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辽夏宋金元史-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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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核心的是各种无血缘关系的人：氏族之间通过婚姻关系，单个奴隶和附属
氏族通过军事征服和捕获而被奴役，而那可儿则从不同的外来渠道中吸收。
经济状况
蒙古高原居民的基本职业是放牧畜群。蒙古人拥有的牲畜共有五大种类
——马、绵羊、骆驼、牛和山羊，其中的每一种都有它特殊的用途，这五种
牲畜的价值有着公认的高低顺序。马，是草原游牧部落骄傲的财富，可用于
军事活动、迁徙和管理畜群。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干旷草原游牧部落的粗
放性、流动性的经济。居第二位而且数量最多的牲畜是绵羊，它们和最末种
类的山羊一起，提供肉食和羊毛。居第三位的是骆驼，主要用来在南面荒凉
的戈壁地区运载货物。居第四位的是长角的牛，也有丰富的数量，用来提供
肉食、牛皮和运输。运载部落首领帐篷的有名的大轮车（格尔？帖列格，ｇｅｒ
ｔｅｒｇｅｎ）即由一队牛群来拉。所有的牲畜都提供乳汁，乳类的副产品如阿剌
亦黑（ａｙｉｒａｇｂ，发酵的马奶，突厥语称忽迷思，ｋｕｍｉｓ）、酸乳酪和各种干
乳酪是蒙古人饮食中的主要食品。即便是牲畜的粪便也有用处，当它干燥后，
是荒芜草原上燃料的主要来源。
为寻找水草而进行的经常性迁徙放牧既不是毫无目标也不是漫无边际
的。每年有一个从春天经夏天到冬天驻营的固定的周期。冬天营地经常由几
个有关联的阿寅勒共驻，通常位于受到保护的河谷，有较为永久性的设施。
因为蒙古人的畜群很复杂，由具有不同行进速度和对饮食要求差异很大的牲
畜组成，所以迁移时，牧民必须精确地盘算每天迁徙的距离、选取的路线、
预期的季节状况等等，以适应畜群的不同需要。这样，他们庞杂的畜群（加
上人和财产）的每次重要迁移都成为一个复杂的后勤供应问题，需要仔细计
划和实施——这对蒙古人是一种训练，后来在远距离的军事战役时，他们能
很好地加以运用。
由于严酷的环境状况和由此而形成的蒙古高原有限的维持畜群的能力，
游牧部落合理地分散到所有可利用的草场去放牧，就显得很必要。氏族极其
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和平地分配草场，裁定有关牧地的内部纠纷，在
与外敌的竞争中保护本氏族成员。所以，单个的牧民会认为，有保障地、季
节性地使用氏族的部分领地，比个人、永久拥有土地会更好；换句话说，即
收益权比所有权更好。
虽然蒙古人对草原游牧有着很强的依赖，但狩猎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也
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增加了他们的食物供应，提供了用以穿衣和交易的皮毛，
有利于控制食肉动物的数量，特别是对他们的畜群有着经常威胁的狼群的数
量。以氏族或氏族分支为单位进行的狩猎起到军事训练的作用，这加强了个
人的技能，提高了不同亲缘集团所组成的队列间的协调。
在南西伯利亚的森林地区，部落经济中狩猎的相对重要性要大大增强，
以至于古代蒙古人通常把“林木中百姓”（槐因？亦儿坚，ｈｏｉ－ｙｉｎ ｉｒｇｅｒ）
和那些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区别开来。虽然狩猎是他们的支柱，但西伯利亚的
部落——斡亦剌、八剌忽、豁里秃麻和其他部落——也有马匹，按照游牧的
（虽然不是草原的）生活方式，亦总是被看作基本的劳力来源，正在扩张的
以草原为基础的部落联盟常从中抽取人力。
