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本杰明-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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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的人更多更好的机会。
不久我和海兹尔彼此许了诺。我记不得许诺的日期，但记得许诺时的情景。我从剧院送她回家，我们必须在BMT火车站等很久才能换乘去本森赫斯特的火车。肯定是我首先表白我多么爱她——她是我最思念和爱慕的人。她说她非常爱我，决心等我。我们都感到幸福，但说这一切的时候也非常庄严。海兹尔提醒我，我们共同的保证绝对不可告诉别人，因为她的母亲（利昂称其为“不可一世的人”）和举足轻重的麦克斯叔叔要是得知宝贝海兹尔把终身托付给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是会大发雷霆的（她的父亲——是一个波普·米勒类型的人——不在乎这一点）。但海兹尔向我保证她可以处理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们私订终身的秘密大约保守了一年半，即一直到1916年夏。时间的耽搁使海兹尔在与无数追求者的周旋中——包括应付一个名叫凯西陀的向她热烈求爱、易于激动的南美洲青年——以及在应付有独立主张、一直为她寻找如意郎君的母亲方面费尽了心机。她的母亲的热情引发出各种事件，其中有件事似乎有点让人蒙羞。梅休尔夫人相中了一个人才出众的青年。他的名字叫内森·古特曼，他和他的父亲的女式羊毛衫生意很红火。1915年海兹尔和她的母亲打算在新泽西州莱克伍德过复活节。当我问海兹尔我能否同去过周末，她说这会使她很为难。但是如果我同意以她的表亲身份出现，并且不要为此向她提出任何问题，事情就好办。我头脑简单地同意了。当我到达莱克伍德时，我发现古特曼舒服地住在海兹尔的旅馆里，梅休尔夫人待他极其亲密，而对“表亲本”的到来却毫不掩饰她的不高兴。
当然我对这一场面是很不痛快的，但是我认识到海兹尔的困难处境，不可为此闹别扭。这段时间对两个热恋中的青年来说不是容易打发的。虽然他们几乎每天要相会，但当时的习俗限制了他们情欲的冲动，而他们的性情却与惯例不尽一致。海兹尔秀色可餐，但她心如铁石，十分自信，甚至远比一般女性更加有克制力。表面上我很随和圆通，但内心却对一切严格的管制感到不满。此外，我得装出毫不在乎男人向海兹尔献殷勤的样子，保持某种程度的英国人的克制。
我们有过大大小小许多误会。我们不止一次同意停止争吵，争吵总是云过雾散。有一件事却非同寻常：我带海兹尔出来，在湖上划船。突然她宣称她肯定我爱她爱得不够，所以我们的恋爱肯定是不幸的，她不想活了，决心投河。说着纵身跳入湖中。她的水性很好，在水上漂浮毫无困难，而我只能尽量划近她，恳求她保持理智，要相信我等等。这个插曲表演了几分钟后，海兹尔爬回船上来，声称她决定给我们的恋爱再一次机会。
那年夏天的晚些时候，我正式向海兹尔求婚。我向海兹尔的三位一体的长辈——父亲、母亲和麦克斯叔叔提出了我的要求。海兹尔表面上用维多利亚时代的方式退回到自己房间去，实际上坐在楼梯最高一级，专心地听着。我简要地谈了我俩的相互爱慕，并详细地谈了我的金融事业前途——当时这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母亲梅休尔承认她未曾料到我会求婚，并且难以接受我太年轻的年龄。她还询问我是否经常刮胡子。我说是的，这使她的猜想得到了满足，于是她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我们用一瓶香槟酒来庆祝求婚成功，因为喜讯是突然从天而降的，所以庆祝只能不铺张了。同年11月我们按惯例举行订婚舞会，次年6月结婚，但是不久我便面临因美国参战而引起的痛苦的个人问题。
第七章 事业的起步
在我读大学的最后一个月中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首先是哲学系系主任伍德布里奇教授邀请我到教师俱乐部共进午餐。他建议我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工作。紧接着，霍克斯教授代表数学系向我发出了同样的邀请。令我惊讶的是，了不起的霍厄斯金教授也要我到办公室与他谈谈。他感到我能成为英语系的一名好老师，而且我会发现大学教师是个非常舒适的职业。尽管初始工资很低，提升很慢，但是大学里有无数其他东西让人感到心满意足。为了更好地说服我，他讲述了自己那段引人入胜的经历：开始时的讲师生涯，早期的婚姻状况以及随后的经济拮据。
不用多说，这么多的邀请自然既使我洋洋自得，又使我困惑不安。然而当我与校长凯佩尔谈论此事时，他建议我暂缓作出决定。他强烈地倾向于把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送入商界，而不是将他们关在象牙塔里搞学术研究。或许他能为我指明方向。
几天后，当我们在校园里碰到时，凯佩尔告诉我：“昨天我打电话找你，但没有找到。真是太糟糕了。你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先生，是什么机会？”
“诺曼·安吉尔先生昨天在我办公室里——你该知道他的，他是《大幻觉》一书的作者。他今天早上从这里出发，到整个欧洲开展一次新的和平运动。他想找位年轻的助手，我推荐了你。但由于找不到你，他只好自己走了。”
