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辽夏宋金元史-第6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出合乎情理而又精确的估计，这样使地方势力很难克扣应当上缴中央的资
源。
按照马合木？牙老瓦赤于 １３ 世纪 ３０ 年代在突厥斯坦创立的制度，平民
百姓的纳税负担在被登记的时候就分别确定了。依照他的设计，一共只有三
种基本税：向成年男子征收的人头税（Ｋｈｕｂｃｈｉｒ，忽卜绰儿），以钱币支付；
①＇8＇见爱尔森：《蒙古在俄罗斯的户口调查》，第 38—52 页。
由农村人口以实物支付的农业税（Ｋｈａｌａｎ，哈阑），以及在城市的市场和许
多关卡所有商业交易以现金收取的商业税（Ｔａｍｇｈａ，探合）。①
根据当时的穆斯林编年史家的详细叙述，忽卜绰儿是在帝国的每一处按
照个人的支付能力而确定征收的。最初的税率在每年穷者 １ 个第纳儿和富者
１１ 个第纳儿之间。但在事实上，这种方案只在最初制定和进行试验的地方—
—帝国的伊斯兰地区实施过。在中原分等课税的原则被保留下来，但忽卜绰
儿（汉语科差或差发）的几个重要方面被修改，以适应汉人的习惯。在那里，
收税以家庭为基础，而非个人，而且交纳珍贵物品，特别是丝绵以及白银。
而且，最初每户每年为六两白银和半斤丝绵的最高税额，很快就减少了。蒙
哥时代的科差，除了用白银交纳的部分数量增加了之外，与耶律楚材 １２３６
年进行的税制改革以后的情况差不多完全一样。
为了促进这项赋税的征收，蒙哥做出努力，在帝国各地，至少在那些已
经有了货币经济经验的地区，投放更多的货币进入流通。②在中原，根据皇帝
的命令，在 １２５３ 年建立了一个纸币流通的管理机构（交钞提举司）。毫无疑
问，根据 １２５４ 年鲁不鲁乞在哈剌和林所观察到的实例，交钞提举司实际上发
行过纸币。但汉文史料没有指明这种货币的流通范围和支付科差款项的作
用。然而，正如鲁不鲁乞在他著作中的某个地方特别提到的那样，汉人定期
向他们的领主交纳不明数量的丝绵，以及 １５００ 个雅思科特（突厥语，ｙａｓｔｕｑ，
“枕”或锭）。①由此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至少在蒙哥统治初期，纸币实际
上并未被广泛地运用于纳税上。
在中亚、伊朗和外高加索确实有迹象表明，地方造币厂在 １３ 世纪 ５０ 年
代中叶制造了大量的第纳儿，忽卜绰儿实际上是用这种货币交纳的。在金帐
汗国的疆域内，只有伏尔加的不里阿耳地区在交纳贡赋时使用货币。斡罗斯
公国从没有制造货币的传统，所以蒙古人满足于征收毛皮或其他价值昂贵的
商品作为忽卜绰儿（斡罗斯称之为 ｄａｎ’）。
在游牧民之中，忽卜绰儿仍然是依照畜群的规模进行计算的。蒙哥即位
后，开始于斡兀立海迷失时期的过高的什一税很快就被废除，恢复了以前的
百一税。
至于农业税，蒙古人在许多地方都依照当地旧例，在中原，他们保持了
由耶律楚材精心设计的体系，征税的数目，在土地的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进
行估价。在西亚，则普遍使用流行于伊斯兰地区的什一税。
因此，概括地说，蒙哥很快就设立了三种税，实行于全帝国的定居地区。
每一种税种的估税和税率都有明确的规定，而且规定了贡品和农业税每年只
征收一次。虽然不合理的现象继续存在，过度征税也没有完全杜绝，但政府
继续不断努力，参照各地方的惯例和经济现实状况，对征税清单进行调整。
即使存在不断的调节（通常在地方一级），在帝国极其复杂的居民中仍实行
着相当统一固定的体系。
蒙古人为了实现军事目的而进行的新兵征召与人口调查也有着密切的关
系。人口统计以后，中国北方的人口被分为三个基本种类：军户、民户、投
下户。军户以“土绵”（汉语称为万户，意为 １ 万个家庭）为组织，在理论
