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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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海、客用受责不过，便伺机报复。一天晚上，两人又引诱万历喝酒，喝醉了以后带剑夜游。
万历身边有两个小太监是冯保的养子，孙海等就用语言激怒万历，唆使万历将两个小太监打成重伤。然后骑马到冯保的住所外，隔着门大呼冯保之名，一顿乱骂。
冯保被惊醒，大为惊恐，忙嘱咐仆从用大石将门顶住。
次日，冯保立刻将此事报告给李太后。
李太后就指望这么一个出息儿子呢，闻言大怒，脱去盛装，换上了青布袍，头上的装饰也不戴，在宫中散布说：要召集阁部大臣，告谒太庙，废掉万历，另立万历的弟弟潞王为帝。
万历知道后，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赶去向母亲请罪。李太后在盛怒之中也没有好话，大声训斥道：“你以为天下大器就你一个人可以承当？”
太后遂命冯保拿来《汉书》，找出《霍光传》让万历自己念。当念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承宗庙状”一句，万历不寒而栗，泪水夺眶而出。
李太后问道：“看明白了吗？皇帝的废立，古即有先例。来人，去召潞王来！”
万历知道这回闹大了，只好跪在地上痛哭流涕，求饶的话说了一箩筐。
太后消气了后，万历赶紧把孙海、客用逐斥出宫，贬为南京孝陵卫“净军”。所谓净军，是太监里最低的一个等级，也叫值殿太监，是专门负责清扫卫生与种菜的。
万历从此恨透了冯保。这一刁状，告得太毒，险些闹掉了老子的皇位！但表面上，仍给冯保写了个宣谕帖子，也就是悔过书。不过这悔过书里，言辞却略带讥讽，埋怨冯保不应越级告状。
第二天，万历还迁怒于张居正，他问：“昨天朕有亲笔帖子，你看了么？孙海、客用乱国坏法，发去南京种菜了。先生等既为辅臣，就该谏朕，教朕为尧舜之君，先生也为尧舜之臣。”
这是在埋怨张居正事先没提醒他，不要闹得太过。
伺候这样的混蛋君主，也真是不易。这哪里能成尧舜，不成纣桀老百姓就要烧高香了。张居正耐着性子看完万历的御笔悔过书，写了一道《请汰近习疏》，解释了他之所以事先没管的缘由。
张居正说：此前他曾经问过负责宫中与内阁联系的文书官，是否有皇上夜游事，文书官答：“并无此事。”因此以为是谣言，也就没有深究。而后，他笔锋一转，说到了实际问题。
他说，现在圣母及时教诲，是好事。希望皇上把司礼监孙德秀、温泰、兵杖局掌印太监周海等，也一并开掉，他们的罪也不在孙海等之下。
张居正在奏疏里开的这个名单，自然是冯保授意的，否则外廷的人哪里知道宫中的猫腻。
万历心里苦啊：娘的，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不敢坚持，只好将所有冯保看不惯的，通通打发走了事。
事后，太后又令张居正替万历写“罪己诏”，向内阁认错。张居正代写的罪己诏用词太过贬抑。《明史》载，万历那年已经十八岁，看过拟好的诏书后，“内惭，然迫于太后，不得不下诏”。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史家们都认为，张居正写的这两篇东西，对他和万历之间的关系影响甚大。
《明史》与其他史书上都说，就因为此事，万历心里颇怀恨冯保与张居正。
此说应该不谬。
这确乎是一个转折点。
在此之前的任何文字记载上，基本没有两人之间有裂隙的迹象。在此之后，君臣两个在观念与处理问题的主张上，常有抵牾。
此后有一次，讲读完毕时，万历兴致不错，挥毫为阁臣题字。忽然，他用笔饱蘸墨汁朝冯保甩去，把冯保大红的衣服甩满了墨迹。冯保惊呆了，在一侧的张居正也脸色大变。万历没事一样，写完了字后，扬长而去。
他以这种方式，表示了内心的愤恨。
万历在内心世界里，与张居正、冯保已渐行渐远。
于慎行认为，“江陵之所以败，惟在操弄主之权”（《谷山笔麈》）。对万历束缚太过，导致万历“心已默忌”，所以后来一遇机会，就爆发了出来。
这种管制与反管制，从本质上说，还是相权与皇权的冲突。万历的皇权弱小，张居正的相权强大，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由他代行了皇权，这是特定背景造成的。一旦皇帝要求收回皇权，冲突就会开始——哪怕张居正一贯做得完美无缺。
张居正此时的境况确实相当尴尬，他既认为“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必须坚持，同时也察觉到了万历与他之间在政权理念上的巨大差异。最令人沮丧的是，让万历成为尧舜之君基本没有可能了，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充当监护人？
是坚持，还是退缩？他在犹疑不定。一方面他曾对友人表示，不惜“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务”，即使百官不配合，他也“独有力竭而死已矣”；另一方面，在万历成人之后，他又深感“高位不可以久窃”，不能让人议论自己是个恋权的人。