我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我失去了一次与这位杰出的作家兼演说家结伴作不寻常旅行的机会。后来我却想：幸亏那个电话出了毛病。大约两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那时我和安吉尔可能正在英国。作为一名英国人，我有可能应召入伍，随即到比利时的佛兰德战场去冲锋陷阵。这对我的和平使命是个多大的讽刺啊！
我有个朋友名叫弗赖德·斯威德，他开了家规模很小的广告代理公司。他认为我能成为出色的广告撰稿人，所以建议我到他办公室来试一试，挣些微薄的薪水。既然我的学业已经结束，离毕业典礼又有段时间，所以我很高兴有这样一次机会。他的主要产品是“卡波娜”，一种很有名的不会燃烧的清洗液。我开始编撰一些广告语，并着手设计其他广告。我想，我的第一件作品是：“卡波娜——让一切污痕无影无踪。”在我写了类似的一些广告语后，我写出了经典之作——一首五行的打油诗——这首打油诗我记得非常清楚：
有一位威诺纳姑娘，
她从未听说过卡波娜。
她开始洗东西，
却用了一罐苯①，
现在她可怜的父母要为她的灾难而痛苦悲哀。
①苯：易燃易爆的化学品，这里用苯的易燃易爆性来衬托“卡波娜”的不可燃性。译者
当我将打油诗交给斯威德时，他兴奋异常——这种兴奋只有在广告人身上才能见到。他戴上帽子，冲向卡波娜公司的办公室。他要让公司总裁威恩斯坦先生看看我的大作。我忐忑不安地等着。半小时后他回来了——但神情沮丧。
“有什么不对劲吗，弗赖德？难道威恩斯坦先生不喜欢这首打油诗？”
“他非常喜欢，看了这诗后他差点笑得转不过气来。但他接着告诉我这诗不能用。”
“这是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们的整体广告策略是让人们对其他洗涤品的易燃性感到恐惧，从而促使人们购买卡波娜。这首打油诗使人们发笑，因此会抵消其他广告的效果。太糟糕了，本。我觉得这首诗非常好。”
我不知道威恩斯坦对这首打油诗的评价是否比斯威德的判断更确切。但我确实知道我非常沮丧，并准备找一个比广告撰稿人更可靠的工作。
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数学奖学金的竞争，该奖金金额为每年150美元，这在当时并非小数目。我想那时有5名竞争者。科辛·罗在他毕业那年获得了该奖学金；出于某些原因，家里人认为我肯定也能像罗那样获得奖学金。他们如此肯定，我记得罗的哥哥甚至想用100美元的现金同我交换可能到手的奖学金。我告诉他，他高估了我的能力，或者是低估了我的竞争对手。（那年我们有一群真正的数学疯子。）事实证明我的朋友J·J·坦佐拉赢得了这笔钱——他废寝忘食地钻研数学，后来成了数学教授。我排名第二，对此我有点失望，但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在毕业典礼仪式上，我还得知我在第一项奖学金竞争中也排名第二——这项奖学金授予整个大学生涯中平均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我得到的唯一安慰是，我的名字很荣幸地出现在获奖者名字的下面。
尽管遭受了这些挫折，我还是很荣幸地被选入了费·贝塔·卡珀联谊会（Phi Beta Kappa）。这是个让人梦寐以求的荣誉，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对我今后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帮助。但我与另一项荣誉却擦肩而过，这是由于一些偶然因素或其他复杂原因造成的——对此我已习以为常了。数学系的老师似乎打算提名我加入西格玛·西联谊会（Sigma Xi）——这是技术领域（主要是工程领域）受人尊敬的团体，就如人文科学领域的费·贝塔·卡珀联谊会①一样。如有老师的提名，我的入会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不知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间已经够长，马上就要毕业了，因此他们把我的提名推迟到了第二年。但这已经太晚了，因为章程不允许学生毕业后再当选该学会会员（我是后来从霍克斯教授那里得知这一纰漏的）。
毕业典礼前夕，校长凯佩尔又把我叫到办公室。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名会员由于儿子功课实在太差而来见凯佩尔，并在交谈中要他推荐一名最优秀的学生去做债券推销商。凯佩尔把我介绍给了这位纽伯格先生，还着实把我夸了一番。凯佩尔认为华尔街给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广阔天地，我应该认真考虑这次机会，而不应该留在大学里教书。我答应去会见纽伯格先生，见面时间定在次日下午3点15分，到时他会从交易所赶来与我面谈。这家公司的名称是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NH＆L公司），公司地址在百老汇街100号。
①这两个团体均是美国全国性荣誉协会，会员是学习特别优秀的美国大专院校学生。译者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早早地赶到那里，在三一教堂的大钟前面徘徊着，等待着指针指向3点10分。然后我穿过马路，走进美国证券大厦底楼狭窄的过道。我被带入萨缪尔·纽伯格先生的办公室。我看到一位相貌堂堂、身体肥胖、满头白发的男人。虽然他实际上只有50岁多一点，但我觉得他已经很老了。寒暄一番之后，他把我引荐给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H·纽伯格先生（A·N先生），真正的面试便开始了。
