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本杰明-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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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秋，本·格雷厄姆一家准备再一次搬迁，这一次几乎真正搬进豪华的住宅了。气派十足的办公大楼，以及同样壮观的公寓在纽约所有优美的居住区平地而起。我们听说在第81号街和中央公园西边——我们的知心朋友格林曼夫妇结婚后曾在这里住过好几年——金碧辉煌的30层公寓大厦将取代旧的旅馆公寓贝雷斯福德，这正是自命不凡的格雷厄姆一家所需要的。根据建筑计划，我们挑选了18和19层复式的公寓套房，外加阳台。这两套房子共有10个房间，我已弄不清有几个浴室，靠近层顶的地方还有几个女仆的房间。房租每年1．1万美元，租期10年。
我们一点也不担心租借这么大的住房需要负担的支出。与我习惯作出的开支来比，这些租金只是一笔小数目。当年年底，我们大约60％的收入是从150万美元创始资本中获得的。我的纳税前收益超过60万美元。我采用自认为极其保守的方法取得了这么高的收入，与我周围定值过高的证券的疯狂投机相比，这使我的亏损风险维持在最低限度上。在股市大灾难发生之前，我在别人眼里是多么了不起！这一年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为我们在贝雷斯福德公寓签署为期10年的租约，该租约从1929年秋公寓全部竣工之日起生效。我们在一列把我们送往棕榈滩过圣诞节的私人火车的一个卧铺车厢里签署了这份租约。
第十三章 人生旅途的中点：灾难降临了
在人生旅途的中点，
我被困在漆黑的森林里。
这就是但丁那篇著名诗歌的卷首语。这首诗写于1300年，当时他正好35岁。事实上，那时他已经走完了大部分的人生旅程，因为他在50岁出头时便离开了人生——他的偶像维吉尔也是如此；还有那些伟大人物，如凯撒、莎士比亚、莫里哀①、贝多芬、拿破仑等等都是在50多岁时去世的。1929年我也正好35岁（这正是我父亲去世的年龄）。而我写本章的时间恰好是1964年夏天，因此对我来说这一章所描述的事确确实实发生在我的人生中点。如果说我从此将像但丁一样尝尽人间的艰辛和苦难，那确是有些夸大其词了。但当时情况如此糟糕，与我先前的巨大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的确让我一度情绪低落，萎靡不振。在但丁的流放生活中，他必定有这种真切的体验，因此他通过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①之口说出了他那千古流传的诗句：
没有比回想昔日幸福的时光
更令人感到悲伤
沉浸在痛苦之中……
（但是他为什么又加上了“你的老师知道这一切”这句诗呢？维吉尔没有受过什么苦难，他只是对他自己的不朽之作感到不满意罢了。）
事实上对我来说，1929年上半年的情况还是令人激动的；甚至下半年的大动荡也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损失。真正的麻烦是在随后3年里发生的。然而，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其他人，1929年都是致命的一年，因为所有的人都被那年发生的事所连累。
在1月份的休假中我做了回“懦夫”。杰罗姆·卢因（虽然他很年轻，却已是老字号经纪公司——亨茨公司——的资深合伙人）邀请我和其他两位客人一起去捕旗鱼。在这两位客人中，一位是功成名就的财务律师伊西多·克雷塞尔，另一位也是律师，名字叫奥斯卡·刘易斯。我们坐上小船出发了。刚开始时我便觉得这艘船太小了，随着船离陆地越来越远，这种感觉也就越来越强烈。大约半小时之后，我感到身体不舒服，奥斯卡也是如此。或许是为了安慰我们，主人拿出几个诱人的三明治供我们挑选。我们有气无力地挥手谢绝了。当小个子克雷塞尔和杰里·卢因②津津有味地吃起三明治的时候，我和刘易斯无法再忍受这一场面，于是我们爬到底舱，并在那里愁容满面地躺了几个小时。就在我们感到死去活来的时候，一个身影出现在舱口。他向我们喊道：“奥斯卡，本，快起来，我们抓到旗鱼了！”但我们只是一个劲地呻吟“让我们回家”，然后把脸转向了墙壁。杰里调转船头驶回码头。两个小时后，奥斯卡和我步履蹒跚地上了岸，满脸倦容地向杰里道谢告别。
①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法国剧作家，古典主义喜剧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伪君子》、《吝啬鬼》、《唐璜》等。——译者
①但丁《神曲》中的人物。——译者
②杰里·卢因，杰罗姆·卢因的昵称。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遇到克雷塞尔了。但我从报纸上得知：由于在美国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破产案中犯了些技术性的过错，他受到了马克斯·斯托伊厄的起诉——这多少让人有点同情。在1939年，这个斯托伊厄还跟我就卡夫曼商店（Kaufmann De…partment Stores）资产评估案进行了3天的激烈辩论。后来我又再次碰到了奥斯卡·刘易斯，那是在另一桩资产估价案中，当时他是法庭的特别记录员，而我是债券持有人委员会的专家见证人。起初我并未认出他，但在休庭时他把我喊到法官席，问我怎么能忘了一起捕旗鱼的经历。
