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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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宁愿不要诸葛丞相为我鞠躬尽瘁，也不想重演曹丞相逼迫我儿孙的事。
我老朱要自己干。皇帝么，就是要上管天，下管地，中间再管个乱七八糟的……
有人统计过，老朱灭了宰相之后，每天自己要看20万字的文件，处理事务423件，等于一天到晚不睡觉、不吃饭，每小时保持阅读8000多字的速度、和处理20件国家大事的频率。
老皇帝这下可吃不消了。
老朱这么苦自己，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古人讲究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来之不易，不把它发挥到极致，岂不是亏了？在这方面，秦始皇就开了个好头儿，他不分昼夜操劳公务，白天断狱，夜批公文。即使这样拼命，他也还不满足，还给自己规定了更高的目标，不批完一石公文，绝不休息。这就是史载的“日阅公文一石”。那时候的文件是用竹简写的，一石（念“担”）就是120斤（那还是蛮重的啊）。
老朱亲自上手那年，不过才53岁。按理说放过牛、爬过战场的人，身体素质应该不错，但是脑力劳动却是个更辛苦的活儿，干了9个月，老朱顶不住了，从各地找来6个老儒，创立了“四辅”（这是受张良启发），让他们任春官、秋官、夏官、冬官，“协赞政事”。
乡下来的老学究哪干过这个？两年后，这个办法无疾而终。为什么不实行了，史书上未载，估计是干得牛头不对马嘴。
但是，参谋人员还得要，否则建章立制、拟旨、批文这些工作得把老皇帝累死。于是老朱又从翰林院调了一些文职小干部（学士）来，充当秘书。不定编制，也没有固定称呼。
到明成祖攻入南京、夺了鸟位以后，就把这办法固定下来了，这批人也有了编制、有了定称。
这就是“阁臣”。学士改称“大学士”；在哪个地方办公，前面就冠以哪个地方的名字，比如“中极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等。
皇上则把他们叫“辅臣”。自然了，当大臣的不能“主宰”什么，只能“辅佐”什么，皇帝才是天下的总舵把子。民间的老百姓，对这些秘书那可就恭敬得多了，一般称为“阁老”（不老混不进去呀）。
尽管阁臣的权力比宰相小得多，只能上传下达，但是毕竟执行了一部分原来宰相的职权，所以大家还是把他们看成是宰相。因此“入阁”就相当于“拜相”。后来官场上也不忌讳这个了，谁入了阁，大伙儿就纷纷写诗给他，祝贺“入相”。
不过，两者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宰相是有衙门的，过去叫“中书省”，有一大批各司其职的干部。而现在，阁臣手下仅仅有些小文书抄抄写写、跑跑腿。办事机构也含含糊糊地被称为“内阁”。什么“内阁”？不过就是“宫内的小房子”罢了，没法跟“中书省”的堂堂正正比。
过去，宰相怎么也得是一、二品大员，现在的阁臣是从翰林院来的，五、六品的居多，最低的还有从七品的——芝麻官了。然而到了后来，阁臣就越来越尊贵了，须要先当礼部侍郎或尚书（副部级、部级）才能兼任大学士入阁。
内阁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比明文的制度还要严格。进内阁的人有个名次上的排列，中国人在这上面是一点都不含糊的。打头的一个，叫“首辅”，第二人叫“次辅”，余下三、四、五不等。首辅也就是大领班了。名次的排序是要论资排辈的，要是首辅离职或者死了，由次辅来顶上。如果原任首辅离职一段时间后又复职了，现任首辅的资格如果不如人家，就得让位，退居次辅。
