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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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首当俺答部的要冲，是蓟门。张居正告诫边将：“在他镇以能杀敌为功，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因这地方离皇陵乃至京城太近，不是打仗的好地方，所以千万“毋轻与战”。
近忧没有了，远忧也就不怕了。张居正的“东制”，是指对集中在辽东的土蛮等部要狠狠地打。
对鞑靼的这两大势力，采取冷热截然不同的对策，就能保证他们永远合不到一块儿，彼此心怀怨望。有了“东制”，“西怀”的这一部分在对比之下，就更为珍惜和平。有了“西怀”横亘在蓟州、宣大之北，与大明形成呼应，“东制”的那一部分轻易也不敢杀过来。
张居正对这一套战略颇为得意，称“东制西怀，自有妙用”（《答吴环洲》）。
“西虏”的封贡是经过苦苦恳求才得到的，所以他们一般不会背弃。而对“东虏”那帮家伙，就是他们来恳求封贡，也决不能同意，就是一个字“打”。假如同意了“东虏”的请求，鞑靼东、西两部就可能同时都看轻了这封贡，反而一个也拉不住了。
张居正自夸道：“一举而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计无便于此者矣！”
读史到此，又忍不住要拍案！大国战略，太愚蠢或太坦诚了，都是不行的啊。
即便对已经臣服了的俺答，张居正也不敢掉以轻心。俺答于晚年信奉了喇嘛教的黄教。黄教于明初兴起于青藏，后传入蒙古，信仰者众。俺答成了坚定的信徒之后，不失时机地利用宗教影响来扩大势力范围，让自己的儿子宾兔台吉在甘青一带建立佛寺，以笼络当地部落。
张居正看出了俺答的用意，便在这方面尽量优容，以此把这老英雄拴得更紧。明廷经常赐给俺答一些佛经；万历三年，还将俺答建立的新城库库河屯赐名为“归化”。归化在汉语里是“归化远人”之意，有民族歧视色彩，所以今天不用了，而使用了它的另一个古老的译名“呼和浩特”（青色的城）。
万历五年三月，信仰愈坚的俺答向明廷提出，要去青海做佛事（设醮）。四月，俺答的儿子丙兔台吉在青海也已建好了寺。兵部和张居正都认为俺答这样做，是事先征得朝廷同意的，便请旨予以批准，由万历皇帝亲自为西海寺赐名“仰华寺”。
谁想到，到了万历六年初，俺答竟带领大队人马浩荡西行，几乎是倾国而去。张居正觉得事态非同寻常，立刻命令三边总督和甘肃巡抚做好应变准备，留心俺答这家伙在历来无事的西北惹出什么麻烦来。又让宣大总督吴兑出面，劝俺答快快返回。
俺答哪里肯听？继续带领数万大军西行。
俺答此行，一方面是拜佛，另一方面也想劫掠西边的瓦剌部落，伺机占点儿便宜。但英雄毕竟老矣，在甘肃境外，他被瓦剌给打得灰头土脸。撤回来后，俺答向甘肃巡抚借道，要去乌斯藏（青藏）见活佛。甘肃巡抚哪里挡得住他，只得任鞑靼大军穿越甘肃向南到了青海。
五月，俺答和活佛索南嘉错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会面，汇聚“诸酋”，召开了有蒙古、藏、畏兀儿、汉等族十万人参加的法会，举行入教仪式。蒙古人有千人受戒。俺答此次尊索南嘉错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其中“瓦齐尔达喇”是梵文Vajra…dhra的音译，意为执金刚；“达赖”是蒙文音译，意为“大海”；喇嘛是藏文音译，意为“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活佛称号最初的由来。
