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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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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幸的是山东人中吴之荣一流人物尚少,而淄川的那个大汉奸孙之獬也早叫老百姓宰了〔1〕,没有人再敢效尤。另外也许是蒲翁的侥幸。他身居僻乡,又没有湖州庄廷那么阔气,拉上一群名人作序把《聊斋》刻出来,流布海内。于是他有生之年成了漏网之鱼,等到青柯亭把《聊斋》刻出,《犬奸》一篇已经删去,蒲老先生的墓树也早已成拱了。
    再说些题外的话,如果这篇真的被吴之荣之流捉住把柄,可能向主子表功时也颇费口舌。记得“文革”时亲聆一场批斗某“恶毒攻击”分子的大会,军代表列举其罪状道:“某某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第一条,他在某时某地对某甲说了‘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有笔不能写、有脑子不能想’的某些话;第二条,他又在某时某地对某乙说了‘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有笔不能写、有脑子不能想’的某些话……”军代表说绕口令一般讲了半天,谁也不明白这个反革命究竟说了什么。不要以为这位军代表的“为尊者讳”有些好笑,他大约也是知道其中厉害的。而且此事也于古有征。
    想当年,戊戌之后,太后老佛爷也要搞新政,就派了五大臣出洋考察。其中端方大人到了旧金山,公务之余,就把正在那里留学的湖北学生刘成禺叫了去。这刘成禺拿着清政府的官费于此读书,却是专和清廷作对的革命党,他早在三四年前留学日本时就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此时被派到旧金山办报宣传革命。端方见了他,便沉着脸说:“我来旧金山之前就读过你在《大同日报》上写的那些文章了。我告诉你,你以后不要再讲那些话了。”刘成禺心里明白,却说:“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些话。”端说:“就是你讲的那些话。”刘说:“我没有讲什么话。”端说:“就是你天天讲的那些话。”刘说:“我天天并没讲什么话。”端方一看这小子是成心和自己捣乱,非要自己把刘那些犯上作乱、排满革命的话重复一遍不可,就气哼哼地说:“你自己还不明白,就是你讲出口的那些话!你也明白,我也明白,从今以后,那些话再也不要讲了。”刘继续装傻说:“我到底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话。”
    于是我想,那些嗅觉灵敏的走狗们如果发现了《犬奸》的大逆不道,向主子学舌之际,自己的脑袋也一定是很不稳当的了。因为对那些“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有笔不能写、有脑子不能想”的话,他也是不能说不能想的。所以精明的官场中人就是遇到此类揭发,也最好把事情压下去。举例说明,也是“文革”掌故,鲜为人知,赘于篇末,算是额外赠送。
    蒋百里的小女儿蒋和是中日混血儿,在那时天经地义地要被怀疑是外国特务,所以军宣队就逼她交代出敌特的情报。这位太太被逼得胡说八道,寻死觅活,终于有一天,她要向军宣队的第一把手做单独交代了。军代表一本正经地接待了她,强按着激动等着爆炸性的材料出现,不料这位太太只在纸上写了一句:“陈伯达是杂种。”这材料是够爆炸了,但当时陈伯达是三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人物,这材料能汇报上去么?不行,让陈伯达看见,自己的前途就惨了,所以这位军代表经过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最后英明地决定,这“检举材料”一不能上交,二不能焚毁,只能锁到保险柜中,内容则绝对保密,谁传出去谁负责。而蒋太太也就此放出牛棚,这也是防患于未然,谁知这个疯子还会抖出什么“爆料”来呢。
兰麝熏心洪承畴(《长清僧》)
    《长清僧》一则“异史氏”曰:“人死则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余于僧,不异之乎其再生,而异之乎其入纷华靡丽之乡,而能绝人以逃世也。若眼睛一闪,而兰麝熏心,有求死而不得者矣,况僧乎哉!”
