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舰哗变-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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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知道要学什么？”威利对这种勤奋感到吃惊。
“兄弟，学什么还不都一样。反正全都够我受的，从哪儿开始学有什么关系。”
一堆书进了门，书下面走着的是两条粗壮的腿。“让开，让开，先生们，我来啦。”一个像嘴巴被捂住似的声音说。书落到剩下的那张行军床上又弹了起来，弹得满床都是，这时才露出了一个又高又胖的水兵。他脸色红润，眼睛小而不展，还有一张合不严的大嘴。“喂，伙计们，看来咱们会有很多操蛋事儿要干，是不是？”他说话声音高昂并带有很动听的南方人的抑扬顿挫。“吾叫基弗。”
“我是基思。”
“凯格斯。”
这个南方大胖子把他行军床上的若干书扒拉到地上，四肢大张开地往行军床上一躺，哼哼着说：“吾昨晚给自己开了一个告别晚会，”哼哼声里还夹杂着一声咯咯的欢笑，“以结束所有的告别晚会。咱们干吗要对自己做这种事啊，伙计们？请原谅了。”说完了就翻过身去脸朝着墙。
“你可别睡觉啊！”凯格斯说，“如果他们抓住你呢？”
“老兄，”基弗睡眼惺忪地说，“吾可是个军队里的老油条了，在盖洛德军事学院就呆了四年。不用替我老基弗操心。吾要是打呼噜的话，就敲醒吾。”威利想问问这位老兵脊柱前突在战争生涯中会有多严重的影响。但是当他搜索枯肠想找个巧妙的方式打开这个话题时，基弗的呼吸已变得规则而深沉了。还不到一分钟，他就像头晒着太阳的公猪一样呼呼地睡着了。
“他将被勒令退学，我敢肯定。”凯格斯一面翻看着那本《海军军械》，一面伤心地说。“我也难逃此运，我看这本书完全是云山雾罩，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凸轮是什么东西？分瓣螺旋桨又是什么意思？”
“鬼才知道。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勒令退学’？”
“你难道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吗？我们得先当三个星期的见习水兵，然后班上的前三分之二成为正式海校学员，剩下的都得走人，直接去陆军。”
这帮避难者互相看了看，表示明白。威利的一只手慢慢摸向自己的后背，想确定一下自己的脊柱到底前突到什么程度。他拼命一次次地去碰自己的脚趾，每弯一次腰就比前次离脚趾更近一点儿，后来累得大汗直流。有一次他觉得手指尖擦着了鞋带，竟得意地咯咯笑了出来。他猛地俯下腰去，随着一声痛苦的哼哼，他的几个手指稳稳地按在了脚趾上。站直之后，他的脊椎直颤抖，房间在旋转，他发现基弗翻过身来面向着他，而且是醒着的，两只受惊吓的小眼睛正凝视着他，凯格斯已经退到墙角里去了。威利企图开怀地大声笑一笑，但就在那时他身子摇晃起来，站都站不稳了，不得不抓住书桌以免摔倒。这一下，想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也做不成了。“做做健身操真舒服。”他就像喝醉酒的人，随机应变地替自己遮掩。
“你说得太对了，”基弗说，“特别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我就从未耽误过。”
三卷卷好的垫子一个接一个地从敞开的门外飞了进来。“垫子！”过道里一个逐渐远去的声音喊道。接着，毯子、枕头、床单也相继飞了进来。这是另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家伙干的。只听那声音喊着：“毯子、枕头、床单！”
“他要是不说，我还真想像不出这是些什么东西呢。”基弗一边埋怨一边从蒙在身上的床单里钻出来。他没用几分钟就把床整理好了，就好似用蒸汽压路机碾过似的，既整齐又平展。威利把当学生时野营的经验都搬了出来，也没用多大工夫就把床整理得像模像样了。凯格斯同他的床上用品较劲较了足有十分钟，这才满怀希望地问基弗：“你看这样行不行？”这时，别人把书籍和衣物都已收拾好了。
