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7-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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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缙为自己找的第一个掘墓人是汉王朱高煦。高煦乃朱棣次子，勇武过人，在靖难之战中救过朱棣的命，立下了赫赫战功，虽然暴虐无常，却最为朱棣看重。为立太子事，宫廷内形成了两派，靖难功臣拥戴朱高煦，而中国的传统是立长不立幼，因而朱棣一时拿不定注意。此时解缙的政治头脑又开始盘算开了。他知道，立了朱高煦，这拥戴之功他是抢不到多少的，而长子朱高炽最不被人看好，如果拥立了他，才是真正的奇货可居，才是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解学士一定为他的聪明投资而激动不已，况且以学士之才，要梦想成真也不太难。一天，朱棣密召解缙进宫，问及此事，解缙专挑好的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懦弱无能竟然能高尚成仁孝，中国的语言之美就在这里。朱棣是个明白人，什么话也没说。解缙又顿首说：“好圣孙（即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这可是解缙的杀手锏，果然奇效无比。朱棣动了心，因为他是非常喜爱长孙的。这个孩子出生时，朱棣曾梦见父皇授此儿以大圭，镌有“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这样的瑞兆朱棣非常相信。现在长孙已经十岁了，嗜书好诵，智识杰出，朱棣怎能不怦然心动呢？〔2〕为了长孙，朱棣把朱高炽立为太子，封次子朱高煦为汉王，并命解缙拟诏书告示天下。汉王当然气坏了，从此把解缙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争这个拥立之功，不少文人掉脑袋于其中。其实，对皇帝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立储是一件很难决定的事情，往往意见听得越多，选下的接班人越是糟糕，这是盛世明君们易犯的毛病。秦始皇、唐太宗也好，明太祖、康熙帝也好，概莫能外。这种事情，做臣子的往往是瞎操心，即使操对了心，也是出力不讨好。以解学士之聪明，这点历史的禅机他不会参不透，但政治的毒酒早把他喝得不分东南西北，哪管得了这么多呀！太子虽立，朱棣意向仍游移不定，一边是“靖难”功臣们的呼声，一边是太子“又时时失帝意”，所以屡欲易储。这可把解学士急坏了，赶紧向朱棣进谏：“是启争也，不可。”可这时，朱棣已怀疑到了解缙的动机，很后悔当初听他的话立了这样一个无能的太子，所以对解缙的意见不但不采纳，反而责怪解缙在离间他的骨肉。从此，朱棣对解缙的礼遇渐渐减少。疏不间亲，解学士怎么就想不到这点呀！
解缙为自己找的第二个掘墓人是锦衣卫帅纪纲。作为特务头子，纪纲是皇帝不可或缺的一个耳目，对这样的大红人，一般朝臣根本不敢惹。然而解学士却对这个不学无术的特务头子不屑一顾。一年冬天，在一名朝廷官员的寿宴上，解缙正与大臣学士们吟诗作对，纪纲走进来，硬充斯文，胡诌对联，仗势拿人取笑。解缙决心煞煞他的威风，便离席踱到厅中，向纪纲念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请纪纲对下联。这位刽子手自然对不出。解缙笑着说：“这俗对不是大人对不出，怕是懒得对。我自个儿续下联吧！”然后轻重有致地念道：“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纪纲当然悟出点其中奥妙，却不好发作。从此，这两人结下了难解的私怨。好一个解学士，以敏捷之才惩治了一个奸诈之徒，实在是大快人心。不过，这也正是中国文人的小聪明所在，也可说是一大通病。他们总把自己看得过分高尚，把小人看得过分丑陋，总想实现除恶务尽的理想，为此不惜把自己主动推到与小人的对立面上去。尽管暂时取得了阿Q式的精神胜利，但日后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是这些单纯善良可怜的文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加之解缙几次劝谏永乐帝，取消了一些劳民伤财意义不大的“形象工程”，让纪纲失去了不少搜刮百姓的机会，这使得纪纲更对解缙恨之入骨。
