了中华文化的万卷精华，出自这位矮个子学士手中，真让几百年后的晚辈们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
如果解缙只做他的学士，心无杂念，一心向学，将是中华文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