“伙计，”基弗摇着头说，“你真是个笨蛋。”他走到床前用手在床面上抹了几下，那张床就像在动画片里一样变得笔挺，像个军人的样子了。
“你真行。”凯格斯说。
“我刚才听见你说我会被勒令退学，”基弗和和气气地说，“甭担心，早晨大操练时准有我。”
这天的其余时间是在军号声、集合、解散、再集合、发布通告、齐步走、训话和才能测验中度过的。头头们每想起油印材料中漏掉了某个细节，军号声就会响起来，500名水兵就一窝蜂地涌出弗纳尔德楼。一个金黄头发、高个子、娃娃脸、名叫艾克雷斯的美国海军少尉会站在台阶上，撅起下巴，严厉地乜斜着眼睛大声宣读新命令。之后，他让大家解散，大楼就又把他们吞了进去。这样吞吞吐吐，可就苦了住在顶层（“第10层甲板”）的人了，因为电梯容不下他们所有的人，他们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奔下九层楼梯（“梯子”），稍后再疲惫不堪地等待乘电梯上去，或者自己爬上去。当最后终于要列队去就餐时，威利已累得快走不动了。好在，吃过饭后他就又会精神抖擞了。
回到寝室之后，有闲工夫聊天了，这三个人才交谈了各自的情况。阴郁的埃德温·凯格斯是俄亥俄州阿克伦市的一个中学代数教师。罗兰·基弗是西弗吉尼亚一位政治家的儿子。他曾在该州的人事局任职，但正如他乐呵呵的说法，他对人事工作一窍不通，战争爆发前他还一直在了解议会大厦周围的防御设施。威利说他是一家夜总会的钢琴师。这个信息使另外两人一下子严肃了起来，谈话也不活跃了。他后来又补充说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整个房间像是被一条又冷又湿的毯子蒙住了，陷入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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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舰哗变I 威利·基思
2 梅·温
当就寝的号声响起，威利上了床时，他忽然想起他一整天都没想过梅·温了，也没想过父母，连一次都没想过。自从当天早晨在第116街和母亲吻别以来似乎已过去了好几个星期。他的身子离曼哈塞特并不远，不比百老汇里那个他常去的地方离得更远。可是，他觉得自己离曼哈塞特就像他离北极一样遥远。他环室扫了一眼，光秃秃的四壁涂成了黄色，黑木的墙围子，书架上装满了沉甸甸的书，令人望而生畏。那两个穿着内衣的陌生人爬上床后，便开始和威利聊起了一些在公开场合不便讲的趣事，那种事情威利在自己家里是永远听不到的。他对这种带有冒险性的舒适生活产生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仿佛他是在野地里搭帐篷过夜，并且为失去了的自由深感后悔。
威利的征兵序号是排在最后的那一批，所以他不用躲进海军里去就平平静静地度过了战争的第一年。
曾经有人议论说他在读完文学硕士之后会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因为这是开始教学生涯的第一步。但是，威利在罗得岛他祖父母家里打了一夏天网球并做了许多浪漫事之后，9月里在纽约一家小饭店的酒吧谋得一份工作，给人家弹钢琴，演唱他自己独创的小曲儿。初次挣得的钱对决定一个人的职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威利选择了艺术。他挣的钱并不多。实际上，那点钱是音乐家工会所许可的给弹钢琴的人的最低数目。只要一张张50元面值的钞票从母亲那里源源不断地继续往他这儿流，他就不用担心。正如那个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的希腊人业主所说，威利正在取得职业经验。
