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辽夏宋金元史-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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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广庆（译音）：《四个外来王朝下的中国印刷术》，第 453—459 页。
② 对金代绘画和书法的简述，见＇44＇苏珊？布什：《金朝（1122—1234 年）的文人文化》。
③ ＇631＇夏文彦：《图绘宝鉴》，卷 4，第 93—96、129 页。
④ 苏珊？布什将完颜■读成了完颜■，见其书第 112 页注 5。
⑤ 关于章宗这位收藏家和书法家，见＇44＇布什书，第 103—104 页；及＇506＇外山军治书，第 660—675 页。
立后这一势头仍在继续发展。金朝雕刻有个令人感兴趣的特征，就是经常运
用大理石等石料，而在南宋却完全见不到相似的石雕。在风格上，宋朝的传
统在中国北方一直被保持着。这里可以看出两个基本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对
唐朝艺术那种质朴和拟古风格的竭力模仿，这种模仿之成功竟达到这样的程
度，以至我们这个世纪的艺术商人常常将金、元乃至明朝时的中国雕刻艺术
品充作唐代的作品。另一种则更趋向于生动、无拘无束和流畅，有位艺术史
家将其誉为“富于想象的巴洛克式艺术”。①１９４９ 年以后，一些金朝祖先墓
葬中的石雕以及建筑被陆续发掘、发现并且在中国考古学的杂志上发表，因
此，由艺术史家以学术性的方式来撰写的、能够准确划分日期或年代的更有
代表性的雕刻艺术品全集的条件，可以说已经具备了。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今天北京有些颇为壮观的建筑，是在金朝时修建的。
就我们所知，带有美丽景色的花园和湖泊的皇宫遗址建于 １１７９ 年，原是金朝
的夏宫，每当一年中最炎热的几个月，世宗和章宗总是在这里度过。忽必烈
统治时期将金朝这个避暑胜地改建成元朝皇帝冬季居住的宫殿，而且从此便
成为紫禁城的一部分。②总之，金朝并不存在艺术发展的历史。不过，如果我
们将金朝时中国的艺术作如下描述的话，也许并不为过：它是保守的、传统
的，但也因此而使唐和北宋初期的艺术风貌得以长久地保持了下来。
① ＇466＇奥斯瓦尔德？希瑞：《宋、辽、金朝的中国雕塑》。这一研究，主要靠的是日本考古学家和艺术史
家发表的资料。
② 对北京金宫殿的历史叙述，见＇242＇乔治？N。凯茨：《紫禁城创建时代新说》。
宗教生活
早在立国之前的渤海国时期，女真人与佛教就已有过接触了。１０ 世纪时
女真的酋长阿古乃就是一个佛教徒，他是被金世祖称为“始祖”的函普之兄。
女真人进占辽朝故地后，便与从辽宫廷得到大笔赞助的繁荣的佛教不期而
遇。这深刻地影响到女真皇族对佛教的态度以及金朝政府的政策。在皇族中，
几乎没有哪个皇后和妃子不好佛事，世宗的母亲在晚年甚至出家当了尼姑。
世宗本人年轻时也一度受到佛教的吸引，只是后来又多少有些疏远，但他却
仍然对佛寺和僧侣予以资助。章宗也是如此。
金朝皇帝对于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官方佛教的尊崇程度，可以用他们的捐
赐来衡量。无论世俗的和佛教的文献都经常记载寺庙和僧侣所受的捐赠，这
些赠品的数量往往颇为可观。海陵王曾一次赐予诸寺僧侣绢 ５００ 匹，其他纺
织品 ５０ 匹，银 ５００ 两，但这如果与世宗的捐赠相比，就算少的了。世宗在
１１８５ 年曾一次赐给寺庙田 ２０００ 亩，粟树 ７０００ 株，钱 ２ 万贯。除了赐钱以外，
寺庙也常常得到农田，致使一些宗教社团成了大土地所有者。同样，寺庙还
拥有为数大量的奴隶（前面已提到他们要加倍付税）。
