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本杰明-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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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价值不比它们的市价低。尽管华尔街的活跃分子并不怎么熟悉这些证券，但以往的经验表明：在我们买进它们一段时间后，它们便会显示出上升的趋势，这使得我们有机会转手卖出赚取利润，并再次买入我们不断发现的廉价证券。　　　
　　在典型的保值操作中，我们会买进可转换优先股，同时以大致相同的价格卖出相关的普通股股票。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普通股股票的下跌幅度远大于优先股股票，这样，即使扣除四重佣金之后，（没有这些佣金，我们的帐户显得死气沉沉，有了这些佣金，我们的经纪人则喜笑颜开。）我们还可以通过反向对冲操作赚到可观的利润。刚开始时，我们是以在买回普通股的同时卖出优先股的方式来完成整个操作过程的。但后来发现，我们经常要以更高的价格买回这些优先股以恢复头寸，于是决定采取部分冲销的策略。我们还是买回普通股股票，但继续持有优先股股票作为一种理想的投资，直至能以近似优先股的价格再次卖出这些普通股股票为止。此外我们还进行了半冲销的保值操作：即只卖出一半用于对冲优先股的普通股股票，如果价格进一步上升，剩下的那一半普通股股票就能卖更好的价钱。我们的目的是，不管普通股股票价格如何变动，我们都能赚钱。如果普通股股票价格下跌，我们就可按很有利的条件冲销这个半开的空头头寸；如果普通股股票价格上升，我们便能从未卖出的那一半普通股中获利。　　　
　　1929年股市大跌以后，我们冲销了大量的空头头寸，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优先股股票（或是可转换债券）的价格似乎太低了，所以我们就保留着没有卖出。到年终时，我们全年的损失是20％，这比道琼斯指数的下挫幅度要小得多了。我们很多客户有自己的保证金帐户，但由于借款经营带来的“金字塔”效应，他们的损失要严重得多。几乎所有人都对当年的帐户经营结果表示不满意；事实上我还经常听到人们称我为“金融天才”，因为我的损失只有那么一点点。1929年末的那段时间里，股票价格有所回升，人心也比较平静；大多数人都认为最糟糕的局面已经过去了。　　　
　　新建的贝雷斯福德公寓的竣工有些耽误，因此直到1929年10月我们才搬进富丽堂皇的新居，当时正是华尔街股灾的最高峰。实际上我根本不喜欢这个“宫殿”。一订完合同后我就后悔了——根据合同规定租金为1．11万美元，租期10年。另外房子显得太大了。为了家庭装潢和陈设，我们进行了无穷无尽的讨论，然后作出的决定又让我左右为难。一方面，我对这类事情从来就不太感兴趣——事实上我对任何物质享受都不太感兴趣——所以即使是购买家具对我来说也是一件烦人的琐事。另一方面，如果完全由海兹尔来处理这件事，这又会更彻底地坚定她的信念：她是这个家的主人，她有能力处理任何事情。（写到这里，我又看到房间里那未曾使用过的小烟灰缸，上面刻着：“我是一家之主，妻子。”）今天，妻子充当家庭主人已是普遍现象。我已回想不起我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装饰和家具上花了不少钱。　　　
　　开始时我们雇了好几个佣人，其中一个是男管家，兼做我的个人男仆。大约也就在那时我们参观了老朋友戴夫和利塞特·萨尔诺夫的新居（这个俄罗斯移民现已成为RCA这家大公司的总裁），他们的新居位于第5大街，其中一间房子里还固定置放了一把理发椅，每天理发师都要替他刮脸。我的男仆的职责之一是每天给我按摩一次，但我马上就感到厌烦了，而且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于是我坚持己见辞退了他。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用全日制的男仆。　　　