万历八年三月的时候，万历皇帝到天寿山举行“谒陵礼”，这是小皇帝成人仪式中的最后一项。此礼行毕，就标志着万历可以亲政了。
随驾谒陵时，张居正偶感风寒，回来后在家中调理。几天后，他上了一道《归政乞休疏》，正式提出要退休了。他回顾了自隆庆六年受顾命以来的经历，表示了如释重负的心情，请万历“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
他在做从长计议了，而且预感不是太好。
当年在归葬的时候，皇帝曾一日三诏飞驰江陵，召他及早回京。这一件盛事，湖广巡按朱琏等地方官始终念念不忘，要为他建造“三诏亭”。
他在给朱琏的复信中，发了一番前所未有的感慨。他说，修三诏亭，情我领了。但日后世事会有变化，高台倾，湖泊平，我的房子恐怕也不会存在了。这亭子若修起来，到那时也不过是五里铺上一个接官亭罢了，哪里还能看到什么“三诏”！这就是骑虎之势，难以半途而下啊，霍光、宇文护就是这样终不免被祸的！（见《万历野获编》）
霍光为西汉大司马、大将军，宇文护为西魏大将军、司空，都是主持过皇帝废立的摄政辅臣。霍光死后，祸连家族；宇文护因专权被皇帝所杀。
环顾左右，和者盖寡；仰望君上，天心难测。
张居正是个饱读经典的人，不会不知道“威权震主”可能隐伏的危险。史有前鉴，触目惊心！
然而，万历此时还没有做好亲政的思想准备，对张居正乞休的要求甚感突然，于是很快下诏挽留。
张居正上疏再辞，意甚恳切，说自己“神敝于思虑之烦，力疲于担负之重”。他还提出，可否请长假数年以调养身体，这中间如果国家有事，他旦夕可以就道，随时应召。
万历对局面做了全面的权衡，认为首辅退下去也未尝不可，在犹豫之间向太后做了请示。
不料想李太后根本信不过万历的能力，斩钉截铁地答复：“等你到三十岁时，再商量这事，今后不必再兴此念。”
这个决定，令万历和张居正大感意外。万历那边，知道太后的意志是没法违拗的，自己短时间内亲政已是无望。于是再下诏挽留，请张居正务必尽忠全节，不要半途而废。
张居正这边，则明白有可能此生也息不了肩了，不管前面是陷阱、悬崖还是地雷阵，只能一路走下去。
——他晚年唯一可避免身后惨祸的机会，就此失去！
重回内阁办公后，张居正有意放手让万历亲自处理一些政务。万历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主见，对地方官员在公务上的敷衍，都能看得出来，并穷究到底。
此时君臣二人的关系相当微妙。一面是张居正觉得既然退不下去，就应当以社稷为重，忘家徇国，一仍其旧，不能因畏祸而缩手。因为“得失毁誉关头，若不打破，则天下事一无可为”。
另一面是，万历觉得有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首辅压在头上，终究是束缚太多，甚至有时还会令自己陷入大尴尬。他暗自祈望能早日自由，所以难免“愤结之日久矣”（于慎行语）。
后世史家在评价张居正时，都喜欢引用海瑞所说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评语（《国榷》卷七一），这甚至已成为一般大众的共识。
以草民我看来，事情不那么简单。
张居正何尝不知谋身的重要？能跟别人提起霍光、宇文护故事，这就是严嵩、徐阶一辈绝不具备的大透彻。
但张居正自认所做的一切，无论赏罚功罪，都是奉天而行的，因而“虽有谤言，何足畏哉”！
在他与万历有了微妙的裂痕时，他完全知道“破家沉族”的风险是存在的，但仍在执政的最后一年里，以空前的力度，在全国推行了新政中最重要的措施“一条鞭法”。
他很清楚，既然迫于李太后的信任，仕途荆棘不可避开，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可使后世的人对他能有一个公允的评价，即——要为天下苍生多积一点德！
一头是社稷，一头是百姓，这是必须要对得起的。
两件事，其实就是一件事。
——要为人民谋幸福！
他做到了。
他以铁腕手段惩治那些贪污挪用的钱粮官员，规定一律用锦衣卫120斤大枷，于户部门口带枷示众两个月，然后遣送戍所。
他以严刑峻法对付各地阻挠平均赋税的不法富户，声称“为民除害，宜如鹰鹯之逐鸟雀（《左传》语），又何畏哉”！
他厉行一条鞭法利国便民，到万历十年，致太仓粟可支10年，国库存银近800万两，又免除隆庆元年以来各省百姓积欠赋税100余万两。史称自正德嘉靖以来，“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明代史家谈迁说：江陵志在富强，力振其弊，务责实效；一时中外凛凛，不敢以虚数支塞。
清代史家夏燮说：张居正有经纶之才，使天下晏然如覆盂；是时帑藏充裕，国最完富，纲纪修明，海内殷阜。
这是公允之论，亦是世世代代的人心！
百代生民，劳劳碌碌，盼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
——“天下晏然如覆盂”。
岂有他哉，岂有他哉啊！
