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东方文学简史(日本部分)-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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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以及拉狄克的《德鲁杰尔伯爵家的舞会》等，几乎同期被翻译介绍到日本。
伊藤整1905年出于北海道，青年时代写过抒情诗。最初，他是作为引进20世纪西方文学的评论家蜚声文坛。后则成为日本“新心理主义”文学的旗手。1930年，伊藤发表的短篇小说《感情细胞的断面》，颇受川端康成的赞赏。在理论和创作上，他主要得益于詹姆斯·乔伊斯和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影响。他翻译出版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32年又出版了专著
《新心理主义文学论》，且在《文学评论》上频频地发表文章。伊藤整竭力倡导心理主义文学“意识流”、“内心独白”和“过去时间再现”的表现手法。创作上，则实验性地将肉体描写与心理分析融为一体，或将“新感觉派”文学的感觉性印象描写变革为心理现实的直接描述。他追求跳跃式的联想，严谨而自由的结构。
1937年，伊藤整发表了他的实验性代表作品《幽鬼街》，翌年又发表《幽鬼村》。表面上看， 《幽鬼街》是一部“私小说”特征浓重的作品，描写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熟人一个个成了幽鬼，从昏暗的街头巷尾冒现出来。在这种十分独特的形式中，伊藤揭示出人物内心深处的犯罪意识或心灵伤痕。显然，小说摹仿乔伊斯《尤利西斯》的一个片断，以幻想式的表现探究了人物的现时心境。同样，发表于1938年的《幽鬼村》，亦具相同特征，只是作品所描写的是作者更为年少的时代。伊藤后将两部作品合而为一，题名《街与村》。
《街与村》是理解伊藤早期创作的钥匙，他的作家地位因此获得进一步巩固。原因在于，作品“以乡土为背景，抒情性地实现了过去与现在的同时表现。从而使乔伊斯的手法获得小规模的最初成功”（濑沼茂树：《伊藤整集》解说）。
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作家伊藤的整个创作个性，尚需稍稍提及他战时、战后的创作特征与倾向。战时发表的重要作品是长篇小说《得能五郎的生活与意见》（1941）。这部小说很有特点，欲融合西方20世纪初的心理表现手法与日本的“私小说”手法，藉以生动地勾画出战时知识分子困难重重的生活境地或思想观念。同样， 1946年的长篇小说《鸣海仙吉》及1947年的评论集《小说方法》，也是力图否定日本“正统小说”（私小说）的神话，进而更新日本的小说观念。 《鸣海仙吉》有综合小说之谓，因为作品模仿乔伊斯 《尤利西斯》的构成形式，又以传统的戏作文学手法将诗歌、小说、评论、戏曲揉为一体。
总之，在日本现代文学中，起步于“新心理主义”文学的伊藤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他所一贯关注的问题，一是文学的创作方法，即如何使西方新兴的“心理主义”文学表现手法与日本传统的“私小说”式表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二则对人类本身的凝神关注，通过作品，探究人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价值与地位。“新心理主义”文学的另一位代表作家是堀辰雄，主要活动集中于小说创作方面。堀辰雄 （1904～1953）中学时代就喜欢法国的象征派诗歌，同时阅读了尼采等人的哲学著作。大正十四年（1925），堀辰考入东京大学文学系。 1929年，他在《文艺春秋》刊出处女作《无用天使》。1930年，又发表了颇受好评的成名作《圣家族》。
《圣家族》开篇写道，“死，宛若一个季节的开始……”。创作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一，乃因受到恩师芥川龙之介自杀的强烈冲击。小说以作家九鬼（芥川之化身）的死为契机，虚构出并无多少现实情境的故事世界。小说中的三个人物扁理、细木夫人和女儿娟子，围绕九鬼的死展开各种现实或心理活动。主人公扁理与细木夫人间微妙而隐晦的恋情，似乎源自某种错觉，彼此能从对方那儿找到摆脱死亡、获取新生的钥匙、然而从另一角度看，这种恋情关系又体现了某种弗洛伊德式的性爱模式。说白了，人物的潜在心理呈乱伦性。细木夫人作为九鬼的情人而构置，扁理却被暗示为九鬼的“私生子”。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扁理才一方面意识到自己无法按捺的情欲，一方面又拼命拒斥那种本能的勾引。有趣的是，扁理与细木夫人的女儿娟子间也萌生出某种“爱”的隐情。作者的目的似乎在于通过特定的情爱关系，表现九鬼的死造成的心理感觉或后果。与绢子的恋情，仿佛也是“恋母情结”的参照物或对立物。既然细木夫人是母亲的象征，绢子便成为扁理的胞妹。“圣家族”岂可渎犯？九鬼的无所不在造成乱伦禁忌的潜在压抑，人物最终以理性扼死爱欲。