　　夏多布里昂①在他的回忆录中好几次提到：由于在流放英格兰的那段时间里饱受贫穷和饥饿的折磨，他对吃的要求是很简单的。后来当他作为法兰西驻圣·詹姆士的大使由战舰护送回英格兰时，他随身带了个私人厨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个美国人中有9个会认为“夏多布里昂”就是菜桌上最昂贵的那种炸牛排；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做出这道大菜的厨师使得这位大作家的名字家喻户晓。（夏多布里昂炸牛排的独特风味也从此名扬天下！）　　　
　　①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外交家。——译者　　　
　　贝雷斯福德公寓从18楼开始往里缩进，因此在18楼有一个大阳台，从这里往东可以看到中央公园，往南可以看到商业区。我的3个孩子可以在这里玩些大玩具及一个宠物——兔子。我们的邻居是内森·小斯特劳斯一家；小斯特劳斯的父亲是位慈善家，他向穷人卖牛奶，每杯只收一分钱；他的叔叔叫奥斯卡·斯特劳斯，是美国第一位由犹太人担任的驻土耳其大使，我还听说在1912年他被推选为“公麋派”②候选人，参加纽约州州长的竞选。　　　
　　斯特劳斯一家搬进来不久就在我们的阳台中间竖起了铁丝网，这挡住了我们南面的视线，同时在感官上也极其令人不舒服。见此情景，我们很恼怒。这堵“斯特劳斯墙”一度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人身侮辱，也是对我们神圣权利的侵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可笑，当时我竟把这些事看得如此之重。）我们从著名的C·N·莱曼和格林曼律师事务所（C．N．Lehman　＆　Greenman）请来了格林曼律师与他们交涉，于是艰苦的谈判开始了。斯特劳斯先生声称我们在阳台上养豚鼠，他不希望这些豚鼠侵犯他的领地。我们反驳道，所谓“豚鼠”其实只是一只小兔子；他们则坚持有权保护自己的小天地；如此等等……经过激烈的辩论，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方案：撤掉铁丝网种上花草。　　　
　　过了几年后，在一次慈善聚餐会上我恰好与斯特劳斯全家坐在同一张桌旁。我们回想起了两家之间的“柏林墙事件”，这时彼此已毫无怨恨，反而对那一段时光感到有点留恋。当时斯特劳斯夫人还这样说道：“当我家的内森三世与你女儿玛乔里同在林肯中学念书时，我们经常听他说起你女儿。他告诉我们她所有功课都得优，害得他都不敢请她跳舞。”　　　
　　1930年冬天，海兹尔在佛罗里达的圣·匹兹堡订了个套间，她带着孩子先到达，后来我也去了，在那里度过长长的假期。第一次在这阳光之城驱车行驶，我看到公园里聚集了许多人，看上去好像每人都带着拐杖。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滑板爱好者。在1月份的佛罗里达旅行中我碰到一件事，当时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但事后我却经常回忆起。　　　
　　海兹尔认识了93岁的约翰·迪克斯。他的父亲是新泽西州朗布兰奇约翰·迪克斯制服公司（John　Dix　Uniform　pany）的创始人，我每次去迪尔时都要经过这家大工厂。我拜访了约翰·迪克斯在圣彼得斯堡的家，我发现作为一名近百岁的老人，他那充沛的活力简直令人吃惊。他详细询问了我的业务状况，例如我有多少客户，从银行和经纪商那里借了多少钱，以及无数其他问题。我很有礼貌但也颇为自得地回答了他的问题。约翰·迪克斯突然非常急切地说：“格雷厄姆先生，我希望你能为自己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明天马上乘火车回纽约；回到你的办公室，把你手头的证券都卖掉；把借的钱都还掉，把资本金还给合伙人。在这个时候如果我处于你的这种境地，晚上我是睡不着觉的，你也应该睡不着觉。我的岁数比你大得多，经验也比你丰富得多，你最好能够听从我的建议。”　　　
