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历史的烟尘后，都有同样的人性。
　　而且，我尤其觉得，古人中的精华又远远聪明过我们。那时的科技水平如何，其实是与智慧程度无关的。
　　那些线装书、活字印刷，那些纤秀小楷、豪放草书，承载的是我们学不完的智慧。我们没有笑话的资格，我们惟有低首下心。
　　一个对自己的祖先不敬的民族，难道能指望得到后世的尊敬？
　　张居正在短短的十年执政时间里，以一人的智慧与执着，扛起了一个老大帝国的没落之门，放万千的生灵到富庶、平安、有序的光明中去。
　　这不是舍身饲虎？这不是荷戈独战？这不是为民立极？
　　这些赞誉，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做到了。
　　空言人人都会，能做到一二件事的，方为民族的脊梁。张居正为百姓做到的，就不止一件两件了。
　　他当年面对的，是连年的国匮民穷。嘉、隆年间，太仓岁入不过200余万两，支出倒有400万多两。年年亏空，政府还在运转，也真是够难为宰辅的了。
　　两大问题，如椎刺骨。
　　一是钱不够怎么办？二是钱从哪里来？
　　若是庸人治国，那想也不用想，就是一个“刮”！盯住的是普通老百姓的钱袋子。
　　而张居正的所为，则是盯在了达官与富户的身上——在钱多的地方才能找到钱嘛。
　　他承袭了汉代理财家桑弘羊的思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也就是，不给老百姓加税也一样能弄到钱。
　　自推行考成法以后，张居正十分有信心。一套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就是对财政改革的有力保障。他说：“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
　　为何不加税，钱也可以够用？张居正摊出的底牌是两个：“惩贪污以足民”，“理逋负（清理逃税）以足国”。
　　官不贪，百姓就松口气；有钱人把应缴的税缴足，国家就松口气。
　　又是一个竖鸡蛋式的简单解法！
　　——不是人们想不到，是根本没往那个方向上想。宁愿拿刀去剔鹭鸶腿上的肉，不愿意去割肥猪身上的膘。
　　自负的执宰其实就这么愚不可及。
　　向谁下手，张居正有数。
　　大明的赋役，田赋占了大头。滚滚银钱须从田亩上来。那么，天下的家底究竟有多少，从王朝的中期开始，就是一笔糊涂帐了。
　　国初的时候，朱老皇帝为征税，创立了“黄册”，相当于户口簿，包括每户的丁口、田宅、资产，都全部列上。黄册一式四份，布政使司、州、县城各保留一份，另一份以黄色封面上报户部存档，故名“黄册”。
　　洪武二十年，又用了十年之力，把全国的耕地丈量了一遍。根据测量结果制定了“鱼鳞图册”，将业主姓名、土地四至、土质等级详细登记，一乡一册，州、县各有汇总的总册。凡有土地买卖，要在官府办赋役随转手续。这个图册上，因为画的土地形状似鱼鳞，因而得名。
　　田赋的数额、劳役的摊牌，都要根据这两个册子。
　　但这些册子到了后来，就没用了。很多土地悄悄玩起了隐身法。
　　原来，明代由于官俸微薄，与大宋差了十万八千里。皇帝也知道干部靠工资八成是吃不饱饭，就特许官员及其亲属可以免除徭役和一部分田赋。包括未入流的教官、举人、监生、生员，连带光荣致仕、免官在家的，都有不等的减免（优免）。以四品京官为例，北方籍在家的，可以每亩五升免300亩，江南籍的可以每亩三斗免50亩。在职官员免的就更多。
　　只要有特权，权就能变钱。皇帝的这一开恩措施，在明中期以后，也成了来钱的途径。由于赋税日重，那些没有优免特权的富户不愿意承担，就开始玩起了隐身法。将田地挂到官绅、监生、生员、吏丞名下，这叫“诡寄”，只须向官绅等交“私租”就行（又是潜规则）。把田地分散挂在乡邻、佃户、仆人名下，这叫“花分”，让这些贫户替自己交税、当差。将自己的田产请缙绅冒认，这叫“投献”。几种方法，都可以逃避国家的赋税。
　　有的官绅享受了特权还嫌不足，又将自己名下的良田谎报为荒地山林，或者干脆以多报少。做这类事情，需要与当地官府勾结，父母官少不了又可以捞上一票。
　　每年编审黄册的时候，官府门庭若市。富户行贿，官员包庇，大家一起造假哄国家。结果，经常是“无田之家册乃有田，有田之家册乃无田”，形成典型的“放富差贫”现象。大户占田越来越多，交税却越来越少。小民没有土地，赋税却越来越重。这黄册，已经是扯淡。“名为黄册，其实伪册也”（顾炎武语）
　　如此，国家作为赋税主要来源的土地，总数就在一年年缩水。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有8。5亿亩；弘治十五年，6。2亿亩；正德五年，4。5亿亩。少掉快一半土地，皇帝不奇怪，大臣也不说破，地方官死也不说。大家一级哄一级，哄住最后那个就行。
　　隆庆元年，高拱执政，清查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造假，查出“诡寄”和“投献”田共199万多亩，“花分”田间331万多亩。
　　富户的地少了，也就可以少交税，但一个地方的赋税总额是减不下去的，结果他们逃掉的那部分就要让贫户来交。有一部分贫户交不起，就拖欠，导致国库年年亏空。
