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东方文学简史(日本部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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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田美妙的小说作品中，引人注目的是表现历史题材的《武藏野》（1887）。这部小说当时被称作散文诗式的历史小说，作品以新奇的叙景、有趣的梦幻描写等，博得读者青睐，且使山田美妙的作家名声大振。作品集《夏天树丛》（1888）的问世，更使他成为文坛宠儿。接着，他又发表了《蝴蝶》 （1890）、《花车》（1889）等作品。但他的文学成功却被喻为“早开的花”。有人认为尽管他置身于小说改良的前锋位置，实际上他所倡导的“言文一致体”小说，却不过是一种新奇的装饰性夸示，或者说仅仅表现出与《浮云》类同的“近代性苦闷”。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后，山田美妙的声望急剧下跌。以后只写写剧本、时事小说之类。晚年，山田美妙生活落魄。
与山田美妙曾经具有密切关联的“砚友社”文学，也是明治初期极为重要的文坛现象。“砚友社”是明治十八年（1885）前后，东京大学预科同学间组成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除山田美妙外，有尾崎红叶、石桥思案等。同年五月，他们共同编辑了同人杂志《我乐多文库》。杂志倡导兴趣至上，刊载了小说、剧本、诗歌、川柳等等。三年后，成为公开的出版物。新加入的同人作家又有川上眉山、广津柳浪等。此时，“砚友社”终于在明治文坛成了气候。但“观友社”成立之初，这批青年作家并没有将文学当作自己的毕生事业，而仅仅作为一种游戏。随着结社的逐步发展，“砚友社”才成为具有近代文学社团特征的重要的文学组织。在新时代新思潮的影响下，“砚友社”作家写出了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不过此间山田美妙的退出，曾令“砚友社”遭遇挫折。
砚友社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尾崎红叶。尾崎红叶的成名作乃明治二十二年（1889）刊于《新著百种》创刊号上的《两个比丘尼的色情忏悔》。作品一度轰动。随后，尾崎红叶又发表一系列获得好评的作品，这些作品也受到坪内逍遥的称赞。在尾崎红叶的努力下，砚友社作家队伍空前壮大。成为红叶弟子或可纳入“砚友社”文学系统的，竟有百名作家之众，全盛时期达到近200名。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泉镜花、德田秋声、永井荷风、田山花袋等等。“砚友社”初期，由于采取游戏文学的态度，创作上受“戏作文学”的影响，因而并无值得一读的作品。全盛期前后，却留下一批传世之作。但说到底，“砚友社”推出的是改良文学，而不能称作代表新时代的新文学。例如尾崎红叶追求的是风俗化写实，过份注重小说的情节与趣味性。他的作品大都富于浪漫色彩，喜好悲剧性主题。如果说他的小说曾受西欧文学的感化，那么，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和洋（日本、西方）折衷”的文体风格。
尾崎红叶的代表作品是 《三人妻》（1892）、 《多情多恨》（1896）和绝笔 《金色夜叉》（1897～）。虽然从文学内容、形式上讲，尾崎红叶不能称作新时代的代表，但他却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创作上的才能，因而被誉之为一代文豪。1903年，尾崎红叶逝世。随之“砚友社”彻底解体。“砚友社”文学的最大功绩，是使明治初期半封建社会中的广大读者，开始认识到文学的价值与功用。
总之，明治二十年 （1887）前后的日本文学以小说为主。小说观念与方法的改良，是此期作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此期尤值一提的作家有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和山田美妙。“红露时代”与《文学界》
明治维新时代的“文学改良”，至少包括两大内容：欧化主义和白话运动。然而这种具有普遍化特征的文学或社会主义思潮，受到了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国粹主义文人的反对。明治中后期，文学创作上进入所谓的“红露时代”，亦即尾崎红叶和随后登场的幸田露伴共同成为文坛主角。尾崎红叶和幸田露伴的小说没有顺应“言文一致”的小说发展趋势，而在创作中坚持了他们自己的表现特点。他们的小说，被称作“雅俗折衷体”。也就是说，古典文学中的雅语表现与江户以后的俗文学表现混和在一起。作为范本，是江户时代井原西鹤的小说文体。由于坪内逍遥、山田美妙等人的改良小说尚在初级阶段，盛行一时却并未在创作上留下传世之作，于是红叶、露伴那种基于坚实传统表现的文学，构成了新时代明治文学的重要内容。
实质上，“红露文学”却体现了当时复古思潮的一种反时代性。然而尾崎红叶的创作特征前面已有所涉。总之在其代表作《三人妻》、《金色夜叉》中，充分地显示了他独特的华丽文笔。其中《三人妻》堪称尾崎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围绕主人公余五郎和三个妾之间复杂的人事纠葛，通过类型化的性格描写，呈现了封建家庭关系中的义理人情。尾崎红叶谙熟世间的种种伦理凡常，因而在精到入微的人物描写中，构建出一幅幅真实可信、富于人情味的人间风俗画。尾崎红叶的小说适应广大读者的通俗喜好，在心理描写上亦别具特色。
