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面人生_2-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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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　　年，我们演出了讽刺官僚主义的相声《霸王别姬》以后，收到了报社转
来的一封信，说听了《霸王别姬）以后，认为我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反对党
的领导，第一次把党支部书记作为讽刺对象出现在艺术作品中，用心毒矣！我把信
向领导同志汇报了，领导同志要我正确对待各种各样的意见。我想，相声艺术是一
朵花，讽刺作品可以比作带刺的蔷薇，有人欣赏的是花，有人碰到的是刺，当然这
朵花要有党的阳光照耀，要扎根在人民的土壤里。
　　　　五
　　　　经常在电视里露面，一上街，走到哪儿都能让人认出来，招人注意。我经常戴
个大墨镜。和李文华一起坐公共汽车，他上前边那个门儿，我就上后边这个门儿，
就这样，仍然免不了被人围住，说长问短，我总笑着说李老师：”就您脸上这特征
多，招人！”1980　　年，我们连演出带深入生活，到了沈阳、青岛、济南、保定和
江苏的一些地方，累计在一起历时近8　个月，写作、演出了《我与乘客》、《战士
的歌》、《棒打与溺爱》、《北海游》，还排练了传统节目《打灯谜》。
　　　　9　月底，我被中国曲艺家协会选为代表，参加了第四届文代会，还被选为中国
曲艺家协会的理事。对这，我与其说是高兴，倒不如说是不安。我想我要加倍努力，
不辜负人民和党给予我的荣誉和责任。会议期间，《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位记者问
起我在演出中是什么样一种风格时，我回答她：现在谈风格，为时尚早。我踏入专
业文艺队伍仅仅三年，还是个新兵。不过，我要学习侯宝林老师的高雅、诙谐，马
季老师的热情、奔放，李文华老师的含蓄、沉稳，把这些风格汇在一起，努力塑造
出新时代青年人的特点来。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风格！我该有怎样的风格
呢？想着想着，想起了1977年在广交会上马季老师对港澳记者团说的一段话：“对
旧相声来说，侯宝林先生是一个叛逆者，他摒弃了低级、庸俗的谈吐，溶进去清新、
高雅的格调。
　　　　我向他学习，不仅学习艺术，也学习了这种叛逆的精神。着重于歌颂，不拘泥
于旧的表演程式，带出强烈的时代气息来。”这段话，想起来格外有新意。
　　　　今天，我是我们说唱团的第三代相声演员，我也应该继往开来。要继承这种叛
逆的精神，准确说是一种革新、脱俗、闯的精神。我要用新的要求，高的标准，永
远向新的目标前进。
　　　　但新的苦恼又在困扰着我。我愈来愈对自己写的作品不满意了，原稿半本半本
地被扔进了纸篓。我觉得我的演出太多了。除正式演出外，在火车上、餐厅里、候
车室，只要一被认出就要演上一段。天呵，入不敷出，我们拿什么样的更新更好的
东西，去奉献给热爱着我们相声演员的人民群众呢？
　　　　一次，我对李老师说：“我有点不想干相声了。”“什么？”他惊奇了。
　　　　我说：“演出量大，创作量大，人们的要求又高，我觉着我写不出好东西来了！”
李老师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这正是长能耐的时候，你要是不着急，觉得日子好
过，就不是你了！”我心里忽悠一下。讲老实话，1980　　年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评
奖，我和李老师演出的《如此照相》得了一等奖，《诗歌与爱情》、《霸王别姬》
得了二等奖。得了三个奖，我没太高兴，更多的是愁下一步怎么往前迈。李老师的