① 关于赋税种类的演变，见＇469＇约翰？M。史密斯：《蒙古人和游牧民的税收》。
② ＇28＇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史》，第 149 页，首先指出蒙哥使赋税货币化的努力。
① ＇87＇《出使蒙古记》，第 144、169—170 页。
上，每个万户可以提供 １ 万个士兵作为蒙古正规军的辅助兵种参加战斗。在
蒙哥统治期间所动员的新军总数已无法知晓，我们可以从不同地区报告的数
字做出判断，那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１２５５ 年，山东建起一支 ２ 万人的军队；
１２５７ 年，格鲁吉亚提供了 １０ 个万户。此时的蒙古野战军队具有两方面特征，
一是庞大，二是多民族化。在 １２５３ 年到 １２５９ 年之间进攻宋朝的军队，除了
蒙古人和突厥分支军队以外，还包括了汉人、西夏人、高丽人、畏兀儿人，
以及阿速人。阿速人是北高加索的居民，在 １２５４ 年的人口调查之后被迫服
役。
除了正规的新兵征集之外，人口调查还被用于甄别有技能的工匠，然后
将他们分派到帝国的武器制造部门、矿山工作，或者作为特殊兵种在军队中
服务。蒙古人的人力动员系统的有效性和灵活性可以用下面的事情说明：一
支由 １０００ 名汉人炮手组成的军队随同旭烈兀西征，帮助他攻破了报达的城
墙。蒙哥之所以能够向他的弟弟提供这样一支军队，是因为在 １２５２ 年的人口
调查期间，所有中国北部的铁匠、木匠和黑色火药的制作者都被登记为炮手，
并建立了专门的名册。所以当后来他们认为西亚需要那些专门人才的时候，
蒙哥和他的顾问们只需要打开专门的名册，找出所需数量的适当人选就可以
了。
新的征服
１２５１ 年的忽邻勒台达成协议，开始计划向西亚、高丽和中国南部发动一
系列战役，蒙哥决意要完成成吉思汗的遗愿，而且自信他可以动员到所需的
军队和物资，于是便迅速地实行了新的征服计划。随后的一年，已经准备好
能够同时展开三个方面的行动。出征西亚的军队集中于蒙古西部。先锋军于
１２５２ 年夏天出发。次年，主力出发。虽然名义上是由大汗的弟弟旭烈兀负责，
但当军队抵达预定目标后，战场实际的作战指挥便被委托给怯的不花。他是
先锋军的指挥官，蒙哥家族的管家。①
遥远的征途，大量的人畜，随军携带的辎重和围城的装备，由此可以想
见后勤方面的困难是多么的巨大，旭烈兀挥军西进的计划需要多么精心的安
排。西征军的主力于 １２５６ 年抵达呼罗珊，在那里会合了来自金帐汗国和察合
台汗国的增援部队，还有根据最新的人口调查动员起来的为数众多的地方辅
助部队，包括波斯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成员。最初使人感受到这
支联合军团令人生畏的力量的是他们击溃亦思马因派的战斗。亦思马因派（他
们作为刺客集团而为欧洲人所知）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以暗杀作为政治
武器而名声昭著，并且令人生畏。刺客们隐藏在伊朗西北部的群山之上，用
众多的城堡组成网状防御系统，并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但在蒙古军持续数月
的攻击之下，他们开始投降了。１２５７ 年年初，亦思马因人的多数城堡停止了
抵抗，他们的领袖也被蒙古军俘获。蒙哥深深地认识到亦思马因人的特殊技
能，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他下令将所有幸存的亦思马因人处死，从该派
大师开始。
接着，旭烈兀挥师前往阿拔斯哈里发王朝所在地报达。哈里发谟斯塔辛
拒绝了旭烈兀让他们投降的命令，此举无异宣布了他自己和大多数报达市民