内阁开始的时候，还不拘一格用人才，到后来则是非进士不行了。想“学而不优”而当大官，不灵了。
进了阁子，就要争当首辅，因为首辅是和皇帝打交道最多的人，也表明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因此。朱老皇帝设置的这个“内阁”，后来就演化成了“掐架院”。你不下去，我就上不来，我能让你好吗？各种手段就一起来吧，打小报告的，无中生有诬陷的，拉拢“言官”（纪检监察官）掀起政潮的……只要能搞死你就行。和衷共济的班子，越到后来越少见。
等到了嘉靖这一朝，内阁的戏就多了。因为嘉靖皇帝执政20年后，渐渐喜欢上了成仙修道那一套，想长生不老，很少过问一般的政事，但他对政务处理又要求得很严格，因此他对首辅就挑选得很苛刻，既要能办事又要听话，放了很大的权给他们，把阁臣的地位明确提到“六部”之上，为文官之首。
“阁老”们的位也高了，权也重了，有的人就要誓死保住位子，有的人呢，则恨不得明天就拿下这位子。因此从嘉靖年间开始，阁臣们的内战也就出奇地精彩。
首辅平常的工作，是阅览各部门送来的文件，然后把自己觉得妥当的处理意见写在小票上，分别贴在这些文件的封面，进呈给皇上。这个工作，叫做“票拟”，就是代皇上写处理意见了。皇看了要是同意，就用红笔画个圈圈，批两个字。这叫“批红”。
首辅在拟定意见时，不必征求其他阁臣的意见，一人独大，其他人只有唯唯诺诺。即使旁人代拟文件，也是按首辅的意思来落笔。这个票拟制度，初看起来，不过是皇帝借首辅的脑子用一用。可是另一方面，首辅也可以对下拉大旗做虎皮，对上左右皇帝的看法，想办法蒙住皇帝，在票拟中偷运私货。
皇帝的权力包括生杀予夺之权，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割让了很大一部分到首辅手中。
这一点，连朱老皇帝也料不到：“潜规则”的能量，不仅比制度大，而且比皇帝还大。
这时的首辅，不仅名位在“六部九卿”之上，其权力之大，有时甚于过去的宰相。在他面前，何人敢不战战兢兢？
张居正踏上仕途之后不久，前任首辅夏言冤死，阁子里剩下的是现任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在掐。居正后来的升迁，与这两人都有较密切的关系。
严嵩是位大名人了，后世无人不知。作为白脸的“奸臣”，在中国民间文化里，大概除了曹操名气最大，第二个就是他了。虽然他作为阁臣，处理政务水平很一般，远不及同时期的那几个。但由于贪和专权，留下了万世之名（尽管是臭名）。
严嵩是江西分宜人，与夏言是江西老乡。他年长夏言两岁，进士及第比夏言早四科（12年），诗文书法水平堪称一流。但就是由于诗书读得多了，政务水平太差。他入内阁时，已是56岁，还是夏言把他提携起来的。
夏言这人，机敏决断，相当自负，大臣谁也不在他的眼里，就更没把由他一手拽起来的严嵩当回事。严嵩拟的文稿，常被夏言改得一塌糊涂，还常常掷还责令重写。
严嵩不知为何，就是怕夏言。夏言个性甚强，经常触怒嘉靖皇帝，政坛上四起四落，但只要一回内阁，就能死死压住严嵩。
恨便由此而起。中国人，能记住一饭之恩的人不多，能记住一箭之仇的人相当不少。严嵩经过几个回合，终于明白：夏言只要活一天，就是他头上挥不去的一片阴霾。
想要出这口恶气，就得让他死！
严嵩用来对付夏言的诀窍，是以柔克刚。卑劣之人的柔，不是一般善良者的软弱，而是包含藏着鳄鱼牙齿的微笑。他对夏言，永远是忍气吞声，心里骂死，见面却无不毕恭毕敬。据说，一次他在家中举办生日宴会，请夏大人屈尊赏光。夏言不屑，终究未去。严嵩竟然恭恭敬敬地跪在给夏言预留的座位之前，为英明首辅夏大人遥遥敬酒。
