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本杰明-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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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乔治·格什温不久在他的艺术鼎盛期去世了。许多年后，别人在东京帝国饭店把我介绍给鲁宾逊时，我说特别高兴再见到他。因为许多人把我误认作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次我在第5大街的红十字总部献血。有关埃德伍德用化名出现在那里的传闻不胫而走，许多护士跑进来看我。）我将永远记住埃德伍德对我的话的反应，因为它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格雷厄姆先生，如果我的外貌像你，我就可扮演有魅力的角色了。”后来的岁月里，在贝弗里希尔斯我们成了朋友，我对萨姆·贾菲也熟悉了，因为他是我的密友和支持者艾尔文·卡恩的表亲。
除了沃纳，后来我和戏剧界的熟人几乎没什么来往。沃纳到我的办公室来，说他的收入一直刚够糊口，但现在找到一份给好莱坞的一个电影制作人当助理的差事，问我能不能借钱给他去加利福尼亚。我把钱借给了他，数周后收到一封来自好莱坞的感谢信，信中说一切顺利，此后就杳无音讯，像常见的情况一样。
和戏剧有关的人10个中有9个是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的！基本上，可雇佣的人总是肯定远远多于要雇佣的人。演出旺季时，许多戏在纽约和其他地方上演，总是有许多演员、经理、导演和剧组工作人员来应征。但对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来说，演出淡季时怎么办？在戏剧业中永久职位少得可怜，今后一年能不能拿到固定收入，几乎谁都心中没有数。
在《等待戈多》这部戏中，有一段简短的舞台旁白，其中的涵义发人深思。其中一个角色被描绘成又高又瘦，几乎到了枯槁的程度。贝克特①坚信，他所塑造的这个有着不同寻常的外表的角色，无论戏在何时何地上演，都能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好演员。但是那么一个难看的演员在他一生中又能找到其他多少角色来演？肯定有许多男女演员愿意满足那种令人难以容忍的要求，但那么罕见类型的人如何才能在戏剧界找到固定工作呢？在巴黎，我看到一位小个子演员在《放荡的夫人》一剧中成功地扮演了拿破仑一角。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得心应手，像磁铁一样吸引住了观众。但这个身材矮小、胃口很大的泰斯庇斯②的追随者，在不扮演拿破仑时，又能找到什么角色来演呢？
①贝克特（Beckett，1906…）：爱尔兰戏剧家和小说家，《等待戈多》为其代表作。——译者
②泰斯庇斯（Thespis，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雅典诗人，悲剧的创始人。——译者
第十六章 商品本位货币计划
如果我的名字能流芳百世的话（当然得假设将来会有百世），我希望他们会将我当作是商品本位货币计划的创始人。说起这个计划，我还得从一个逃学者讲起。1912年，我到哥伦比亚大学马齐博士门下接受正规的经济学教育，但仅仅持续了4个星期。那年秋天，我便放弃了经济学及其他所有课程，到美国捷运公司上了日班。当我于次年2月份返回学校时，我已无法再将经济学纳入我的课程表，于是几乎未经丝毫犹豫就放弃了它。虽然我在这门“乏味的学科”中缺乏训练，但这并没有妨碍我最终成为证券投资、公司财务领域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权威，事实上我还是“经济学”的权威，如果从经济学这一术语的专门含义上去考虑的话。我用自己学习金融的同样方法——通过阅读、思考及实践——掌握了我现有的这些经济学知识。
在大多数关于货币理论的标准性著作中，你都可发现我在经济学上的一个创新；即使是在1965年7月中旬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似乎还未忘记它。伟大的凯恩斯勋爵①还就我的新观点写了篇文章。（应该承认，这篇文章的看法是含糊不清的。）而他写给我的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也将被收入他的著作集以待出版。
商品本位货币（简称为CRC）这一概念初次进入我的脑海可追溯到1921—1922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当时，“富裕中的贫困”现象也许首次在世界上真正出现了。那时与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比，原材料生产普遍过剩。商品价格一落千丈，经济由此陷入各种金融困境，由此又导致失业增加及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在我刚开始研究这次大萧条及其带来的普遍性灾难的时候，我就认为这种状况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肥沃的土地、制造的能力及科学技术知识等各种生产要素，那么它的生活水平必然是很低的。但在我们这样一个资源得天独厚地丰富的国家，人们竟然无力购买自己的产品，忍受着仓库里商品堆积如山，家里却四壁空空的痛苦，这在逻辑上是荒谬可笑的。
