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东方文学简史(日本部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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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古今集》确立了新古典主义的诗歌世界。藤原定家在陈述编篡理想时说：《新古今集》追求的是“旧词新意”。

　　《新古今集》由后鸟羽院（天皇）统辖编撰。此时另有一位承蒙后鸟羽院恩宠的乡野歌人鸭长明值得一提。鸭长明的代表作却是随笔集《方丈记》。作品描述了作者在日野山麓闲居时期的所见所闻，例如养和年间的饥馑、长承年间的大地震以及日野山区的隐遁经历等。总之对世事的轮转无常特别关注。《方丈记》是镰仓（1192－1333）初期的作品，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品中贯串的文化精神，是基于佛教思想的无常厌世观。　《方丈记》由短篇随笔连缀而成，但却不同于《枕草子》或《徒然草》，而具有首尾一贯的特点。“战记物语”又称“军记物语”，乃物语文学的新样式。《平家物语》则是“战记物语”的代表作。全书共分12卷，作者不详。相传是一位名叫生佛的盲目法师口述留传下来。当然还有其他猜测。《平家物语》的一大特征，是历史与文学的重合。全书的主线，是历史人人皆知的源平战乱，但主要却叙述了平家一族的兴亡荣枯。《平家物语》具有很强的戏剧性要素，荣枯无常，盛衰不经，作者如实地展现出悲哀、痛切的人生境况。而这种叙事过程，却并不基于个人化的中心故事。《平家物语》开篇写道，“祗园精舍的钟声，呈诸行无常之音；娑罗双树的花色，显盛者必衰之理”。实际上，源自佛经的这个对句，正是通贯全书的核心思想。在以“源平争乱”为主题的这部物语中，随处可见的是对于力量的礼赞，许多问题都是靠实力来解决的。不过，这种力量的立足点在于正义与责任。源平两军都十分看重名份、名誉，而贬斥欺瞒与卑怯。冲锋陷阵，战胜强敌，建功立业，扬名沙场，成为当时武士的共同愿望。而作者字里行间，也对此倾注了满腔热情。就是说，《平家物语》并不是单纯的战争描写，在强调、赞美力量的同时，还突出地表现某种“爱”心。这种爱，表现在君臣、父子、夫妻之类的人类亲情、义理中。同时对立于残酷的战争描述，使征杀屠戮的阴惨场景或心境，变得清澄、明亮、柔和起来。或令人生超越那地狱般的战场，走向所谓的“安养净土”。

　　《平家物语》中的女性大都是平家眷属。她们在战争中经历了种种人生苦难，骨肉分离。但与此同时，这些女性通通具有平安朝时代的贵族风彩。平家是武人，同时是贵族或诗人。因而兵马倥偬之中，仍不忘观赏山水花月。或赋诗奏乐，抒发幽怀哀情，仿佛全然忘却了行将破灭的命运。以此为题材的《平家物语》，自然带上豪华绚丽、优雅哀绝的色彩或情调，使作品具有了十分强烈的人生感染力。作者将凡常的人生感受融现在身为贵族的人物命运中。此外，《平家物语》揉合进许多民间传说，事件的发展与人物活动，亦与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保持了一致。为此，它被称作日本“国民文学”代表作。

　　《平家物语》创作时期的时代思潮十分复杂，神道、武士道、儒教等种种要素都在发生作用，因此当时文化上的重要特征在于，由崇奉情感、趣味、唯美转向理智、思索、真实。这种文化特征自然影响到《平家物语》的表现形式，例如作品中对于自然、人生的观照态度，由主观转向客观。

　　《平家物语》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取材于这部物语的作品，竟有几百种。如　《太平记》、《义经记》、《明德记》、《难波战记》等等。此外尚有许多传统戏剧、谣曲取材于此。《平家物语》表现了日本文化史上过渡期的多元化精神状况。在这个意义上，其重要性不可磨灭。

