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东方文学简史(日本部分)-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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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写实的舞台。《曾根崎情死》确立了“世话净琉璃”的新世界。近松后又陆续写出许多同类优秀作品。例如描写纸匠治兵卫与妓女小春殉情悲剧的 《情死天纲岛》（1720），展示失足青年与兵卫恶行及邻人苦恼的《女杀油地狱》（1721），这两部作品堪称“净琉璃”艺术之最高成就。由此亦可窥见近松晚年的艺术面相。当然，他也写过不少“历史净琉璃”，如《国性爷会战》 （1715）和《平家女护岛》（1720）等。
中国的儒家学说尤其是“朱子学”，在“近世”的日本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原因在于，经历长期的战乱之后，德川幕府的统治者需要建立起某种秩序。而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朱子学恰好满足了这种需要。不过，当时日本的一些学问家并未照搬朱子学说，只是杨弃式地借用。例如仁齐就对立于“朱子学”静止不动的道德论，指出宇宙的本质是生命流动的运动性，因此，道德是在人类自然生活中逐步形成的。这种认识反映在文学中，则将历史真谛置于传达人情的真实上。文学的使命，首先即表现的自由。同样，另一位哲人本居宣长谈到文学时也说，人心深处的真实存在于超道德的层次之中，而文学的作用正是在于发现这种真实。这种观点对近世以后的日本文学发展，显然有过重大影响。
18世纪后半叶，江户（德川幕府时代的东京）的都市文化日趋繁荣，于是产生风来山人执先鞭的“戏作文学”。“戏作文学”是江户后期注重娱乐性的通俗文学之总称。同时，此期发生了所谓“中兴俳谐”运动。简要说来，即重振俳谐，恢复俳谐的诗歌精神。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有与谢芜村、炭太祗、加藤晓台、大岛蓼白和加舍白雄等。而最具代表性的是与谢芜村。这些俳谐作家对俳圣芭蕉的理解各不相同，有时甚至互相对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统统鼓吹复兴“芭蕉风格”。由于时代的文学观念已经不同，“中兴”时代的俳谐作家割断了俳谐与人生的联系。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则是非现实性的所谓纯艺术。
如前所述，在悖离芭蕉诗风的“中兴”诗人中，有所成就且别具一格的是与谢芜村。芜村生于亨保元年（1716），自幼家破人亡，背景离乡。因而对于幼年的追忆构成芜村的诗歌源泉之一。十七八岁离开家乡后，他在江户住了5年，然后近10年间浪迹关东北部或东北地区，一面演习俳谐，一面作文人画。芜村真正对俳谐发生兴趣是在明和五年（1768）53岁前后。此前他主要是位画家。
芜村作为“中兴”诸家之一，力主复兴芭蕉诗风。但他所推崇的芭蕉诗风，却是芭蕉诗歌的汉诗风格。具体说来即 《俳谐七部集》中的《虚栗》、《冬日》等作品。也就是说，芜村理解的芭蕉诗风是一种高雅的趣旨。但实际上，芭蕉俳谐的本质却在于注重“俗语”而最终排斥汉诗特征或格调。相反，芜村的俳谐主张排除“俗”语。与谢芜村的俳谐之所以独具一格，说到底并非因为他正确地理解或继承了芭蕉的俳谐传统，而在于他创造出独自的文体风格与内容。对芜村而言，画与俳谐一体。他将自己的文人画修养以及源自于此的高雅反俗的审美意识，直接运用于俳谐创作。为了述明自己的俳谐观，他还写出一部俳句论集《春泥句集序》。
如前所述，通俗文学的兴起是江户文学的一个特征。除了浮世草子、历史小说，还有《雨月物语》等为代表的神怪传奇。“神怪传奇”的主要特征在于情节奇特、有趣。但主题却给人以暧昧之感。此外与白话小说不同的是，历史小说、神怪小说比较注重知识的趣味性。
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刊于安永五年（1776），很大程度上受中国古代传奇文学或白话小说的影响。当然，亦有许多内容取材于日本古典叙事文学或民间传说。
真正以江户为中心的新文艺，产生于18世纪后半叶。此时的一大重要文化特征，正是都市大众化现象的普遍化。在文学以至各类文艺形式（川柳、歌舞伎等）中，都出现明显的大众化倾向。为了迎合飞跃增长的享受性文艺需要，创作界拼命做出相应的努力。尽管不少创作流于低俗，但众多作者多样化的文学表现，却合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江户文学基于江户文化的发展，并为近代文学的诞生做好了准备。
从总体上讲，后期江户文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日趋成熟，一是迷恋颓废。前者主要体现在样式、类型方面，如俳谐、戏作文学、狂言、歌舞伎等，都逐步定型而形成特色；后者，则主要表现于艺术内容方面。此期文学，大多力图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娱乐性需求，却不太注重文学的审美作用或其他社会性功能。尤其是在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趋势中，戏作文学作家一味地迎合大众趣味。