农业不是游牧家庭经济的一个独立的部门，但对蒙古地区的居民来说并
不陌生：西伯利亚的部落，至少叶尼塞河地区的部落，在土地上种植，就像
沿着长城的汪古部一样。实际上没有一个欧亚大草原的畜牧民族是纯粹的游
牧经济而不与定居世界联系或接触。的确，纯粹的游牧经济是一种假设的概
念，而不是一种社会现实。我们最好把草原游牧生活看成一种统一体，它既
包括近乎定居的迁徙生活，又包括几乎固定的理论上可能、但现实中却从未
实现的“纯粹”游牧社会，这种社会从自己的畜群中获得每一件使用或消费
的东西。①对所供给的冬季食物和牲畜饲料的需要，以及对茶和丝料之类奢侈
物品的渴求，也曾在游牧部落中出现。由于他们自身的经济永远不能彻底满
足对这些物质的需求，所以游牧部落必须被迫转向他们的定居邻居索取农业
产品。就蒙古地区的部落而言，这就意味着要承认和中国保持不断的经济联
系。得到所需产品最好的方法是以皮、毛、马或其他东西向汉人“进贡”来
换回诸如谷物、金属制品和奢侈品之类的“赠品”。如果自给自足的中国人
拒绝交易的话，那些游牧部落就会以武力相威胁。简言之，草原居民用战争
和战争威胁来强行索求向中原王朝交纳贡物的权力。
这一经济交往总是使游牧部落陷入错综复杂的与汉人的政治联系网中，
汉人为了自身的目的，利用纳贡体系作为控制或操纵野蛮人的一种方法。这
样从汉人的观点来看，赠予货品、贵族爵位或赂贿的目的，从总体上来讲，
政治大于经济。①这种性质的交互作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推动力，在草原人民
中促成了国家的形成，虽然这对汉人来说是极不情愿的：游牧部落形成了更
大的政治联合——部落联盟，而且产生了形式上的国家结构，其基本作用是
处理与定居国家的关系，摆脱它们的威胁。主要的游牧帝国总是产生在定居
国家的边界附近而不是在欧亚草原的最深处，这就是原因所在。②
蒙古人的早期历史
成吉思汗自己的部落以及蒙古的种族起源的大致轮廓和早期历史，已有
了一致的确认。①Ｍｏｎｇｏｌ（更确切应为 Ｍｏｎｇｇｈｏｌ）的族名，最早以“蒙兀”
的形式见于唐代史书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蒙兀总是被描绘成汉人熟悉的
① ＇231＇道格拉斯？L。约翰逊：《游牧生活的特性：西南亚和北非游牧民的比较研究》，第 1—19 页，讨论
了游牧连续运动的概念。
① 这几点札奇斯钦做了非常清楚地说明，见＇227＇《中原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往来和冲突》。
② 在＇25＇《匈奴帝国联盟：组织结构与对外政策》，第 45 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游
牧部落联盟是在与游牧部落相邻的定居国家的外来剌激下形成的，而不是内在发展的结果（即阶级结构变
化的结果）。与之相反的观点，参看＇339＇S。纳楚克道尔吉：《中亚游牧民族中的社会组织及其发展》。
① 对蒙古人及相关群体的人种起源进行最广泛讨论的，是＇520＇L。L。维克托罗娃的《蒙古人：民族起源与文
化渊源》；亦见＇263＇克恰诺夫，《6—12 世纪上半叶的蒙古》；＇408＇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室韦是蒙古
人的祖先吗？》；＇169＇韩百诗：《成吉思汗先世史：以汉、蒙文史料及拉施特的记载为依据》。
一个庞大的种族群落——室韦的一支。在可确定的他们最早的家乡小兴安岭
附近的阿穆尔河南部地区，室韦通过原始农业、养猪、狩猎、捕鱼和放牧等
手段来弥补贫乏的生活。虽然室韦以出令人畏惧的勇士而闻名，但他们很少
给邻居造成威胁，这是因为没有部落的中央集权：缺少至高无上的首领，所
以政治领导权被广泛地分散在数不清的传统酋长手里，他们的权力无法扩大
到当地的部落之外。根据唐代的材料，室韦被认为是突厥汗国的臣民，而后