　　到嘉靖初年，江南与北直隶有一批官员决心清理积弊，开始清丈土地。海瑞是最积极的一个。但引起官绅大哗，说他“偏执”、“疯癜”、“见识短”，最终以“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罪名而罢官，只做了七个月应天巡抚。当时张居正只是普通阁臣，无力救助，只能写信去表示爱莫能助。
　　早在执政之初，张居正就打定主意要清丈土地。他说：“上损而下益，私门闭则公室强。”——砍了上流社会的非法所得，才能让下面小民宽松一点。官吏不营私，国家才能强盛。
　　当时有人反对清丈均赋，说如果“吹求太急，民且逃亡为乱”。查的太紧太严了，老百姓会闹乱子。
　　张居正严词驳斥——这都是睁着眼睛胡扯，打击富户为何有人这么心疼？他质问：“曾有官清民安、田赋均平而致乱者？”
　　什么是真理？这就是真理！
　　到万历五年十一月，张居正已将吏治整顿好，便腾出手来，公告：今后将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丈。包括皇庄、屯田，只要是大明疆土内的土地，不许有一点隐瞒。并言明：“有敢挠公法，伤任事之臣者，国典具存，必不容贷！”官绅富户谁敢武力抗法，大刑伺候。
　　号令一下，“天下奉行懔懔焉”——没有谁敢不执行的。
　　清丈以福建为试点，第二年中，张居正派湖广老乡耿定向出任福建巡抚，打头阵。并写信告诉他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仆比来唯守此二言，虽以此蒙垢致怨，而与国家实为少裨。愿公之自信而无畏于浮言也。”
　　到万历八年，福建清丈完毕，共清出隐漏土地23万余亩。
　　随即全国清理丈开始，限期三年。张居正和阁僚及户部尚书张学颜制定了八项注意，颁行全国。
　　一时间，万里大明河山，量田测地真忙！张居正也大为振奋，称此事为“百年旷举”。
　　清丈中，果然遇到预想中的阻力。
　　有宗室（皇亲）出面阻挠的，张居正回击得相当严厉，拟旨予以处罚，或废为庶人，或夺去宗俸。
　　有官员敷衍了事的，拿以往的黄册一抄了事。科道立即弹劾，给予夺俸、降级处分。
　　还出现了事先没料到的过激倾向，有的地方官为了追求虚名，凭空虚增田地亩数，或将荒地算成良田，还有的用缩小了的弓尺进行丈量。张居正发现问题后，提出只论当否，不论迟速，适当放宽了期限，不使运动走到反面。
　　丈量是用一种像巨大的弓一样的尺子。先由业主自报亩数，然后由业主和官府指派的弓尺手先行“自丈”，最后官府来人核查。两下里吻合后，在图册上盖“丈验相合”章。以此为根据，编制出新的“万历鱼鳞图册”。
　　这个图册，相当精确，直到清初还在使用。
　　清丈结束后，官田、民田一视同仁，按照肥瘠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等科税，比较接近实际情况。史载：“清丈之后，田有定数，赋有定额，有粮无地之民得以脱虎口矣！”（《沧州志》）
　　那么这老虎是谁
　　上流社会。
　　这些隐身的土地，多为勋戚所占，这是一群有着血盆大口的老虎。他们终于遇到了剋星，这下子都要乖乖纳税了。
　　正如张居正事前所预料，只要清查，就会有大量隐占土地浮出水面。清丈前全国土地5。1亿亩，清丈查出来隐漏土地2。67亿亩，总数达到7。85亿亩。虽尚不及洪武时期，但亦相当可观。土地总数一多，自然就实现了“民不加赋”而财政吃饱的目的。
　　聪明人聪明办法，笨人笨办法，历来如此啊！
　　到万历九年，清丈大功告成。张居正认为，帝国的家底既然已经摸清，全面改革赋税制度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于是，他下令在全国推广著名的“一条鞭法”（也称“条编法”）。
　　“一条鞭法”这个概念，现在已和张居正的名字紧紧挂勾，其实这并不是他本人的发明。他的功绩，就在于将其推广到了全国，解决了大明赋税制度上的顽症。
　　这么大个帝国，全靠税收养着；税收制度要是长了瘤子，帝国肯定要患营养不良。
　　大明帝国的赋税，分为田赋与徭役两大部分。田赋制度的改革，在嘉靖时期已经实行，基本趋于合理。现在的问题在于徭役。
　　作为向国家纳税的一种方式，大明的百姓都要服劳役。以里甲为单位进行摊派。里甲就相当于现在的居民组，110户为一里，下辖十甲，一甲含10户。担任里长的，是其中田多丁多的十户。每年由一名里长率一甲服役。服役又分为正役和杂役两种。正役是替政府催征、解送粮钱，传达法令这类事。杂役是给官府和官员提供服务，包括门子、厨役、膳夫、狱卒、马夫人、水手、脚夫等等，无所不包。
　　这里面的问题在于，由于江南一带征发税粮的任务太繁重，里甲的原先的每十年轮一次正役，渐渐变成了每一年轮三役，百姓不堪其苦。杂役方面也有问题，因为是按丁摊派，官绅可以免二丁至三十丁的杂役，这么一来，负担全压到了那些无田而靠劳动力谋生的百姓身上。
　　有权有势的，可以免税免役；无权无势的，负担反而越背越多。
　　于是富的就越富，穷的当然也就越穷。
　　谁说苍天有眼？哪有？
　　孔圣人只说过一句真理：“苛政猛于虎”！
　　在苛政之下，彼为刀俎，此为鱼肉，何来“民为贵”？
　　不过，在大明的官员中还是有正直的，并未被“利益”的猪油蒙住了心。从嘉靖初年起，就有人不断对这种“不均”提出抗议。
　　徐阶执政后，毕竟是老成谋国，知道这问题的利害，便有意改革赋税制度的弊端，他大力支持巡抚庞尚鹏在浙江推广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个什么东西？好处在哪里？如何就能便民？
