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本杰明-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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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隹炯茏隹狙蚺呕蚩居阒嗟牟穗龋钡�30年后她去世的那天仍在使用它。以后我的奖金每年都在增长，达到了一年数千美元，但我不相信那些数额丰厚的支票还会带给我像拆第一只红包时的那种激动心情。
从1915年开始，我不再去夜校教书，但是继续教了加文纳斯岛指挥官的儿子一段时间；另外还有一些成功程度不等的其他教学经历，如教库斯小姐标点符号的用法。这个姑娘的姐姐是《时尚》杂志（Vogue Magazine）的编辑，同她的接触使我误认为有机会开始从事文学生涯。她让我以文学或人文主义为主题写一篇文章，在杂志社论那一页上发表。我很认真地写了一篇，文章的题目大概叫《圣人与罪犯》，在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坏人往往要比好人对书本（也可能是对人生）显示出更浓厚的兴趣。凭借着我引以为豪的博学多才，我引用了高乃依①《熙德》中的“高贵的罪犯”这一说法——我乐观地认为《时尚》杂志的所有读者都能毫无困难地理解我的隐喻。这篇文章发表了，我收到一张15美元支票的稿酬。我马上着手又写了两三篇类似的文章；但我的满腔希望却无情地破灭了，因为《时尚》宣称已找到一名文学编辑，以后由他负责写每月的社论。出于某些原因，我没有到其他杂志去尝试我的天赋。我放弃了我的文学生涯，直至多年以后我才又重新开始写剧本。
或许我放弃文学的一个原因是我已开始着手写另一类不同的文章。带着些许惶恐，我向《华尔街杂志》（The Magazine of WallStreet）投了一篇名叫《债券交易》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所有上市债券作了透彻的分析，并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可比债券之间的悬殊价格。杂志的编辑巴纳德·鲍尔斯马上接受了这篇文章——我记得我拿到了25美元的稿费——他还要求我写更多的文章。从那时起，我就经常给《华尔街杂志》写文章，几乎成了它的专栏作家。我还认识了杂志的创始人，理查德·D·威科夫先生，以及他令人敬畏的妻子（也是杂志的出版者）加里·G·威科夫太太。她有一段传奇的经历。我相信，她肯定是从威科夫先生的秘书做起，然后逐渐变为他的妻子，事业上的助手，后来又接替他做了杂志的经理，直至成为杂志唯一的业主，这最后阶段的身份是他们婚姻破裂的结果。随着婚姻破裂而来的是许多法律上的纠葛以及相互间深刻的敌意。
在威科夫夫妇婚姻纠纷的整个过程中，我很轻松地与他们双方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回过头去想一想，我还是认为，我天生就是所有人的朋友，但成不了任何人的知己或挚友。我能成为（几乎是）所有人的好伙伴的原因，其实一点也不值得称道。我很少要求别人帮忙；对别人的要求我则很不愿意去拒绝，并且在任何交易或讨价还价中我要使自己觉得，也要让对方觉得，我付出的比得到的要多。这听起来有点像利他主义者的老生常谈，但事实上不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这种金科玉律对我是非常有益的。首先，在我的生活中我只需要别人最低限度的帮助或好处。其次，我真心地喜欢帮助别人，至少我不会感到是受人利用。最后，对我来说很幸运的是，我从来不需要为了我所得到的东西，而跟别人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我很少对别人的行为感到道义上的愤慨，因为我敢肯定我几乎把所有的批判才能都对准了自己。另外，我还具有你能想像得到的最具选择性的记忆力，我选择的原则是把那些令人不快的事，特别是别人如何待我不好的事尽快忘掉。
①高乃依（eille，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大师。《熙德》是他的传世之作，剧中描写了强烈的爱情与家族荣誉之间的矛盾。译者
认为我是和蔼可亲，还是懦弱无能，这全凭读者自己的评判。但有了这些性格，我能轻而易举地结交朋友，而极难与朋友断交。不管是经常在生意上与我闹矛盾的绅士，还是同我有过浪漫关系而后又终止了的女士，都是如此。出于某些原因，即使是对别人来说通常会导致绝交的原因，对我来说往往最多只是造成暂时性的疏远，不久友谊（如果不是爱情的话）又会重新开始。例如几天之前，我的妻子伊丝黛尔说起了关于我一个旧情人的一些事，并让我猜猜她说的是谁。为了找到一些线索，我天真地问道：“你说的那个女人是不是与我以朋友身份相处的？”伊丝黛尔大笑着回答道：“你倒说说看，你跟她们中的哪一位不是以朋友身份相处的？”
