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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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了，留下了一捧正义之火。人们固然是噤声了，但离爆发的时日也就不远了。
张居正的选择，则是与恶浊的政治一刀两断。在江陵老家，他开始了“卧龙”式的生涯。“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插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归，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
这简直是活神仙了！张家原来仅是清贫之家，张居正小的时候，家里可以说是无存储一担之粮。但在他中举后，祖父辈经商有方，才得攒下数十亩田。现在，他可以优游了。
山居的日子令他迷恋，甚至，不禁有“终焉之志”了——老死在这儿，也未尝不可。
但是，对政治的热中，对民情的焦虑，对国事的牵挂，都注定使他当不了老陶。
在乡间，他常绕行在仟陌间，看那些“田夫佣叟”。看到他们“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稍遇荒年，母亲就要卖掉孩子才能度日。而官吏催税催粮，就像火上了房一般急吼吼。放眼乡间，何处不是寡妇夜哭，盗贼横行……
农民这日子，怎么过啊？
张居正的心也是肉长的，“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然而，当朝的大佬们，只要有官好做，他们怎能有切肤之痛？
张居正痛心于“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什么叫“苦于兼并”？就是农民失地！农民们本来就贱，失了地，就更贱到了底！
在明代，选了庶吉士的人，一般不能做外官。不做外官，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农民有多苦。张居正曾经有过做外官的念头，但没办法实现。这次在家中隐居，他第一次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民间疾苦，就越发不能安坐了。
他想到，要想老百姓活得滋润点儿，莫如省征发，轻关税，以厚商而利农。
民间的问题，看来古今都是一样的。解决问题的那层窗户纸，其实也是一捅就破的。
问题是，没有人来捅——关我鸟事！食肉者别有怀抱，懂吗？
张居正是看得够了。他心里的火，还没有熄尽。在江陵期间，他曾与好友去同游南岳衡山。留下的几篇诗中，进退出处，做大事业还是散发扁舟，矛盾的心理纠结在了一起。
“山色有情能恋客，竹间将别却怜君。”这是忘情于山水间了。
“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这又是想扬鞭奋蹄，干他娘个天翻地覆了。
老爹张文明，不懂儿子内心里的这些罗里八嗦，看见儿子高卧山中一晃就是三年，不免闷闷不乐。孙子们问他为何焦虑，他起身就走，像没听到一样。
老人家想的也许是：张家，完了。
他哪里会想到，能山居者，往往就是有大志者。他的宝贝儿子搅动天下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这三年的山中生活，张居正没有仅只埋头读书，更非饱食终日，他在眼观八方，发微探幽——帝国的病症究竟在哪里？
隐居的第二年秋，正值俺答部落的手头又紧了，与明朝贸易不成，就抢。鞑靼兵犯大同、宣府，十多天后，又奔袭至怀来，北京再次不寒而栗，宣布戒严。
俺答虽然拥兵十万，为蒙古土默特部的势力最强者，但毕竟不是以往辽、金那样强盛的国家。仅仅是为抢夺一点财物与人口，竟逼得大明首都屡屡告警。堂堂上国，怎会衰弱到如此地步？
这一时期，张居正对于“国病”（恕我自己的发明——作者）的思考，已是一针见血。他早看出来，像严嵩这样贪得无厌的高官盘踞上位，必然是“财货上流，百姓嗷嗷”。何谓“财货上流”？就是，财富都流到上流社会去了。皇室的奢靡，权奸的搜刮，无日无休。国家的各类机构就是无数条吸管，有多少民力禁得起这样来榨！
张居正在一篇赠友人诗的长序中说，汉代贾谊有言，如果生产的人少，靡费（胡乱花钱）的人多，“天下财力，安得不困”？居正感到万难理解的是，居然有人不求从根本上除去这弊端，反而竞相仿效商人狂敛老百姓的财富，这怎么能使国家富起来呢？
因此，“国本”一定要小心培植，“元元”（老百姓）更是要加以厚待，坐江山，要做一个“计度久远”的统治者。
张居正不是满足于写写朦胧诗、排比句之类的时尚文人，也绝非空有抱负毫无治国本领的李太白。他的头脑，正酝酿着改变这郁闷政局的风暴。他的诗，也有不输于太白的慨然之风——
“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不惜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为了“致君尧舜上”，又怕他什么“地崩山摧壮士死”！