汉王和纪纲在永乐帝跟前不断地搬弄是非，而解缙还在不断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身处危境而不知，可悲啊！
五
永乐四年七月，朱棣赐黄淮等五人二品金纱衣一件，身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学士的解缙却未被赐予，这是朱棣将要贬黜解缙的一个信号。其实，朱棣早就想把这个讨人嫌的解缙一脚踢开，只是《永乐大典》还没有编完，为了这千古未有的伟业不至于半途而废，朱棣只好隐忍不发。这个时候，解缙也可能明白自己失宠了，但他实在舍不得放下历经艰难险阻好不容易才奋斗到手的这杯政治美酒，依然对朱棣一往情深，有时还很牛气：我解缙才干出众，你皇帝纵然不喜欢我，但你要想当明君，就离不开我这样的贤才。解学士以为他是擎天之柱，没有他天就要塌陷，世间将永处黑暗之中。这种盲目乐观使解缙变得感觉迟钝起来。
永乐五年（1407）二月，《永乐大典》再有几个月就要交卷了，朱棣再也等不下去了，找了个借口即所谓“廷试阅卷不公”，将解缙降谪为广西布政司的右参议。像解缙这样一个书生气十足又颇遭嫉恨之人，一旦离开内阁近臣的位置，厄运也就开始了。这一年解缙三十九岁。解缙离京后南行，顺路回乡滞留数日，将妻儿安顿于家，便只身前往广西就任。这次出任与当年谪贬河洲时心情一样：“十年遭运否，河陇孤栖迟，东还未展翻，一麾复南驰。”他虽然用“丈夫志四方，离别何足悲”来安慰自己，但还是寄希望于“圣恩喜谢事，乐矣不复疑，壶觞集群彦，迟我从南归”。都什么时候了，解缙依然对政治痴心不改，如果不是对永乐帝充满了幻想，就是希望新主子将来“迟我从南归”，这就更罪莫大焉。如此的怨妇心态，莫怪以后又被人奏劾，说他心怀觖望。朱棣偏听，于是又将解缙贬为交趾布政司右参议。有时我想，如果解缙此时能够悬崖勒马，迷途知返，重新品味孔老夫子的教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此不再沉溺于政治，潜心学问，依他之才华横溢，远见卓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当不是妄语。可惜，历史是不能够如果的。
人常说，四十而不惑，解缙却在过了不惑之年（永乐八年，他四十二岁）时，办了一生中最糊涂的一件蠢事，亲手为自己推开了地狱之门。这年解缙离开交趾北归面见皇帝奏事，到了南京，才知朱棣已率师北征，只留下皇太子总理国事。既然皇帝不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去，以避嫌疑，这时候最需要谨慎从事。然而，解缙去拜谒了皇太子朱高炽，然后离京乘船南下。哪曾想，他入京谒见太子一事被锦衣卫帅纪纲探知，密告随父皇北征的汉王。汉王趁战事不顺之时，添油加醋奏了解缙一本，疑心重的朱棣一听大为震怒，好你个解缙，乘着我不在私自去向太子表忠心，我还活着，你们就想抢班夺权，真是岂有此理！于是诏令逮解缙下狱。本来，解缙在归途中见南方各省旱情严重，浩浩赣江许多处也变成涓涓细流，河两岸随时可见乞讨之人。解缙心情沉重，草拟了《请凿赣江通南北》的奏疏。不料，他忧国忧民的奏疏尚未上达龙廷，自身却在归途中被捕入狱。解缙之狱牵连极多，成了汉王向太子派势力的反攻清算。不少重臣瘐死狱中，就连太子也感到随时可遭不测，惶惶不可终日。汉王勾结纪纲，严刑拷打，逼解缙承认“私觐太子，辱上谋叛”，解缙宁死不招，这最后的底线他必须守住，否则将永无出头之日。因事关太子，又没有“谋叛”的实据，纪纲等无法，只好把解缙打入死牢。尽管如此，解缙心中的那盏希望之灯一直没有熄灭，一直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他的政治美酒还没有饮完。不过，坐了好几年死牢，奇迹却没有发生。然而，时间越长，越能够吊足他求生的胃口。
