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辽夏宋金元史-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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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２ 年，契丹文字被官方废止，因此法律上承认的只有汉文和女真文。
不幸的是，存留至今的契丹和女真文字的实物材料很少，我们没有写在
纸上或丝织物上的官方文献，有的只是一些锲刻的碑文或印章上和金属工具
上的题名，还有少量留在墙上和陶瓷上的粗糙的涂刻。虽然女真文字从书写
法上说是以汉字为样板的，但他们的字只有极少数与汉字的本义相联系；女
真人的大多数文字符号，包括义符和音符，更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无论如何，
它们之所以能被译解，是因为 １６ 世纪初由明朝的四夷馆编的一部“汉文—女
真双语词汇汇编”一直保存到了今天。②党项人也有一套文字，它乍看上去很
像汉字，但实际上完全无关。它是以包括复合表意在内的极为复杂的原则为
基础的。由于保留了大量的实物，包括碑文、抄本、书籍（其中有很多译自
汉文），就使得对它的六千多个各不相同的文字的译解有了可能。曾经有过
西夏文字随着西夏国家的灭亡而消亡的假设，但事实上在整个元代它一直存
在于党项人之中，用西夏文书写的最晚的一件可确定年代的实物是 １５０２ 年的
① 一般简要的论述，见＇237＇丹尼尔？凯恩：《四夷馆的女真译语》，第 11—20 页；以及＇863＇清格尔泰等：
《契丹小字研究》。
② 见＇237＇凯恩：《四夷馆的女真译语》中最近的一项研究。
佛教碑刻。③
蒙古人在 １２００ 年以后强盛起来之时，他们很有意识地不去创制一套像其
前任那样的复杂的书写系统，而是用畏兀儿人的字母文字书写蒙古语。这套
书写系统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仍然是正式的蒙古文字。因
此，对于蒙古人的第二套民族文字——它是由吐蕃的八思巴喇嘛（１２３５—１２８０
年）制定，１２６９ 年作为民族文字颁行——现代的学者既不必去译解，也没有
任何阅读上的问题。这是一套打算用来书写所有语言的通行文字，以藏文字
母为基础。然而，藏文的字母不是横写而是竖写的，所以这种文字能和汉文
在一起隔行对照书写。尽管除了一些碑文的拓印件外，没有官方的汉文—蒙
古文双语文献保留下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相当一部分保存在一些元代藏
品中的用口语写成的汉文司法原文，追溯其源，它们当是蒙古原文文献的汉
文对译本。其结果，这些文本里的汉文是不符合语法的，因为这些词是按照
根本不同的蒙古语的词序和句法来排列的。官方使用的汉文白话，是其自身
的一种创新，因为在 １３ 世纪末以前，只有汉语文言在政府和行政机构中使
用。此外，就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它也从未被汉语的口语完全取代，元代
自始至终的许多敕令和法令仍然是用文言写就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元代，
即便是在使用汉语语言和文字的范围内，某种双语状况也在发展着。
翻 译
在这些外族人中，那些亲汉人的知识分子精英不仅经常不断地学习用文
言写作的高深技巧，而且持之以恒地努力把汉文文献通过翻译介绍给他们的
同胞。翻译也应当看作一种创新。早先的六朝时期的征服者们就不能给他们
的人民以汉文原作的译本，因为他们还没有能记录下它们的书面语言。毫不
奇怪，在征服王朝的统治下，选择什么样的汉文原文进行翻译，很大程度上
是以什么才是对统治汉人有用的东西这一考虑为基准的。尽管有关契丹文译
著的资料既稀少又零碎，但还是可以知道，除了法律和医学著作以外，还有
一些汉文的历史著作被翻译过去，它们有马总（８２３ 年去世）所撰的 ９ 世纪
通史《通历》（译者注：即《通纪》），还有《旧五代史》。选择后者可能
是因为五代时期正是契丹人的帝国兴起的时期。契丹时期的另一部译著是《贞
观政要》。这部唐太宗与他的大臣们之间的答问录，提供了一套有关唐代治
国方略的生动的书面指南；由于它的政治风格和讲求实效的内容，故颇受所
有非汉族征服者的欣赏。后来这部书还被译成西夏文、女真文和蒙古文，几
个世纪后又译成满文。在契丹人的译著中明显地见不到儒家经典，这是令人
吃惊的，因为儒家经典在汉人的眼中一向被视为治理国家和调整社会关系的
基本准则。契丹皇帝和大臣们熟知并且利用儒家经典，但似乎他们读的是汉
文本子。
汉文著作在更充分地选择后译成了女真文。大量儒家经典被翻译过去，
包括《论语》和《孟子》。个别道家著作如《道德经》也有译文。在历史著
作中，我们发现有《春秋》的译本，它当然也是儒家经典之一；还有王朝的
正史如《史记》、《汉书》和《新唐书》。此外，白居易（７７２—８４６ 年）的
７９ 篇考试范文选《策林》也被译成了女真文，它可能是为女真应试者准备的
策试的对照本。根据高丽的资料，我们知道，论述战略的典籍和初级读本《千