杰里·卢因捕到过的那条旗鱼又怎么样了呢？关于它也有一个小故事。大约在出海后一个月，亨茨公司邀请我到它的私人餐厅吃饭。主人很骄傲地让我欣赏餐厅墙壁上的新饰物。这就是那条不幸的旗鱼，它已经被制成了漂亮的标本，并用昂贵的材料裱装起来，旁边还有个银牌，上边写着是谁在什么地点在什么时候捕到了这条鱼以及鱼有多重等等。“把那该死的东西拿开，”我哀求道，“只要一看到它，我就又要晕船了。”但这反引起了大家的哄堂大笑。尽管在棕榈滩海湾的经历实在是糟糕透了，但当我回到纽约的时候，皮肤晒成漂亮的棕褐色——这种棕褐色如此之深，以至于当我昂首阔步回校时，哥伦比亚大学那群“白人”学生们长时间地踩着响亮的脚步迎接我的到来。
在这段时期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投资信托基金。第一种是“固定信托”，这种信托毫无特色可言，即银行作为受托人持有既定的一组普通股股票（这就是“固定信托”这个名字的由来），每个股东按比例持有同样的证券组合。其次是“管理信托”——就像我们的“格雷厄姆共同帐户”一样，公司的工作人员可以调整证券组合。这种信托基金并非天生就有缺陷；事实上在英格兰数十年的经历就证明这种信托是成功的，尽管像其他任何金融机构一样，它的成功也依赖于诚实的经营和正确的策略。然而在20年代后期的投机浪潮中，几乎所有的大金融公司都卷了进来，那些向来以稳健经营著称的公司也令人难以置信地进行着狂热投机。
许多证券公司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并向客户出售它们的股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受到三重利润的引诱：发行股票时的溢价，经营投资公司所得的管理费用以及替人买卖证券所得的佣金。亨茨公司的合伙人认为：他们的条件并不比别人差，所以他们也要成立自己的投资公司——而且他们自认为条件可能比别人更有利，因为他们可以说服本·格雷厄姆来主管该公司。我对这个职位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我清楚我不可能像在“共同帐户”那样取得20％—50％的利润分成（虽然我现在得与杰里·纽曼分享“共同帐户”的收入）。但亨茨公司的合伙人执意要我过去主管该投资公司。他们谈到要将公司基金的规模扩张到2500万美元，谈到我作为大公司的老总将享有很高的威望，并允诺要跟我订一个长期合同，据此可以保证我享有种种好处。杰里·卢因对此也是满腔热情；他以善于捕捉市场时机而闻名，而我则在发掘特殊证券（或者说价值被低估的证券）和证券综合分析方面是公认的权威，因此他希望能将我们的长处结合起来。我被这些优厚的条件吸引住了，于是我们谈了几次，看看是否能达成一致意见。
就在这个时候，我与伯纳德·巴鲁克出人意料地交往上了。大约一年前我有幸认识了这位大人物，并且在投资方面向他提了些建议（这些投资都是“格雷厄姆式”的），所有的建议引起了他对证券价值问题的浓厚兴趣。其中有普利茅斯·考德奇公司（Ply…mouth Cordage）的股票，当时的市价是70美元，但它的利润和分红都很丰厚，而且每股光营运资本就超过100美元。另外还有佩珀雷尔制造公司（Pepperell Manufacturing pany）的股票（该公司因生产床单和枕套而家喻户晓）以及海伍德—韦克菲尔德公司（Heywood＆Wakefield）的股票（该公司是婴儿车行业的主要厂家）。按对私营企业的一般评判标准分析，它们的市价都已低于它们的最低价值；与当时热门股票的高价相比则更是低得可怜。这种不一致表明了20年代末股票市场的不成熟性，那时投资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产业前景（电器与化工是热门产业）、公司规模以及在行业内的支配地位（如列入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的股票）或者公司的近期增长业绩上，此外他们还受到那些操纵股市的投机家鼓惑人心的宣传的影响。那些不在受人欢迎行列但却拥有丰厚资财的公司，尽管长期以来一直表现出色，这些年里却被人冷落，股票价格一直非常低。
巴鲁克先生屈尊听了我的分析，同意我的看法，买进大量上述股票。从他的观点来看，他认同我的建议这件事本身无疑就是对我的努力的丰厚回报。当然在某种程序上他是正确的，因为光是这一信息（即他的判断与我的判断相符，他的经济利益与我的经济利益一致）本身就使我获益匪浅。巴鲁克曾两次试图帮我进入两家公司的董事会（我和他均持有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其中一次成功了。但他所做的这一切并非是为了我，而只是为了增加他自己的投资额。我这一生中与这位声名显赫的人物有过无数次接触，但从未得到过他的帮助或恩惠，也从未听说他曾帮助过别人。他有些爱慕虚荣，这种虚荣心使得一些伟大人物的光辉形象受到了损害，而他向各种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捐献巨款的动机也是源于这种虚荣心，而不是出于真正的慷慨大方，因为这能为他赢得广泛的认同与赞赏——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过几次交谈。他的办公室在公平大厦的顶层——公平大厦位于百老汇120号，有49层高（后来我们的基金控制了该大厦的一部分股权）。我们都认为股票市场已经被炒得太高了，投机家似乎都已发疯，连那些向来受人尊重的投资银行家也在瞎炒一气，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我记得巴鲁克批评过这种荒唐现象：银行对股票投资的定期贷款利率为8％，而股票的收益率却只有2％。我的回答是：“确实如此，根据报酬法则，可以预计这种情况将会逆转——出现2％的定期贷款利率和8％的股票收益率。”1932年的情况与我的预言大体上相差无几——而过了大约20年后，由于市场环境的改变，现实情况与我的预言完全吻合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点奇怪，我能对各种重大事件做出正确预测，却不能预感到自己帐户的资金将要面临一系列危机。