这部小说的文体模仿了莱蒙·拉狄克的小说《德鲁杰尔伯爵家的舞会》，心理分析上很有新意。因而，小说被誉之为昭和初年日本心理主义文学代表作。横光利一认为 《圣家放》清晰地向读者呈示了现实的内部，似乎内部与外部一样可以用肉眼观察并明确地加以表现。堀辰雄作品甚丰，代表作品尚有《起风了》（1927）、《蜉蝣日记》（1937）、《莱穗子》（1941）和《旷野》 （1941）等。本质上讲，他的小说极具理性特征，但同时又包容在颇具温情的抒情式描写中。例如《起风了》被誉为“最最纯粹的诗歌”，在里尔克文体风格的影响下，作品探究生与死的主题。或者说，堀辰文学的一大特征正在于心理表现的确切性，或以潇洒的理性感觉始终关注“生”、“死”、“爱”的主题。总而言之，堀辰雄的创作极具特色，他将自己的传统素养完美地结合于新式的表现方法中，且对日后的心理主义作家如福永武彦、中村真一郎等，发生了很大影响。在此意义上，他的创作被称为昭和文学的一座里程碑。
其他几种“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创作上建树不多，主要特征是特定创作方法的倡导或新兴艺术理论的提出与建构。“新日本文学会”与“近代文学派”
日本1945年8月15日战败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此时，日本的文学处于种种不同的情绪之中，或绝望、或欣喜、或茫然不知所措。总之战败对日本国民诉诸了强烈的心灵冲击。这一事件，在日本现代文化史上的作用，堪与明治维新相提并论。经历过此次惨痛的失败，日本人开始思明治以来的近代历史。或许也在这种心理基础上，日本容忍了美国的民主化改革与军事占领。在美国的强制性干预下，日本确立起新的价值规范，否定了战前的政治性、伦理性文化结构——线性的家·村·国家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具有封建性残余特征，是产生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温床。
战争期间，法西斯的文化管制几乎令文学坠入不毛之地。无产阶级文学及文学运动，遭到反动当局尤其残暴的镇压，大批作家被捕入狱或被迫转向。日本战败以后，那种强烈的政治压制倏然间完全解除。在这种突然获得的自由氛围中，先前的左翼文学主将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等，全力倡导所谓的“新文学运动”，意在重温旧梦，恢复并发展战争时期严重受挫的无产阶级文学。不过此时以“民主主义文学”取代了战前的无产阶级文学称谓。总之，在他们的主观努力下，试图以“新日本文学会”为中心开展各类文学活动。然而时至战后，众多作家与读者的文学观念、文学兴趣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似乎已经无法接受战前无产阶级文学原封不动的全面复活。同时，另有一批进步的文学家，反对“新日本文学会”的文学观念与政治主张，推出了新的同人杂志《近代文学》。“近代文学”派的同人作家有平野谦、荒正人、本多秋五、埴谷雄高和小田切秀雄等。他们的文学目的在于确立新的近代自我，将文学从“政治主义”的桎梏中解救出来，进而使革命的文学人性化。这种人性论具有超阶级性的特点。为此，“新日本文学会”和“近代文学”派作家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与文学论争”。围绕“政治与文学论争”，又相继出现过“战争责任问题”、“转向问题”、“主体性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多种论争。“新日本文学会”一方的代表作家是藏原惟人、宫本显治以及前述中野重治和宫本百合子。他们属于战争中的“反战派”。战后则严厉地追究众多作家负有的直接战争责任或间接责任。与此相对，争论的另一方“近代文学”派同人认为，“反战派”不能说“全无责任”。“近代文学”派的着眼点是文学家的社会良心。他们认为，艺术不应作为政治的手段，而应通过艺术自身的价值去探究人生与社会。艺术家“忠实于自我的感觉、情感与意愿，就等于联系了群众”（荒正人）。而宫本百合子则在《1946年文坛》一文中批判道，“近代文学”派的“自我”，是脱离社会民主和全体人民的“自我”，具有消极效果。更有甚之，荒正人、平野与中野重治间，竟至发生白热化的争吵。
种种论争的焦点，在于革命·反革命，正确·错误、美·丑、人性·非人性之类的绝对化区分。
战后，在将民主绝对化的社会氛围中，“新日本文学会”体现出终极意义上的理想与正义。除前述核心作家外，“文学会”尚荟集了江口淳、志贺直哉、广津和郎等一大批不同风格的作家。在机关杂志《新日本文学》创刊号上，宫本百合子刊出了该派的文学宣言《歌声哟，响起来吧》，主张在继承、发展战前无产阶级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掀起全新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建立民主的、进步的新文学。宫本百合子战后曾是理想的象征性存在。她和中野重治一样，战时未曾屈服于军国主义的反动统治，战后则顺理成章地位居文学运动领导者的地位。同时，他们也相继发表了一些感人至深的作品。如宫本百合子的名作《播州平原》（1946）、《路标》（1947～1950）；中野重治的《五勺酒》（1947）等。但从总体上说，战后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上相对贫困，作品屈指可数。