这句话像击了我一掌，不能退呵，得向前呵，还是那句老话，要把压力变成动力！
　　　　我按着自己给自己提出的要求，一直铆足劲儿干。党和人民不断地给我支持和
鼓励，报刊上称我是“后起之秀”，内行们叫我们“一老一小新一对”。
　　　　观众们比喻我们两演出的风格像“一位慈样的老妈妈带着一个淘气的孩子”。
　　　　日本的电视播放了我们演出的录像，美国的报刊称我们是“滑稽明星”，法国
的学者来信问我要材料，要写有关我们作品的论文。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少先队的活动。当小报幕员报到：“老少先队员姜昆，
和我们喜爱的李文华伯伯参加了我们的大会”，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时，我的
心一个劲儿往喉头上顶，眼眶里一下冒出许多泪水。本来，我说相声是逗大家乐的，
可我却哭了。少年们欢腾的场面，触动了我一根很敏感的神经，台底下红领巾和孩
子们的笑脸融成了一片模糊的带着神奇般色彩的画面。多快呀，我从一个喜爱艺术
的顽童，一下子长得这么大了，还出了点名。我仿佛看到了我身后那并不太长却显
得遥远的路，那路上有着坎坷，我甚至也滑倒过，但祖国、人民、老一辈的艺术家
指引着、扶持着我……我默默地想：只要我活着，就要永远记住这一切，永远和祖
国、和人民在一起。
　　　　写于1980　　年
　　　　　　　　　　　　　　　　　　　　　　攀登——我当相声演员以后之二
　　　　我选择了许久，还是用“攀登”这两个字作了我的题目，尽管已经有多少人不
厌其烦地用过了它。因为，一般人都讲路是在脚下延伸的，而我觉得路是在我的头
上，每前进一步都比上陡峭的台阶还费劲。这些年来，我自认为还是用尽了吃奶的
劲儿向上走，尽管我的步伐不快，能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峰顶是那样的邈邈无期，
但我愿意用不断的运动来增添我的体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人们都以为相声演员的生活，一定是一天24　　小时都在笑声中度过的。诚然，
作为一个人，乐观向上能使你对生活的热情永远保持炽热的程度。但是，笑声不能
太多了，过分追求欢快而产生的痛苦，那滋味可真不好受。
　　　　1979　　年的11　　月到1980　　年的1　月，我度过了一段笑声颇多的日子。长春电
影制片厂的林汝为居然选中我去参加电影《忠诚的战士》的拍摄，让我扮演贺龙同
志的警卫员。为了不使我和李文华分开，他们还安排了李文华来扮演伪桑植县的县
长。
　　　　稍微想一想，就是件非常有趣的事：这部影片是描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以后，贺龙同志重整旧部，在洪湖一带坚持武装斗争的故事。革命遭到失败，斗争
十分残酷，影片是以深沉的笔调来描写这一历史事实的。而我，全国的观众一看模
样就要笑的这样一个演员，从头至尾跟在贺龙同志的后头转悠，即使不破坏效果，
也是不甚协调的。可当时，我居然答应下来。我没有多想，就是觉着有趣。冒着南
方水乡所特有的那种寒冷，我随摄影组来到了江苏省的兴化县——《忠诚的战士》
的外景地。
　　　　第一次正正经经在电影里扮个人物，我的兴趣十分浓厚。每天早起化妆，然后
乘船去一个小岛拍片子。芦花、苇帐、草鞋、包头，使我完全置身在与相声极不相
同的另一个世界中。和我配戏的小梅子是辽宁省话剧团的话剧演员。她扮演我的新
婚妻子。有一场戏，是小桥送别。她为我打点好一个包袱，行行重行行，送我到村
边的小桥。她会演戏，镜头离得那么远，她仍是那么认真地入戏，嘴里不住地叨叨
：“大泉（我在影片中扮演角色的名字），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记住，
别忘了给我写信。”望着她那么认真，我只觉着好笑，就随口答了一句：“真想写，
可是我不识字呀！”“扑啼”一下她乐出声来，又气又笑地冲导演喊起来：“导演，
大泉说他不识字，您说交通员有不识字的吗？”排演停下来，大家问清情况，也笑
