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面人生_2-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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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给有关单位报告了此事,他认定了,大山和甘霖谈恋爱,是“不正当的交往”。
大山带着眼泪对我说:“师傅,中国人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你对他们至关重
要,他们甚至可以依靠你。他们把我当成了孙子,高兴时让我唱歌,不高兴了就踢
我一脚,让我一边儿去,别妨碍他们。”“不能这样说。”我劝大山,“昨天晚上
这件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如果你再遇上这样的冲突,一定要什么都不说地躲开,像球迷在球场上一样,
矛盾交织到一定的时候,没了是非,冲动起来就会过火,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
那个时候,不能用理智去解释一切,因为那是不理智的时候。”我给他讲述了1989
年,我到兰州演出,受了主办单位的骗,在没有音响的体育馆的舞台上让我演出,
根本不可能的事,而观众不干了,围攻我们两个小时。而且新闻记者也添油加醋,
不实的报道使你有口难辩。我问大山:
“我不是也一样吗?委屈也全搁在肚子里。你不是想在中国工作、生活吗?
那就要面对生活,接受它给你的甜酸苦辣,你说对吗?”我很理解那位干部的
心,但是他把斥责的对象搞错了。他选择了一个与他心中反对的社会渣滓的对立面,
把他当成了抨击的对象,也可以说好心办了坏事。
如果那位干部看到了大山现在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美满的家,而且甘霖为大山生
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而且大山让儿子没会说话的时候就一天听五遍唐诗的录音
带,一定会追悔不已呢!
八
也许是因为在普通中国人的圈子内生活,也许是因为生活中经常遇到难以避免
的磕碰摩擦,大山自觉地去掉了通常外国人在中国的“优越感”。他学会逐渐理智
地处理一切,他努力地把自己和中国人溶在一起,为了一个目的——学习和发扬中
国的文化。
溶在普通的中国人中间也许并不难,而溶在一个相声大家族之中,恐怕就要经
受一点一般老百姓体会不到的滋味。
相声界辈份分明,我的辈份又小。大山拜了我为师,等于有了一大批的师爷、
师叔、师大爷。
辈份高叫两句吃不了什么苦,最让人难堪的是,技不如你的一下子长到了你的
长辈的份上,按中国人心理就有点儿让人家占了便宜的味道。
继我收大山为徒之后,我的师叔们也收了几个外国的徒弟。这样,几位原来和
大山在一起的也来自法国、南斯拉夫的同学就成了大山的师叔。
论哪方面,大山都优于他们。连他们上台演出,都被认为外国人长得差不多的
中国人称为“大山”。可大山得管他们叫师叔。
更叫人接受不了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北京大学的一位研究中国曲艺
史的专家,在撰写相声宗谱时,别人都写到了,唯独不写在中国相声界中影响最大
的大山。
我问大山:“这些事你都怎么对待?”大山说:“老师,我过去告诉过您,一
位西方记者采访我,问我在中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告诉他一句话:‘中国的一
个家庭接受了我。’我说这句话两层意思,一是您收我为徒,家里面对我亲如一家。”
我听到这儿很后悔,大山倒是不见外,经常到我家来,我们也不把他当外人,家里
赶上饭就吃,而且是有什么吃什么。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老师,我已经是第六
次到您家里来了,吃了六次饭,而且六次全是面条,您家没有别的吃的吗?”其实
我们家一个月也吃一两次米饭,可他没赶上,您说怪谁,不过,让人家外国人老吃
中国炸酱面,真不好意思。
“第二点”,他继续说,“中国相声家庭接受了我。马季师爷喜欢我,侯宝林
师祖和我一起照了相。我觉得我如果能在继承相声方面,再做出点儿有影响的事儿,
我就能对得起这个家对我的情谊。至于,家里面出点儿什么不顺心的事,这是经常
事,我不往心里去,也可以说早做好了心理准备。”他想了想,又补充说:“比方
说,您那么忙,我不能每天缠着您学东西,我就找了师爷丁广泉一起学习、演出,
弄得别人都说我是丁广泉的学生,我观察您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可是不见得别人没
往您耳朵里吹什么风,您往心里去了吗?”好小子,不是光学相声,也在学习生活!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思索了那么多,表示了我的赞许。
我从收徒之前就相信大山能学好我们中国的文化,现在,我更加坚信这一点。
又一日,大山打来电话。
他最近在加拿大驻中国使馆文化处帮助工作。
“老师,昨天晚上我们外交部的官员在使馆请中国客人吃饭。这位官员出了个
主意,十二个桌子,他一个桌子坐五分钟。可中国的贵宾怎么办?他不能跟着我们
这位官员后面跑呀!把他安排在哪个桌子上?
“中国的官员到了以后发现这种情况,没有问礼宾官,而是把我叫在了一边说
:‘大山,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老师,我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中国人把我
当成了他们自己人,没有把我当外人,他相信我,他向我征求意见。
“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听了,都觉得泪在眼眶里淌,我为大山得
到中国人的信任而高兴。
七
大山有儿子了,是个混血儿,像加拿大人,也像中国人在他儿子六七个月的时
候,大山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可能将来会当个哲学家,也可能会当个国家领导人。
我问他为什么。
大山说:“六七个月的孩子,不知为什么,他老是爱皱眉头,估计他一定是在
琢磨复杂的哲学问题。”当领导人是怎么回事?