＇ 此贴被过眼云烟在2007…02…11 2252重新编辑＇
有人问我：是先买票还是先上船。我说，当然先上船啊。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能力买票…如果先买了票，我想我大概会在不经意间不小心丢掉。掉在哪里，我自己都不知，所以我只是一个人孤单的上船也许在某个醒悟了不再孤单的夜晚，用最后一点零钱买下一张破旧不堪的票。
十五、黄钟大吕戛然而止
【他走后寒风狂卷落叶】
一个国家的命运，在他的手里操持；万千生民的命运，在他的手里发生改变。
文渊阁里那些线条流畅的桌椅，都透着一股沉静的气息。在这个房间里，治国，是一件繁琐的工作，并非只是百僚之上的荣耀。
少年狂想，是一回事；案牍劳顿，又是另一回事。
张居正的日常生活中，少有文人曲水流觞的快意，多的是军国大事的沉重。
他不须大言以博喝彩，近10年来，他只是如牛负重。
长期的劳神竭虑，压垮了他的身体。万历九年入夏以来，他觉得精神委顿，睡眠与食欲也都不佳。一连数月，不得安宁。到七月，他终于挺不住了，病倒在家不能办公。
万历马上派了四员御医前去诊疗。张居正在上疏谢恩时，趁机提出了请长假的要求。据他自述，自己的病是“因体弱过劳，内伤气血，外感暑热，以致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患病谢医并乞假调理疏》）。
万历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让他一面疗养，一面在家处理公务。几次派文书官前去探视，带了不少赏赐去。
到八月中，慢慢痊愈了。君臣一个月未见，两人都很高兴，马上谈起了具体的事务。万历和张居正都没有想到，这样的状况，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这一年的十一月，张居正十二年考满，万历对他大加褒奖。加上柱国、太傅等勋荫，就是在这一次。
转过年，万历十年的二月，张居正再次病倒。他的所谓“热病”，其实就是痔疮，常年伏案的人，这是个易得的病。
据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说，张居正的病，是因为房事精力不足，每天吃“房中药”，药引发燥火，又服用寒剂下火，结果生成痔疮。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持这一说，说是张居正服用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京官们不知内里，以为时髦，竟然纷纷效仿，大冬天都光着脑袋。
这两人说的，是不是事实？
两人的治史态度，后世的评价都还是不错的。清人认为他们的的著作可以补充正史的不足。
因此，张居正致病的原因，似乎可以确定了。
还有更具体的说法，是张居正之所以房事精力不济，是因为戚继光送了他两位胡姬——波斯美女，附带又送了些海狗肾。这海狗肾就是强力春药。
但是今人也有提出怀疑的。我在前文所述，写了《张宅并非辽府考》一文的作者陈礼荣，对此就大有异议。他说，张居正在执政期间，曾经严厉整顿过学政，毁了不少书院，后又发生“夺情”事件，这都伤害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所以在那时的野史笔记中，士人都乐于记载张居正喜食海狗肾之类的轶闻，不足为凭。
在这里，我只能存疑。
张居正这次病倒后，感到有必要好好治疗一下，便请了徐阶的医官赵裕，才弄清楚了病症，并做了痔疮切割手术。
在这前后期间，内阁公务都是拿到张居正的寓所来办的。
首辅病倒了，百官不知所措，上演了一出祈祷大戏剧，其中甚有可观处。
几乎所有的大小官员，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勋戚、翰林和言官，都陷入了一种狂热中，纷纷做佛事摆道场，为首辅祈祷。接着五城兵马、锦衣卫也动起来，“于仲夏赤日，舍职业而朝夕奔走焉”（吕毖《明朝小史》）。六部的长官手捧香炉于烈日下，跪拜精心撰写的祈祷词章，时间一久，竟站不起来了。
所拜过的词章要用红色锦缎蒙起来，呈送张居正。张居正深居不出，就贿赂其家人，务求一见。只要首辅大人开颜一笑，或点头表示赞赏，就心满意足。各官争相招揽词客，不吝花费，就为求得张居正一点头。
旬日之间，南京衙门也群起效仿；继而各省抚按也纷纷开始烧香拜佛。
但这套花样是起不了作用的。张居正的病情日甚一日。六月初，他向万历上了一份奏疏，请求致仕，说“今若不早求休退，必然不得生还”。
万历未允，张居正再上一疏，说：“今日精力已竭，强留于此，不过行尸走肉耳，将焉用之？”（《再恳生还疏》）
字里行间，不胜哀伤！
万历虽然有时恼恨张居正的严苛，但此时也不免慌乱。据说，他深为忧虑，涕泣不食。经常派宫内厨师为张居正送饭菜。一时黄门使者，道路相望。京中有人见了，甚至有感叹下泪的。
六月十二日，因辽东镇夷堡大捷，有上谕论功，张居正进太师，一子荫锦衣卫指挥同知。太师为三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