者在 ５５３—７４５ 年统治着蒙古高原。
在 １０ 世纪的某一时期，室韦的组成部分蒙兀开始向西面的斡难河（今鄂
嫩河）迁移，在那儿他们成为与他们语言上有联系的契丹的属民。②他们向西
向南继续他们的迁移，最后于 １１ 世纪在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一带建立起了他们
自己的家园。蒙兀从东北北部到东蒙古地区的迁移，使他们在混合经济中更
加依赖草原经济。新的牲畜——骆驼和绵羊，加入了他们牛群和马群的行列。
森林地区部分季节的、有限的草原经济，转变为草原地区一年四季的、完全
的草原经济类型。
蒙古人自己有关他们起源的传说没有点明他们原来的家乡，只是暗示了
使他们来到鄂嫩河—克鲁伦河的迁移。根据记载在《秘史》中的神话，①蒙古
人的祖先是上天降生的一条苍狼（译者注：孛儿帖赤那）和一头来源不明的
白雌鹿（译者注：豁埃马阑勒）。这对夫妻离开一个不为人知的地区。越过
同样不知名的海或湖，然后占据了不儿罕？合勒敦（Ｂｕｒｋｈａｎ ｋｈａｌｄｕｎ）周围
的地区，不儿罕？合勒敦是一座山，现在认为即是鄂嫩河与克鲁伦河河源附
近肯特山脉的大肯特山。在这儿，他们的惟一子嗣巴塔赤罕降生。他是一位
男性，是所有的众多蒙古部族的始祖。
我们获知，巴塔赤罕的第 １１ 代孙名叫朵奔篾儿干的，娶了豁里剌儿部的
一位年轻女子阿阑豁阿。在她丈夫在世的时候，她给他生了两个儿子。朵奔
篾儿干死后，她与驾着月光的神人又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中最小的叫孛
端察儿，是孛儿只斤斡孛黑的创建者，这是蒙古氏族中最古老的氏族，铁木
真，即后来的成吉思汗，就出生于此氏族。
虽然成吉思汗早期祖先的谱系充满了奇异和神秘的成分，但它仍透露了
有着重要历史内涵的蒙古社会结构的一些有趣特点。首先，巴塔赤罕与成吉
思汗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只是建立在惟一的父系血统基础之
上。根据蒙古人自己的“官方”记载，阿阑豁阿这名妇女，是从虚构的过去
历史存在的血缘系统链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她在其他均为男性的血缘线中的
重要和尊贵位置清楚地表明了蒙古社会中妇女的崇高地位，预示了她们后来
将要在帝国的出现和巩固中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其次，部落和氏族有着虚
构的祖先。虽然从理论上讲，蒙古部落和它的高贵氏族孛儿只斤的所有成员
都有亲缘关系，但每个部落或氏族的成员都包括非男性亲属的群体。外来成
分的融合——他们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联合起来的依附氏族或群体——在朦胧
的和传说中的过去，仅仅用“发现”共同的祖先这一权宜之计而实现。这样，
正如我们先前所探讨的，部落和氏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产生的，是用编造
② 蒙古语言及其与契丹语和鲜卑语的关系的早期历史，可参阅＇290＇路易斯？李盖蒂：《拓跋语：一种鲜卑
语》；和＇239＇卡拉：《蒙古游牧民的书籍》，第 8—13 页。
① 见＇76＇柯立夫译：《蒙古秘史》，第 1—42 节（第 1—10 页）；以下简称《秘史》。关于蒙古人与突厥人
及其他内亚民族起源的神话比较，见＇464＇丹尼斯？塞诺尔：《传说中的突厥人的起源》。
系谱、用神话传说的祖先给血统上无关的各部分提供虚构的血缘亲属关系来
实现的。这样的作法使无关的种族群落间有了后来制造出来的共同血统（也
就有了相互的义务），它是草原游牧部落间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共同与必
要的因素。
在成吉思汗的祖先中，海都似乎是史料最全的第一人。在老一辈世系中，