字文》，也都有女真文的本子。因此，看来女真人比契丹人更渴望让他们的
民族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明。遗憾的是，不论契丹人还是女真人的译著，连
一块残片也没有保留下来。
党项人的情况不同，他们的翻译活动甚至比女真人所做的更为全面。与
契丹人和女真人的译文形成明显反差，我们不必再依靠第二手资料，因为已
有大量西夏文的文本被发现，其中包括了儒家经典如《论语》和《孟子》，
各种专科书籍、治国方略著作的译本。军事论著如《孙子兵法》，也有西夏
文的文本保存下来，译自汉文的医学典籍和有关兽医学的内容编在一起，后
者对于西夏这个产马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
对翻译成西夏文的汉文原作的选择，是以实用性的考虑为基础的。对于
蒙古文译著来说同样也是如此，但其中显然没有关于军事战略方面的汉文作
品，大概是因为征服了整个中国的蒙古人并不认为能从中国古代的战略家身
上学到更多的东西。现已知道曾有过一些译自汉文的印刷本书籍，包括《孝
经》，儒家的解经著作《大学衍义》、《贞观政要》以及一些有关治国方略
和行政管理的书籍。在这些著作中，只有蒙古文的《孝经》仍保存着，另有
少量残片可能是政书《大元通制》的蒙古译文。元代还有其他一些译著，但
不是印刷的，如医书和药典、政治伦理著作以及《书经》。在非印刷的蒙古
译本中，还有一些教育和训导性的著作，例如中国历史故事集和格言集。其
中的一些译本与其汉文原作并不完全一致。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涉及我们所称的世俗文献。然而，从数量上说，对
佛教文献的翻译一定远远超过世俗文献。在辽、金时期，尽管佛教有着广泛
和巨大的影响，但还不清楚佛教作品是否曾被译成契丹文或女真文。另一方
面，党项人依据汉文的文本，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翻译出版了大部头的佛经集
成。１３０２ 年西夏文的佛教经典在杭州印刷，这时西夏国已经灭亡很久了，这
个版本有若干卷流传至今，此外在哈拉和屯还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的佛经作
品。在元代，许多佛教著作被译成蒙古文，其中部分译自汉文，部分译自藏
文，有些印刷的佛经残卷已在中亚发现，主要是在吐鲁番地区。但是，这些
只相当于元代所翻译的佛经集成的一小部分。能反映元代佛教信徒中多语状
况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遗迹，是北京以北居庸关的一处壁刻。那些赞扬皇
帝宗教活动的虔诚的内容，是用六种文字记录的——梵文、汉文、蒙古文（八
思巴文）、畏兀儿文、藏文和西夏文，它被雕刻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蒙古皇帝
统治时期即 １３４５ 年所修建的巨大的门洞的内墙上。
探求一下当时的广大臣民对这些国家的多语状态及这些国家的政府部门
究竟能感受到何种程度，这也许是个合理的问题。答案充其量也只是推测性
的。由不通汉文的外族法官主持的审判，对一个汉族平民来说，很可能最经
常出现的情况就是要面临语言问题。在最直接同平民百姓接触的政府的基
层，其工作人员主要是由汉人的职员担任的。只有在其活动不直接与普通百
姓发生关系的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中，就其整体而论，外族人才随处可见。
在辽、金、元时期情况确实如此，而对于西夏官僚机构的民族构成情况，实
际上还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料。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在所有的征服王朝时期，
许许多多的汉人农民很可能从未接触过一个外族人，至少在乡间是如此。城
市，作为由外族军人驻守的控制区，情况则不同。同样，城市以外的汉人，
大概也没有多少人看到过外族语言文字的公文。
不管怎样，在一般人中至少还有一种实物经常不断地向人们提示着外族
的统治，这就是货币。尽管同铸有汉文的钱币相比，铸有契丹文的钱币少得
可怜，但已知它是存在的。迄今为止人们只发现了一枚铸有契丹文字的钱币
实物，这枚钱币可确定的年代为 １０９５—１１０１ 年的寿昌年间。就我们所知，女
真人从未铸造过带有女真文的钱币，他们使用的自己的钱币上只铸有汉文。
党项人发行的钱币上铸有汉文和西夏文两种文字。金的纸币上印刷的完全是
汉文，上面并没有女真文字。元代铸造的钱币是用汉文来表示的，但其拼写
用的是八思巴文字，元代的纸币也是如此。现存的元代纸币实物上有不少汉
文，但只有该钞票的正式名称除了使用汉文外，再附有该汉文的八思巴文音
译。在元代，任何持有货币的人因而都知道国家发行的纸钞和钱币并不完全
是汉式的。买卖商品的人还有另一种机会被提醒着这个国家的多语状态：官
方认可的秤砣，它上面铸有汉文、蒙古文和波斯文（阿拉伯文字），这种实
物仍有一些保存至今。
外族统治下的汉族中国人
外族人对汉族人的这种长期统治造成了什么结果？毫无疑问，征服地本