对近代萩小主发生影响且别具一格的小说形式是“读本”。江户读本继承了初期读本的表现方法，内容上则吸收日本、中国的史书情节或稗史、戏曲故事等。“读本”包含于“戏作文学”的类型之中，但江户时代的读本却是一种相对高级的小说，读者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历史知识或文化修养。江户读本以古雅的文体展开错综复杂的形象世界。
江户读本的代表作家有两位：曲亭马琴与山东京传。马琴的第一部读本小说是刊于宽政八年（1796）的《高尾船字文》；京传则于宽政十一年（1799）出版了《忠臣水浒传》的前编五册。有趣的是，这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的改编，且前者与《伽罗先代萩》、后者与《假名手本忠臣藏》 （净琉璃名作）的世界融为一体。
当然，曲亭马琴是“读本”小说的第一代表。他以《月冰奇缘》（1804）、《曲亭传奇花钗儿》（1804）等确立了自己的读本作家地位；尔后又以《三七全传南柯梦》（1808）、《松染情史秋七草》（1809）等传奇性历史小说，展示了独自的叙事风格与故事世界；最后，他完成了“演义体史传”这样一种新的小说形式。代表作品即别称为“源为朝外传”的长篇巨制《椿说弓张月》（1807～1810）和《俊宽僧都岛物语》（1808）等。这些创作，使马琴成为“读本”创作界的大师。
相反，京传未能取得马琴那样的成功。原因在于，马琴超越净琉璃、歌舞伎的世界，创立了独自的“读本”文体与故事世界；京传却在发挥传奇性、戏剧性风格的同时，始终拘泥于揉合净琉璃、歌舞伎、中国小说和民间传奇等种种不同的世界。京传的“读本”小说虽然独具特色，却没有马琴那样的想象力与浪漫性。例如，马琴于1814年初刊五册、1842年全部完成的《南总里见八犬传》，即以雄浑缜密的构想及华丽文体，完美地展示了基于传奇性、浪漫性的虚构世界。尽管作品的基本思想是劝善惩恶，且人物时有类型化之嫌，但马琴的独特才能却令作品成为名作。马琴死后（1848），“读本”文学不再时兴。马琴的历史地位在于，创立了近世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长篇传奇小说形式。
近 代“明治”初期的文学改良
1868的“明治维新”，在日本近代文化史上意义重大。明治新政府否定了江户幕府时代的“闭关锁国”政策，励精图治地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迈出了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第一步。“明治维新”被称作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保留着许多封建性残余。但维新运动毕竟是一场充满革命性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化艺术方面，文学中也体现出保守与革新、现实与理想、没落与新生的矛盾与斗争。
明治初期，近世以来“戏作文学”仍占统治地位。许多作品如纪实物语
《明治太平记》（村井静马， 1875）、《复古梦物语》（松村春辅，1873）之类，表面上讴歌文明开化，实际上却表现了封建性的义理与人情。尚有许多作品反映“劝善惩恶”的文学观。
明治初期有一位积极鼓吹“西方文明”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名作《西洋事情》、《文明论概略》（1875）中，竭力倡导西方文明中的实用性功利主义。同时主张否定旧有的文学与文化。他的思想，对明治新文学的建立无疑有很大影响。“文明开化”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意味着西方的文化、文学优于日本。于是，此期开始有大量西方的翻译作品问世。文学方面，首先有川岛忠之助翻译的《八十天周游世界》之类。“开田”之初，文学翻译总体上讲尚不成熟，但涉及的作家作品却十分广泛，有古典作家薄伽丘、莎士比亚、斯各特，也有近代作家李顿、雨果、大仲马等人的名作。而论翻译动机，却并不单纯是文学性的。毋宁说是为了形象性地介绍西方的风俗人情，进而改良日本人的落后风俗。为此，所选译的小说多数具有政治性，在日本当时被称作“政治小说”。最典型的，可以说是雨果的名作《悲惨世界》（又称
《九三年》）。总之，翻译文学促进了日本文学的改良。
在翻译小说的启发下，日本产生了自己的政治小说，如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1883）等。这类小说旨在宣扬普及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思想，因而颇受当时青年知识分子读者喜爱。另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是东海散士的 《佳人之奇遇》 （1885）。东海散士是留美归国留学生。他将政治小说的文体与旧有小说的表现十分完美地结合起来，给人以新鲜之感。他在作品中，以欧美诸国为背景，描写了渴求祖国自主独立的日本青年以及清朝中国、西班牙等国的热血青年。当然，这些“政治小说”文体上仍有十分明显的“演义小说”特征。真正具有表现现实社会风俗之写实风格的“政治小说”，应当说是后继作家南翠的《绿蓑谈》（1886～1888）、《新妆佳人》（1886）和末广铁肠的《雪中梅》（1886）、《花间莺》（ 1887～1888）等。这类具有写实风格的“政治小说”，对日后坪内逍遥的文学改良——写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确立，发生过很大作用。