个不停。
　　　　拍外景完全由老天左右，你的情绪再好，准备工作再齐备，老天不出太阳，你
干瞪眼。南方的雨下得也没北方那种干脆劲儿，粘粘糊糊的一下几个星期。不出外
景我就和组里的演员朱时茂、夏宗佑他们几个下棋、捉鱼、烧螃蟹吃，过了一个多
月神仙似的日子。
　　　　等我拍完了这一段戏回到北京休整时，要过元旦了，团里让我演出。这时候我
才想起：我演什么呀？我一个新节目也没有呀。匆匆忙忙和文华创作了一个拍马屁
的人不得人心的节目《花与草》，一上演，反映极其一般。
　　　　记得是元旦过后不久，画家方成、钟灵约我一起去诗人邵燕祥的家里吃饭。席
间，邵燕祥同志对我说：“姜昆，前几天在广播局的礼堂里看了你一个节目，非常
没意思，以后不要演这些东西。”他的态度非常直率，说得我无地自容。还没等我
细细地考虑这真诚的劝告时，长影又通知我赶紧乘飞机去兴化，补拍两个镜头。
　　　　二次到兴化，我的兴趣淡多了。坐在船上等太阳时，心里充满着空虚惆怅的情
感：时间啊，一分一分的就这么过去；等呀等呀，这就是电影演员的工作特点。可
是我的事业呢？我的创作呢？人们在等我的相声呀！再一拍摄起来，原来那么有趣
的事情显得索然无味了。一个镜头，摄影师要告诉你：
　　　　“别动脑袋，稍一偏就要出我的镜头。”灯光师要求你：“你身子稍微往后偏
一点儿，要给后面人脸上留出光线来。”导演不许脚踏过她划的线，摄影师不让我
脑袋偏一偏，我完全落在一个无形的框子中。我对我自己能否塑造银幕形象发生怀
疑，失去了信心。急得我直抱怨：“拍电影真不是人干的活儿。”转眼再到北京时，
我可没心东跑西颠了。演出吧，没有好节目；创作吧，没有一点生活素材，脑子里
空空如也。电影只完成了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我今年一年全要陷入那恼人的束缚之
中。这年的春节，我也不知是怎么混过来的。我只听到不少人在耳边忠告：“姜昆，
你有了一点名气，如果不演什么，还能保留着美好的印象。如果净是些不负责任的
节目，可就一步一步地往下出溜。”我陷入极度的苦恼之中，几次梦见自己就是那
艳丽一时的昙花。
　　　　北京有句俗语：“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正当我为拍摄工作要继续一年而犯
愁的时候，长影传来了消息：《忠诚的战士》摄影组，因为一些原因停拍，摄制组
全部下马。当时，我的心头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笼罩着。为摄制组惋借？为自己
庆幸？我自己没有多考虑，马上和文华老师投入了紧张的深入生活和创作之中。我
告诫自己：别让一些乱七八糟的事耽误自己的正事，多写相声，多演相声。快，快！
　　　　就是那么及时地下去创作，我的演出场次和演出质量仍受到了影响，很长一段
时间没有接上趟，热心的观众甚至问起来：“姜昆这一段上哪儿去了？”1981　　年
的元旦，相声演员云集在长春，演出几场后，又接受了沈阳市的邀请。我和文华老
师商量了一下，告诉沈阳负责跟我们联系的同志：“我们不准备去沈阳了！”“什
么？”人家一听就急了：“不能缺您这一对，辽宁的观众喜欢看你们的演出！”尽
管人家这么盛情，我们仍是婉言谢绝了。我们有我们的理由。一年一度的春节马上
就要到了。全国人民都愿意在这欢乐的节日里，欣赏到一两段水平高一点的相声。
而出了点名的演员在这个时候不能拿出点像样的东西奉献给人民，总觉得是非常遗
憾的事。拍电影的那点遗憾还没在头脑中消失，我们能不接受教训吗？
　　　　回到北京后，修改了业余曲艺作者王增贤的作品《棒打与溺爱》，我们自己创
作了《男子汉之歌》这个小段，反映还算可以。春节前夕，海洋局在北京召开“海
之春”文艺晚会，无论如何要请我们参加。我们谢绝，他们都快要哭了，一股劲地
恳求：“你们和群众见见面就行！”哪儿有这样的道理，演员在剧场和群众见面，
不说话，摆摆手就走，那不是演员演出，那是领导人接见。演吧，可又没有符合
“海之春”这个主题的节目呀。怎么办？写！临演出的前两天，我和文华熬了两夜。