① 此次战役的详细探讨见＇36＇《剑桥伊朗史》，第 5 卷，第 340—352 页。
的死刑。蒙古的各路人马在 １２５７ 年下半年会师城下，并且构成了严密的包围
圈。１２５８ 年 ２ 月，怯的不花的攻击部队攻克了报达，在接下来的七个充满血
腥的日子里，蒙古军肆意地在城中进行掠夺和大屠杀。
与此同时，还进行着一些次要的战役：伊拉克和伊朗西部的中等城市都
受到攻击，大量的远征军被派往克什米尔和昔思田。１２５９ 年，这些战役结束
了，旭烈兀完成了蒙哥交付的任务，在西亚牢固地建立了蒙古人（拖雷系）
的统治。旭烈兀试图扩展他新建立起来的王国，又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更遥
远的叙利亚。但是，其结果是一场大灾难，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于次年 ９ 月
在爱音扎鲁特击溃了入侵者，并俘虏了蒙古军的统帅怯的不花。①
在亚洲的另一端，于 １２５２ 年下半年展开了对高丽人的攻击，指挥官是成
吉思汗的弟弟拙赤合撒儿的长子诸王也古。这一次，蒙哥错误地选择了指挥
官，也古既不忠诚，也不服从命令，而且拙于处理各种事务，因此，大汗在
１２５３ 年下令由皇帝护卫军的官员札剌儿带取代了他的职位。札剌儿带在以后
的五年里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然无法彻底战胜勇敢地进行抵抗的高丽
人，这迫使蒙哥在 １２５８ 年又向半岛派遣了大量援军。虽然向战场上投放了大
量生力军，在高丽人勉强地承认了蒙古的宗主国地位之前，蒙古军仍然在苦
战中度过了一年。
在中国南部前线，也有大批蒙古军队在调动中。如果对宋进行正面攻击，
就需要冒险强渡长江下游，其代价将会很高。为了避免这一点，蒙哥决定在
中国西南部建立一个作战基地，从那里可以发动侧翼的攻击。出于这个想法，
在 １２５２ 年夏末，蒙哥派遣他的弟弟忽必烈远征并占领南诏——或者更严格地
说是大理，这个王国被云南的段氏家族所统治，连接着宋朝防御很薄弱的西
部和西南部边境。②蒙古军自陕西出发，在秋天抵达黄河上游的一条支流洮
水。先锋军由汉人将领汪德臣率领，攻入四川盆地，击溃宋朝地方守军，在
利州城（后称保宁）建立起蒙军的主要基地。通向南方的道路已被扫清，交
通线安全可靠，于是忽必烈率领主力部队向大理国前进。１２５３ 年秋天，在越
过了荒凉多山的地区之后，忽必烈将指挥部设在了云南西部的金沙江畔。在
这里，他将军队兵分三路，目标直指王国的首都大理（见地图 ２９）。
在 １２５３ 年 １２ 月到 １２５４ 年 １ 月之间，大理被征服了。虽然大理的统治者
曾经拒绝了忽必烈要求他们投降的命令，但首都及其居民们还是被饶恕了。
如同曾经在其他许多地方所为，蒙古人保留了当地的王朝，将其置于蒙古官
员的监管之下。国王段智兴在晚些时候被送往蒙古，并且授予“摩合罗嵯”
（意为“大王”）的称号。
１２５４ 年底，忽必烈回到蒙古本土，与他的大汗兄长会面。速不台的儿子
兀良合台是蒙哥派给忽必烈作远征军指挥官的，他留在西南指挥进攻当地的
蛮人和罗罗部落。他的平定工作确实是成功的，１２５７ 年初，在与宋军的一次
交锋后，他回到了甘肃北部。从那里，他派遣使者前往蒙哥的宫廷向大汗禀
报：云南已经牢牢地在蒙古人的控制之中。皇帝对兀良合台的成绩感到满意，
因此给予他荣誉和慷慨的赏赐。
随后兀良合台又返回云南，着手准备蒙古人对东南亚的第一次入侵。１２５７
① ＇468＇约翰？M。史密斯：《爱音扎鲁特：马鲁克的胜利或是蒙古的失败？》。
② 汉文文献中有关这次战役的最详细报告，可在此次行动的指挥兀良合台的传记中见到，见 ＇653＇《元史》，
卷 121，第 2979—2981 页。亦见＇147＇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 4 卷，第 316—319 页。