幸田露伴（1867～1947）跻身文坛在尾崎红叶之后。他的处女作是《露水滴滴》 （1889）。最早的连载作品《一刹那》（1889）刊于“砚友社”的机关刊物 《我乐多文库》。作品风格上模仿了井原西鹤的小说文体。幸田露伴的成名作是刊于《新著百种》第五号上的《风流佛》（1889）。随后，露伴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重要作品。代表作有《五重塔》（1891～1892）、《风流微尘藏》（1893）、《击天浪》（1903）、历史传记文学《命运》（1919）、短篇小说集《叶梢集》（1890）和中篇小说集《新叶梢集》（1891）等。幸田露伴青年时代酷爱读书，在东京图书馆和菊池私塾，他涉猎了有关东方文化的各类书籍，且接触到种种进步的启蒙思想。从父亲成延那儿，他还受到基督教信仰的感化。这些经历，在处女作《露水滴滴》中皆有表现。同时创作之初，幸田露伴受到坪内逍遥小说理论的影响，之后又倾倒于井原西鹤的小说。
幸田露伴的小说尽管同样模仿井原西鹤的小说文体，但作品的主题、人物、内容、风格却不同于尾崎红叶的小说。他独特的艺术构思集中表现在代表作《五重塔》中。《五重塔》的主人公，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木匠十兵卫。十兵卫空怀绝技。因相貌愚钝、拙于世事，始终运势不佳。当他听说谷中感应寺拟建五重塔，并选中了川越的名匠源太时，便认定这是扬名四海的大好时机，决心向住持提出请求，改由自已来承包这项工程。名匠源太豪爽过人，当即同意十兵卫作自己的副手。十兵卫却不同意。源太又提出更加屈就的方案，自己为副，十兵卫为主。可十兵卫仍不同意。最后，源太同意将全部工程转让十兵卫，同时主动提出，将自己的“秘传”手艺传授给十兵卫。可这十兵卫却冥顽不灵，坚决不领源太的情，要靠自己独自的力量建筑五重塔。源太被激怒了。他的弟子们认为十兵卫是以怨报德的小人，憎恨不已。于是百般加害于十兵卫。十兵卫没有屈服，他苦心营造，终于建成了五重塔。“落成典礼”的前一天，不幸遭遇大暴风，十兵卫坚信自己的力量，悠然地屹立在暴风雨中。他成功了，暴风雨过后，五重塔巍然不动。幸田露伴通过这种独特的构思，展现了一个无视义理人情的“怪人”十兵卫。显然，这十兵卫是个人见人厌的小人物，但却身怀绝技。他终于以独自的方式，证明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实际上，幸田露伴的《五重塔》旨在印证福泽谕吉主倡的独立与自尊，且力图摆脱明治初期的封建性。
有趣的是，幸田露伴与尾崎红叶在文学风格上形成鲜明对照，露伴被称作理想理念派，红叶却是风俗写实派。幸田露伴的小说世界体现了明治初期勃兴的自我中心思想，同时充满了男性化的雄浑气魄。相反，红叶的文学表现却具有女性化的特征。露伴的文坛评价略高于红叶。但是另一方面，红叶的风俗写实基于现实的体验或感觉；而露伴的作品却常常观念先行，因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感染力。
幸田露伴的文学，具有浪漫主义的文学特征。或者说，“红露文学”已经不同于以前的“戏作文学”，作品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人物形象。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受到当时社会文化上种种封建残余的制约。因而，作品中的情感表现时时悖离积极的近代精神，未能触及二叶亭四迷那种近代性的自我苦闷。近乎同期，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兴起。
《文学界》被称作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大本营。这一文学刊物的创刊人是北村透谷、岛崎藤村、平田秃木、户川秋骨、星野天知等。《文学界》创刊于明治26年（1893），最初的发起人是浪漫主义诗人北村透谷。北村在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后，开始写诗写随笔。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楚囚之诗》（1889）、《蓬莱曲》（1891）、《厌世诗人与女性》（1892）和《我的牢狱》 （1892）等。在他的诗情之中，饱含着希求精神自由的否定性的浪漫主义思想。毋宁说，《文学界》作家的精神基础，正是一种源自基督教精神的平民意识，或是来自于欧美文学的浪漫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他们力图靠自己的直觉来把握人的内在精神，进而达到有限的精神解放。
北村透谷1868年（明治元年）出生，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批评家。在 《何谓关涉人生的文学》（1893）等文学评论中，他反复强调文学是一种“空幻的事业”，不应以俗界追求为目的。他说文学的天职在于面对无形的自然力，以灵魂的剑刃指向绝对。这种文学主张显然反对文学的现实功用说，因而在当时实用主义盛行的社会主义氛围中别具一格。后来，北村透谷进一步将自己的这种文学理论衍化为文艺学专著《内在生命论》（1893）。他针对当时忽略人类生命的思想倾向，鼓吹要重视人的内在生命力。同时，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观察人的“内在生命”，而要依据那种瞬间的灵感，形象化地展示内在生命的极致。北村透谷的这种理论固然有失偏颇，但却触及了文学艺术的独自特性。在明治时代那样一个历史文化阶段，的确尖锐地对立于具有封建性特征的文学理念与文学意识。他将文学置于某种架空的观念世界中。