张居正见俺答新败不久，拜佛也拜得差不多了，就命甘肃巡抚里劝俺答早回故地，善始善终。俺答这才心满意足而还，幸而没惹出什么大乱子来。只是青海一带的藏人，被他骚扰得够呛，“益遭蹂躏，多窜徙”（《明史》）。
万历九年，俺答重病。张居正担心老王万一去世，诸部必生乱心，若大部归顺了土蛮，那就危险了！他极为警觉，拟诏命边臣练兵积粮，加意警备。万历九年十二月（1582年1月），俺答去世。北边的形式骤然紧张，将士们昼夜戒备，谁也说不上会发生什么。
在此风云难测之时，张居正指示边将厚抚士卒，做好战备，静观其变。
幸亏天佑大明，此时，一个蒙古族的巾帼人物出面挽救了危局。她就是早年引发俺答绯闻事件的主角——三娘子。
三娘子又称也儿克兔哈屯、钟金哈屯，真实姓名已不可考。“三娘子”是蒙汉百姓对她的昵称。她不仅美艳，且文武双全，精通蒙古文，平日手不释卷，又十分仰慕天朝文化。俺答对她信任有加，诸事都交由她裁决。俺答与大明化干戈为玉帛，三娘子在枕头上没少吹风。隆庆五年，明廷封她为“忠顺夫人”，大名响彻塞上。鞑靼部与大明互市多年，相安无事，三娘子也是从中出力不少。
据记载，每逢开市之日，三娘子总要亲自主持，每每只见她“勒精骑，拥胡姬，貂帽锦裘，翱翔塞下”。这简直是天人风采！她与明宣大总督等一干官员往来密切，友情甚笃。以至在宣大总督向朝廷的报告中都要题上一笔：“得三娘子主市，可以宁边。”
俺答死后，子黄台吉继承了老爹的汗位，并袭顺义王。出于政治上稳定诸部的考虑，黄台吉提出，要娶三娘子为妻。这个做法在鞑靼高层习俗中并不为怪，父死嫁子，称为“顺继婚”。三娘子大约瞧不上这位老“台吉”，不答应，负气率部西去（据说领走的都是娘子军）。
大明与鞑靼之间，骤然失去了一个纽带人物，双方关系日趋紧张。黄台吉是个脾气暴烈的武夫，对通贡互市并不赞成，过去“只为父兄所强”而勉强就范，今后怎样就不好说了。
张居正和兵部看得明白，能挽回局面的，只有三娘子了。
于是大明方面，由时任宣大总督的郑洛出面，劝三娘子按习俗下嫁黄台吉。郑洛是个很会说话的人，他说：“汝归王，天朝以夫人封妆；不归，一妇女人耳。”又说：“若三娘子别属，我封此黄台吉何用？”三娘子权衡再三，只好从大局出发，做了第二代顺义王夫人。明廷也第二次封她为“忠顺夫人”。
在三娘子的规劝下，黄台吉改弦更张，再未违约。后黄台吉病痛日多，大汗的权力实际上落在了三娘子手中。在她主持下，有鄂尔多斯等蒙古各部共47支前来通贡互市。
如此三年过后，黄台吉去世，其长子扯力克袭顺义王。三娘子说自己老了，便自己练兵万人，筑城别居。明朝此时又担心要出问题，于是再做月老，要求三娘子再嫁扯力克。三娘子也就再次屈从，当了第三代顺义王夫人（到此时才算嫁了个平辈的人）。
扯力克对三娘子也是迷得很，“尽逐诸妾”，忠贞不二，与天朝互市的事情都交给三娘子打理。明廷又第三次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并提出：凡顺义王向朝廷秦禀的公文，都要有忠顺夫人的共同签署。三娘子由此正式成为鞑靼各部的核心人物。三娘子后来曾成功地阻止了扯力克向明朝挑衅。
明人有好多咏三娘子的诗，都不吝赞美之词。其中一首说：
氍毹春暖锁芙蓉，
争羡胡姬拜汉封。
绕膝锦褴珠勒马，
当胸宝袜绣盘龙。
红妆一队阴山下，
乱点酡酥醉朔野。
塞外争传娘子军，
边头不牧乌孙马。
（冯琦《三娘子画像》）
遥想当年塞上，怎会有如此人物！
三娘子前后掌军政实权达40余年，逝世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享年64岁。葬在今包头市萨拉齐镇东20公里的美岱召，现在这个地方的“太后庙”里尚存有她的骨灰塔。因三娘子曾参与创建呼和浩特，所以呼和浩特又被称为“三娘子城”。
三娘子，绝代风华也！虽然我们也有王昭君，但……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为我们送来了非凡人物，不但是国之幸，也是万千苍生之幸。