　　简言之——
　　一，就是劳役折银，老百姓交钱顶劳役，谓之“丁银”，官府拿这个钱另外雇人应差。同时增加有田户的丁银，减少无田户的丁银，使赋役有所均平。
　　二、将差役与田赋“合编”在一起，简化了手续，减少了官吏与乡绅从中作弊的机会。
　　三、将田赋中的大部分实物纳税变为货币纳税，也就是“田赋折银”。把粮卖了再交钱，促进货币流通，有助于刺激当时的商品经济。
　　其中最关键的，是征税由“度人而税”，变成了“度地而税”，达到了“轻重通融，苦乐适均”，不再是富人欢乐、穷人愁了。
　　隆庆三年，海瑞在南直隶也开始推广一条鞭法。次年，江西紧接着跟进。两地效果都不错，“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江南一带“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天下郡国利病书》）。
　　看来农民种田养不活自己，很少是因为种粮种菜卖不出钱的，关键就是征税太重。
　　这道理，有人不知道，有人知道了也不说。
　　徐阶时代，推行一条鞭法的阻力极大，有人说该法大有问题，建议废除。徐阶是个中庸的人，没下令取消，也没有再扩大推广。
　　到万历初年，又有人旧话重提，说一条鞭法“害民”、“不便”。屁股决定脑袋定律，在此看得很清楚。张居正此时态度比较谨慎，他在观察。
　　一直到万历五年，推行一条鞭法的地区没有什么“不便”。这一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也开始推行此法。这是第一次在北方实验，反对者众声喧哗。张居正派人调查后，认为“法贵宜民，何分南北”。遂下了决心在全国范围推广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实行，首先是小老百姓高兴。人称“盖自条编之法行，而民始知有生之乐”。为政者一句话，就解民于水火之中，有如再生。百姓之草芥命运，真是令人感叹。直至20年后，于慎行还说，他的家乡东阿至今“邑民皆称其便”（《与宋抚台论赋役书》）。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侥幸得以保留，并并继续扩大实行，到万历十五年，云、贵、川、陕、晋诸省也已推广，大明的赋税制度彻底变了样子。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地（1773—1842）曰：“赋税是公民换得享受的代价，所以不应该向得不到任何享受的人征税；就是说，永远不能对纳税人维持生活所必须的那部分收入征税。”他还说：“征税办法越使纳税人感到方便、且有能力缴付，则越是好税。”（《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一条鞭法就是好税！
　　它的实质是什么，古人看得清楚――“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明世宗实录》）。而已，而已！只有公平，只有消灭了“不均”，人才有积极性搞生产，国家才因此有源源不断的财政之“血”。
　　谁说古人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此处就是一例。可叹的是，有人就是看不得“平均”二字，以为一平均，一公平，效率就没有了，就要拉了生产的后腿。
　　公平居然能影响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荒谬以真理之名而行啊……
　　――真乃空前绝后！
　　以往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其实枉称平均，那是一种“劳与酬不对等”的不平均。而钱多产业多的人多交税，钱少无产业的人少交税，这才是令人心服的“平均”。
　　张居正在经济改革中，倡导“平均”，厉行“公平”，国家也为之大收其利。前有节流，后有开源，财政赤字化为乌有。史称“太仓之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不下四百余万”（《国榷》）。
　　且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并未及身而止，而是惠及后世。万历时代由此成为大明王朝财政最富裕的几十年。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如若没有张居正，大明的“豪强之兼并”必将很快就致帝国“失血”而亡，其“贫民之困”则又不知何日得解放了！
　　其实，大明的赋税改革早就势在必行，然而谁来干，谁能干，谁想干？嘉靖以来就无人能够破冰。
　　此人要能总揽全局，无人可以掣肘。此人要有匡济天下之心，不因私利而退。此人要天性稳健沉毅，不轻率冒进变改革为祸害。
　　天降大任于斯。
　　惟有张居正！
　　苛政猛于虎，他就是打虎的英雄。
　　十三、孤绝者高处越发不胜寒
　　张居正有句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