“这孩子怪了,在家的时候挺好的,只要一出门,抱着他走在大街上,或是他
坐在车里,他老向群众挥手致意。”我让他在孩子的教育上注意,一个当领导人的
坯子如果将来的职业是说相声,落差太大,怕心理承受不了。
大山还兴奋地告诉我说他的妈妈开始学中国话了,而且第一句是:“飞机怎么
飞?”我问他:”你妈为什么学这句话?”“因为我妈一说这句话,我的儿子就用
手作成飞机的样子说:呜——”原来,儿子只听得懂中国话!
我和孩子
阿原在羊城举行的联欢会上,心血来潮搞什么“考爸爸”竞赛,居然把名点到
我头上,竞赛结果,我不是个好爸爸。考场败北,我可颇为不服。我在家里和大多
数男同志一样,洗衣服、做饭、买菜,也不乏“妻管严”症的各样症状。我可以大
言不惭地说,如果不是闹着玩儿的话,我在诸多的考验中,能当个孩子的好爸爸,
妻子的好丈夫。哪位不信的话,咱们可以比,比做饭,比洗衣裳,比哄孩子,保证
能拿起来。当然,我从心里并不认为这些就是好爸爸的标准。
在家里,孩子的地位很重要。一方面,因为是独女独子,甭管谁都偏疼;另一
方面,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那种封建的“父父子子”
的纲常伦理,已经被人们漠然处之。辈份之间过去的那种等级森严的距离,在我们
这一代和后代的身上早已经缩得短多了。我想,这个问题谁都经历过,但是要想做
个孩子的好爸爸,非得认真地、好好地琢磨不可。
比方,我是经过很久才发现,我那个宝贝女儿,从能够自己驾驭语言开始,已
经给我起了个响亮的绰号。那是在一次我出差回来,刚一进门,我的女儿快活地奔
过来扑在我的怀里:“喂,姜老昆,你可回来喽?”我乐了:“哈哈,叫我姜老昆!”
因为我没在意,孩子又说:“你这个姜老昆可真坏,在外面给我们打长途电话,害
得我和妈妈睡不着觉!”孩子真逗,我依然是笑。
久而久之,我觉着不对劲儿了,“姜老昆”,这是个什么名字?这是女儿叫爸
爸吗?岂有此理!我问爱人,她倒不以为然:“这不是在家里吗?又不是在外面。”
哦,在家里。这是家庭。我开始仔细地琢磨起孩子叫我“姜老昆”的语气,有童年
的稚气,有孩提的娇嗔,有亲昵的戏谑。文章写到这儿,按说该写什么我如何和气
地教育她,让她认识到这是怎么样的不尊重长辈,再讲点什么“尊长爱幼”、“尊
师重道”的道理,她又怎样的以后响亮地叫我爸爸之类云云。遗憾的是,我这个当
爸爸的并没有循规蹈矩地这样去做,而是“放任自流”。孩子的爷爷奶奶听了以后,
先说孩子没教养,后说我没“大人样”,我只是一笑了之。然而,我并不是没想过
“大人”应该什么样,应该怎样对待孩子。我们不应该让孩子在一种框子里生活,
而应该让他们自己从社会环境中去学习、去认识。我之所以不管她,我认为我们之
间是平等的,我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她的尊重,她自然而然就会尊重我。退一步讲,
一个“姜老昆”也上不到“不尊重人”这个纲上去。听说一位姓张的领导同志,因
为他个子高,有人叫了他一声“大个子张”,他就在会上批评了这个同志“起外号,
不礼貌”。我听了这话,真想这样说:要是和他同岁的上级领导同志叫他一声“大
个子张”,他会感到莫大的荣幸哩。我并不是瞎说,我们大家不都知道革命的老前
辈不是经常称任弼时同志是“任大胡子”吗?没有人会说这里有什么不尊重的成分。
我就是这样认识孩子的。尊重她,尊重她的创造力,让她认识到自己有着和大
人一样的本事,有着和大人一样的地位,难道不可以作为一种对孩子培养的方法吗?
我给孩子预备了一个小本,记她各种各样的笑事。我的宝贝女儿南南,今年已
经五岁了,三岁的时候,我教她猜谜语,我开始是读小册子上的,后来她全记下来
了,还让我出。我没办法,就胡编。我躺在床上问她:“一块大花布,从来不叠齐,
挂在铁丝上,挡着太阳光!”也没辙,也没韵。她猜不着,我就告诉她“窗帘”!
我爱人在旁边儿听得哭笑不得。久而久之,孩子也学会了:“爸爸,我也给你出个
谜语:‘远看像小孩儿,近看像小孩儿,怎么问他,他也不说话’。”这回倒是把
我和她妈妈全问住了。忽然,她嘿嘿一笑:“娃娃呗!”一下子把我们也逗乐了!