　　《太平记》也是战记文学。记载了日本南北朝时期（公元1333—1392）空前规模的战乱历史。全书共40卷，一般分为三部。第一部由后醍醐天皇的治世、讨幕计划到建武中兴；第二部写新政权发生动摇，皇家、幕府发生对抗，进而写到天皇死后，幕府获得了优势地位；第三部则是幕府内讧，一直写到足利政权第三代的义满时代，意味着安定时期的开始。描写中，可以看到《平家物语》的种种影响。但与《平家物语》不同的是，《太平记》里的悲壮美或模式性相对淡薄。在《平家物语》的创作年代，王朝式抒情尚具生命力，可以借此表现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同时胜败已经分明，败者平家已被消灭。从平家灭亡到　《平家物语》受到推崇，中间隔了近200年时间。相反，《太平记》中的战争却十分切近，直接反映在“物语”叙事的文学视野中。且给人以动荡、浑沌、复杂之感。

　　《太平记》的作者不明，相传是一位叫作“小岛法师”的物语僧人。或由多位僧人合作而成。作品中，禅宗思想十分明显。因而有人推断作者是禅僧。《太平记》描写了跨度50余年、频繁激烈的战争场面。错综复杂，给人以散漫之感。比较而言，第一部的结构情节较为明晰；第二、第三部由于事件过份复杂，略微失去统一之美。而且，第二、第三部过份热衷于战争场面的描写，给人以阴惨残酷的印象。《太平记》的作者在反映时代思潮时，同样渐渐淡化了个人的主体意识。在时代性群体意识作用下，作者喜好表现男性特征，例如勇武、刚强、壮烈、果敢之类的英雄形象。相反，对于自然、人生的观照却趋于简单。作者注重的是现实性的扬善抑恶或敬神崇佛。因而作品有道德性、教谕性或宗教性倾向。说到底，作为作品的指导性思想，不是某种主观化的美学意念，而是现世的伦理观念，且儒教、禅宗、武士道三位一体。从艺术上看，　《太平记》显然不及《平家物语》那般完整统一，且缺乏优雅诗意。但是，作品却透现出时代的光彩，发扬了刚劲遒健的民族性格。而且，《太平记》具有史书价值。它是考证吉野时代历史的宝贵资料。还是一部兵法历书。

　　《太平记》颇受日本读者喜爱，对日本后来的文学形态文学思想也有很大影响。

　　最后，中世文学中值得一提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吉田兼好的散文集《徒然草》。从文体上讲，《徒然草》中的散文有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和议论文。兼好在记述、描写以及论述等各方面，文笔非凡。因此，《徒然草》被誉之为古典范文。从思想上看，兼好具有两大特征，一方面对古代充满憧憬，一方面又受到新时代的影响。表现在作品中，则是拟古文体和新文体的并存。

　　兼好精通日本中古时期的文学，同时对中国文学、儒家学说、老庄思想皆有所好，对佛经亦了如指掌。博学多识，使他的作品复杂深邃。兼好的“古代憧憬”首先表现在崇奉平安朝时期的优雅风俗。其次，则对平安时代的自然观、人事观、文学观，别有所好。例如，《徒然草》中的“四季评”、“花月评”之类，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独自的主观感受，另一方面又映现出古典式的美学情趣。《徒然草》的第三特征是某种现实性的人生观照。

　　散文名作《徒然草》，对后来江户时代的“戏作文学”曾有很大影响。

　　近代的摇篮：“江户文学”

　　近世文学始自庆长八年　（1603）德川幕府成立。近世初期，仍然处于动乱时代。在德川幕府确立政权的过程中，已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所动摇的中世价值秩序，进一步趋向崩溃。但新的近世性价值秩序尚未确立起来。近世文学的基础正是这种“演变”中的时代氛围。此期文学的特征，首先是继承了中世文学平民化、“下克上”的传统；其次是对新秩序的怀疑或反叛。德川幕府的第一政治特征，在于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作为手段，则有轮换谒见制度的确立、闭关锁国方针的制定等等。精神方面，相应地极力推崇儒家道德的教化作用。政治上的渐趋安定，则使货币制度确立起来，经济活动得以发展。相应地，文学的读者面逐步扩大，渐渐包容武士阶级与商人。