希望好像要发生了。永乐十三年（1415），朱棣查看锦衣卫的囚籍，见到解缙的姓名，便轻描淡写问了一句：“解缙犹在耶？”锦衣卫的头子纪纲心领神会，遂令设计饮酒把解缙灌醉，命人将他拖出丢在狱中小院，任其在大雪中活活冻死。五百八十九年后的今天我无法想像，解学士怎么就能兴奋地一口气将一坛酒全喝下去呢？可能的解释是，在酒精的兴奋作用下，他不禁感慨这二十多年的宦海沉浮，感慨父子两代皇帝的殊遇恩宠，如今皇帝终于想起我来了，而且还赐了御酒，出头之日就要来了，怎能不百感交集呢！人生几何，现在且醉酒当歌吧！于是，解学士喝了个一塌糊涂，终于在糊涂中饮尽了最后一杯政治毒酒。
一代才子解缙就这样在政治酒海中受害冤死。这一年，他仅仅四十七岁。他死后，朱棣犹感余恨未消，还命籍其家，妻子宗族遣戍辽东。
解缙作为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皇帝宠遇一时的近臣，常受到赐宴的礼遇，甚至儿子的婚事朱棣亦曾关心，君臣之间可谓亲密无间。但是，在政治酒海中畅游的人们，由于中毒日久，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都已经迷失了人性，丧失了理智。所以，“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3〕就成了解缙这个大才子的悲剧命运。而且，它也成了千古文人从政的一个可怕谶语。无数文人在其中醉生梦死，不可自拔。
注释：
〔1〕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2〕蔡东藩著：《明史通俗演义》，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00页。
〔3〕修晓波、田澍：《明太祖——朱元璋》，学苑出版社1997年1版，第224页。此诗背景：一次，朱元璋在便殿宴请敢于直谏的大臣茹太素，在与茹太素饮酒的时候，朱元璋吟了这两句诗。
婚恋中的郁达夫
？ 朱旭晨
以性爱描写作为切入口登上文坛的郁达夫确乎是个爱情至上者。他说：“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么﹖”他甚至将《达夫全集》第一卷取名为“寒灰集”，并在首页题词中说“寒灰的复燃，要借吹嘘的大力。这大力的出处，大约在我的朋友王映霞的身上。”郁达夫就是这样：他有努力向善和上进的灵魂，但必须时时有爱情和友情加以抚煦和鼓励。
爱情是最见真性的。对杭州美女王映霞，郁达夫可谓一见钟情。初识当晚即夜不能寐，躺下又起立反复数次。王映霞的可爱的面容和身影，总在他眼前晃动着，以至于他将信将疑。由此郁达夫步入了“生命的冒险与升华”。在他们相识的1927年，郁达夫已有妻儿在北京。但是，既然上帝把王映霞带到他身边，他便“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一股熊熊的恋火在他心中燃烧起来了。他鼓励自己“放出勇气来干下去”，全然不顾世俗的眼光与批评，更不考虑这种不加掩饰的婚外恋情给自己的家庭、名誉、社会地位可能带来的影响。道德、礼教，一切都被他踏在脚底，他只要牢牢抓住这爱、抓住心爱的王女士。为此，他全身心投入，倾全力追求。从1927年1月14日初次见面到2月28日他们在江南大旅社第一次倾心长谈后王映霞承认并接受了郁达夫的爱，再到6月5日在杭州聚丰园举行订婚喜宴直至1928年1月在上海东亚酒楼宣布结婚，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郁达夫每一天都盼望着与王映霞见面、谈心，见了面谈了心回来还要再写信，有误解时一天竟会写三四封信去解释，那份热切渴望绝不亚于青年人的初恋激情。