与人容易交友这一事实的反面则是我缺乏人们称之为“深度”而我则更愿意称之为“完全投入”的那些东西。我想我过于听从吉卜林①的那句忠告：“让所有人都对你很重要，但别让任何一个人对你过分重要。”自然，有些朋友对我要比其他朋友对我更亲近些，但从高中以来我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己——一个能随时分享我所有思想的知己，一个他的敌人自然而然成为我的敌人的知己，一个他的朋友既是我半个朋友又是我半个对手的知己。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使我不同意人类关系是排他性或是独占性的观点。正因为这样，即使我不是一个坏朋友，至少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挚友——并且必须承认，我基本上算不上一个称职的情人。
在威科夫夫妇离婚之后，我一边为威科夫先生的投资提供服务，一边又为威科夫太太的杂志写文章。为前者，我每月要写一篇关于“特殊情况”或交易事宜的建议。威科夫太太曾两次试图说服我离开公司到她那里去上班。在拒绝第一次邀请时，我并没有很多的思想斗争。而第二次邀请时，她提供给我的是《华尔街杂志》主编这一职务，丰厚的薪水、外加比例很高的利润分红。我被这些诱人的条件强烈吸引，但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的一番话使我放弃了到杂志社去的念头。我想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许诺让我成为公司的年轻合伙人，这许诺于1920年兑现了。
我与威科夫夫妇之间的交往对我哥哥维克多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至1920年，维克多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尽管他天生就是个优秀的推销商，但他所在的公司似乎总是以破产倒闭而告终。我问威科夫太太能不能给他安排个工作。她先试用了他，让他向各个经纪人公司兜售她的杂志在上面做广告的某种计算器。在这个并没有多大前途的任务中，他干得相当出色，因此正式进了广告部。在那里，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他就取代前任，做了广告部经理，那个人反而成了他的助手。在20年代的大牛市中，《华尔街杂志》的发行量翻了好几番，维克多凭着他的勤奋和智慧，使广告收入迅速膨胀，广告部的盈利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这也为他自己嫌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唉，随后麻烦来了！我想大概那时威科夫太太对我的弟弟产生了爱意，或是想让他同她妹妹结婚（或许两者都有可能）。但维克多在有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爱情经历之后，对一位漂亮可爱、名叫西尔维亚·古德曼的18岁少女产生了纯真的感情。他马上与她结了婚，那是在1928年。事实表明，威科夫太太决不会原谅他这个十恶不赦的罪行。于是，他离开了杂志社，尽管那职位报酬不菲，并且适合他。随后他进入了投资银行业。他是在时机最不成熟的时候跳了槽，这使他从事一种完全不适合他的职业，而他那足智多谋的销售天赋也就毫无用武之地了。维克多几乎花了20年才回到正路上，这期间充满了令人沮丧和心碎的事。在他最后10年所从事的工作中，他的工资几乎还不如他在20年代所赚的多，但他得到的是同样的挑战与安全感。
①吉卜林（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其作品描写英国殖民地生活，宣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鼓吹种族主义思想。主要作品有儿童读物《吉姆》、《丛林故事》，长篇小说《消失的光芒》，诗歌《军营歌谣》、《如果》等。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
我的收入来源包括类似套利这种操作所赚的利润，以及在塔辛帐户上的利润提成。在1918年年末那次股市大暴跌之前，我自认为在经济上非常成功，并且享受到了没钱绝不可能享受到的那些乐趣。早在1915年，我就和表弟洛合买了一辆汽车。那是辆新型的福特A型轿车。这是继畅销全国、无可比拟的M型汽车之后，福特公司推出的又一型号的新车。在买车后的头几个月里，经常有人围在车子旁边，对它那漂亮新颖的形状赞不绝口——而对它年轻的驾驶者却没有一点崇敬之意。洛有着工程师的脑袋，为了准备让我们行使汽车主人的职责，他买回了一套汽车指导手册，里面讲解引擎、传动系统等部件的机械原理，还买了一个可拆卸的纸板模型。不久我们就成了汽车专家，甚至还对油门进行了一番研究。（真的，那时期的汽车跟火车头一样，需要用手动油门来加速，而不是用踏板来控制。）
在1915年的纽约学开车，跟今天可完全不一样。福特公司对那些买车的人提供免费教学。于是我来到销售办公室（大概是在百老汇50多号吧），付了395美金后开回一辆锃亮的新旅游车。我在华尔街上的驾驶课程从此开始了。首先，我必须学会如何发动汽车，这对于初学者而言并非是件易事。然后，推销员教我如何单独或同时使用三个踏板（离合器、刹车和紧急刹车），四个档位，方向标附近的加速和减速器以及手动油门。我还必须随时准备揿响小喇叭——挤按喇叭后面的那个橡皮小球。在第一堂课上，每当我停车时，他总是不耐烦地说：“把你的脚从踏板上拿开。”（大概说了六次吧！）然后我又开始新的尝试。这些练习都是在华尔街上来回进行的，路程大约10个街区，那时华尔街的一端还没有现在的“西端高速公路”，也没有现在这么大的交通流量。半小时之后，他说我可以自己开车了。于是我开车将他送回销售办公室，然后毫不慌张地继续前进，开始了从曼哈顿中心到位于布朗克斯的亨特斯波特公寓之间的惊险旅程。总算我安全地回到了家里。