不顾尊严，一至于此。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则百毒俱全了！
严嵩是个贪官，在夏言落马的空档里，他在皇帝面前一人专宠，甚至一度成为“独辅”，即整个内阁只有他一个人。此时，他就是上传下达的唯一管道。大臣要想给皇帝留下好印象，没有严嵩成吗？于是，给严嵩送红包的大小官员，车子挤满了严府门前的路（辐辏其户外）。严大人只是笑纳，然后回报以高官厚禄。以至嘉靖皇帝也有所察觉，赶忙把夏言再度召回内阁，以制约这个老滑头。
夏言不是榆木脑袋瓜，他知道自己失宠是严嵩搞的鬼，这次当然要报复。他一回来，仍视严嵩为无物，把严嵩提拔的亲信尽行扫荡。严嵩仍旧是怕他，一声不敢吭。
有一次，夏言寻到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贪渎的罪证，准备上本参劾。这个严世蕃也是个混世魔王，贪声在外，无恶不作。却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称自己占有天下才华三分之一。
严嵩久经沙场，自知小儿的丑闻要坏大事，便带领严世蕃来到夏言家中。夏言得知，欲装病不见。严氏父子竟强行进入，跪在夏言榻前泪如雨下，恳求放条活路。敢于向仇人示弱，也是小人的一记狠招——我已经服了，你还非让我死吗？夏言见此，于心不忍，“遂置不发”，把奏本压下了，当了一回东郭先生。
严嵩对皇帝，也是柔媚以事之。在中国，邀宠，有时侯就是最大的政治。马屁永远是下级讨上级欢心的法宝，无能之辈为何屡屡得宠，因为，最拙劣的马屁本领，就是最高明的政治权术。
文雅一点讲，就是四个字——投其所好。
嘉靖皇帝痴迷于道教，经常让值班的阁臣替他撰写“青词”，也就是给玉皇大帝的写效忠信。写好了，就拿来焚化以祭天。以至后来竟有了因擅写青词而入阁的“青词宰相”。皇帝一有了什么灵感，就急猴猴让阁臣照此写一篇。一遇此事，严嵩总是兢兢业业地写，而夏言虽然也是此中高手，但他年事愈高，愈觉得这东西纯粹是扯淡，有时候就叫人代写，有时候则把以前写的改头换面拿去充数。
两人对比，皇上当然喜欢献媚献得好的那一个。
此外，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嘉靖皇帝在醮天时，是要戴着“香叶冠”的，即一种道士帽。某日，他一时高兴，分赠给五位重臣每人一顶，让他们也戴着赶赶时髦。夏言不听那一套，从来不戴，问起来，就答：“这并非法定服装，大臣如何能随便用？”而严嵩，则每次去西苑入见，都要戴得端端正正，上面还小心地笼上了一张轻纱。皇帝好奇，问曰：“典出何故？”嵩含笑答之：“天子所赐，恐染灰尘。”
两下相较，柔弱的一方焉能不胜？
皇帝也好，总经理也好，哪个当总把舵子的不喜欢趋奉？哪个高高在上的不喜欢顺耳之言？
严嵩摸透了在上者的虚荣、狭隘和愚蠢，也摸透了刚直者的疏阔、执拗与不忍，那么，想要上下其手，置对方于死地，就差一个必然会出现的机会了。
这机会说来就来了！这就是后来震动朝野的“复套”事件。
何谓“复套”？套，是指河套，即黄河流经甘肃、宁夏、陕西一带的地区。这里是明朝北边的战略防务要地。朱老皇帝开国时，对这一带的布防做了精心筹划，在北方一线置三大卫所（军事据点），修边墙（今天都俗称“长城”了），让诸王坐镇，严防“北虏”入寇。
这一招很有效，曾经“三十余年胡马不敢南牧”（《殊城周谘录…北狄》）。
但人算不如天算，老皇帝一蹬腿儿，为朱家天下防守北方的燕王朱棣就反了，南下夺了鸟位，名正言顺成了主子。这位明成祖为防止类似自己的事情发生（我造反可以，别人却不可以），将军事重镇大宁都司与东胜卫内徙或后撤，使北方防务出现两处缺口。唯余开平一处孤悬蒙古高原，三面受敌，不得不在宣德年间也撤往内地。从此京师和内地门户大开，防务的最后底线变成了前线。