张居正自隆庆元年入阁，主持北方防务16年，没有哪一年不是在军书旁午、羽檄飞传中度过的。
文渊阁内，那张静静的书案上，常有听不见的渔阳鼙鼓隆隆卷过。
将军白发征夫泪……
书生的肩头亦是关山万重！
他自诉：“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游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答吴环洲论边臣任事》）
金戈铁马，就这样夜夜破梦而来；吹角连营，亦在飒飒秋寒中挥之不去。
俺答封贡后，蒙汉的对峙虽已冰消，但张居正未敢有一丝放松——没有强势的防务，哪里会有一厢情愿的和平？军威不壮，大国又能怎样？君臣就是再吞泪，也万难阻吓住人家的觊觎之心。
张居正不会让宋代的悲剧在大明重演，他常以“八事”课考边臣，即，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并且规定，每三年派遣大臣巡阅边防一次，各处成绩如何，要如实进行考评。万历七年春，他派给事中戴光启、王致祥、姚学闽分阅九边，历时近半年。至九月方回京复命，将九镇的各项优劣逐一呈报，边臣皆不敢弄虚作假。
从万历元年起，他两次下令修边墙，筑敌台，增堡寨。由于财力紧张，戚继光原设想的3000座敌台，最后只完成了1200座；原定5年的工期，竟然连绵拖了10年。
但毕竟在蓟镇千里边墙上，每隔三里，就立起了一座敌台。边墙大多是沿山脊最高处修建的，本就气势宏大，再加之敌台高矗，蜿蜒呼应于天地间，就更是壮观之至！
草民我年轻脚力尚健时，曾数次登上过八达岭“长城”的最高处。从第三个敌台再往上，目睹过别有洞天。这里，是未经修复的原生态边墙，虽然偶有倾颓，荒草萋萋，但砖石依然牢固如昔。俯瞰塞外，平川漠漠，烟霭处无限苍凉。此时天地岑寂，耳边惟有风声，想那明代戍卒，不知是怎样在这里度过冬夏的？
男儿有志，势必登此处。
这就是，我的中华！
置身深秋暮色里，怎能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由戚继光提议、张居正支持建立的“敌台”与明边墙一道，现在已成了固定的“长城形象”。后人可知，这与秦长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明边墙附近，至今还可以看到战国长城的残迹，经历近两千年岁月的冲刷，那已只是一道不太高的土楞，外面由碎石块垒成。
而大明的边墙，至今巍然！在近世抗日的烽火中，也曾一度是阻敌的雄关。
大明从立国后200多年来，北边饱受强敌袭扰，边民时遭屠戮、生不如死。在张居正这一代，这种屈辱终于结束。
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措施大多被废弃，而他亲手制定的防务策略却延续了下去，惠及后来的几代百姓。
“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
斯人已去，四百年了，何处可逐星星踪迹？
十二、治国就是要敢打真老虎
我们在品评历史上的执政者的时候，常常会赞美他的一些个性与才华。
其实，对于一国之主来说，无论他的位置是怎样得来的，继承来的、夺来的、还是被人家推上去的，历史都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是否做到了令国强民富？
他只须有这一件功劳，他也只能有这一种责任。
历史不需要他有别的才华。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还有什么颜面自吹自擂？还怎能指望不教后人耻笑万年？
这就是我敬佩张居正的原因。