我们忽然回忆起去年在青岛深入生活的情形。我们在水警区的海军基地舰艇上，看
着那么多的仪器，那么多观通装置，曾经闹过不少笑话。那么，向首都的人民，向
全国的观众介绍介绍我们的感受不行吗？两夜没白熬，我们写出了相声《船与海》，
在“海之春”晚会上演出，收到了非常强烈的效果。我和文华都暗自庆幸，因为没
想到逼出个还算不错的节目。就在上台前，我和文华还有一段小小的“摩擦”呢。
　　　　这个节目是我执笔的。后面，我安排了由我演唱一段苏小明的歌《军港之夜》，
然后安排文华朗诵歌词：“军港的夜呀，静悄悄，水兵水兵快点儿睡觉，铺好被窝，
放好枕头，脱下鞋帽，不要乱吵。”背词儿的时候，文华问我：“这能乐吗？”我
犹犹豫豫地回答：“能……吧。”文华摇摇头，问我，“要是观众不乐怎么办？”
问得我也没主意了：“那……咱们先试试吧！”在正式的演出中“试一试”？我们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向了工人体育馆那圆场中直立的两个麦克风……
　　　　《船与海》的演出出乎意料，或者说也在意料之中。文华一朗诵，观众哗然了，
笑声与掌声淹没了文华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几乎是在欢呼声中走下来。乐得我进后
台眼睛就去盯摄像机。摄像机正在摇向欢腾的观众。文华擦了一把汗问我：“这个
效果怎么那么强烈？”我喜形于色地回答：“苏小明的歌大伙都熟悉，您把她的词
一变，大家当然要乐了，因为生活中把您‘包袱’的条件全铺垫好了。”别看当时
说得那么有理，10　　分钟以前，我的腿还直哆嗦呢！
　　　　这次演完后，文华老师跟我说：“以后我也得听歌了，得跟时代。”望着他深
邃的目光，我也在考虑：时代在前进，艺术在前进，要跟上前进的步伐，就要不断
地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任何一点放松，都会使自己成为落伍者。而任何一点努力，
都会得到相应的报酬。观众对我们一老一少，有点偏爱，那么热情地希望在各个晚
会和场合见到我们，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件多么值得炫耀的事，因为我们得拿出
像样的作品才行呀。我在写给《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说：”人民爱你，人民的
儿子。这股爱不是扭捏的、含蓄的，是热情的、奔放的。你，人民的演员，怎样去
报答人民的爱呢……”在1980　　年的《北京晚报》上，我国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
寄语青年：要循序渐进！我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我理解老一辈
的谆谆话语，那是告诫我们：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没有捷径，没有诀窍，靠的是
艰辛的劳动和对事业执著的追求。我在《姜昆李文华相声选》的后记中给自己立了
这样一道“军令状”：这个集子是1977　　年到1980　　年的作品。过4　年，我们再出
一本这样的集子。如果一本比一本强，我们就继续写相声、说相声。
　　　　如果真像俗语里说的“奶奶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那我们就改行，该干点什
么就干点什么。这些话不是讨俏，是深思以后发自肺腑而说的。
　　　　自写出《如此照相》之后，我和李文华陆陆续续创作了不少相声，但是哪一个
的影响也没超过那一段。我们确实感到能保住不断地演出新的节目，就已很费力了。
我们也益发感到艺术的功力和造诣与观众日益对我们高涨的要求实在是不相称的。
但是，有的时候，对人们不理解我们的创作意图，也常常耿耿于怀呢。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