郁达夫对王映霞的爱是真挚的、强烈的、纯而又纯的。这份从未有过的真心诚意的爱，其热度与强度使郁达夫时而飞扬在爱的幸福中，时而又沉溺于爱的痛苦中。记得那次长谈后，郁达夫送走王映霞，见过朋友后又折回江南大旅社，坐在王映霞坐过的安乐椅上，就仿佛她仍坐在这里，和他密谈一样。她的躯体、她的温热、她的呼吸、她的声音，仍然留在这里——留在达夫的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中。对王映霞，他依依不舍、情思绵绵、爱得发狂。在郁王恋爱及婚后生活中，由于郁达夫气质纤细敏感，神经常处于亢奋状态，时而狂热、时而痛苦、时而激动、时而不安。炽热如火时信誓旦旦，心满意足倍觉甜蜜；灰心丧气时则怨恨难平，怀疑猜忌怒目相向，其间情感及心理的微妙变化，可谓瞬息万变。就连意外之喜，也大有白日梦的感觉。两人相悦时，他对王映霞说：“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现在似乎才找到了光明的去路”，“你的爱具有救渡灵魂和肉体的非凡的力量！”“我对你的爱，是不会动摇的了。”我愿“生在爱的中间，死在爱的心里！”郁达夫把王映霞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一旦王映霞生气，他就不断写信去苦求王不要生气，王原谅了他，他便如同“已判处死刑的囚犯被大赦了一样”感恩戴德。还是这个郁达夫，两人发生误解，情绪低落时，对王映霞乃至所有的女人便恨之入骨了，就想：若恋爱的滋味竟是这样的痛苦，我愿意死，也不愿再和王女士往来了。痛骂、谴责的语言于是写上了日记：“我想女人的心思，何以会这样的狠，这样的毒……”“女人终究是下等动物，她们只晓得要金钱，要虚空的荣誉，我以后想和异性断绝交际了。”然而，一个转念，又想：不管怎样痛苦，我都不愿放弃心爱的王女士。梦想、希望、盼望、等待、失望、快乐、幸福……上天赐予他爱的能力与机遇，也让他饱尝爱的欢乐与烦忧。无疑，王映霞带给郁达夫的幸福与欢乐最多，同时，给他造成的烦恼与痛苦亦最甚。
出身名门的新女性王映霞是很介意名分的，从一开始她就希望郁达夫与孙荃离婚后再嫁，但郁达夫的矛盾与拖延使她这一心愿没能达成，勉强可算是个“两头大”的格局。如果真是这样也就罢了，事实却是郁达夫有意无意中会将王映霞视为“妾妇”。这情绪的流露，在1932年郁达夫杭州养病题赠映霞的一首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让我们得以窥见：
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
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
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
这里郁达夫以朝云比王映霞。我们知道，朝云是苏东坡的姬侍，也姓王，也是杭州人。苏东坡对朝云非常钟爱，在她死后曾作《悼朝云诗》寄托哀思，朝云因此以古代文人姬侍中之佼佼者而留名于后世。郁达夫此诗题名《寄映霞》，自然是有欠妥当，所以后来他又将“朝云”改为“霞君”。
另有一事，更公开“暗示”了这种身份。郁母七十大寿时，郁达夫曾带王映霞回富阳老家拜贺。寿堂前郁母高坐，原定由各门夫妻依次同拜，郁母临时又改变了主意，改由男归男，女归女，从大房到小房依次拜寿。郁达夫兄弟三人，他行三。轮到小房媳妇拜寿时，王映霞刚欲上前跪拜，孙荃见状从左侧快步插入，抢在王映霞之先朝婆婆下拜了。郁母见小房媳妇孙荃拜过了，就从座位上立起身，以示拜寿结束。
达夫的赠诗及郁母与孙荃的态度都明白无误的说明在郁家王映霞不过是“姬妾”！这是王映霞所无法容忍的。加之郁达夫婚后一不高兴就“离家出走”，思想上的距离、年龄上的悬殊、性格上的差异，使他们隔膜愈来愈多，不得已由王映霞外公王二南先生出面让郁达夫写了“保证书”和“版权赠予书”给王映霞。从此，郁达夫对王映霞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