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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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官员的工资，老百姓还要负担官府的大量劳役——给官员当皂吏（勤杂工）。多半官员使役的人数都比规定的要多，有时一个官要用七、八十人服务。老百姓连干自家活儿的时间都没有了，甚至“一家当三五服役，一户遍三四处”（《成化实录》）最极端的例子是“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扛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未已，则又为纤夫矣”（顾炎武语）。这还让不让人家活了！
明朝的宦官，也是一群能吃的蝗虫。史载，南京守备太监一人上任，允许带家人、兄弟、子侄一百多人到任，全部由国家供养。真是“阉了我一个，保障全家人”。到嘉靖年间，大明的宦官已经达到12600人之数。这么多人，国家要从头管到脚，每年光吃米就要吃掉6万石，另外还要领走俸米15万石。
这么多的官，怎能不把国家吃穷？国家又不是生产机构，最后的负担还不是落在在老百姓身上！
嘉靖皇帝登位之初，脑袋还算清醒，他说：“今天下诸司官员，比旧过多。我太祖初无许多，后来增添冗滥，以致百姓艰窘，日甚一日。”这还算句人话，可惜他后来越来越糊涂。
隆庆年间，朝政初现清明气象，徐阶、李春芳和高拱都曾进行过一定规模的缩编。但反反复复，割了的韭菜又长，共净裁28个职位，效果不很大。
张居正当国，下手的力度就大了。首先是对南京的闲衙下手。国初，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南京留下了一套与中央机构大致相仿的留守机构，这就是明代独有的“两京”制度。不过南京的所谓六部九卿，有高位而无实权，多半是养闲官的。张居正指示吏部，南京官职如果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以“虚其位”而达到了裁员的目的。
俺答封贡后，外部威胁解除，军政大事减少，张居正认为解决冗官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精简机构。万历八年十月，他令吏部遍查两京衙门，“有冗滥者裁之”。随后，大检查在各省也渐次铺开。万历九年正月，裁两京户部侍郎以下156个职位，同年还裁撤郧阳巡抚、顺天巡抚、湖广总兵等地方高级大员职位。“江陵柄政”十年间，除去后来又增加的，部、院、都抚共净裁215个职位。
万历九年，裁去各衙皂隶编制194名，加上因裁官而无形中裁去的皂隶编制，等于当年共裁减皂隶622名。当时每个皂隶的劳务。每年需要约30个丁壮轮流无偿负担。这就等于一年减少了18000多丁壮的徭役。
经张居正的厉行裁减，大明的全国官员总数，大大减少了。万历初年文武官员的总数究竟是多少，史籍上没有统计资料，后来有人估计比正德时约减少了20％以上。即文官减少了5000人以上，武官减少了17000人以上。文武官员总数从12万余人压缩到98000人以下。
张居正裁减冗官，为国家省了俸饷，为老百姓大大减轻了徭役负担，上与下都还是高兴的。但是，你夺了人家的金饭碗，也就是触犯了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要老命的事。此举在部分官僚中所引起的怨恨，于江陵柄政期间也不断在积蓄，形成了对新政的阻力，并在张居正死后爆发了出来——这是后话了。在新政时期，张居正为节省国用，还下力气整顿了驿站制度。
明代在全国都建有驿站，称为“驿递”，是个相当大的交通与通讯网络。全长14万多里，沿线每60…80里设一个驿站，全国共有驿站1936个，此外还有一些急递铺和递运所。帝国就靠它们传送公文和转运粮物。驿站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接待出公差的官员。
驿站由当地官府管理，经费由官府向当地百姓摊派，过往官员住这种招待所，用马用车用人，全免费。正因如此，使用它的官员越多，当地百姓的负担就越大。朱老皇帝考虑到了这点，曾规定，凡是驿伕和马伕，所承担的其他赋役就要适当减免。同时控制使用驿站的官员人数，以免百姓负担过重。
所以开国的时候，不论多大的官，不是出公差，就别想使用驿站，而且所带随员也有人数限制。驿站见到兵部分或巡按开出的“符验”（勘合），就予以接待。符验上对职务、到达地点、往返日期、应享受的费用、准许使用交通工具数量等都开列得很详细。
洪武八年，开国功臣延安侯唐胜宗因违犯驿站条例，曾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马车，也曾被朱老皇帝申斥。可见当初这制度执行得还是很严的。
但制度只是制度，挡不住人腐败。时间一久，官员们都看上了这块免费的香饽饽。白吃白住还能领出钱来，天下哪里还有这好事？假公济私乱开验符，超标准使用民伕的情况愈演愈烈。到正德年间，所有条例俱成一纸空文。官员往来，可着劲儿用人（不用白不用）。一官出行，要用轿子一、二十顶（连二奶都抬上）、杠箱八、九十台。这么多的人和东西，大概须用民伕约300人、马50匹。
这个负担，放大到全国去看，那就太重了。时人有曰；“民财既竭，民力亦疲，通天之下，莫不皆然。”