坪内逍遥 （1859～1935），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他最为著名的作品，是日本近代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小说神髓》（1886～1887）和小说《当代书生气质》（1886～1887）。《小说神髓》分上、下两卷，主要内容为：小说总论、小说的变迁、小说精要、小说类型、小说功用、小说法则总论、文体论、小说人物法则、历史物语中的角色、主人公设置和叙事法。总之，《小说神髓》是一部小说技法专著。它有两个方面的史学意义：第一，《小说神髓》确立了日本近、现代小说的写实主义传统；第二，使小说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主要内容。坪内逍遥认为，小说的“精义是描写人情世态”。他的小说观基于近代实证主义思想，强调描写人情时要遵从心理学的原理，同时要偏重人物自然行为的描述等等。《小说神髓》的问世，尚受当时英国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坪内认为小说与美术相通，小说的“功用在于赏心悦目，提高人的精神修养”。为了改良日本的传统叙事文学尤其是戏作文学，坪内还比较对照了日本传统文学与西方近代小说的差异。
《小说神髓》作为日本近代小说论著，具有先驱性。它否定了以往关于文学是宗教或道德普及物的观点，强调文学自身的特定价值。它竭力排斥以往文学中的劝善惩恶主义，而鼓吹写实主义的文学方法。不妨说，长篇小说
《当代书生气质》意在验证坪内的小说理论。然而却是一部败作。作品反对马琴架空现实的表现或当时政治小说中的实用主义、模式化，但本身却具有所谓“新戏作小说”的特点。明治十八、十九年（1885～1886），他又写出
《妹妹与背镜》以及《未来之梦》（1886）、《外务大臣》（1888）、《妻子》 （1889）等小说作品。遗憾的是他的小说论理过多，缺乏生动的艺术效果。作为例外，描写家庭悲剧的小说《妻子》引人注目。
坪内逍遥关于小说的理论与实践，启发了另外两位风格不同的小说家二叶亭四迷和矢崎镇四郎。其中，二叶亭四迷的处女作《浮云》（1887），无论内容、文体都很独特，成为日本近代小说史上功勋卓著的先驱之作。二叶亭四迷1864年生，18岁时考入东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学习期间，二叶亭开始对文学发生兴趣。由于语言专业的限定，他主要涉猎的对象是俄国作家果戈里、冈察诺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小说，他对当时的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理论很感兴趣。同时接触到一些社会主义思想。他还倾倒于中国明末清初的作家魏叔子。对魏叔子小说中体现的经国济民文学观和排弃虚伪的人文观，十分感兴趣。
二叶亭创作之初受到坪内逍遥的启发与提携。例如他的小说《浮云》第一编，署名作者竟是坪内逍遥的真名坪内雄藏。二叶亭的名字仅在“序言”中出现。《浮云》一经问世，即获文坛好评。尽管作品尚有“戏作文学”的痕迹，却明显地具有了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征。 《浮云》写了三编即告中辍。原因是二叶亭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资质与理想的文学模式相去甚远。此外，《浮云》三编在文体上不一致。第一编受近世日本文学传统的影响；第二编、第三编却开始模仿冈察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笔法。尤其是第三编，运用素朴的口语化表现，人物的观察、造型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亦即渐渐逼近人物内心，注重心理化写实。当然，三编文体上的矛盾导致作品主题上的不和谐。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动摇《浮云》的文学史地位。《浮云》中的人物有碌碌无为的小官僚文三、玩世不恭的才子阿升、实利主义的阿政以及追求西方时髦的阿势等等。这些平凡的市井男女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日本近代文明的种种偏向。重要的是，二叶亭的文章具有讽刺性、批判性，口语化表现又十分娴熟、练达。日语中亦有文语、口语之分，毋宁说在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以前，文学中的表现与口头语言是不一致的。因此，《浮云》一方面被称作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亦即作品以写实的笔法触及社会弊端；另一方面，作品也实践了“言文一致”的白话文主张。二叶亭与山田美妙共同主倡的“白话文”运动，对日本近代以后的文化、文学意义深远。
山田美妙生于明治元年（1868）。他与前述二叶亭四迷齐名，被称作日本近代“言文一致体”（白话文）小说的创始者。美妙在其《嘲戒小说天狗》（1886）等早期作品中，已经开始创作以会话为主的口语体小说。他的口语体首先模仿英语中的言文一致形式。在明治二十一年（1888）的小说《空月》中，他改变了过去书面语言的词尾用法。他的文体在当时新颖独特，被称作“拟人法修辞”。美妙更为重要的作品是明治二十一年刊出的论著《言文一致论概略》和一系列关于语法、修辞的研究论文。这些理论上的著述，使他成为当时“言文一致”文学运动的急先锋。
在山田美妙的小说作品中，引人注目的是表现历史题材的《武藏野》（1887）。这部小说当时被称作散文诗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