    这“眼睛一闪,而兰麝熏心,有求死而不得者”,显然另有所指,因为下面一句“况僧乎哉”就把这老和尚剔了出去。但这话很不好理解,这“兰麝熏心”与“求死”有什么关系呢?譬如你对人说:我给你一个大元宝,你就别死了。这话能说通么?你就是不给我元宝我也不会去死呀。谁没事儿要把死当成乐趣,当成事业呢?平常的时候没有这种人,除非是疯子;但特殊的时候就有,那就是要以死殉节、以死殉国的时候。所以这句话要想说通,就只能这样理解:一个大臣或大将,决心以身殉国了,但突然一睁眼,好一个娇滴滴、香喷喷的大美人,正在向他眉语而目许,那么还死不死呢?算了吧,死后的名节和生前的艳福,二者不可得兼,于是就“求死而不可得”了。所以蒲翁此话是有所指而发,所指也不是别人,就是那位可与吴三桂齐名的洪经略洪承畴。
    崇祯十二年,满洲事亟,朝廷任命屡败中原“群寇”的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对付越来越严重的外患。这也是在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死后,明廷中惟一一个能用兵的大臣了。但到了十五年,洪氏兵败松山,成了满洲的俘虏,开始他是绝粒引吭,誓以死殉,可是终于投降了清廷,而且引导清兵彻底消灭了明朝。于是民间遂有洪氏惑于清孝庄后美貌之说。对此清人笔记自然不敢记录,到了清末民初,《蕉窗雨话》遂大揭其事,所叙细致入微,虽然未必为史实,却也是流传有自。在此摘其大略:
    皇太极欲降洪氏,令于国中曰:“有能出奇谋降洪经略者,受上赏。”承畴有狎仆曰金升,习主性最悉,献计清帝曰:“我主人赋性沉毅,爵禄刀锯,弗足动厥志。惟颇喜女色,粉白黛绿,满贮金屋,后宫如夫人盖不止六人也。苟饰丽姝,婉辞相劝,或足稍动厥心乎。”皇太极于是大索国中,千红万紫,群萃禁门,遍阅蛮花,无一当意者。喟然而吁,入宫长叹。胡后问之,乃以金升之言告。胡后悄然以思,有间,频以目视皇太极,两颊晕红,附皇太极耳絮语良久,语秘莫闻。但见皇太极作色曰:“朕贵为国主,乃为一顶绿头巾压杀耶!”胡后徐曰:“主子勿怒妾,妾岂自谋,为国计耳,听否由主,妾弗强也。”皇太极寻思半晌,怃然曰:“无已,从卿矣,好自为之。”于是胡后艳装盛服,屏从人,至囚所。见承畴闭目危坐,道貌岸然,凛乎若不可犯也。悄问曰:“此位是中朝洪经略否?”语音清脆,宛似九啭黄莺;吹气如兰,芬芳沁鼻。承畴冥心待死,闻娇声顿触素好,自不觉目之张也。胡后曰:“先生,尔竟欲殉节乎?”承畴惊问:“尔何人?尔何由知我?尔之来,奉何人命?有何事?”胡后笑曰:“我非食人者,何事恐怖!且先生矢志殉国,至怖事亦无过一死,何恐为?”言时嫣然微笑,眉态撩人……承畴既醉其貌,又服其识,中心憧憧,莫知所之。胡后又曰:“先生身后,亦有遗语诏家人否?我二人既然相遇,青鸟之职,后死者责也。愿先生语我!”承畴闻言大戚,泪出如珠。胡后手绣帕代为揩拭。脂香粉气,馥馥袭人,承畴心不觉大动,潜引其臂,亦不甚拒,觉肤滑如脂,柔若无骨,斯时也,几自忘身为楚囚矣。是夜联床共话,引臂作枕,洛浦巫山,其乐无极。次日,而大明国经略大臣,竟与胡后联袂朝清帝矣。
    无须多说,那“吹气如兰,芬芳沁鼻。承畴冥心待死,闻娇声顿触素好,自不觉目之张也”,难道不可以做“眼睛一闪,而兰麝熏心”的注脚么?