他的歌让人觉得做作，不够诙谐，曲调也不够优美。他的主要作品《你若是知道羚羊所知道的》讲的是动物与人类做爱方式的比较，而且只有在听众人数多的时候才演唱。他的其他作品倚重的大量手段是运用诸如“酒桶”与“杂种”、“拉扯”与“婊子”这种押韵方法——威利并不直接将这些脏字说出口而是冲着听众笑笑，换用一些不押韵但无伤大雅的字眼。这种表演通常会逗得那些专在酒吧间扎堆儿的听众高兴得大声尖叫。威利的那一头普林斯顿式短发、昂贵的衣服和他那张甜蜜的娃娃脸恰好掩饰了他才气上的不足。他出场时，通常穿一条宽松的浅黄褐色裤子，一件棕黄间绿色的杂色夹克上衣，一双用哥多华皮革制作的英式大皮鞋，棕黄间绿色的花格短袜和白衬衫，领带打的是最时髦的领结。仅从其画面效果考虑，这个娱乐节目就使那位希腊老板从威利身上捞了不少便宜。
过了几个月，第52街上一家昏暗肮脏的夜总会——塔希提俱乐部的老板看了他的表演后以酬金每周增加10美元的价钱把他从希腊人那里买了过去。这桩买卖是一天下午在塔希提俱乐部的一次面谈中成交的。所谓塔希提俱乐部只不过是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面有许多假造的棕榈树，布满尘土的椰子和倒扣在餐桌上的椅子。日期是1941年12月7号。
会面后，威利回到阳光普照的大街上时，感到既高兴又自豪。他的薪金已高过了音乐家工会所规定的最低标准。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赶上了科尔·波特【科尔·波特（Cole Porter，1891－1964），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创作巨星。——译者注】，而且离胜过诺尔·考德【诺尔·考德（Noel Coward，1899－1973），英国剧作家，同时身兼演员、导演、作曲家。——译者注】的日子也不远了。在他眼里，街上那些花哨的，久经风吹日晒的夜总会招牌以及像他一样的无名之辈的放大了的相片都显得很美。他在一个报摊前停住了脚步，一行特大的黑字标题“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不知道珍珠港在哪儿，想了一下，觉得应该是在巴拿马运河的太平洋一侧。他意识到这意味着美国就要参战了，但局势的这种转变绝对没有他在塔希提找到的工作重要。在那些日子里，一个非常靠后的征兵序号可以帮人对战争保持镇定。
当晚，他向家人公布了他在娱乐界地位的上升。这个消息对基思太太简直是致命的一击，因为她一直在吞吞吐吐地劝说威利回头去研究比较文学。当然也谈到过威利应征入伍的问题。在乘火车去曼哈塞特的路上，他受了那些情绪兴奋的上班族的战争热的感染，怠惰的良知震动了，促使他要有所行动。在晚饭结束时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真正应该做的，”当时基思太太正往她的甜食碟子里添加第二份由牛奶鸡蛋等做成的冷甜食，“是抛弃钢琴和比较文学，加入海军。我知道我会获得尉官军衔的。”
基思太太向她丈夫看了一眼。那位身材短小、性情温和、长着和威利一样的圆脸的医生嘴里继续叼着雪茄烟作为他不能开口讲话只好保持沉默的借口。
“别荒唐了，威利。”基思太太以闪电般的速度估计了一下形势，便放弃了那个关于杰出人物、哲学博士威利·索德·基思教授的幻象。“正当你的事业显示出实实在在大有前途的时候？显然我是看错你了。既然你能如此快地取得这样引人注目的上升，你必定是很有天赋的。我希望你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我现在真的相信你将成为第二个诺尔·考德。”
“总得有人去打仗吧，妈。”
“别以为你比军方还聪明，孩子。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会招你去的。”
威利说：“爸，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位胖乎乎的医生用手梳理着头上还留下的几绺黑发，吐出了嘴里的雪茄烟，声音温和、平静地说：“是啊，威利。我想你母亲看到你走了会感到很遗憾的。”