应天府的龙江驿，是负责输送宫廷人员和物资过江的，这里的情况很典型。仅负责运输江南鲥鱼的尚膳司太监，就长期占用船伕120名，所夫297名。其他针工局、巾帽局、提督织造、乐器监造等部的太监也频频追逼人伕和船只，外加勒索。递运所大使李臻、李福无力应付，竟被迫上吊死了，妻子儿女流离失所。
那些不是出差而是干私事的官员，也盯上了这块肥肉。正德年间，宦官势力强大，一些大宦官的仆人外出办事，凭一张条子就可以从兵部拿到符验。百官也群起而效仿。兵兵部和抚按干脆把开通行证当做了人情来送。符验上，不写身份、事由，又无人数限，甚至连缴还日期都没有，永久万能的。
官员们用这通行证，就可办私事，比如让亲友沾光，夹带私货，或者干脆转借给商人，捞他一票好处费。有更恶劣的，还每每超标准支取费用，其实就是变相勒索。本书前面所提到的，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就是因为勒索不成而吊打驿卒的。
一个公共服务系统，哪禁得起这么压榨？站银不够用，就在本县加征，苦的还是老百姓。夫役们也忍受不了这重压，纷纷逃亡。一些地方的驿递系统几乎瘫痪。
这个为帝国行政服务的机构，就这样成了官员们的免费午餐。
驿递制度的弊政，影响可不小，说它已引发了帝国的财政危机也不为过。
张居正当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万历三年，他严令“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虽系公差人等，若轿杠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明会典》）要求兵部与抚按要敢于抵制非份要求，按章发出和收回勘合，如有违规，严惩不贷。驿递官吏如遇到过往官员勒索，可以举报。抚按也要及时对违纪者进行弹劾，不许向小官吏身上推责任。张居正利用考成法，逐级有效地监督，奖罚随之，收效很好。
但是，慷国家之慨，讨好上司，笼络同僚及下属，已成官场潜规则。你不让我借花献佛，难道让我自掏腰包拉关系不成。官场的惯性，不是发个文件就能制止得住的。光发文件（比如“今年春节不送礼”），不逮住几个处罚，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重申驿站条例的第二年，不少地方官在进京述职途中，还是违规使用驿站。张居正请旨予以训斥。但，大明官员中，有人违纪的胆量大过天，万历八年，仍有官员陆续违纪。这一年，张居正因此降了一批部、省级官员和知府的职，其中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吴孔性因擅用驿站被罢官。他采用的手段很猛，原则上是省部级降三级，知府降六级，知县革职。
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似乎脑袋生了锈，在这一年，居然上疏要求放宽“驿传之禁”，要捍卫行之已久的潜规则。张居正拟旨严厉驳回。
对于权贵扰驿，张居正也做了必要的抑制。孔子后裔“衍圣公”孔尚贤有特权可以乘驿，而且是一等勘合，国家待他不薄。可是这个孔圣的后代，遗传不大好，每年进京朝拜皇帝，都要带一百多人服侍。且必夹带私货，沿路又搜刮不已。到京朝觐完毕后，并不马上走，非把私货卖完再走。驿站不胜其苦，民间更是倒霉，“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
张居正对这个不争气的孔氏后人，也没给面子，拟旨予以批评。并和山东巡抚商量，将衍圣公朝贺由每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省得年年来骚扰。
“为政必贵身先”，张居正知道自己的做法举足轻重，他对自家人约束得很严。两个儿子回乡应试，是自雇车马。他的老父张文明过生日，他打发仆人背着寿礼回乡祝贺。弟弟有病需要回乡调理，保定巡抚听说后，把勘合送到门上。张居正给退了回去，说：“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答保定巡抚张浒东》）
经过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顿，驿站负担大为减轻，站银需要量也跟着减少。这就意味着加给老百姓的摊派也减少了。据《国榷》里面的统计，从万历四年至万历十年四月，全国共减免站银89。56万余两，折米200万石。仅京畿一带驿站开支就省去80％。张居正对此很得意，说“小民欢呼歌诵则不啻管弦之咈溢矣！”（《答应天巡抚论大政大典》）
是啊，好事自有百姓发自内心的欢呼，用不着天天自己抬自己。
大明的财政危机，还有一个原因，是宫廷消耗太大。国初朱老皇帝出身低微，尚能讲究艰苦朴素。改建一座宫殿，他都要教训大臣：“朕今所作，不事华饰，惟朴素坚固，可传永久，使吾子孙守以为法。”（《明会要》）
可惜他这个传统传了没两代，到英宗时就开始奢靡，至嘉靖时登峰造极。宫廷的费用，最大支出的是造宫殿。武宗时，乾清宫失火，重建大概需要200万两银，工部估计，要是向群众摊派的话，最多刮上来20万两，所以提议借支内帑（国库的银子）。武宗这个混小子哪里舍得，只叫工部自己想办法。工部又不能生钱，就只好加重摊派，闹得“海内骚然”。
此外就是吃喝穿用，一大帮子人在皇宫里，大部分东西都要靠民间供养。那时，向民间征用食品、器具、燃料，叫“上供”；向老百姓购买物品叫“采造”，也叫“采办”或“买办”。成化年间，每年上供给光禄寺的鸡鸭羊猪达12…16万只，果品、物料等年消耗126。8万斤！