世俗百姓获取宗教功德的另一个方式是供养僧侣，这也被金朝宫廷所实
行。将度牒赐给僧侣也属捐赠的一种，因为想要得到僧职的人数是有限制的。
有时候，皇帝可以凭其特权在一个典礼上一下子赐予几千名僧侣度牒。朝廷
的这些赞助方式，也被其他女真贵族和有钱的汉人纷纷效法。
但是另一方面，皇室对佛教（还有道教）的赞助也是与严格的国家控制
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点上金朝效法的不仅仅是辽朝，更是以往大多数汉族朝
代的做法。辽朝早在 ９９１ 年就下令禁止私度僧尼，金朝在 １１３０ 年重申了这一
禁令。像宋朝一样，金朝的立法中也包括了关于为僧尼授予僧职的详尽的规
定。①初学者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得到度牒。考试内容是从佛经中选出的五部，
以能阅读百字为限，这些佛经都选自大乘佛教的经典，包括一直很普及的莲
华经。每次放度的人数仅限于 ８０ 名，１１９０ 年以后，考试又被规定为每隔三
年才举行一次。
就这样，金朝存在着一个与官僚机构相类似的由国家控制的僧侣阶层。
在其每个行政管理单位官方选择一个道行高的僧侣来做僧官，他任期仅为三
年。凡在他所管辖的地段，如僧尼犯有较轻的过失，这些僧官有审理的全权，
但如罪在杖责以上，就必须送交僧录都纲司审理了。国家控制的另一个内容
是不得到官方许可，任何人不准私建庙宇。国家之所以要施行这些限制和控
制，都是基于这个事实，即僧侣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当面临
危机国库急需钱财的时候，国家也握有将度牒广为抛售之权。据载，这种情
况首次出现于 １１６０ 年海陵王准备大举伐宋之时。当时一张度牒的卖价在 １００
到 ３００ 贯钱之间，这是相当可观的一项收入。
在金朝占主要地位的是汉地佛教，在这点上它继承了北宋的传统。在金
朝的佛教僧侣中似乎看不到有与吐蕃、中亚以及印度等佛教中心进行接触的
迹象，也看不见有哪个金朝的虔诚僧侣曾到佛陀诞生和宣教的圣地去取经或
朝奉。同样，似乎也没有外邦的僧侣来金朝统治下的中国北方说法。只是曾
① ＇646＇《金史》，卷 55，第 1234 页。有关僧侣的剃度，亦见＇597＇《大金国志》，卷 36，第 275 页。
有一名印度高僧于 １１３０ 年到五台山去传教并表演过奇迹，①这个事件显得很
孤立。这个僧侣好像属于密宗的信徒。在金朝，最繁荣的教派是禅宗和净土
宗，在中国，这二者曾长期作为正统的和可以接受的教派（不像有些教派）
而为官方所承认。
金朝对于佛教思辨哲学的贡献微乎其微，没有从梵文翻译过来任何一部
新的经典，没有任何一个生活在金朝的佛教徒的著作被收入明藏（就我们今
天所能见到的那一部）之中。但这并不是说金朝在佛教理论方面是停滞不前
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就是在佛教僧侣中间，也存在着一种三教融合的倾
向。其领袖人物是行秀，以万松老人而闻名于世（１１６６—１２４６ 年）。他对佛
教经典、儒家学说和道教思想都同样精通，并且颇得金朝宫廷的赏识。他有
一些作品存世但并未被收入明藏之中。耶律楚材曾在佛学方面师从于他，另
一位不平常的居士李之纯（１１８５—１２３１ 年）也是他的门生。李不仅是一个博
学多才的作家和诗人，也是一个有深度的思想家。在他所著的《鸣道集说》
中，收集了儒教和道教作者的文章，用以表示他们的教义与佛教的基本教义
之间存在着可以相互兼通的东西。这可能是表现金朝知识精英之中宗教思想
概貌的最突出的例子了。①
在金朝，俗界的以及未得皇室资助的好佛者也致力于刊印藏经。 １１４８
—１１７３ 年期间，金版大藏经在解州（今山西）雕印完成，资金是由山陕二地
虔诚信徒发起征集的。该藏经收集了佛典 ７０００ 余卷，其中的 ５０００ 卷左右于
１９３３ 年在解州一个佛寺被发现。②
与在官方学派和宫廷中奉行的佛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生机勃勃的