就这么着，威利便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4月间一直在为塔希提俱乐部的顾客们弹钢琴，而就在此期间，日本人占领了菲律宾，“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军舰沉没了，新加坡也陷落了。同时，德国人的焚尸炉也在鼓足风力每天烧掉数以千计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这年春天，威利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他谈恋爱了；二是他接到了征兵机关招他入伍的通知书。
之前，他曾经有过大学里男孩子那种通常以花钱为能事的恋爱经历。他曾向同班的一些女孩子献过殷勤，还硬要一些身份比他低的女孩子和他进一步发展关系。有那么三四次，他认为自己已经陷入了情网。但这次，梅·温突然闯入了他的生活，事情可就完全不同了。
一天，他冒着蒙蒙细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到塔希提俱乐部去给新节目的试演作钢琴伴奏。塔希提俱乐部在各个季节、各种天气里都是阴冷、凄凉的，尤其是下午。从临街的大门射进来的惨白光线照出了大厅里陈旧污秽的红色天鹅绒挂毯上的白斑、被踩踏得粘在蓝地毯上的口香糖的黑渍和门上以及门框上橘黄色油漆的爆裂与脱落的斑点。在一幅表现南太平洋风情的壁画里的裸女们，由于酒渍、烟熏，加上十分显眼的油污，看上去特别地色彩斑驳杂乱。威利喜欢的正是这地方的这种样子。尽管这里看起来不怎么样，尽管这里烟草、烈酒、廉价除臭香水的气味很难闻，这里却是他威利显示力量和取得成就的地盘。
房间那头靠近钢琴的地方坐着两个姑娘。业主是个肤色苍白的大胖子，下巴留着花白的胡茬子，脸上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说明他曾经历过辛酸。他斜倚在钢琴上，嘴里叼着半截雪茄，手里正翻阅着一份改编的乐曲。
“好啦，普林斯顿人来了，咱们开始吧，姑娘们。”
威利把湿淋淋的长筒橡胶套鞋脱在钢琴旁边，摘下了兔皮衬里的棕色手套，就穿着大衣坐在凳子上，用一种类似22岁的马贩子的眼光打量着两位姑娘。那位金发碧眼的姑娘站起来把一份乐谱递给他，“你看着乐谱就能变调吗，宝贝儿？这是G调，我宁愿要降E调。”她说，从她那带鼻音的百老汇腔调里威利心里立刻就清楚了那张漂亮的面孔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绣花枕头，是那种数以百计的在第52街附近游荡的街头女郎之一。
“降E调来啦，”他的目光移向了那第二个歌手，一个矮小的说不出有什么特点的女孩，头上戴的黑色大帽子把她的头发全遮住了。“今天是干不出什么名堂了。”他想。
金发女郎说：“但愿我这次感冒别把我全给毁了。我可以来个序曲吗？”她费劲但坚定地唱完了《黑夜与白天》，如此而已。老板丹尼斯先生向她表示感谢并说他将给她打电话。矮个儿姑娘摘下帽子走上前来。她把一叠异常厚的改编乐曲放在威利面前的乐谱架上。
“你也许想看看这一首吧，这首有点不好对付。”她提高嗓门对老板说，“我不脱外套你不介意吧？”
“随便你，亲爱的，只想在你走之前让我看看你的身材。”
“那还不如现在就看呢。”女孩敞开她宽大的棕色防水外套，将身子转了一圈。
“很好，”丹尼斯先生说，“你也能唱吗？”
威利正在看乐谱，虽然扭过脸来看，可是没看见，外套又合上了。女孩看着他，恶作剧似的朝他微笑了一下，两手仍旧插在口袋里。“你的意见也算数吗，基思先生？”她作了个敞开外衣的姿态。
威利咧嘴一笑，指着那份改编乐曲说：“真不一般。”
“花了我100美元呢，”女孩说，“嗨，准备好了吗？”
这个改编乐曲的雄心绝不亚于《费加罗的婚礼》【奥地利作曲家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众多歌剧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