你也许会问：“你是如何通过驾驶执照考试的？”信不信由你，在那个时候只要有车就可以拿到执照。法律认为：只要你买了车，就会知道如何驾驶，这是件很自然的事。因此，只有那些没有车的人才需要参加考试，以取得一张特别驾驶执照。
尽管很多人对我提出无数忠告，认为我跟洛合买一辆车的计划过于轻率，但我们还是合作得很顺利。我们的协议非常简单；我俩隔天轮流使用这辆车，并且平摊所有的开销——包括像保险这样的奢侈消费。有几次，我们还互相交换使用日期，在我记忆之中我们从未因用车而闹矛盾。
我的家庭，历来认为我是（而且几乎一直是）一名糟糕的驾驶员。他们把我的过错轻易地归咎于我的本性：注意力不集中，而不是缺乏基本能力。但为了替自己辩护，我要指出：在45年的驾驶生涯中，我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一丁点儿伤害，对别人车子造成的最大损失只是擦破了挡泥板，对自己的车子只是弄坏了一面挡风玻璃——在过去经济繁荣的日子里，只要花8美元就可换个新的。
但是你们这些批评家，尽管或因血缘关系或因婚姻关系离我这么近，跟我这么亲密，你们又对我的车子做了些什么呢？你，利昂，还有你，维克多，还记不记得那天你们溜进我的办公室（你们其中之一还拿着个小公文包），沮丧地告诉我，我的车子意外地撞上了电线杆，尽管你们奇迹般地没有受伤，而我的车子却已撞成了碎片？据我回忆，我当时的唯一回答就是，你们是否把碎片装进公文包带回来了。还有艾斯蒂，你这位优秀的驾驶员和严厉的批评家，是不是快活地在派克大街上逆向行驶，然后撞上了一辆出租车，并不得不将出租车里的孕妇送到医院去？（我们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整个事件的费用，所以我不知最终花了多少钱。）还有海兹尔，你记不记得1919年那可怕的一天，在长岛的休利特，你开着我们的福特车撞上了一辆万胜车，害得母亲从车门里摔了出去，手里还抱着我们刚出生的孩子牛顿？（万幸的是没有人受伤。）万胜车的主人要我付150美元作为修理费。你坚持说这是强盗行为，你只撞坏了他车子的脚踏板，况且那是一辆老型号的老爷车。我很得体地开了张支票，慷慨地给了他75美元。在一个雨夜，他来到我们在休利特的夏日度假处，抽着烟，但拒绝接受任何少于150美元的赔偿。为了平息这件事，我提出把赔偿金增加到100美元。他冲进瓢泼大雨中，挥着伞叫道，他的律师会来找我们麻烦的。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或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对我们而言，他好像消失在薄雾中——我们从未费心去解开这个谜。
我们自己的汽车前轮轴坏了——虽然出毛病时我们并不知道，但肯定是在那次事故中撞坏的。我们对一辆新雪佛莱轿车产生了强烈兴趣。由于一战后的通货膨胀，它的价格高得惊人，要卖720美元。当地的交易商为了促成这笔买卖，向我们允诺，如果我们现在付清车款，买下这辆雪佛莱，他就负责修好我们的车子，并以250美元卖给别人，当然接下来要从中扣除他的修理费。我有精明的商业头脑，所以使我们的口头协议变成书面合约，他在上边签了字。他修好了我们的车，但找不到买主。在我返回纽约之前，我理直气壮地来到他面前，挥舞着合约告诉他，要么给我们钱，要么至少把我的车子还给我们。他举手投降了，让我们把福特车开回了家。当我们把它开到华盛顿山时，我们马上发现一个邻居很乐意出300美元来买这辆车。就这样，我们从看上去很尴尬的局面里摆脱出来，而且情况比预料的要好些。
但是使我回想起这个故事的真正原因是我的买主和他的车（我们曾深深怀念的这辆汽车）之间的浪漫故事。同当时大多数车主一样，他把他的汽车停在我们的街角上。他是个牙医，在看病间隙，会冲出来为他的车子掸灰尘，或用一块羊皮把他的车擦得金光锃亮，还可能清洗挡风玻璃和座垫套。当我们看到这动人场面时，我们会忍不住暗暗发笑——因为我们想起了几个星期之前他的“罗西南特”①在休利特汽车修理厂里的悲惨遭遇。
①罗西南特为唐·吉诃德所骑的老瘦马。——译者
第九章 真正成功的开始
在1919—1929年这段时间里，我在华尔街平步青云，甚至可说是卓有建树。那是段激动人心的时期，我在金融方面的成功接踵而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令人目不暇接，我对自己在华尔街所处的地位及伙伴们对我的尊重深感满意。但并非所有事情都那么一帆风顺。1927年大儿子的去世便是对我的沉重打击。或许由于这件事突然发生在我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因此更令人难以接受。我和海兹尔的婚姻也开始出现了裂痕，但是尽管我们俩都很自命不凡，我们却都没有足够的洞察力认识到这一点，并作出及时的补救。我过分看重物质上的成就，把它当成生活的终极目标，却忽视了精神上的追求。
1920年年初，我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