宗教教派的运动。有些教派诸如白云宗和白莲宗，属于中国神佛救世活动中
的一个教派，一直持续到 １９ 世纪。也有人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摩尼教
派的影响（白色经常被与摩尼教徒联系起来）。有身份的僧侣和官方都将这
些教派视为非正统的邪教。１１９０ 年还曾有一个教派被官方所禁，可能是属于
密宗，因为它的信徒崇拜毗庐遮那，神秘的五行毗庐中最高的一位。③
但是，在所有被禁的教派中，最活跃的因而也是最遭迫害的教派，似乎
要算头陀教。头陀是梵文 ｄｈūｔａ 的音译，意思是“奉行教规”，似乎这一教
派有一套自己制定的特殊的仪式和戒律，而要求信徒必须遵守。这个教派在
金代被视为异端，到蒙古统治时期更被视为邪教的一种。可惜的是我们对于
它的思辨智慧和教义背景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对头陀教的所有了解都来自与
它敌对的一方。①他们谴责头陀教捣毁佛教的偶像，虐待僧侣，败坏道德，甚
至还毁灭孝行。但是除了如他们所指出的这一宗派在履行崇拜和信仰的方式
上使他们不满以外，这些责难并不能说明什么。头陀教中很多信徒来自工匠
和商人阶层，他们之所以遭受迫害（于 １１８８ 年被驱逐），可能是因运动中的
平等主义倾向引起的。他们在僧界和官府的敌人用“糠孽”的称呼来强调对
他们的轻蔑，这个词可以被解译成“讨厌的瘟疫”。无论如何，这种带有恶
① ＇633＇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藏》第 49 部，卷 20，685b…c。
① 《鸣道集说》的原文保存在念常编《佛祖历代通载》中，见卷 20，695c…699c。
② 吴广庆前揭文第 456—457 页及图 4。1949 年以后，这些经卷被移交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金藏中的一些佛
典已被重新复制，从中可以看到金代印刷艺术已达到很高水准。
③ ＇646＇《金史》，卷 9，第 216 页。亦见＇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 40 页注 13 所引书目。
① 有关头陀宗的论著目录，见＇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 38—40 页。
意的宗派主义，是金朝统治下中国北方的宗教尚有活力的证明，同时，这也
是各阶级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表现。
金朝也存在着由僧侣领导的起义。这些起义的起因，有一些可能是官府
对宗教的过分控制激起了僧徒的怨恨。其他一些则可能出于民族仇恨，打击
目标是女真人的统治，但是这些都仅限于推论。以神佛救世为号召的教派起
义，崇拜的主要是弥勒佛，宣称弥勒将成为千年佛祖降临，这些教派起义从
５ 世纪以来便在中国断断续续地爆发，在金朝有时也爆发过。虽然 １１６１ 年发
生于河北的一场起义可能是为了反抗国家因准备伐宋战争而在民间进行繁苛
的征调，但 １１７１ 年在河北和山东西部爆发的起义则肯定是宗教性质的，其理
论源于对莲华经中一个片断的奇特解释。②
至于道教，我们也同样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区别，一方面是国家对这一宗
教的宽容与控制，一方面是民间普遍的宗教运动被视为异端。国家用对待佛
教僧尼同样的方式来对待道士与道姑：度牒由官府监督发放，举行考试，将
道士按不同等级分别予以审判权等等。所有这些都与宋朝时相应的规定并无
不同。甚至考试入门者的五篇文章也与宋朝的一样，采用道德经和道藏中的
另外四篇文章。不过，人们对道教的热情恐怕要普遍高过佛教，在 １２ 世纪期
间的中国北方，还有几个新的道教宗派出现。北方的道教与南宋的毫无联系