在中国的皇权时代，罕有他这样的清醒者。国强与民富，是担在他双肩的两付沉重担子。别人想不起来做的，他想到了，别人不想去做的，他偏要做好。
一代代的王朝，几乎都在走一个路子。开国之初，因殷鉴不远，前朝垮台的景象还能使新主有所克制，所以一般尚能爱惜民力，少收赋税，少设官职，百姓能过几十年安稳日子。到了王朝中后期，国家养官愈多，胃口愈大，钱就越来越不够花了。财政危机，是它们的癌症。
如何把这样大一个王朝养起来？怎样才能搞到够用的钱？
不同的执政者，有截然不同的招数。
头脑简单的一种，就是提高赋税，从老百姓那里刮！一道公文下去，不管他下面如何哭爹叫娘，钱是可以收上来了，国库满了，朝廷与官员也有钱花了。但百姓何以堪？揭竿而起的事，往往就发生在刮得太狠的时候。
明君唐太宗了解这一点，他说：“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
这并非什么天才之见，只不过说了一个事实。
中国的成语也有“杀鸡取卵”一说，其意荒诞，不过仅是个比喻。可是，现实中蠢到这个程度的居然也有。杀了鸡，取了蛋，还要沾沾自喜。
聪明一点的执政者就不会靠提高税率弄钱，而是“轻徭薄役”。百姓的负担不重了，自然会加紧大生产。不要小看小老百姓的经济繁荣。百姓经济一发达，土地就开垦的多，人口也就繁殖得多（养得起了）。田亩多了，人头多了，国家即便不增税种或税率，税收也能增长。这就是很简单的“放水养鱼”。
张居正就是属于较聪明的那一类的。他说：“古之理财者，汰溢浮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
什么意思呢？把你的臃肿机构减一减，把你的奢侈开支压一压；不要想着怎么从老百姓那里弄到“厚入”（很多很多的钱），尤其不要变着法地“开利源”（新增收税收费渠道）。
张居正对一些官员的麻木不仁尤其不齿——应该为百姓做什么，一窍不通，但是对如何从百姓身上弄钱，却有超常天赋。嘉靖年间，因国用不足，朝廷在江南一带加赋，地方各级官员趁机多征（公私兼顾），民不堪其苦。当时请假在家的张居正，目睹民间疾困，就曾说过：“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
官员们要是互相比着看谁征的税多，那百姓还能喘得过气来吗？
究竟是以征税多为荣，还是以征税多为耻，就看这把尺在谁手里拿着了。
大明帝国的钱为什么老是不够花？《明史》上说：“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也就是养官和养兵的花费太大。明中期以后，官俸的支出有时甚至占全年财政开支的30％。
官多，花费当然要大。洪武年间，设立官职还比较实事求是，务求精简，全国的文官只有5000多人。到后来，当官成了一种优越的生存方式，可以靠着当官过上好日子，人人就都想往里面钻。冗官冗员像泡沫一样疯涨，文官到正德年间就涨到了2万多名，百年间增加了3倍。
明朝的武官就更不得了。武官因为是世袭制，子孙后代只要通过了考试，国家就得授官。编制满了怎么办，只好添加大批无实职的带俸武官——反正得养着。明初武官有28000人，到正德时猛增至10万。
这样多的官，有什么用？没用。朱老皇帝的时候，官员数量少，机构简单，但是“当时政无不举，令无不行，事妥民安，未尝失误”（徐恪《修政弭灾疏》）。如今疆土未扩大，人口未增加，倒是官员繁殖得快。“况一官之来，有一官之费。食有俸粮，居有廨宇，一分一毫，皆取给于民。”（《明会典》）
除了官员的工资，老百姓还要负担官府的大量劳役——给官员当皂吏（勤杂工）。多半官员使役的人数都比规定的要多，有时一个官要用七、八十人服务。老百姓连干自家活儿的时间都没有了，甚至“一家当三五服役，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