一些饥寒交迫的蒙古族部落，就是趁这个机会，陆续进入河套找饭吃，并安下了家，渐成了气候的。起先不过是千余骑骚扰，到后来竟能聚会起十余万骑，攻入大明的边镇杀掠。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套虏”或者“套寇”。
夏言最后一次当政时，陕西“三边总督”（地方军事主官）曾铣上奏，认为“套虏”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朝庭添一点兵力，由他调度，可一举摆平。这个曾铣，是个有胆略、有办法的将才，对边患如何根除看得非常透彻。
恰好夏言也想在此问题上建立一番万世功业，就极力向嘉靖皇帝保荐曾总督。嘉靖为夏言的话所动，下令褒奖曾铣，并指令兵部开始操作，筹划兵饷。
夏言是个实在人，很认真地与曾铣书信往还，讨论起了复套的步骤。皇帝既然下了决心，此事就有十分把握了。
他万万想不到，一转身，这个乐于斋醮的皇帝就反悔了。为什么？为的是中了严嵩的诡计。
那政坛老混混儿严嵩，早已观测多时，套复不复干我鸟事，但彻底干垮夏言，正当其时！
严嵩此次策划得很周密，在宫中鼓动近侍（不干好事的太监！），在外廷勾结言官，都说可万万不能复套啊！老祖宗都惹不起的蒙古人，咱们怎么能惹呢？一种倾向性的舆论，就这样包围了皇上。
嘉靖一想：不错呀！万一惹上大麻烦怎么办？前车之鉴，离得还不远呢，英宗就是因为轻易出兵示威，被蒙古骑兵在土木堡抓住的，当了多年战俘，险些永远丢掉了皇帝帽子。
然而大话已经放出去了，如何收回？收回的话，天子的颜面何在？嘉靖苦思无计，又不好明说，便时常发一些无名之火。他甚至已经想到，万一“鞑子”杀过来，自己杀掉曾铣求和，是否就能把这些野蛮人摆平？
这皇帝的心，也真是难测，曾铣不过是个有抱负的军人，“复套”也是为朱家天下着想，却不料自己的脑袋，转眼已经是皇帝手上一粒随时准备讲和的砝码了。
皇帝每日绕室徘徊，正是下不来台的时候。聪明的臣子怎么办？你——就要给他梯子，为他找一个替罪羊。
在严阁老的授意下，有心怀叵测的言官便开始发难了，说边衅不可轻启，不能让边将为立功把国家推向险境；又说曾铣交结阁臣、无非是大言欺君，等等。严阁老更是偏偏在嘉靖一心一意斋醮之时，把上报山崩、沙尘暴异常气象的报告，和曾铣的复套建议一起呈给皇上。当天是正月初一，皇帝看了，当然感到晦气，太晦气！于是，他公开的态度立刻就变了。
皇帝下令将曾铣下诏狱（只对皇帝负责的监狱），削夺夏言一系列官职，仅以礼部尚书的职位退休。大正月的，正当锦衣卫前往边关捉拿曾总督之时，总督大人正领着数万大军夜袭“套虏”，颇为得手。曾大人被捕后，“三军大恸，声闻百里”，手下亲军五千，日夜磨刀称反——真是没有天理啊！
严嵩又连连进击。此时有个叫仇鸾的边将，由于受曾铣弹劾，正在狱中，严嵩便教唆他上疏，污蔑曾铣掩盖败绩，克扣军饷，贿赂了夏言。
曾铣本来还不至于丢命。这么一来，风云突变，嘉靖二十七年三月末，曾大人终于以“隐匿边情，交结近侍官员”的罪名被斩首于西市。夏言在路上听说了他的罪名，竟然从车上掉了下来，大惊：“噫！吾死矣。”
正人君子，从来难斗过阴险小人。当年四月，夏言果然被逮捕回京城。十月，脑袋搬家了。一代人杰，就这么个下场！
是严嵩笑到了最后——哼哼，你蔑视我，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夏言一倒，大事毕矣。严嵩以柔媚事皇上的办法奏了效，此后他又在朝中专权了差不多有15年。
一个皇帝，乖僻多疑，很少干正事；一个权臣，虎假虎威，坐收贿赂；这一对宝贝君臣，败家就像别人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