　　此期文学包括种种类型，如“狂言”、“俳谐”、“假名草子”等。“假名草子”是一种通俗性带插图的小说，且特指17世纪以后、井原西鹤《好色一代女》（1682）刊行以前的一切散文作品。因此，假名草子包含的内容繁杂，某种意义上反映出新时代的风尚、风俗或思想倾向。同时在多种素材、文体、方法中，已可窥见近代小说的萌芽。俳谐的创始人、集大成都则是松尾芭蕉。松尾芭蕉生于正保元年　（1644），原名松尾宗房。早年，他随北村季吟学习俳谐，并广泛涉猎古典名作。除了涉足文学，芭蕉还在佛顶禅师门下参禅，学习书法与绘画。这些都是相互贯通的门类。芭蕉做过官，失意后浪迹四方。因此，作品中有许多描写羁旅生活的佳作。如最后一句“病中吟”写道：

　　荒旅病中吟，魂萦梦牵寄枯野。

　　吟毕，芭蕉客死旅途。松尾芭蕉是一位德高望重、才华横溢的俳谐诗人，具有极其独特的人生观、俳谐观，是在遁世般生活中体现伟大人格的俳句家。他热衷于俳谐形式与内容的革新，终于使俳谐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他一生发表了无数俳谐作品，后人编撰成集的有《芭蕉俳句集》、《芭蕉翁全集》、《芭蕉一代集》等等。

　　实际上所谓俳句，不过是联歌的起句独立成诗。联歌，则是和歌的一种类型，由多人创作。因而某种意义上属于游戏文学。俳谐（俳句）则不同，既然“起句”单独成诗，便成为单个作家的作品，因而便于展示作家的个性。俳谐的形式过于短小，只有　（5·7·5）17个音节，于是无法表现过多的内容，只能以最为凝炼的文字，富于启示性地同时激活读者的艺术想象。这也是俳谐为何特别富于禅意的主要原因。

　　芭蕉死后，众多弟子将俳谐发展成为大众化的艺术。然而同时，大众化使俳谐流于通俗。芭蕉式俳谐的风格，至元禄末年（1700年前后）已不复存在。

　　井原西鹤宽永19年（1742）生于大阪。身世至今不明。西鹤早年也由学作俳谐起步，且有不少作品留传下来。但他的文学才能，却表现在某些与众不同的方面。例如，他能在短时间内高速地“生产”俳句。借妻子病故之机，他刊行了俳句集《俳谐独吟一日千句》。同年冬天亦即1677年3月，西鹤在生玉本觉寺创下新的记录，一昼夜独吟俳偕　1600句。同年五月题为《俳谐大句数》出版面世。西鹤的独吟纪录后被月松轩纪子的1800句和大定三千风的3000句所打破，但延宝八年　（1680），西鹤又创下一昼夜独吟俳谐4000句的空前纪录。但是作为诗歌艺术的俳谐，其本质并不在于速度或数量。实际上西鹤使俳谐沦为一种游戏或模式化的产品。

　　西鹤并未意识到这一点。随着俳谐大师名声日涨，他更加沾沾自喜，意满志得。可幸的是，在这种游戏般的俳谐制作中，潜存着井原西鹤的小说才能。天和二年（1682），《好色一代男》的刊出成为以后近世小说的一个转折点。《好色一代男》超越了“假名草子”，创造出新型的所谓“浮世草子”。这里的所谓“浮世”乃“好色”之意。西鹤的主人公世之介正是一个好色之徒，无视现世的伦理或逻辑，一味沉湎于女色世界。例如其中写到世之介　7岁产生性意识；后周游各地，体验、见闻种种好色风俗；继承巨额遗产后，则在京都、大阪、江户各地物色高级妓女；60岁时倦于此道，又与同志者乘船“好色号”前往“女护岛”，后去向不明。总之一年一章，主题却不变。