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我很快就发现实际上他是公司首脑和灵魂）与他哥哥一样高大、英俊，但头发不是白色而是灰色。他讲话时充满激情和权威。他问我有关经济学的学习情况，我只好承认根本没学过——主要是因为我在美国捷运公司上班。然而使他满意的是，我还是知道股票与债券之间的区别。他说尽管我缺乏专业训练，但既然凯佩尔校长推荐我，他就收下了我。他又问我的一般经济状况怎么样？我回答说，我的经济状况很差，我必须依靠工资养活自己。“那么，”他说，“通常我们给年轻人的初始工资为每星期10美元；但考虑到你的需要，我们给你加一点，每星期12美元。你应该明白，你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通过销售债券与我们一起赚大钱。”他说，华尔街给正直诚实的人提供了无限机会。我只是从人们的传说和小说中了解到华尔街是个充满奇迹、激动人心的地方。我急着撩开它的神秘面纱，急着领略它的惊涛骇浪。于是我接受了这些条件，并同意从下星期起开始上班。当我起身准备离开时，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用他那长长的手指指着我，像个部长似地严肃地说：“年轻人，给你一个最后的忠告：如果你投机的话，你会赔钱的。永远记住这一点。”随着这句类似禁令的话，面试结束，“交易”完成，我的终生职业就此一锤定音。
我们的安排是这样的：我先在内勤办公室待上几个星期，跑跑腿、帮帮忙，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学习业务。随后我将到债券部学习如何销售债券。那时的华尔街不像今天这般运转流畅，大量买单和卖单需要交换（配对）、大量的证券需要交割，大量的支票需要检验，以及大量类似的邮差活需要完成。我首先在交割部工作，然后转到委托部，后来又转到了簿记部；在这些地方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我做跑腿员的第一个星期，出纳员给我一张支票，让我到国民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 Bank）去验证真伪。“你知道花旗银行的地址吧？”我看到了支票上的地址——华尔街55号——所以我回答“当然知道”便出了门。过了华尔街49号后，我到了一幢富丽堂皇的大厦，显然这就是我要找的银行。但为了确定起见，我开始在墙上找名字和地址。我围着这幢四方形大厦转了两圈也没找到名字和地址，于是我决定放弃努力，还是问问路人。当然，这就是国民花旗银行；他们认为自己名声这么响，根本不需要在大门口挂上门牌。
对于当时金融业中处理大资金时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我深感震惊。当支票检验完毕并准备归还时，窗口的职员会大叫一声“纽伯格”或“康特德”或其他公司的名字。跑腿员马上走近窗口，说：“纽伯格的支票。”然后一张可能价值50万美元的纸头便交给了他，也不需要来人提供任何身份证明。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对股票票证的草率处理。当我正准备离开电梯给客户送股票票证时，另一名跑腿员会跑过来对我说：“你是去萨托利斯公司吧？”“是的。”“那就请你帮我把这些股票捎给他们，多谢了！”接着他便把一捆股票票证塞到我手中，转身便跑开了。然而奇怪的是，尽管这些做法看上去很荒唐，但在支票和证券处理中却很少发生差错。但是我能理解，今天的交割方法同我那时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尽管在经纪业中人们处理大资金时漫不经心，但我惊奇地发现那些富人竟这样吝啬小气。有时当我走进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的办公室时，我会发现他正在往外寄支票以支付个人帐单。他用已经贴好邮票、印好地址的信封来寄这些支票，这些信封是他代理其他公司开年会时拿到的。阿尔弗雷德·纽伯格把印好的地址划掉，写上新地址，这样就节约了2美分的邮资。他很满意地评价道，浪费信封和邮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一个大富翁所表现出来的吝啬实在让我震惊，让我伤心，特别是我一直对阿尔弗雷德·纽伯格的智慧与决断佩服得五体投地。我问自己：“这样一个每天给银行开百万支票的大人物怎么会为了节约2美分的邮票而投机取巧呢？”我做这种事还情有可原，因为每分每厘对我都很重要。不过当时我非常小心，没让任何人知道我的想法。
现在距这些事情发生的年代已近半个世纪了。经过几次严重挫折后，我积蓄了不少财富——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华尔街的雇主们。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理解富人对待钱财的心理。涉及这个问题的文章寥寥无几。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我们对钱的态度是在早期生活中形成的，天生的性格，生存的条件以及某些关键性经历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除非各种经济因素限制大把大把地花钱，一个出生于奢侈浪费之家的人很可能将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