张居正，这难得的人中蛟龙，终于从潭中跃起了。嘉靖三十六年秋，他突然返回京城复职。
一条迢迢的杨柳官道，车马辚辚，载的是这辽阔国土也难以盛下的一片雄心！
身后江陵的青山碧水，太纯净；眼前京城的黄尘万丈，太肮脏。
他张居正，此去，就是要廓清这世界。上报君恩，下对得起黎民百姓。
那些啼饥号寒的“末世景象”，他再也不要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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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庙堂大决战为他扫清了障碍
秋山如洗时，前度刘郎今又来。
怀着“摘奸剔弊”的浩然之志，回到了京城，然而一切似乎都未有变化。金碧依旧，黄土依旧。长安道上，仍是豪门的五花马、千金裘。权贵及其子弟们，照旧“笑入胡姬酒肆中”。
国事看不出有什么振作，京都的靡烂，不因他的万丈豪情而刷新。在翰林院里凭窗远眺，张居正郁结在胸，心事浩茫。
他慨叹：“长安棋局屡变，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答耿楚侗》）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不过，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满心欢喜迎候他回来的徐大老爷，实际上都有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为将来的棋局，布下了几个关键的子。
先是徐阶已经把张居正作为自己“夹袋”中人物了，在官场的升迁上，处处予以照拂。
他这样做，固然有他个人的一些考虑，但在他安排的梯队中，之所以选中张居正，也是出于为国家选相才的目的。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古时官僚集团的选人原则了。
我我在前面说的，嘉靖中期的官僚们几乎“无官不贪”，不过是极端之语。实际上任何时候，官员阶层里都还有些正直之士。士风再颓靡败坏，人心也不可能全部烂透。
这些官员，毕竟是由孔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民为本”理念熏陶出来的。这套东西，有的人不当真，但也有的人很当真，自己的仕途既要考虑，另外也未敢忘国忧。
因为，吃饭的家什毕竟是这个国给的。他们还没有蠢到要杀鸡取卵。
从张居正投考生员时起，就不断有高层官僚对他报以青睐。
张居正是寒门学子，上溯五代无一人有半寸功名。那些欣赏他的官僚们与他也毫无裙带关系，但他们擢拔人才的认真劲头，足以让我们后人汗颜。
只有最愚蠢的官僚集团，才热衷于安插自己不成器的三亲六故连带外甥小姨子。他们不怕马铃薯一代代的退化下去，直至赖以吃饭的家什也砸在这些庸才的手里。
嘉靖十五年，湖广学政田顼看了小居正的答卷，惊问荆州的李知府：“太守试以为孺子何如贾生？”你看看这小子比贾谊如何？李知府的回答更是夸张：“贾生殆不及也！”贾谊？不如这小子吧！
其实他们所发现的这个灵童，在将来的政治作为，远比32岁就郁郁而终的贾谊大得多。
张居正确实很幸运。
国家在走下坡路，但官僚集团里有人在试图补天。张居正就是他们找到的一块石头。
嘉三十八年，徐阶在皇帝面前越来越得宠，官运开始亨通。此后，他每升一步，也都想着拽张居正一把。两人就这么“水涨船高”。
嘉靖三十九年，张居正从编修升了右春坊右中允、国子监司业。前一个官名挺绕嘴，其实是虚衔，负责太子的奏请、讲读，暂时还轮不到张居正真的去做这类事。后一个才是实职，乃国立大学的副校长、或者说教务长，有一点实权了。
在他当副校长的时候，校长（祭酒）也是个不得了的人物，叫高拱。这人，同样是一个注定将来要搅翻一池春水的人。
尽管徐阶在默默积蓄力量，但目前他只能隐忍，靠精心撰写青词来加固皇帝对他的信任。
严嵩父子，权势熏天已不是一般程度。小严从一个正五品的小官升至正三品的太常寺卿，又升工部左侍郎，当了常务副部长了。对严嵩公子的加官进爵，其实也就是皇帝对严嵩本人的恩赐。严老贼心里是有数的，越发搞起了“逆我者亡”。
这里就要说到张居正的一个变化了，他此次返京，对严嵩十分恭顺，这做法与他归乡之前对徐阶“怒其不争”的态度，是一个强烈对比。
为何如此？因为张居正终于懂得了，隐忍，是最强大的一种力量。
他对严嵩，能够称颂道：“惟我元翁，小心翼翼，谟议帷幄，基命宥密，忠贞作干，终始惟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意思就是：尊敬的老太爷啊，只有你工作小心翼翼，为国家苦思冥想，堪为忠贞的栋梁，昼夜不停地在办公，连吃饭都顾不上了。
对严世蕃这花花公子，也能说出：“笃生哲嗣，异才天挺，济美象贤，笃其忠荩，出勤公家，入奉晨省，义方之训，日夕惟谨。”（《祭封一品严太夫人文》）这大意是说，严家小子啊，天生奇才，崇高品质堪比先贤，为公无私奉献，但又不忘孝敬，严于律己，从不懈怠。
对这些连溺器都要做成女人体的无耻之徒，奉上如此的赞美，这跟骂人也就差不多了。