　　表面上看，《好色一代男》的作品内容是不健康的，形式上亦有诸多欠缺。但是这部作品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从内容上讲，作品通过一个无视传统性封建道德的主人公，多视角地反映出江户时代的享乐生活与风俗，同时活生生地展示了各种人物的生活状态或心理。　《好色一代男》表面上拘泥于“好色”，实际上却形象地涉及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例如形形色色的民间风俗或各类人物心情等。总之，《好色一代男》通过西鹤清新的俳谐式联想或文体，以颇具戏谑性的逗笑手法，使读者具体地感知时代与现实。因而，西鹤文学与现代的风俗小说具有某些本质关联。或者说现代日本风俗小说一脉相承于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这里的“浮世”又是现实世界的等义词。在日语词典中，“浮典”具有双重含义。

　　《好色一代男》获得好评后，井原西鹤告别了俳谐世界而专心创作“浮世草子”。贞享元年（1684），他又写出同类作品《诸艳大■》（即《好色二代男》。贞享三年（1686）刊出《好色五人女》。同年，刊出另一部具有史学价值的名作《好色一代女》。《好色一代女》以回忆的笔法描述一位老媪的生活体验。其间，直接涉及到现世中的种种女性职业风俗，且生动地刻画出人物的种种心境。《好色一代女》的作品特征在于好色虽为中心世界，作家的视点却面向更加广阔的社会心理与风俗。这种特征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有更加明显的呈现。例如，他还写过《日本永代藏》（1688）之类展现江户町人（商人、手工匠人）经济生活的作品。

　　井原西鹤确立了“浮世草子”的文学形式。但他辞世之后，“元禄年间”（1688～1704）的小说史则继承、拓展了“浮世草子”的世界。如　1694年出现了夜食时分仍以爱欲题材为中心的《好色万金丹》；西泽一风刊出元禄町人翻案小说《御前义经记》（1700）；都之锦则有文明批评小说《元禄太平记》（1702）问世，等等。

　　井原西鹤所创立的“浮世草子”被称作现实主义文学。然而中世中期，这种文学逐渐衰落。原因在于亨保年间　（1716～1736）商品经济获得了必然的发展，相反，政治体制亦即幕藩体制却极大地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幕藩当局实施了所谓“亨保改革”。改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文化上“亨保改革”相应地提出一系列限定措施，如禁止某些出版物的出版等。因而此期被称作“封闭时代”。此时值得一提的另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是近松门左卫门，他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净琉璃”艺术。

　　近松生于承应二年　（1653），原名松森信盛。近松早年亦曾涉足俳谐创作，直至天和三年　（1683）　31岁时，他才转而开始创作净琉璃。净琉璃有多种形式、流派，说到底是一种带伴奏、表演的说书艺术。近松门左卫门是在净琉璃、歌舞伎已获很大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其独特创作的。他的主要作品有《世继曾我》（1683）、《出世景清》（1685）等。不过，近松门左卫门的代表作品，却是第一部所谓“世话净琉璃”的《曾根崎情死》（1703），这部作品取材于同年四月七日发生的殉情事件。酱油匠德兵卫与妓女阿初相爱，却受到恶棍九平次的陷害，不幸在曾根崎天神森林中双双殉情而死。近松以哀婉流畅的写实笔法，将这悲剧故事描写得哀怨动人。　《曾根岭情死》与此前净琉璃作品的最大区别在于内容方面。过去所谓历史净琉璃，多描写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或事件，而近松门左卫门的“世话净琉璃”，却描写当时默默无闻的庶民生活或微不足道的事件。总之，将町人或武士社会的现实状况，搬上写实的舞台。《曾根崎情死》确立了“世话净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