    (《聊斋志异评赏大成》,马振芳主编,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注释:
    〔1〕《清稗类钞》:淄川孙之獬,明时官列九卿。睿亲王领兵入关时,之獬首先上表归诚,且言其家妇女俱已效满妆,并于朝见时薙发改装,归入满班。满以其汉人也,不许;归汉班,汉又以为满饰也,亦不容。之獬羞愤,乃疏言:“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奏上,世祖叹赏,乃下削发之令。及顺治丁亥,山东布衣谢迁奋起,兵入淄川,之獬阖家惨死。
 
 
 
厚黑面具下的孔孟之心
——读李宗吾《厚黑学》
? 黄全彦
 
    被誉为“厚黑教主”、自号为“李疯子”的川中奇人李宗吾先生,于民国年间写下了《厚黑学》一书,当时风靡华夏。而在目前的情势下,李氏之书又再度升温,出版者不止一家,发行量也颇为可观。据报载李氏著作不光在大陆畅销,在港台也同样是炙手可热。而演绎李氏之书者如《厚黑孙子兵法》、《厚黑管理学》、《厚黑爱情学》等亦纷纷出笼。李氏所著《厚黑学》一书不足二十万字,而演绎之书却是洋洋大观、连篇累牍,超出原书不知几倍。
    而看演绎李氏之书,均一律从“面厚心黑”四字出发,影响世人,似乎无论什么人做什么事,都必须面皮厚、心肠黑才对。人们一时也是“谈李色变”,视李宗吾为洪水猛兽,于世道人心大有罪过。殊不知这绝非李氏本意之所在,因此对本书也大有澄清之必要。
    李宗吾《厚黑学》一书宗旨,见《厚黑丛话》一文,他说道:“我定有一条公例,用厚黑学以图谋一人之私利,是发卑劣之行,用厚黑学以图谋众人之利,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并同时言道:“用厚黑以为善,则为善人;用厚黑以为恶,则为恶人。”由此也可见李氏当时著作此书,绝非教人为恶,而是为图谋众人之利而作。
    李宗吾在当时拈出“厚黑”二字,是有其特殊历史背景的。李氏著书年代,正是中国备受世界列强欺负凌辱之时,李氏提倡以厚黑应对。因为在他看来,列强的外交方式不外有两种,一是劫贼式,二是娼妓式。劫贼的蛮不讲理武力掠夺,李宗吾称之为“黑”;而娼妓的甜言蜜语两面三刀,李宗吾称之为“厚”。中国在应对列强中吃了大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正如魏源所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李宗吾认为应当以恶抗恶,中国在对付列强时,列强用“厚黑”,我们也必须以“厚黑”迎之才是。他在书中说道:“我们可把世界帝国主义看作一个强秦,把世界弱小民族,看着六国,组织一个‘弱小民族联盟’,以与帝国主义周旋。”(《厚黑丛话》)这些观点在当时看来其实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另外他在讲到中国历史上如明代徐阶参倒严世蕃、清代曾国藩法办李次青的典故,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李宗吾言以厚黑治国,越厚越高尚,其著书本意当在此处。
    再看李宗吾在其《宗吾谈政治》、《宗吾谈经济》等文章中,丝毫看不出他的刁钻古怪味道。他提倡民主共和、反对专制。对选举国家领袖、国民的参政议政、国家各级机构的义务和责任,都是天下为重的观点,而无丝毫奇谈怪论。他在《宗吾谈经济》一文说道:“使全国人贫富相等,更应主张立足点平等,使全国人致富的机会相等。”他所提倡的血液分配法、雨露分配法的经济分配方式,无论正确与否,都满含民主共和制色彩。他竭力所拥护的正是孙中山先生号召的“天下为公”原则,言语诚恳敦厚。
    从这一系列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李宗吾学说的思想根基,那就是厚黑面具下的孔孟之心。李氏原名“宗儒”,入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后始改名“宗吾”。但他一生实际是深受孔孟影响的一生,本书中的《厚黑经》一文,套用的全是《论语》中的孔子言语,他硬将孔子的“仁”说成是“厚”,“义”说成是“黑”,也并未跳出孔子范畴。而他在《返本线的发明》一文中更是流露出他的思想本原。