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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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王虽然信了道教，但吃喝玩乐、泡女人还是一样不少。现在又多了一样，隔三差五要跑到道教圣地龙虎山去拜访张天师。按《大明律》规定，宗室藩王没有皇帝的恩准，是不得离开封地半步的，违者要削为庶民。但辽王有“清微忠教真人”这块护身符，谁敢阻拦？其实，求仙访道只是堂皇的名义，到几百里外去游山玩水、寻花问柳才是真。
张居正一回乡，辽王就拉着他诗酒唱和。辽王这种人，从小听的就是阿谀奉承，真的以为自己是不世之才，胡编几句臭诗，还要张居正立刻和诗，这几乎就是变相的折辱了。
张居正已在官场混过了几年，知道真就是假、假就是真，便也耐着性子跟这白痴玩。张居正的文集《张太岳集》中就留下了几首这时的应和诗。他跟辽王相处融洽，当面奉承他“英敏聪达，才智绝人”（跟所有过分溢美的话一样，你就反着听吧），跟对付严嵩差不多。但他对严嵩的才气还是真心敬佩的，对辽王，则只以废物视之。
嘉靖三十七年，张居正受命到汝宁府（今河南汝南县）去册封崇王。因为离家较近，就顺便回家去看了看父亲。这是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
这期间，辽王又拿着手写的三大册诗稿，请张居正写序。辽王附庸风雅，自号“种莲子”，张居正也就给他一通胡吹，说辽王在“拈韵限句”的诗会上，因为出的韵太险，别人袖手不能出一语，“种莲子”大人却能“援毫落纸，累数百言，而稳贴新丽，越在意表，倾囊泻珠，累累不匮”——还是领导高明啊！
像辽王这类人，不管他怎么狂，履历上三个字便可归纳：“生得好”。要是他出生在平民人家，那么就得四个字来归纳：“阿猫阿狗”。到了隆庆元年，嘉靖仙逝了，这种莲的王爷也就蹦到头了。
就在当年，湖广巡按陈省专程赴京，弹劾辽王横行枉法事，隆庆下诏削了辽王“真人”的名号。现在问题倒还不是很大，但却是一个很严重的信号。但辽王哪里知道收敛，一仍其旧。到了隆庆二年，又有巡按御史郜光先再劾辽王十三大罪。这下，可是严重了，隆庆命刑部侍郎洪朝选前去实地核查。
其时，湖广按察副使（省纪检副长官）施笃臣正在江陵，他对宪节一向极不感冒，趁此机会要搞他一家伙。他假意表示可为辽王疏通，说动了辽王给洪朝选送礼，而后却把礼品全部截获。辽王吃了哑吧亏，耍开了脾气，在王府院里高高树起一面大白旗，上书“讼冤之纛”——我比窦娥还冤呢！
施笃臣去看了看，故意大惊小怪：“辽王造反了！”立刻派了500个法警把王府团团围住。
洪朝选到底是中央来的，比较正派，到现场去看了看，知道是胡扯。还朝后，没有告辽王造反的罪，而是据实奏报辽王“淫虐”之罪。皇族为非作歹，不过是小菜。如果仅此，辽王也没有大问题。
可是有一个人——张居正掌握他的大问题。
宪节无嫡子，想以私生子冒充嫡子做继承人。按例，此事应由王府奉承正（监督官）署名盖印。但奉承正王大用坚持实事求是，不肯署名。辽王就偷出大印私自盖了。后来，王大用竟莫名其妙地死了，有人怀疑是被辽王所害。
张居正与王大用素来交情不错，在三年休假期间，闻王大用死，不胜悲哀。特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后来还写了一篇《王大用传》。这件事，他默默的藏在了心里。
洪朝选复命之后，是决定辽王命运的关键时刻。就在此时，张居正突然上疏一道，直斥辽王“嗜利刻害，及长，多不法，常出数百里外游戏，有司莫敢止（地方当局不敢禁止）”，连带将辽王“狸猫换太子”、迫害王大用的事情，一并举报。
顿时，朝野一片哗然。辽王休矣！
很快，隆庆的裁决下来了，说宪节本应当诛，但念及是皇室宗亲，免死，废为庶人，高墙禁锢！
这一禁，到后来就把他给关死了。
事发这一年，距离张镇在辽王府被酒灌死，已经过去了28年。
这个辽王一家，到此就很惨了。他本人死于凤阳的宗室监狱，因无儿子嗣位，朝廷又不准旁支改袭（过继），于是除其封国。这个“辽王”的封号就给取消了。辽府诸宗，都改由楚王管辖，不知后来过得是否惬意。自此，这一家的一切，都被称为“废辽”了。
由这里又引出一段公案，迄今还争纷不休。即是，张居正死后，辽府次妃（小老婆）王氏委托言官代为讼冤，称张居正侵夺（收购）了废辽王府，“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
这可是骇人听闻！
于是，张居正因羡慕辽府的壮丽，而构陷辽王，就成了一条千夫所指的罪状。同时，也构成了张居正死后风波中的一个大浪头。
百年公案，诉讼纷纭。真相究竟如何？
那座辽王府，确是江陵最为壮丽的一座府邸。府中湖山掩映，长堤翠柳。居正小时候就在这里玩耍过，估计印象很深。如今堂皇辽府归了张家，宿仇又得报，自然是快意无比！
还有人说，因为张居正嫉恨洪朝选不肯诬告辽王造反，所以后来他当了首辅后，于万历八年吩咐福建巡抚劳堪，将洪朝选构陷下狱。洪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孰真孰伪，谁能告诉我？
