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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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连严嵩父子辈，也要来欺负，常常截留给王府的例行赏赐，有时一拖就是三年不发，裕王还得低三下四地去求严世藩。
如今这一切屈辱，一扫而空。他大步走上龙庭，威加海内外。
与他相关的裕邸旧人，也通通加官。这就是一个命运中的机括，张居正就是借这个机缘在官阶上得以一步三跨的。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说。
还有一个人的命运，也是天翻地覆。他就是人们首先要想起来的——蹲在大牢里的海瑞。
老皇帝驾崩，铁窗内的海瑞一无所知。提牢主事（监狱长）得知宫中遗诏里有“开释言官”的说法，便知道海瑞此番要重归大海了，前程未可限量。于是备了酒菜，与海大人共饮。
海瑞见牢头忽然这个态度，大惑，心想今明两天必是要押赴西市砍头了。罢罢，他生未卜此生休！我海瑞好歹没算白来人间一场。他面不改色，喝着小酒，谈笑如常。
毕竟是要上奈何桥了，海瑞忽而又伤感，向牢头托付后事——老婆孩子还在家里苦着呢。牢头这才道出皇上晏驾的实情，然后哈哈大笑说：“先生不日必有大用，我这是祝贺大人要升官呢！”未等牢头说完，海大人竟一头栽倒，喊了一声“哀哉”，为那咽了气的嘉靖哭了个死去活来，吃下去的酒饭，全吐出来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诏下，海瑞出狱复了原职。几天后又升为大理寺丞，当法官去了。此后官职节节上升，一直当到了应天巡抚、省级干部。此是后话。
鲠直的人，处事往往异于常人，不干正事的老皇帝死了，合朝都振奋，你哭个什么劲儿？这就是直臣常被人目为笑柄的原因所在。直臣的作为，无法融入一个准则很混沌的体系，因此，也就被评为不具备可操作性。只有清誉，没有作用。
张居正不想做只有清誉的人，他想有作用。归隐林下，只是他在严嵩专权时期曾有的一念而已，20年的养精蓄锐，他的才具与声望已积累到一定程度，如今箭在弦上，用不着再“病夫空切杞人忧”了（张居正诗）。
元日一过，雄鸡高啼。吉星光芒万丈地照在他的云锦官袍上。新春，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升礼部右侍郎（副部长，从二品）兼翰林学士。也就是副部长兼了正式的翰林院院长（过去只是代理），晋升为显赫的高级干部。这一步实在迈得惊人，年前他还只是翰林院的侍读学士，不过一个从五品的中级官员，此次竟一下跨越了6个级别！
这是新皇帝对裕邸旧人的“佣酬”，是惯例，也是皇上的青眼有加。而且，大家且慢惊叹，这只不过是小小序曲，入阁才是大戏，现在不过是资格已全部具备了。
二月，吉星又增加了一个耀眼的亮度。由隆庆特批，张居正晋升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兼东阁大学士，光荣入阁。同时入阁的，还有原裕邸讲官陈以勤。
张居正这是把“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改元，是大吉大利的事，内阁按例要添新人，这是个好时机。裕邸旧人，这是谁也无话可说的好身份。新皇帝对张居正原本印象就不错，徐阶的推荐很容易奏效。此外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就是原裕邸大太监李芳现在也水涨船高了，成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内廷大总管，权力无边。他在裕邸就是张居正的密友，自然也会极力推举。
这次入阁，是不用群僚“会推”的，而由皇帝“特简”，这是会推之外的一个选拔阁臣的方法。皇帝直接下手谕，吏部备案就是了。人选的提出，除了首辅，就是大太监。
“好风凭借力”。看来，人的飙升，确实是这个道理。
张居正后来也不讳言这一点，他承认这是“因缘际会，骤步崇阶”，一步登天了。原因就在于圣主念旧，师翁引荐（《答中丞洪芳洲》）。
身份的急升，他并没有得意忘形，“仰天大笑出门去”那毕只是贫寒文人对骤然暴发的反映。一个百病缠身的大国需要打理，同时今日内阁也不是个省事的地方，张居正此时还是惶恐的心情多一些。
不过，今日登阁，毕竟是他多年夙愿，走上台阶，胸中还是有一股豪气——他要“竭一念缕缕之忠，期不愧名教，不负于知己耳”！
初进内阁，不知道“画眉深浅”，张居正的忐忑不安是有道理的。论资历、论年龄，论拜相时间，他都排在6名阁臣之最后，暂时还没有傲视群雄的资本，只有夹起尾巴做人。
那时他给友人写过几封信，都流露出这种心情。比如“仆以浅薄，骤冒非份，日夕惶惶，罔知攸措（不知所措）”；又比如“仆以謭薄，获依日月之末光，猥从末阶，骤侪三事”等等，都是如履薄冰的样子。
但《明史》张居正本传却有完全不同的记载，上面说，当时徐阶以宿老身份居首辅位置，与次辅李春芳皆能“折节礼士”，对同僚彬彬有礼。而张居正是最后入阁的，却独独有一副宰相的样子，“倨见九卿，无所延纳”。人比较沉默，但每说一句话，就一语中的，闹得人极为怕他，对他的敬畏重于其他各相。