这皇家人也真是能吃啊。下面的数字就更惊人：仁宗时，光禄寺的厨子有6300名，宪宗时增至7800名，武宗时达到9400名。什么样的国家能架得住这么吃啊？政府财政困难，是因为吃给吃穷的，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发明吧？
明代皇家的用度，钱从三个地方来，一是“太仓”，由户部掌握的国库；二是皇庄、皇店，皇家企业；三是直接从州县拿，也就是“上供”和“采造”。前面两个渠道，财力都有限；后面这一个，则是无限的，只要有人活着，我就能搜刮。
上供不说了，白拿。这采造，也有猫腻。从表面看是朝廷拨款，派官员到民间去买，实际是根本不按价值规律办事。向商人强行摊派商品数额，压价购买，所支付的钱有时不足市价的十分之一。“名称买办，无异白取”。有的名义上按市价收购，而支付的却是一钱不值的“大明宝钞”（成祖时期的纸币），也等于白拿。搞得工商业者倾家荡产。
这个买办的过程，往往是宦官最容易捞钱的机会，所以历朝宦官员都愿意鼓动皇帝买东西。张居正执政的当年，又有宦官崔敏建议买珠宝。张居正坚决压住了。
他考虑到，奢靡之风，总是从皇家兴起，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皇帝就得换换脑子。好在万历还小，孺子可教，于是他利用“帝师”的身份，不断教育皇帝要省钱。
万历是个典型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人物，当学生时还比较听话。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都用“礼教”牢牢地限制住了他。因此他初期的用度还是比较节俭的。
所以古代的“礼教”这东西也不是完全不好，“吃人”是一方面，“不许吃人”是另一方面。不可一概而论。
完全的张扬天性，也未必就是进步。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个个都“张扬天性”。其行为足资证明，完全没有了“礼教”的制约，天性也就是兽性，没有太大区别。
本书在前面已经讲过，张居正对小皇帝关于爱惜民力的灌输，不遗余力。
他的话，至今读起来，仍震撼人心：“明主不应以天性所爱为乐趣，而应该以命运无常为恐惧。不应以天下来侍奉自己，而应以自己供天下驭使。”
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可惜，有几个“明主”真能做到？
新政之初，张居正反复对万历唠叨的，是孔孟之道中唯一有价值的部分——“民为贵”。他说：“民常安乐而无患难”。国难，不是缘自外侮，而是出自“民不安”。还是那句话，“百姓安则邦本固，外侮可无患也”（《答保定巡抚孙立亭》）。
百姓是牛羊，吃草挤奶，根本用不着防。要防的是自己！
民力有限，自己的贪欲无度，总有一天这绳子要绷断。
张居正教导万历，对秦始皇、隋炀帝之流，要“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进帝鉴图说疏》）。
像他们这样的恶政，为何轰然倒地？因为“命之靡常”，因为天厌之，天厌之啊！
民固然无力，然而天行健，天道有常。
为政者，你不能不惧！
小万历可谓相当懂事，常为张老师的话“嗟叹之久”。
万历初年，小皇帝打算派宦官到江南、广东采买丝绸和香料，都因有大臣劝谏，都大大削减了原定的数量。
万历五年五月，万历为表孝心，想重要修太后寝宫。张居正立刻劝阻，说：“今壮丽如故，足以娱圣母。”不同意大动土木，万历也就作罢。
万历七年，皇帝向光禄寺索要节余的十万两白银，张居正劝阻无效，只得拨给，但上疏说：“若再征金，臣等不敢奉诏。”
什么叫“不敢奉诏”？就是下次我要拒绝执行！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张居正让户部进呈了财政支出的揭帖（抄本），让万历放在御座旁随时看看。他劝告说：“一切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庶国用可裕，而民力亦赖以少宽也。”（《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
强国是节省用钱省出来的。如何皇家、臣子和百姓都比着疯狂花钱，国家就能因此而强大？
这是什么道理？古今异同，真是要让人“嗟叹之久”！
在张居正的坚持下，终“江陵柄政”十年，宫内的花销一直有所控制，财政危机得以缓解，民力也得以休息。
从明末清初起，张居正的名声之所以越来越大，是因为，人们对执政者的成功与否，只有一个衡量标准，那就是看他是否做到了“安民”。
当百姓入不敷出时，为政者却华衣广厦，还要以搜刮甚巨为荣，难道真的以为天道不存了么？
张居正不会如此发昏，在他执政期间，为彻底整顿国家的财政，他还将有一番大的作为。
历史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你越深入探究它，就越觉得它并不遥远。那些峨冠博带、衣袂翩翩的古人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古板，更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愚蠢。他们的喜怒与今人同，他们的好恶也和今人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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