甭管承认不承认,我骄傲地认为:这是孩子的创造,把它记在小本上。还有一件事
是托儿所阿姨告诉我的:一次,一个新阿姨调到她们的托儿所,阿姨问南南:“哎,
姜昆真是你爸爸?”“那还有假?”大概相声演员姜昆在阿姨的心目中就像在一般
人的心目中一样,颇有点“欢喜虫”的色彩,阿姨说:“南南,你挺幸福呀。”可
南南疑惑了:“阿姨?什么叫幸福呀?”阿姨想了一想,找了一个合适的答案:
“南南,你还小,幸福这句话你不懂。”我们南南可穷追不舍:“幸福是外国话吗?”
在孩子的心目中,只有外国话她才听不懂,这就是孩子的心理,这是发生在南南四
岁时候的事,我也把它记在小本子上。
过了几个月,我就把发生在孩子身上的各种各样可笑的事讲给她听,听后她自
己也笑了起来。她为什么笑?肯定是她自己也觉着可笑。她一笑,我可满足了:孩
子又长知识了!
我在家的机会不多,因为一年大部分时间的演出和创作生活全在外地。
即便是回到北京,准是逢年过节,我更是忙,经常是她没醒,我就走了,我演
完回到家,她又睡着了。一次,空军李大维同志到我家来、正巧我要出差,孩子揪
着我不放:“我不让爸爸走,爸爸总不在家。”她也不大哭、可是噼哩啪啦地掉眼
泪。其实,她不懂这样更让人难受,惹得李大维想起了在台湾的女儿,也在那里揉
着红眼睛帮我劝孩子。
正是因为这样,只要一在家里,我就把我的爱专注地输给孩子和爱人,我尽量
满足她们的要求。多不愿意上公园,因为人们总围着我,但是为了孩子和爱人,我
咬着牙也去。我天生不喜欢看电影,但是碰到动画片,我总去买票。一次,是孩子
为“六一”儿童节排节目“小白兔和大狐狸”。那天,我演出回来很晚,听爱人说
了这事,我马上翻箱倒柜。南南上的是一个普通的街道幼儿园,经费很少,我要给
他们做五个小兔和一个大狐狸的帽子。剪纸、找彩笔、画、熬浆糊,一直到深夜两
点多,看着做好的小白兔、大狐狸的帽子摆在桌子上,我才心满意足地去睡。第二
天,孩子是怎样的高兴,大家可想而知,连阿姨都高兴地说:“你爸爸太疼你了。”
写到这儿,仔细一看,我是在吹自己如何好哩!不是,我小时候,爸爸、妈妈也疼
我,但是家庭生活是那么困难,工资那么少,孩子那么多,怎么疼呀?他们不知道
带我们去看电影、去公园、去托儿所,我们会多高兴吗?但是,先得要吃饭哪!爸
爸是小学老师,放暑假,带着我和弟弟推着自行车去郊区打草卖钱……今天,不正
是今天,我们才有条件把过去认为“资产阶级的温柔”给孩子吗?让孩子们吃好、
玩好、学习好,到共产主义也不会有错。
言归正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反正我
想当个孩子的好爸爸,我就这样去做了。我对孩子亲,孩子对我也亲,我希望我们
每个小家庭亲亲热热,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庭更亲热。我看,在今天,这一定不是一
个异想天开的想法。
写于1984 年夏
改于1996 年春
来去的小保姆
我们家的小保姆要走了,她从报纸上看到深圳那地方不一般,要到那儿去闯荡
闯荡。
临走时,她流着眼泪说:“我先去看看,争取找个工作,要是不行的话……”
我妻子说:“那就回来。”她说:“不……我先当保姆,后……一定行!”您听听,
死活不回来了。我知道,她要去寻找,寻找能使她青春热火充分燃烧的地方。
我们家小保姆可是个有棱角的人。
她叫我女儿“妹妹”,叫我“哥哥”,叫我妻子“姐姐”。我们家的辈份是
“坟头改菜园子——拉平了”。
她干着保姆的活,可讨厌人家叫她保姆。
如果人家在电话里问她:“你是保姆吧?”她大声斥责人家:“你才是保姆呢!”
然后“叭”的一下,就会把电话挂断;人家叫她“阿姨”,也不行,她拿眼白人家
问:“这么小叫什么阿姨?你是我阿姨!”其实,她已经二十六岁了。总得有个叫
法,我使出基辛格琢磨“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劲头,给她起了四个字儿的名字——
“我们亲戚”。
她来北京,是带着对都市生活的憧憬和对未来的梦想的。三年前,她踏进我们
家的门,望着我这两室一小厅的房子说:“我想,你们家一定特别大,有地毯,有
好些好些灯,家具都是带花儿的,屋里有一个大楼梯,后面有院子……”我告诉她,
你说的不是我们家,是电影《流浪者》女主角丽达的家,那地方叫印度。
当然,她并没有失望。我想,她是有比较的。比她住的农村,比她上两个山坡
才能进家的草屋,比她一到晚上就要点灯做活的土炕。
总之,从她一天到晚蹦蹦跳跳的忙碌和不停嘴地学唱中,我们感到了她在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