年下半年，他进入安南，迫使统治该地的陈王朝逃往一个孤岛以求安全。第
二年春天，安南国王意识到任何进一步地抵抗都是徒劳的，便将他的儿子作
为人质送往大汗的宫廷，表示承认蒙古人的宗主权。
现在，到蒙哥亲自出场的时候了，长期计划的征服南宋的战争开始了。
忽必烈与中国北部
蒙哥在位期间，中国北部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被他和他的弟弟忽必烈之
间的关系所制约。这种关系的基本特征，通过将忽必
烈在中原的地位与旭烈兀在西亚的某些类似状况加以比较，可以得到最好的
展示。
他们所得到的相似的地位来自于大汗有意识的安排：１２５１ 年秋天，忽必
烈和旭烈兀同时被授予了作为宗王的管辖范围。正如拉施特所指出的那样，
这一次大汗明确地而且直截了当地让两位王子作为他的左膀右臂。①他们的任
务也是完全相同的。旭烈兀被分派在西亚扩展并巩固蒙古——拖雷系的努
力，忽必烈则是在东亚做同样的事情。为了实现他们的任务，两个王子分别
得到了由怯的不花和兀良合台指挥的蒙古野战军队，这两人是蒙哥从自己的
私人护卫里选拔出来的。出于行政管理的考虑，两个王子被允许各自建立一
支由当地的专门人才组成的官员队伍——旭烈兀手下主要是中亚的回回人，
忽必烈手下则是汉人，以帮助他们管理他们的领地。然而蒙哥保留了在两个
兄弟的管辖范围之内任命或解除重要官员职务的权力。换句话说，二者都是
“伊利汗”，也就是从属的汗，他们对各自领地所拥有的权力，完全取决于
大汗的意愿。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土地都是在再次分配中由他们的长兄所
授予的，而不像术赤系和察合台系在成吉思汗进行最初的封赏时就得到了各
自的土地和封号，所以他们二人都没有得到像其他地区的汗一样的地位。
尽管他们的地位实际上相同，他们的职责也完全一致，但兄弟二人和蒙
哥的私人关系却在几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拿旭烈兀来说，他满足于他的身
份。他通过正式采用伊利汗这个称号的方式大肆宣扬他对大汗的服从，而且，
根据记载，他从未与蒙哥发生严重的争执。
作为另一个臂膀的忽必烈，是比较难驾御的。他时常向大汗的权威挑战。
深藏不露的觊觎大汗权力的野心，使忽必烈对中央政府进行详细的研究，还
经常与大汗及其代表发生冲突。例如，１２５２ 年，他与不只儿发生争执，因为
他发现对方过于倾向将在法律上犯有小过失的汉人臣民处死。毫无疑问，在
这一年，由于那些试图阻止把回回的理财方式引入中国的儒生谋士的影响，
忽必烈及时向大汗表示了他对花剌子模人马合木？牙老瓦赤被重新任命为中
国北方行省首脑的不满。随后在马合木？牙老瓦赤与忽必烈在行省的代表赵
璧之间出现的关于管理方式的冲突，其实不过是反映了大汗与忽必烈之间不
断增长的紧张关系而已。
在忽必烈管理中国北部的问题上，他们之间最严重的对抗爆发于 １２５７
年。事件的发端在 １２５１ 年。这一年，忽必烈获得了对中国北部的宗王管辖权，
他当即在河南、京兆（在今陕西）和邢州（在今河北）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
① ＇404＇《史集》，第 2 卷，第 685 页。
计划在这些地区重新建立中国模式的政府，使这些地区经济得到复苏。１２５２
年，当蒙哥宣布他决定为皇帝家族分配新的封地的时候，忽必烈采纳了他最
信任的儒士幕僚之一姚枢的建议，要求并得到了位于战略要地又极富饶的渭
水流域作为他的私人分地（忽必）。过了两年，在云南战役及与大汗的会面
之后，忽必烈回到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