　　我对老人的建议表示感谢，并说我会认真加以考虑——我这样做无疑只是为了给老人一点面子。接着我很快把这事忘掉了。迪克斯确实有些老糊涂了，他是不可能理解我的经营方法的，他的想法也荒唐可笑。然而事实却证明他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我却百分之百地错了。我常常在想，如果当时我听从了他的建议，那我的生活又会怎样呢？我相信，如果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我就不会经历那些痛苦与悔恨；但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痛苦经历，我能不能形成今天这样的性格，能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呢？　　　
　　②公麋派（BullMoose）是指1912年支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竞选运动的一派人。由于西奥多·罗斯福的绰号是雄鹿，他领导的进步党党徽上有雄鹿标志，所以以此作为该党派的名称。译者　　　
　　1930年初，股市在经历了去年的暴跌后反弹强劲。到4月份时，道琼斯指数达到279点，比1929年11月13日的最低点198点上升了41％。但紧接着由于安斯塔特信用社（Credit　Anstalt）的倒闭，乌云笼罩了整个经济。第二次股市大跌又开始了。这一跌就很少有止住的时候，到1932年6月，道琼斯指数跌到了谷底——42点。　　　
　　1930年是我33年基金管理历史中最糟糕的一年，尽管当年开头的形势着实令人欢欣鼓舞。由于不得不平掉空头头寸，我们陷入了困境。巨额借款更使我们雪上加霜，我们现在已完全受制于贷款人。这三年里我们一直努力偿还债务，同时又要避免作出太大的牺牲，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持有的证券的内在价值是高于它们的市价的，尽管由于普遍的经济萧条，它们的经营业绩也很差劲。　　　
　　1930年我们的经营亏损率为50．5％；1931年则为16％；到了1932年则只有3％——相对来说这可算是个胜利了。在1929年1月，我们颇为自豪地拥有250万美元的本金，但在1929年到1932年间（经济复苏之前），我们损失了70％。然而我们还是很固执地按1．25％的月息向杰里和我本人支付资本利息。这样做的结果是，到了1932年年末我们只剩250万美元的22％的钱了。许多客户全部或部分地抽回了本金。鲍勃·马罗尼就是其中之一。他非常抱歉地向我们解释：他要用这笔资金偿还其他债务。（弗赖德·格林曼当时曾告诉我，当鲍勃发现自己百万美元以上的财富几乎全部亏损时，这位意志坚强、努力奋斗的爱尔兰人也不禁泪流满面。）我们按比例把一部分证券转交给马罗尼，同时也让他承担了一小笔债务。　　　
　　我想，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只有一个人向我们的基金增加了投资。这就是伊莱亚斯·赖斯，杰里·纽曼的岳父。他在我们的事业处于最低谷时投入了5万美金。这意味着由于他独到的精明眼光，他对我们的信任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回报。赖斯随时准备帮助我们，对此我是非常感激的。当他听说我们要卖证券还旧债而证券数量又可能不够时，他又额外拿出不少美国政府债券供我们支配，以便必要时增强我们的力量。不过事实表明，我们一直没有不得不要他慷慨解囊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在那几年里，我们拼命工作以挽回损失，我们还想方设法使我们持有的证券得到比较满意的处理。有一次我们起诉了一家经纪公司，要求他们对我们在锌矿债券上所蒙受的损失作出赔偿。债券招募说明书表明这家锌矿过去的业绩一直很好，但它没有指出富矿都已开采完毕，因此该锌矿以后的盈利必将减少。律师告诉我们，这一案子虽然有些不同寻常，但非常有价值。阿尔弗雷德·库克认为，我们在法庭上输掉的唯一可能是对方请来常胜律师马克斯·斯托伊厄为他们辩护。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弗赖德·格林曼建议我们聘请马克斯·斯托伊厄作为顾问，这样对方就得不到他了。我们给这位可敬的斯托伊厄先生送去5000美元的支票作为他的劳务费，同时把案件的概要也寄给他。他说这案子很好，叙述简明扼要，便收了钱接了案子。这桩诉讼案的结果是被告以原价三分之二的价格购回我们的债券——对我们来说这可是弥补了一个大损失。　　　