北村透谷的主要作品是长诗《楚囚之诗》（1889）和《蓬莱曲》（1891）等。作品表现了透谷浪漫性、内在性的自我体验。其中《楚囚之诗》是最早的自由律长诗集。长诗以亲身经历的“大阪国事犯”事件为素材，表现中受到拜伦自由体诗的影响。《蓬莱曲》也受到拜伦、歌德的影响，作品具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通过这种尚不成熟的诗歌形式，透谷对现实表现了强烈的否定，并在痛苦的体验中显现出近代人的觉醒。 《蓬莱曲》的一大特征还在于，作品犹如自由体诗歌形式写成的评论文章。不妨说，北村透谷更加重要的史学价值体现于文化性评论方面。他最为著名的一篇评论文章是1892年刊于《女学杂志》上的诗论《厌世诗人与女性》。其中一句名言颇具代表性，他说“恋爱乃人生之秘诀，先有恋爱尔后有人生……”。这句名言集中体现了日本近代打破封建桎梏，实现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
时治20年代（1887）前后，新政府确立起绝对化的政治权力体制。就是说，此时政治权力统治着国民的内在精神，亦即宗教、思想、艺术等各个领域。明治23年10月（1890），以国家权力最高体现者——天皇的名义，颁布了所谓“教育敕语”，其核心便是“国家至上主义”。作为当时普遍化的观念意识，是认为政治权力同时代表着思想或伦理性权威。于是，对国家政治无关紧要的、非社会性的文化艺术或个体意识，一开始便被当作伦理之“恶”。不妨说，近代社会一开始就处于这样一种政治权力绝对化的过程中。因而，明治初期福泽谕吉的启蒙运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明治10年 （1878）前后的自由民权运动，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功绩，因为运动是对当时的藩阀政府直接的政治性反抗。“自由民权”运动对日本日后的思想文化发展影响很大。
应当说，日本的近代文学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中产生并展开。因而一方面步履维艰，另一方面则背负着特定的存在理由与目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森鸥外等，都发生过各自不同的历史作用。北村透谷也是如此，他曾投身于激荡人心的自由民权运动，后转而致力于文学。北村透谷的特定意义在于，由政治转向文学的直接原因并非仅在运动的失败，尚有对于人的绝望。他由“民权运动”内部体察到某种前近代式的非人性或人之颓废。透谷认为，近代文学的目的、意义正在于否定那种旧有人性，毫不迟疑地向传统的审美意识、伦理意识挑战。他鼓吹尊重人的“内在生命”，并将高尚的恋爱感情奉为“内在生命”的最高发现。他反对偏狭卑俗的实利主义文学论，而强调文学的功能在于解放普遍的人生——自我的全面解放。这些特点证明，北村透谷具有独自的文学追求，透谷文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日本近代文学的终极目标。他所反对的文学卑俗化现象，确非一时一地之状况。文学过份趋附于政治或颓废，必然丧失内在精神的自我支柱。透谷的文学主张，可用两句话加以概括：尊重人性，确立自我。但这里的所谓自我，又具有十分强烈的精神主义和主观性特征。最后，透谷还深受基督教二元论的影响，在他的叙事长诗《蓬莱曲》中这样写道：
我相信在我心中，有不可调和的两种精神，一是神性，一是人性，二者不停息地战斗。
总之，北村透谷一方面苦于神性与人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则对人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当时日本的社会条件下，他始终扮演了一个反政治、反社会的角色。同时代表了《文学界》运动最具积极性的方面。也还预言过日后以自然主义为中心的日本近代文学的方向与特质。北村透谷自杀之后，《文学界》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而以北村之死为分界，《文学界》运动实际上分为前期与后期。北村透谷是《文学界》前期的代表作家，后期的代表作家则是上田敏。前者被称为人生派，后者则被称作艺术派。后者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追求学者诗人或诗人学者的复合境界。在这两种风格之间，尚有一位苦于左右摇摆的重要作家尤值一提，亦即浪漫主义诗人岛崎藤村。
上田敏 （1874—1916）精通欧洲文学。他是评论家、翻译家、小说家兼诗人。他的翻译诗集《海潮音》，被誉为日本近代译诗史上的顶峰之作。集中收入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29名诗人的诗作，且以法国近代高蹈派、象征派诗歌为主。波德莱尔、马拉美等人的诗歌，占有重要比重。上田敏的代表作品尚有 《现代艺术》、《但丁神曲未定稿》、《上田敏诗集》等。
上田敏崇奉古典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这种特征又使他逐步演化为唯美主义作家。作为日本近代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北村透谷的浪漫主义继承了拜伦、歌德等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积极部分；而上田敏所崇奉、憧憬的却是19世纪中叶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