什么叫“倨见九卿，无所延纳”？
倨见九卿，就是对待九卿态度很傲慢。九卿那可是不得了，全都是正部级的高官，包括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和通政司使（皇帝的秘书长）。而无所延纳，是不拉帮结派的意思。不拉帮结派，是有可能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在隆庆内阁的混战中，一直是没有清晰阵线的。但初入阁就倨见九卿，这怎么可能？
据朱东润先生讲，《明史》的这个说法，完全来自王世贞的《张居正传》，王说张居正虽然最后拜相，但自称宰相应有尊严，所以倨见九卿。
朱先生说，这是乱说。张居正入阁之初，吏部尚书杨博、户部尚书葛守礼官都比他大，能力和官声都相当不错，居正要是“倨见”的话，人家也不可能买账。这两人，都是张居正平时比较敬畏的大佬，资历就在那里摆着，张居正一日蹿升，就敢慢待人家，是决不可能的。
朱先生还举了日后发生的一件事为例，说后来万历即位的时候，张居正当国（做首辅），启用陆树声为礼部尚书。陆是嘉靖二十年进士，比张居正早两科（早六年），张居正见陆，用的是后辈见先辈礼。一次，老陆到内阁拜访张居正，见待客的座位放得太偏，这礼部首长就是不肯落座（因为不合乎礼）。张居正连忙改正了座次，老家伙才坐下来。此事也见出张居正是个知道深浅的人物。我以为朱东润先生说得有道理。
张居正入阁后不久，就担任了《世宗实录》总裁（总编辑），为死掉的嘉靖写编年史，这又是隆庆皇帝的特别看重。
到了四月，春暖花开，面向龙椅，吉星又一次爆发出强光。隆庆皇帝以重校“永乐大典成”的功劳，升张居正为礼部尚书（正二品），兼英武殿大学士。正二品的官儿，已经赶上当年赏识他的那个顾璘大人了，可以挎着犀带而招摇过市。
然而势头还没有停止。到隆庆二年正月，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这已是从一品的虚衔了！
当当当当！
张居正真的是吉星高照，额头放光了！从一个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仅一年多的时间，就顶上了从一品的荣衔，这是连升九级。就连为他写明史本传的人，在写到他的迁升之速时，也禁不住用了惊叹的笔调——“去学士五品仅岁余”！
且惊且叹。可以想象得出，执笔人在烛光下使劲拍桌子的那种样子。
令人惊奇的还有呢，按照明代的官制，大学士这一职务的品级是有弹性的。它本身的官阶仅有正五品，不高。但如果兼任了尚书、侍郎，则品秩可加得很高，从武宗时期起固定加官为正一品。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入阁，是以侍郎兼大学士的，官阶是正一品！从五品——正一品，这是整整升了10级！
在中国近代的戏文中，“连升三级”，基本就是个理想化的概念，甚至带有荒诞意味，如同现在的“娶了个处女”一样。但在张居正的身上，荒诞变成了无法摇撼的事实。
当然，这是金光闪闪的一面。
我们再来看另一面。自嘉靖年间起，内阁地位空前提高，六部尚书完全沦为内阁的属吏，事事须向阁臣请示，内阁成了一块香饽饽。而在内阁的内部，也分出了首辅、次辅、群辅三个档次，首辅的权力远高过其他人，诸阁臣只能望其项背。
这样失衡的权力设置，相差如此悬殊的政治地位，必然引得很多人去争首辅之位。因此阁臣之间“内相猜若水火”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人说，嘉靖以来的首辅，莫不是依靠倾轧排挤得来的，这完全是事实。政坛老将张璁就曾哀叹：“从来内阁之臣，鲜有能善终者。”（《明神宗实录》）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玩火者的终局是自焚，没有人笑到最后。
所以，入阁实际是一场悬崖之舞，很少有人不失手的。
最可怕的是，皇帝对于内阁的授权或放权，是没有法律界定的，全凭一己的好恶。皇帝对于辅臣的评价，也是非理性的居多，有如小家千金豢养宠物。大臣地位甚至不如宠物，锦衣卫、东厂（秘密警察）就是对付大臣的。辅臣的言行，甚至辅臣家中仆人的举动，都在被监视之中。高官之途，就是一条钢丝绳，“荡呀么荡悠悠”，险象环生。
一旦帝眷衰退，或者不小心逆了“鳞”（触犯了皇帝的脾气），那就会失权、丢位、甚至掉脑袋。如夏言、严嵩那样的行政高手，也都在所不免。
所以入阁就是一场赌博，是皇帝拿着殽子，让大臣下注，输赢是皇帝说了算，而不是你自己玩得高明不高明。
在职的辉煌和失位的仓皇，构成了一个最有吸引力的赌局。不断有人甘愿飞蛾扑火。
这就是人性。
这就是“权力尊严”的魅力。为看到属官的谄媚，为看到贿金源源不断，人们只迷醉于这只夜光杯美酒荡漾的时候，不大考虑它粉碎的时候。
张居正眼下踏入的，就是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地方。
他考虑到后果没有？他预测过前景没有？他究竟有多少胜算？客观地说，他有过考虑，但不可能清晰地预见到来日的祸福。