　　我们还持有大量环球图片公司（Universal　Pictures）的累积优先股股票，该股票年率为8％。这是家小公司，在大危机之前连续多年都支付了红利。但在那恶梦般的岁月里该公司也一落千丈，不再派发红利了。股票价格跌到了30美分，这对我们是个不小的打击。该公司的创始人兼总经理马克斯·莱姆尔却继续领取每星期3000美元的高薪，另外还要给卡尔·莱姆尔支付每周1000美元的薪水。这些薪水比付给优先股股东的所有股息还要多。我们感到在这样的环境下，这种行为有些过分了。于是我便约他谈一谈。在他办公室外等了一会之后，我听到里边传来他那热情洋溢的声音：“嘿，格雷厄姆，请进来吧！”当我进去后，觉得有点神秘兮兮，看到一个小个子男人坐在办公桌旁，满脸沮丧。他很懊恼地说道：“我还以为你是格雷厄姆·麦克纳米呢。”（格雷厄姆·麦克纳米是环球公司的著名新闻评论员。）我无法说服莱姆尔降低薪水，但我们最终还是设法以相当不错的价格抛掉了这些股票。　　　
　　很明显，我需要削减庞大的家庭开支，尤其是按照合同规定我没有固定薪水，只能从帐户的经营利润中取得分成。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贝雷斯福德公寓的租约，因为原来定下的租金实在太贵了。我很幸运地将这套公寓转租给达拉斯内曼—马库斯百货商店（Neiman…Marcus）的马库斯夫人，租期将近一年，租金与我当时租来装修时的租金相差无几。后来我们支付了些赔偿金把剩下的租金给免掉了。我们又在中央公园以西，在第91街的艾尔多拉多大厦租了一套房子，房租要便宜多了，但房子仍相当有气派。　　　
　　艾尔多拉多大厦是由我们的老朋友查尔斯·戈特曼兴建的，他的儿子就是鲍勃，孙子就是安德鲁。查尔斯白手起家，从工程师变成了一名成功的地铁建造商。同许多人一样，他那宏大豪华的公寓房也恰巧是在大危机之前完工的。显然他没有能力取得永久性资金以偿还建筑贷款，于是大厦也就成了别人的财产——这一损失超过100万美元。我不知道他还有多少钱，但他至少还有能力在他一度引以自豪的大厦顶楼租了一间大房子住下来，在塔帕湖畔，他还有幢夏日别墅——在那里他开着他那艘“克里斯—克拉夫特”游艇，我则跟在后面学习水上滑板，（当我们掉进水里时不知有多冷！）总的来说，他和他的大家庭的生活还是相当奢侈的。但在艾尔多拉多大厦的损失使他变成了一位改革家。他对所有人谈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体制”太不公平了——由于他口齿不清，“体制”成了“梯子”。据他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气数已尽，必将被新“梯子”所代替，在这种新“梯子”下，银行是不会把一个倾注了大笔财富和心血的人的漂亮大厦吞并掉的。　　　
　　大家都能从报纸上了解到，在1929年的市场恐慌中，据说一个又一个投机失败者从经纪公司的窗口跳楼自杀。当然这种故事是夸大其词的，它们只是为了迎合公众的恐怖心理或所谓的“绞刑架式幽默”。但在那段该死的日子里，确实有不少人失去了理智，这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已经完蛋了，其实有些人的境况并没有像他们想的那样糟糕。我的第一位情人珍妮的叔叔就是其中一例。他做鞋子生意赚到了一大笔钱，接着就投资于房地产市场。但是由于害怕要蒙受各种各样的损失，他把自己锁在车库里，喝了瓶威士忌，并把车子的引擎发动起来，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无穷无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