直到后世，张居正究竟是否谋夺了辽府？收购辽王府的钱又从哪里来？甚至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张居正是否参与了扳倒辽王？仍是众说不一。对其他的，本文留待以后再表，这里我仅分析一下，张居正究竟有没有可能告了这置辽王于死地的一状。这一点，对我们了解张居正的政治品格及谋略特色，有很大关系。
且不谈动机问题，仅仅张居正“构陷辽王”这件事是否发生过，到现在还有争论，争论的原因是“证据不足”。
今人有三种说法，一种是理直气壮地承认，认为张居正此举乃冒着风险惩治了豪强。比如刘志琴先生的文章《张居正改革的成败》称：“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逻辑方法。问题归纳得很明了，因果关系也很简洁，但是，距离事实太远，有太浓厚的“官样”气息。我们要是这样来研究问题或者做工作，难免有人会怨声载道。
首先所述与事实不符，地方官在当时已经不怕他一个正在被调查的鸟亲王了，准备落井下石，搞死他。其次，事情已经如实上报，谁也没有胆量隐瞒造反的事，而恰恰“造反”才是不实的。再次，张居正也没有断然处置某人，洪朝选的被下狱是在12年之后；他更没有权力废去辽王，即使是参与了“废辽”，也是用了一些办法才达到目的。相信大家已经大概知道要运用些什么手段。
所以，这个说法虽然堂堂正正，却是最站不住脚的（世间这样的文字很多啊）。这根本不是在做学问。
第二种说法，是断定张居正谋财害命。以蔡东藩《明史演义》为例，蔡先生描述道：“先是居正当国，曾构陷辽王宪节，废为庶人。……居正家居荆州，故隶辽王尺籍，至宪节骄酗贪虐，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且因宪节府第壮丽，暗思攘夺，可巧巡按御史郜光先奏劾宪节淫虐、僭拟诸罪状，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好教他一命呜呼。待至朝选归京，只说他淫酗是实，谋反无据。朝旨虽废黜宪节，禁锢高墙，居正意尚未慊，密嘱湖广巡抚劳堪，上言朝选得贿，代为宪节掩饰。朝选遂因此获罪，羁死狱中。那时辽王府第，当然为居正所夺，遂了心愿。”
这段叙述，是以清顺治年间浙江学政佥事谷应泰总纂的《明史纪事本末》为蓝本，添了一点酱油醋而写成的。
老先生对张居正有看法，整本《明史演义》里，基本上把张居正当反面人物来写。这里面有一处地方值得注意，就是说辽王“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估计辽王在长达几十年的交往中，也没少从心理和尊严上凌辱张居正，这才是一个真问题。至于其他，也有诸多不合事实处，首先郜光先并未告辽王“僭拟”罪，以私生子冒充嫡子是后来才揭出的，《明史》上说是洪朝选回京后奏报的，也有一定道理。
“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此一句同样显然缺乏证据。人是皇上派去的，“谋逆”是在核查时由当地官员搞出来的，张居正事先不可能知道会发生“谋逆”闹剧。怎么能先就嘱咐洪朝选要诬陷辽王造反？其二，前面说过，洪朝选被诬，是在12年后，如果张居正谋夺王府是实，最多一、两年后就得逞了，与朝选获罪不可能构成因果关系。
此外，高阳先生的著作《明朝的皇帝》，也是指认“构陷”是实。他写道：“隆庆末年，袭辽王宪节，颇为骄横，不理会张居正已为阁臣，对他家多所侵侮，张居正是个有怨必报的家伙，且又羡慕辽府壮丽，便存下了要扳倒辽王的心思。不久，有人告辽王谋反，刑部讯治，侍郎洪朝选按验并无反迹，坐以‘淫酗’，辽王禁高墙，废府，张居正夺辽府以为私第。”
他这个叙述，相对比较严谨，是反面意见中比较流行的说法。仅仅“隆庆末年”一句，应为“隆庆初年”，二年嘛，当然是初年。
第三种说法，是坚决否认张居正陷害过辽王。其中方舟子先生文章《张居正二、三事》曰：“辽王由于作恶多端而被废，此事发生于隆庆二年，当时张居正还只在内阁中排名第四，要追究责任，也该追到当时的首辅高拱身上。”
方舟子先生是名人，是从事科学打假的，但其人治史的态度实在不敢恭维。这句为张居正开脱的话等于没说。因为废辽王的事是在隆庆二年十二月发生的，高拱早就于隆庆元年五月被徐阶排挤走了，到隆庆三年的十二月才被张居正策应回来。他怎么能对废辽王负责？
持此说法的还有一位陈礼荣先生，他做了一篇《张宅并非辽府考——为张居正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的罪名辨诬》，非常漂亮。他说：“说到辽王宪节因罪除国之事，它发生于隆庆二年。其时，张居正入阁未到两年，位居其上的尚有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以及阁臣陈以勤等；以他这样一个新近进入内阁的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想要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显然还不具备相应的政治能量。因此，连神宗自己在事后也曾有‘辽府废革，既奉先帝宸断（遗志）’的说法。”
陈先生的文章，考证谋夺辽王府是不可能的，考据非常扎实。但在上面这段话，却不是很有底气。首先，徐阶段在那一年的二月，就不得不彻底退休了，辽王是在年底被废的，徐阶是否参与了废辽王的事还很难说。在决定辽王命运的时刻，可以肯定他已经回老家了，他不可能对此负责。至于李春芳、陈以勤，都是能力较弱的人，在这种问题上，是挡不住张居正出手的。