他的选择，是一往无前。因为他所尊崇的人生哲学，与他的老师大不相同。徐阶崇拜的是“陆（象山）王（阳明）心学”，认为凡事“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主张“致良知”。
什么叫“良知”？天知道！大概就是前几年我们这里流行的“人文关怀”吧？反正是求诸个人道德净化，遇事可以权变，不要固执，不能硬来。治国，讲究一个静，一个平衡，维持现状为好。老宰相“一味甘草”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而张居正不同。他是讲究“实学”的，痛恨“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马杨二山》）。他说，现在的迂阔虚谈之士，动不动就拿宋末的乱政来影射现在，然而都是别人嚼过的糟粕，无助于实用。
尽管他在徐阶影响下，曾深受阳明心学熏染，又与阳明后学多有私交。但他看“心学”拥护者却别有眼光。
他说，我也曾经周旋于他们之间，听其议论。然而发现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沽名钓誉，为爬上去找个捷径罢了。他们所说的人文主义（“道德之说”），就是佛祖所说的“虾蟆禅”，以“趋异”为能事，专门滥用新名词。其实为王学末流，已显出空疏之弊。
他说，近时的学者，皆不务实，不求真正的效果，只在言辞概念上下功夫，讲的虚无缥缈，都是大而无当的东西。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之立教者。”说起来都有主张，但如何实行，无人感兴趣。
张居正本人，却是要“治平天下”的，一贯研习的，则是经世之学。何谓“经世”？也许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即“安民生，饬军政”。为了富国强兵，就要“尊主权”、“振纪纲’”。要使人们有所敬畏，大家才能做事。
刚进内阁的时候，他就想做一二件实事。有人对他失望，议论说：“我以为张公掌了权，能行帝王之道，然而看他的言行，不过富国强兵而已，太令人失望了！”张居正听说后，一笑：“您过誉了！我怎么能有本事富国强兵？”他说，孔子、舜帝、周公，开口说的都是“足食足兵”这两件事，他们的理念就是所谓帝王之道了吧，他们又何尝不想富国强兵！
他自称所本的是：“仆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草民慨叹：这样的人物，当今已是很罕见了。人人都无所崇仰，唯一己之利是图，幸福也就愈加渺茫矣。）
张居正在很早就形成了这样的一套“实学”理念，而且准备把它付诸实践。他在内阁中，有时也痛感“人事不齐，世局屡变”，导致匡济之业宏图难就，但他并不畏惧失败。他曾在一封写给徐阶的信中说，如果万一失败，那么就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许国、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敢于任事，不避毁誉”，这就是张居正。其勇气的来源，就在于他的理念。
不是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吗？心怀天下与苍生，这就是张居正的鸿鹄之志！
与张居正踏上内阁红地毯几乎同时，隆庆初年的内阁陡起一场风潮，水火相剋，很像一场擂台赛。结果是，不断有人咕碌碌滚下台去。
导火索当然是《嘉靖遗诏》。前此，徐阶与高拱的矛盾，还是在内心里暗较劲儿，《遗嘱》一出，火就压不住了。高拱等人被排斥在密议起草之外，“惘惘若失”，自然大为不忿。
看似老实的郭朴，竟然跳起来骂：“徐公诽谤先帝，可斩也！”高拱随声附和。
在《遗诏》正式下达之前，徐阶曾把草稿给高拱过目。高拱看了，认为语气太过。之后他与郭扑对桌而坐，说：“先帝是英主，在位45年，干的不全是坏事吧。当今皇上是他的亲儿子，30岁登位，不是小孩子了。你把先帝的罪过昭示天下，不是寒碜先帝呢么？那斋醮的事，是谁在帮着干？那大兴土木的事情，还不都是他父子在筹划，这都成了先帝的罪？装模作样地附和于身前，人一死就骂，我不忍也！”说完，与郭朴相对落泪。
这话当然有点矫情，嘉靖的胡闹，徐阶当初的无奈，高拱怎能不清楚？他这样说，主要是对徐大老爷有怨气，借题发挥罢了。这话传了开去，不少人侧目而视——这人怎么这样 其实，矫情的言语，我们现在也还在天天在说，不能苛求古人。不过高拱确实是有些心胸不宽，否则，内阁的战火点不起来。
徐、高的恩怨，早在张居正入阁之前，就播下了种子。事起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告的一个恶状。
还是在前一年的11月，嘉靖病得快不行的时候，胡应嘉上疏告高拱，说高拱把家安在西安门外，半夜不在西苑直庐值班，偷跑回去跟老婆亲热，根本没有克己奉公的好思想。这个事倒是有，原来高拱五十多岁了，尚无儿子，频频往家跑是为了延续香火，没别的意思，本也是情有可原。这事徐阶也知道，一笑了之。
仅这一件事问题还不大，可怕的是胡应嘉告的第二件事，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