身有无数生灵殒灭，大量财产被毁，社会各个层面都发生分裂与位移。辽造
成的破坏最小，他们通过谈判得到了中原的土地；由他们造成的分裂和破坏，
对前渤海人的影响则要广泛得多。西夏的破坏也最小，他们似乎是原封不动
地从几个现有政权手中接管了今甘肃的大部分土地。金对辽帝国的征服未遇
到全力抵抗，没有造成征服地区的普遍破坏，但原为宋领土的他们的中国北
方征服地区却经受了多年的残酷战争，物质损失巨大，社会分裂严重。蒙古
人的夏、金征服地区，只是在初期的战役中遭受了局部的破坏。蒙古军队在
西夏荡平的几乎只是位于今宁夏的西夏中心区，而在中国北方的征服地区，
他们对定居人口进行了惩罚性的蹂躏和残害，与他们在伊朗、俄罗斯和印度
北部的所作所为毫无二致，摧毁城市，屠戮民众，甚至企图把中国北方变为
他们的放牧场。
因此，在 １／４ 世纪里，中国北方经历了该地区特有的战争和行政上的混
乱。在金代晚期的 １２０７ 年，这个帝国所拥有的人口为约 ５３００ 万人，通常情
况下全中国的人口则一直保持在 １．１—１．２ 亿之间。到这个世纪末的 １２９０ 年，
中国全部注册人口已经降至不足 ６０００ 万人，并直到 １４ 世纪末的明代初期一
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东北部地区的人口下降尤为严重。１２０７—１２９０ 年的 ８０
年内，河北和山东的人口灾难性地降至此前人口水平的 １／３ 略强。
很多因素造成了对这些数字说明上的困难。但是很清楚，１３ 世纪经历了
人口的大量损失，其各种原因差不多都是由蒙古军队在中国北方的破坏性作
用所造成的，尽管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起了作用。相比之下，对中国南方的
入侵和征服，是由蒙古人的一个已经牢固地扎根在中国并已习惯于中国的方
式的元政权进行的。忽必烈有种种理由努力使中国南方尽可能完好无损，并
使其生产基础不遭至毁灭，但这一地区在整个 １３ 世纪也是人口下降严重，虽
然还没有达到从前金朝统治区域那种灾难性的水平。
１２３４ 年以前，蒙古人对他们的中国北方征服地区强制实施了种种不同的
政策，并且在 ７０ 年代把它们强加于中国南方，从而增强了在宋代就已经形成
的人口发展趋势。尽管 １１—１２ 世纪间中国人口在稳定增长，但其分布却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在唐代的 ７４２ 年，中国人的 ６０％生活在淮河以北。但是到了
１２ 世纪，情形颠倒了过来，多数人在南方生活。虽然整个中国的人口已增加
了一倍，但西北地区的人口实际上是在下降，东北地区也没有增长，尽管相
当多的人口开始集中到现在的北京附近，北京是辽和金的大都市。元代的征
服——其北方遭受了蹂躏而南方却相对未经触动——加速了这一趋势，除了
其首都大都（北京）附近外，对西北地区的衰败和东北地区的相对死气沉沉
状态听之任之。河北的部分地区直到 １６ 世纪一直未能恢复到唐代中期的人口
水平，它们也从未能恢复其相对的重要性。
就征服地区本身来说，这些政府并不是只把破坏力释放在汉人身上。所
有外族王朝起初都是一些军事政权，它们都同其邻人进行着经常不断的战
争，这些邻人既有中国、高丽这些定居王国，也有北方草原上的部落。为了
作战它们需要征集大批军队，其成员既有部落民，这些人始终生活在一个随
时准备从事战争的国家里，是骑兵的来源；也有它们的汉族属民，他们被用
作步兵从事对定居国家的作战，在这里战争是相对静止性的，有必要攻陷筑
围的城市。它们的一些战役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辽对高丽的入侵，西夏
同宋和金的经常性战争以及忽必烈时期对日本的流产的入侵，仅仅是随手举
出的几个事例，这几次战役都损失了好几万人。经常性战争的巨大代价还包
括这一时期所有国家在物质资源上的极度消耗：宋代中国从生产力的巨大增
长中所获得的收益被大量耗费在了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上。征服王朝动辄对
统治下的定居人口不断随心所欲地征用人力和军需物资。它们的中央管制型
经济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永久性的家庭综合体系，这些家庭可称之为国家的特
殊产品生产者或特殊服务提供者，包括军事服务。
同这些王朝的组织结构相联系的还有在数量上飞快增长的奴隶和半奴隶
性的依附民，二者既有国家所有也有私人控制的，一个普遍的趋势是向着个
人的社会从属关系的方向发展。在女真人的金代，占有奴隶的情况尤其普遍。
每一个征服王朝看来都允许皇室成员拥有大量的私人部属并对他们自己的非
中央控制的领地进行管辖。
把生活在宋王朝统治下的普通汉人家庭的状况与同时生活在各征服王朝
统治下的家庭进行比较，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税收水平差别很小，在日常
管理上也没有哪个更具压迫性。很多乡下人可能极难得亲眼见到一个外族统
治者。但是在城市里，情况就不同了。军队和行政机关就驻扎在那里，每一
个征服王朝还都带来了一群非汉族商人以及为政府服务的商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