估计张居正吮着羊毫笔想词儿的时候，心里只有一句话——“我顶你个肺！”
张居正已然学会了韬晦。官样的赞美文字，又不搭上什么，举手之劳的迷魂汤，我很愿意白送。
张居正是否太小心翼翼了？
不是，是严嵩太狠毒了。
就在张居正归山的前一年，发生了杨继盛弹劾严嵩的轰动事件。
事起那个曾在狱中诬陷过夏言的仇鸾将军。仇将军在夏言一事上搭上了严嵩的客船，节节高升。在做宣大总兵时，正是俺答南犯之时。仇将军根本不是打仗的料，畏敌如虎，竟贿赂俺答，让这小爷爷随便去打哪儿，只要“勿犯大同”。结果祸水东流，直冲到了北京。
仇大将军却又一面密报朝廷，说北虏有可能近期东犯，“诚恐京师震惊”，皇上赶快防守吧。你您瞧这个乖卖的！内部天气预报当然准确，皇帝不禁大为感动，封了他平虏大将军。
仇鸾从此深受宠爱，从一名严嵩的马仔，跃为与老严平起平坐，而后，又压了老严一头。干脆脱离了严系的门庭，独立自主了。
严嵩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但他没办法。仇将军正是如日中天啊！
俺答退后，嘉靖皇帝企图血耻，便抓紧了练兵，又封仇鸾为京营和边兵的总督（最高统帅），准备北伐。
这草包将军，如何北伐？于是他力主开“马市”，也就是与蒙古展开边贸。鞑靼三番五次的来抢，无非是缺少生活用品，比如铁锅之类。草原上不能制造，中原又不卖给，莫不成天天吃烤羊肉串？
这时候，半路跳出来一个杨继盛，坚决反对开“马市”。他上疏弹劾仇鸾，遭下狱，受酷刑，被贬官，与仇大将军结下了仇。
严嵩却笑了，他注意到了这个不怕死的杨继盛。他要好好报答一下这楞头青——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我的朋友。
杨继盛，比张居正年纪略大，是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字仲芳，别号椒山。小时候很苦，当过放牛娃的。他好学、求上进，嘉靖十九年中举，进了国立大学读书（监生），与张居正同年中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算是个中央第二组织部的科长吧。
这个小科长，却是个硬骨头，参奏仇鸾的时候，根本就不怕触怒皇帝。被逮进诏狱后，受到酷刑，指断足裂，后被贬为狄道（今属甘肃临洮）典史，当了县看守所长兼联防队长。
他这一贬，到造福了地方。好人到哪里都是好人，老杨在地方上大办教育、为老百姓减税免役、开矿挖河，好事做了一箩筐。当地人淳朴，都叫他“杨父”。真乃古代的焦裕碌也。
而被他参的仇大将军，后来可丢了大丑。却说“马市”开了以后，蒙古部落中有人不大守规矩，卖给明朝的是瘦马不说，还强行索要高价。在宣府和大同之间，玩起了黑白脸：今天在这边贸易，却出兵在那边抢劫，改天再反过来。甚至“朝市暮寇”，早上卖了一批瘦马，晚上再抢回去。
这哪里是贸易，这不是玩人么？
嘉靖大怒。仇大将军见“马市”失败，怕皇帝怪罪，只好建议自己率兵去教训教训这些“不接轨”的家伙。皇帝允了，仇鸾便战战兢兢上了路，一心只想拖，拖过去便算。
严嵩又奸笑了，他要为这个忘恩负义的“义子”催命。舆论是可以利用的，他就唆使群臣请旨——赶快打呀！
此时从大同到辽东，一大串边将，战死的战死，被撤的被撤。明发的圣旨又一道接一道地催。仇鸾无法，只好冒险袭击俺答，哪知道中了“埋伏”，被两队人马一顿砍杀。
仇大将军见状拨马便跑，大军哪里还有斗志，也都撒开了丫子。
等敌人退去，侦察员来报：“大帅，刚才只是俺答的游击队，并非大部队，请大帅不必惊慌。”
仇鸾羞愤难当，喝退了侦察员。忧心忡忡之下，竟生了一个“背疽”（将军都容易生这东西）。
大帅生病了，仗却不能不打。嘉靖急了，要找人暂时代仇鸾征讨，便派人去收他的将军大印。仇大将军舍不得大印，一急，竟然背疽发作，一命呜呼了！
仇鸾一死，他纳贿通敌的事自然也包不住了。嘉靖早知道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查实了以后，大怒，将草包将军开棺戮尸——死了也得挨千刀。又抓了他的父母、妻子、亲信通通斩首。布告天下，立罢马市。
皇帝想想，当初那杨继盛也是够冤的，至今还委屈在甘肃，便开恩把老杨从县看守所长的位置上提拔起来，连续四次升迁，最后，当上了兵部员外郎，是个副部级了。严嵩自然也要说好话，又将他调入兵部武选司，这机构相当于是个选拔卫所武官的组织部门，权力可是不小。
严嵩有意笼络这个敢说话的家伙，有大丞相的协助，“一岁四迁”梦想成真。这一年之中（其实只有几个月）四次加官，简直是坐火箭了。
但杨老先生不是那么好腐蚀的，他从南京到京城兵部上任时，走在路上，就有了大胆的想法。他认为，升得这么快，真乃皇恩浩荡，史上罕见，一定要舍身图报，做个大大的忠臣。
环顾天下，如何报国？看看大明的官员们吧，都成什么样子？贪官如狼，恨不得一口吞下一个宝钞局；昏官如猪，只知道穷吃海喝、安插子女；淫官如驴，就忙着广置华屋、藏匿小蜜……这一切败象，都是由首贪严嵩造成的。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了！
他一路走，就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