他说:“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从‘身’字向内返进两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再向内发展。就好比建筑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这是中国学说最精粹的地方。”而他在《和达尔文开个玩笑》、《为克鲁泡特金学说的修正》两篇文章中,对达尔文的弱肉强食一味竞争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都作了无情驳斥,反观他所提倡的则纯粹是儒家的“中和”学说。另外再从李氏本身的为人来看,他也一直是个讲谦让中和的厚道之人。李氏鄙薄名利,在与“厚黑学”相对的《薄白学》一文中他写道:“重庆关的监督,是何等天字第一号的肥缺啊!但他不肯干,即有人劝劝也不干。官产清理处的经理处长,也不能不说是发财的机会罢,但前者他要求减薪,后者裁撤时,落得没有归家的路费。”如此观其为人,丝毫不见“厚黑”。而和李宗吾本人曾有密切交往的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在《李宗吾与〈厚黑学〉》一文也曾言:“我同李宗吾还有一段因缘,在我的印象里,李宗吾一点也不厚黑,可以说还很厚道。”“我对他很敬佩,这个人学问很好,道德也好,生活也很严肃。”(见《历史人生纵横谈》,南怀瑾著,华文出版社,1993年。)
    也正如李宗吾在《亲访宗吾答客问》一文所叙述那样:“古今真理,只有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孔孟的仁义,老子的道德,佛耶的慈悲博爱,和宗吾的厚黑,均是一个真理,不过说法不同罢了。”由此看来,在李氏眼里,他所谓的“厚黑”,也只是于“仁义”、“道德”、“慈悲博爱”之外换个说法而已。
    既然李宗吾说真理只有一个,仅仅只是说法的不同,但他何以于“仁义”、“道德”、“慈悲博爱”之外偏偏拈出“厚黑”两字为自己著作的总纲呢?从文中看来,大概还是出于儒家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迫切心理吧。李氏在书中不止一次大谈著作问世后,自己同门下弟子跟孔子同孔门弟子一样大吃冷猪肉的情形,言辞中充满了向往羡慕之情。也大概正是在这种极端心理的驱使之下,他才于孔孟的“仁义”之外,单单挑出了这极端的“厚黑”二字。
    (《厚黑学大全》,李宗吾著,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谈一谈“刘项原来不读书”
? 关天道
 
    何兆武先生是我所钦佩的学者,因此处处留心他的文章。近日读何先生发表于《万象》2005年第一期上的大作《说“刘项原来不读书”》,颇有收获,颇受启发。在文章中,何先生提到了傅斯年先生在1945年作为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延安访问团”成员访问延安时,毛泽东书赠其唐五代诗人章碣诗《焚书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毛泽东何以特书此诗以赠傅斯年?”何先生非常慎重地自问自答道:“是不是那意味着:你们这批号称陈胜、吴广的,终究是不能成气候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并非是知识分子的刘项之辈。”同时,何先生对于自己这种解释不太满意:“不过,以上这种解读似乎也有杆格(应为“扞格”,想是打印之误)难通之处。因为,众所周知,毛泽东历来是一贯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如果按以上的解读,他又是对反秦始皇者给予肯定的了。”因此,“究竟如何加以解读,不敢肯定。姑妄言之如上,以俟通人”。在这里,何先生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是毛泽东特以“刘项原来不读书”之诗赠傅斯年的用意到底何在?二是一贯高度评价秦始皇的毛泽东为什么同时对于刘项等反秦始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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