在战后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中，“新日本文学会”倡导的民主主义文学出人意料地急速衰微。日本战后所处的时代，是一切观念、传统近乎彻底崩溃的时代。也许正因如此，以观念性、政治性为首要特征的“民主主义”文学，才缺乏吸引读者关注的现实机制。如前所述，“新日本文学会”的主体是战前的无产阶级作家，而时至战后，他们似乎并未有效地克服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那种先验的、过度的政治至上主义。实际上，1950年“文学会”发生毁灭性争执与分裂，便与过份介入政治有关。例如，中野重治以其异常坚定的政治性立场，令战后处于对立面的作家们大为紧张。他严厉地抨击所有战争中被迫迎合时局的文学家。这种情感合乎情理，因为中野重治十分憎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和战时的法西斯专制。但从另一方面讲，他那种过份强烈的正义感和绝对化的政治性，却又将许多具有进步倾向或忏悔心情的作家拒之门外。在其《批评的人性》系列论文中，他同荒正人、平野谦等“近代文学”派同人作家展开了激烈的政治论争。他认为后者的观点体现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有通向反革命的危险。这种说法显然有些过火，日后中野承认，“失误主要在自己一方”。因为，“近代文学”派本来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后属部队，论战却令其分裂出“民主”文学阵营。中野重治鲜明的政治态度，导致了消极性的结果。
中野重治1902年生于福井县。早年曾发表诗歌与小说。1924年考入东京大学德国语言文学系。学习期间，他加入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会”，同时参加现实的革命斗争。1926年，“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成立，中野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又曾荣任“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常委及《战旗》编辑。战前，他发表过小说《老铁的故事》（1929），并多次成为文艺论争的中心人物，如“艺术大众化论争”，“艺术价值论争”等等。他屡次被捕入狱。战后，则成为“新日本文学会”的创立者，兼任《赤旗》文化部长。
本质上说，中野重治是一位诗人气质的作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实际上是因为时代潮流的塑制。他的文学观念，受到普列汉诺夫的很大影响。
战争期间，中野重治发表过《空想家与剧作》（1939）等中篇小说。战后刊于《展望》 1947年1月号上的《五勺酒》，则以“私小说”的形式描写到自己的青年时代。作品试图从道德上将战后的共产主义与日本传统结合起来。50年代以后，民主运动发生了严重分裂，中野重治则陆续发表了两部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一是1954年刊出的《五脏六腑》，另一是《梨花》（1957、1958）。两部作品皆以“私小说”式的文体，描述自身的革命体验。由此，可以看出中野重治一贯始终的自我形象以及理想与现实悖离的痛苦。
中野重治曾是战后领袖一般的象征性人物。因而对战后的许多作家发生过影响。例如，置身于政治·表现对立之间的佐多稻子，一方面无法接受中野重治的政治、文学主张，另一方面又痛苦地承受着“背叛”者的良心煎熬。佐多稻子1931年就与藏原惟人等一同加入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团体。藏原惟人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最为杰出的理论家。
战争期间，佐多稻子曾从军赴战地慰问。因而战后，这一失足行为受到“新日本文学会”和“妇女运动俱乐部”的严厉批判。她被排斥在“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之外。尽管“战争责任”的追究令其沉浸在深深的自责与忏悔中，但仍旧无法摆脱失足后引起的指责与阴影。
佐多稻子1904年生于长崎市。早年做过女工，生活贫困。实际上她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早是通过中野重治和丈夫窪川鹤次郎。1928年，佐多稻子发表了处女作《焦糖工厂》，后又陆续发表《烟草女工》和《女工干部的眼泪》等小说作品。1936年的佳作《红色》，则描写丈夫背叛妻子或妻子“反抗男性”（青野季吉语）。战后，佐多在忏悔中同时发现并认定，党（日共）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以及政治与民主团体的关系上犯了错误。她认为，个人是无法避免错误的，但党却应当保持正确的形象。佐多稻子痛苦中否定了现实的党，又在自己的心中塑造起基于自我历史与感觉的党。创作上，佐多稻子颇具个性。她强调女性自主意识的确立，反对广义上的男性社会统治。这一特点，与其政治态度一致，旨在反抗外在的、限定自我的强力统制。就是说，中野重治体现了历史的正义，告诫日本人民从肉体上、精神上摆脱封建性的半奴隶性质。但由于方法上的失误，愿望与效果发生了悖离。佐多稻子却通过自身的挫折感，直觉到运动中的政治主义偏差。
佐多战后的代表作品是 《我的东京地图》（1947）。小说通过主人公生立的苦难经历，展现了版画式的战后情绪，因而又被称作“心象风景诗”。作品中，佐多那凄然的目光呈现出百孔千疮、面目全非的东京幻象。战后，她曾努力恢复自己的日共党藉。且于1946年4月荣任“新日本文学会”东京支部长。但是，天性与经历使她对现实的党始终持批判态度。1946年，终因政见不合再度被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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