有一次，当我坐在巴鲁克的办公室里时，他带着一个矮壮、圆脸的人来到了贵宾接待室，那人与巴鲁克年龄相仿。犹豫了一阵子之后，他对那人说道：“温斯顿，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位年轻朋友，本·格雷厄姆，他是个非常机灵的家伙。”我们握了握手。我知道丘吉尔在一战时的经历，也知道他那时从英国政府里卸职。我当时真应该细细体味一下与他交往时的感受，现在却已追悔莫及了。
巴鲁克还把另外一个大人物介绍给我。就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我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聆听艾森豪威尔将军关于美国未来军事力量问题的演讲。巴鲁克也去了那里，演讲结束后他把我介绍给了这位传奇式的总司令，还大大捧了我一番。当我离开报告厅时，天下起了大雨，幸亏我有先见之明，把带来的雨伞撑开了。就在这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走了出来，他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将军，请跟我合用雨伞吧。”我说道。“噢不，非常感谢。”他一边回答，一边大步走向雨中。我猜想大概穿制服的军人是不允许带雨伞的吧。我很感谢巴鲁克把我介绍给了这两位伟大人物，但我还是不禁认为这位现已92岁的老人（1964年）欠我的情要比我欠他的多，当然这种想法可能不太光彩。
还是让我们回到1929年来吧。巴鲁克发来通知，说他想在办公室接见我。当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的秘书、大名鼎鼎的博伊尔小姐告诉我他正忙着，问我是否能稍等片刻。大约半小时后，这位金融家走了出来，脸上有些歉意。他说他在睡午觉，博伊尔小姐应该告诉他我在这里等着。我们走进宽敞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证明他的成就的各种奖牌。（无论在和平时代还是在战争时代，他的成就的确是伟大的。）他说他将向我提出一个以前从未向任何人提过的建议。他希望我成为他的财务合伙人。“我现在已经57岁了，”他说道，“到了我该轻松一下，让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分挑我的担子并分享利润的时候了。”他又说，我应该放弃目前手头的业务，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合作事业中来。我回答道，他的建议让我受宠若惊——事实上，我对他的建议感到无比震惊——但我认为我不能如此突兀地结束与现有朋友和客户间的融洽关系。由于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后面再解释——这件事就告吹了。如果当时我不考虑其他人就接受他的条件的话，我随后7年的遭遇就会完全不一样，就会好得多了！
与亨茨公司合伙人就建立联合投资基金的谈判持续了好几个月；我已想不起为什么会拖得这么久。这时8月份的第一次股市大跌开始了，因此我们决定先将这计划搁一阵子。但一搁下就再也没有重新拾起。从9月份起股市开始暴跌，几天之内股价平均下挫了一半，最高潮时换手的股票数以百万计，连行情报告机也来不及打印这些交易情况，道琼斯指数几乎跌得无影无踪。“格雷厄姆—亨茨投资基金”这一计划也像泡沫似的破灭了。纽曼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上；这里要考虑的事够多的了。
1929年中期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资本是250万美元；1929年上半年只赚到一点点利润（我本来应该认识到这是后来麻烦的预兆）。我们手头持有巨额的保值和套利头寸，即250万美元的多头头寸，以及用于冲销操作、金额大致相当的空头头寸。据我们的计算，这些操作不会引起净风险，因此只需一点点资本。除此之外，我们还有450万美元的真实多头头寸，即各式各样的投资，因此我们还有2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就当时的保证金比率而言，我们计算的结果大约为125％，这一比率比经纪公司要求的最低比率高5倍，比公认的保守比率高2倍。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多头持有的证券，它们的内在价值不比它们的市价低。尽管华尔街的活跃分子并不怎么熟悉这些证券，但以往的经验表明：在我们买进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