一个内阁大学士，是否能“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那就要看时机和手段如何。不要说大学士，只要时机对了，连一个七品的言官都可能办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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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张居正到底有没有出过手？
从这一件事情上起，我们开始看出，张居正的内心也有狠毒阴暗的一面。在决断的时候，往往无情。当然，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他最终赢得了连他自己也不敢想象的大格局。
再看朝局，到了隆庆五年的下半年，“高张联立”的内阁已是祥云缭绕。内有善用大臣之君，外有宿敌低首下心来服；两强联手，又何所不能？
华夏虽号称龙之族，但斗升小民们却没有什么飞翔在天的理想，只求风调雨顺，能人治国，搜刮不急，有个太平日子过就行了。国势稍为安宁，就众人皆有“今儿个真高兴”之态，决无奢望。
但是，朱老皇帝设下的这个内阁，现下却不能平静。本来在漫长的实践中，内阁所形成的首辅制，就含有避免两强掣肘的意思。但，中国历史上的“一山容不得二虎律”，是没有办法消泯的。高、张二人，都是不世之才，却“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在这个多事的平台上，难免日久生隙。
风仍然起于言官之口，他们善于窥人之过，察人之色，一有空隙就出手搏击。或得名，或得利，或灰头土脸而去，都是他们所愿意的。朱老皇帝就给定了他们这样的生存角色。
此时的内阁，高拱风头正健，但也正被虎视眈眈着。他一贯“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明史…高拱传》），在复归内阁后，借考察言官之机，将触犯过自己的人一律贬黜，而对于门生故旧则着意提拔。就整个言官阶层来讲，自是把他恨之入骨——时候没到而已。
另一边，张居正入阁后却一直小心谨慎。就是到现在，虽是二人“并相”，但他毕竟不过是次辅，并不是出头的椽子，与言官们未结下大怨。正如韦庆远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他的为政之道，是“非到关键之时、要害之处，决不伸手”。
荆州人的这种智慧，使他虽处于弱势，但未来胜负已是可以预见的了。明人尹守衡的《明史窃》说到了要害：“拱甚狷浅，居正已经弄于股掌中矣！”
静静的文渊阁，书香依旧。晨露夕烟中，若登上东华门，可俯看千幢万幢的华屋。这是帝国的心脏。未来国柄，操之谁手？也许在这一阶段里，这就是张居正夙夜思虑的一个问题。
可能连他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波，马上就要把眼下的平静打得粉碎了。
政局在一夜之间急转直下。
龙翔于天，谁能擒之？
九、大政变于一夜之间到来
风乍起，但谁也没想到，到后来竟成了一场席卷“并相”局面的狂风。
高拱与张居正二人，才干相当，可说是不分轩桎。同时又都个性强悍，喜欢操控全局的那种感觉。这样的两个人碰到一起，也可能惺惺相惜，也可能水火不相容。他们恰恰是经历了从前者到后者的演变。
到隆庆后期，高拱的地位已是如日中天。隆庆对他，一万个信任。在如此巨大的恩宠之下，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客观地评价自己了。
据记载，那时高拱在朝中，唯我独大。凡有敢于抵触者，“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众人皆有惧色。百官没有哪个在他眼里，说捧谁，说贬谁，随心所欲。人到了这个份儿上，其实已经违背了生物的共生原则，就会有一种命定的力量，来毁灭他了。
高拱却感觉不到世间能有这种力量。
能给他致命打击的那个人，此刻也意识不到自己会有这种力量。这就是张居正。他很郁闷，因为祥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
天下已安，他本来心情很好，想想五年多来的苦心经营，边事终于得以澄清，正是大丈夫扬眉吐气时。
他在给一位地方官的复函中，这种得意心情溢于言表：“盖古今之谋臣策士，所以劳心筹虑，敝口游谈，冀望不可得者，正在于此。今我不烦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赞我也。”
两个自命不凡的人，在边患已除，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忽然四目相对——究竟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两人的裂隙，就起于这些微末之处。
这时候的朝中局面，非常微妙。从隆庆六年正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