和交往，在南方，繁兴的是讲究符水咒法的天师（道教宗派）一派。北方的
道教学派始终是相当独立地在发展。
道教中最重要也最著名的宗派是全真派。①它给当时人留下的印象是如此
强烈以至于直到元代，全真道一些教主还以创造奇迹的圣人形象出现在杂剧
中。这本不值得奇怪，因为在这个教派的历史上从来不乏奇特的人物。全真
道的创立者王喆（１１１２—１１７０ 年），山西人，考进士科落第之后，孤独一人
沉思冥想，就这样度过了许多年。由于他独特的举止，有时也被人称为“狂
王”。１１６７ 年他到山东半岛东北部的山中居住，吸引了大批信徒。我们这里
有必要指出，他和他主要的学生都受过教育而且出身于中产阶级。全真教中
没有一个教主是无产者。继承王喆衣钵的人是丘处机（１１４８—１２２７ 年），他
成为全真教中无可争议的领袖，同时也的确是中国金朝时最著名的道士。他
的著名是因为 １２１９ 年他与成吉思汗的那次会晤，由此而使道教在蒙古统治时
期得以享有特权地位。丘早就是重要人物，是以“长春”一名而广为人知的。
１１８８ 年时，他甚至还被金世宗召入宫中接见。
虽然从根本上看，全真道是属于道教的，但我们在它的教义中还是发现
了强烈的三教合一的因素。它从三教中各选一篇编在一起，以启示人们认识
基本的原理：从儒家选取的是孝经，从道家选取的是道德经，从佛教选取的
是般若心经，后者是大乘佛教中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简明读本。该教以少私
寡欲为主，修行方式有集体持斋，控制肉体的欲望，戒酒戒肉戒女色等，认
为这一切能使人正心诚意。该教还讲究“识心见性”，认为这是使灵魂得到
拯救的必经之路，必须由此才能觉悟而成“真人”，才能摆脱世俗的羁绊，
② ＇646＇《金史》，卷 88，第 1961 页。
① 罗依果将“全真”译为 integral realization，其他学者则有完全不同的译法，如 perfect realization（霍姆斯？韦
尔奇）、pletely sublimated（阿瑟？韦利）。关于全真派，见＇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 40 页注 13。
亦见＇92＇戴密微：《马可？波罗时代中国的宗教形势》，第 196—201 页。第一个较深入研究全真派的西方
学者是阿瑟？韦利，见＇534＇他翻译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第 13—33 页。
进入天人的境界。在全真道中，是将自我禁欲和自觉领悟看作得到拯救的最
根本途径，而不是像道教其他学派那样重在从事化学的炼丹和念咒画符，这
是很值得注意的。人们也许会以为，成为一名高士需要严酷的修炼，肯定令
人望而生畏，而不是被引诱，但是事实上，在这个教派周围却很快就聚集了
大批的信徒。这个长春教派甚至发现在社会精英阶层都有他们的追随者。据
说曾有个沉迷于这一教派的信徒，竟成为身居高位的女真贵族们的“全真
师”。①
这个新教派终因其狂热而受到人们特别是佛教界的怀疑，１１９０ 年长春教
被正式禁罢。但是这一禁令并没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影响，当金政权在蒙
古的侵犯之下开始瓦解的时候，这一教派甚至又繁荣起来。究其原因，可能
是在一个社会普遍动荡不安和混乱的时期，它所指出的获得拯救的道路似乎
能够使人们逃避开阴暗的现实生活。有人想将全真派说成具有民族主义的性
质，说它是对女真人及其统治在精神上的一种抵抗。②即使确有其事，这种抵
抗也是基于不合作和自愿退隐之上的被动反抗，而不是那种积极的一触即有
可能引发一场武装斗争的运动。
从长春教诸多教主留传下来的著作包括诗词中，也可看出这一教派浓烈
的文人气息。长春派道士对于中国文学价值的不朽贡献并不亚于官方学者的
贡献。长春派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