他是孛端察儿的玄孙。根据拉施特保存的材料，①海都在几个蒙古氏族之上实
行了松散的宗主权力而且成功地使一个沿克鲁伦河从事游牧生活的部落——
札剌亦儿处于他的控制之下。虽然没有提供确切的时间，但海都显然在辽王
朝（９０７—１１２５ 年）的最后几十年中都很活跃。
然而，人们通常认为海都的孙子合不勒建立了最初的蒙古“国家”。他
使用可汗的称号而且统治着所有的蒙古人。②拉施特告诉我们，在合不勒时
代，蒙古人和女真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后者显然把蒙古团结一致的发
展看作对他们安全的威胁。为了缓解来自这方面的危险，女真人决定通过谈
判使蒙古人进入他们的纳贡网。他们邀请合不勒来宫廷，但外交行动失败了。
这个蒙古首领，先在一次盛宴上饱餐一顿，之后开始大醉，在激动之余，他
用手抓住皇帝，揪了他的胡子，接着被人制服。最初，金朝皇帝（蒙古和波
斯史料中的阿勒坦汗或“金”汗）决定宽恕这一鲁莽行为，允许合不勒回去。
然而，出于另外的考虑，他又派官员去追赶，要把这个自命不凡的首领追回
宫廷进行严惩。皇帝追赶合不勒的动因仅仅是为了诱使他进入陷阱而杀死
他。当这些事件后不久合不勒死去，女真人才没有进行报复。
在汉文史料中没有关于这一插曲的直接印证，但是金代编年史记载了
１１３５—１１４７ 年间由于蒙古人不断地骚扰北部边界而被迫采取强硬的军事对
策。①虽然女真人与合不勒流产的外交谈判和蒙古人的袭击看起来似乎是有联
系的，但这并不能够确确实实地肯定：金朝的记载从没有把合不勒这一名字
同边界骚乱联系起来。人们仅能根据大体上的年代推断，他是这有问题的 １０
年中蒙古人的首领，故而有可能是袭击的发动者。
不管怎样，合不勒死后，女真人和蒙古人之间的仇恨持续不减。不久以
后，蒙古人通过他们与弘吉剌部的婚姻关系，卷入了与塔塔儿人的严重纠纷。
女真人向后者提供支持以削弱和分化他们桀骜不驯的邻居。面对这些难以对
付的敌人，蒙古人迅速地召开忽邻勒台，选举俺巴孩作为他们的新汗。作为
泰赤乌氏族的建立者，俺巴孩是海都的第二个儿子察剌孩的后裔，这样，他
就是已故合不勒的从兄弟。他的统治时期显然很短暂，当他被塔塔儿人捕获
并移交给金廷后，即行结束。在那儿，他被钉在木驴上缓慢而痛苦地死去。
以后，蒙古人选定合不勒的第三个儿子忽图剌作为俺巴孩的继承人。汗位回
到孛儿只斤氏族使俺巴孩的子孙泰赤乌氏族产生了怨恨，这是以后的日子
里，两氏族之间发展起来的深仇大恨的根源所在。
忽图剌统治时间，我们仅仅知道他为了报复塔塔儿人参预害死俺巴孩而
对塔塔儿人开始了一系列不成功的进攻。他死时周围的环境和是否有一个继
① ＇404＇拉施特：《史集》，第 1 卷，第 177—197 页，提供了成吉思汗直系子孙的最详细的记载。
② ＇76＇《秘史》，第 52 节（第 11 页）。
① ＇485＇田村实造：《蒙古族起源的传说和蒙古人迁徙的有关问题》，第 9—13 页，收集、翻译和分析了有
关这些冲突的汉文材料的绝大部分。另外的记载，请参阅＇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 10，1a；卷 12，
2a、3a。
承人都没有被提及。蒙古人力量和团结的衰落和瓦解，不管是否由他的死亡
而引起，可以相当肯定地确定在 １２ 世纪 ６０ 年代，即铁木真出生的那 １０ 年。
虽然在合不勒、俺巴孩和忽图剌统治下达到的暂时统一构成了向国家形
式迈进的第一步，但这只不过是一个不稳定的试验性步骤，是一个意义易被
夸大的步骤。这三个人从本质上讲，是在战争期间被推举的部落军事首领或
汗。他们并不是《秘史》记载的永久性的皇帝或可汗（ｋｈａｇｈａｎｓ），《秘史》
错误地记载了年代。而且，甚至没有恰当的证据暗示这个时候出现过任何类
型的行政机构或者独立的、与传统的血缘结构相对立的权力系统。①对这一短
暂统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