为了寻求解决这一异常问题的出路，我首先考虑到了那些黄金生产者的处境。当其他人处于困境之中时，他们却总能从中解脱出来。无论产量多或少，他们都能以每盎司20美元的保证价格立即卖出黄金，甚至还能从经济大萧条中得到巨大的利益，因为工资及他们所需物品的价格下降了，从而减少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利润。许多经济学家曾建议实行某种计划以使物价能大体维持在某个水平上，但这些计划都未能获得到广泛的认同。当时最有名的要数欧文·费希尔①的“补偿美元”计划，他在计划中建议纸币的含金量随价格的涨跌而升降。而我经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得出了一个与他十分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更好的方法是指定一组（或称为“市场一揽子”）基本原材料作为货币本位，取代原本由黄金承担的职责。这就意味着商品组合（组合内的各种商品之间要有适当的比例关系）的所有者（或生产者）总能将它们上交财政部以换回固定数量的纸币，而纸币的所有者则可用纸币买回相应数量的各种商品。
①凯恩斯（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创始人。1942年受封为蒂尔顿男爵。代表著作有《印度货币和财政》、《货币论》两卷，《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译者
①欧文·费希尔（IrvingFisher，1867…1947）：美国经济学家。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力图使经济成为精确的科学。著作有：《资本和收入的性质》、《利率》、《经济学基本原理》、《指数的制定》、《货币的幻想》、《利息论》、《通货膨胀》等。译者
我要问的是，为什么只有黄金生产者才能享受那些经济利益？普通的生活用品就不如黄金重要，不如黄金有价值吗？生产日用品的厂商就不能获得同样的利益吗？
我个人认为，商品本位计划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来说，它通过以商品确定纸币的价值，并在纸币与以它定价的商品之间建立双向的可兑换性，从而尽可能直接解决稳定价格的问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将建立起一座沟通商品世界与货币世界的桥梁——允许暂不需要消费的商品换成或当成是货币，反过来，必要时货币也能转换成商品进入消费。这种主张让人联想起《圣经》里著名的“七丰年七灾年”的故事，也让人联想起约瑟夫的明智之举：积蓄盈余以备将来之需。
从消极的一面来说，这个方法并未试图使每种商品的价格都保持稳定——就像过去所实施过的非常不成功的所谓“价格固定计划”一样。我的计划允许每种商品的价格按其供求状况有所浮动，而同时又要维持商品组合整体价格的稳定性（至少要将它的浮动限制在较窄的幅度内）。
要将这一在理论上很吸引人的计划付诸实施会有很大的困难。服装制造商及其他无数商人是否能够以固定价格将他们生产的所有东西卖给美国财政部？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太多的问题了：质量是否可靠，款式是否新颖，价格是否合理，商品是否易腐，东西是否已经过时等等。最重要的是，即便政府有钱买下这些东西，政府又该如何处置它们呢？
如果我们不去涉及所有的商品而只涉及基本原材料这一限定的领域，那么许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基本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在经济繁荣或经济萧条时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例如，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通货膨胀以及战后的繁荣使美国的基本原材料价格指数在1913—1920年之间大大上涨，但是在1922年又发生了暴跌。
假设我们将自己的职责限于为几种最重要的原材料提供无限需求，情况又会怎样呢？由于这些原材料通常构成了实物经济的基础，可以设想，如果能像保证黄金地位那样确保这些基本原材料的地位，那么我们就能保护商品的价格水平以及使大多数商品的有效需求不致受到经济萧条再次发生时的有害影响。基本商品价格的下跌幅度一般要大于其他商品，将前者的价格稳定住了或许就能很好地稳定住消费品的价格。少数几种主要原材料（一般说来不会超过30种）占全部初级产品总价值的很大一部分，因而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稳定了这30种原材料的价格，也就可以防止整个经济出现严重的不稳定。
但是，稳定基本原材料价格水平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能否为1蒲式耳小麦，为1磅黄铜，同时又为1磅咖啡定个不变的价格，直至给30种商品都分别定个不变的价格呢？这样做显然会遭到强烈的反对。这些商品间的相对价格（商品间的比价）总是波动很大，这是由各个供求因素的变化引起的。这些变化是否仅仅是暂时性的？如果是的话，对它们的相对价格进行控制就是件好事。但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主要源于相对生产成本的长期变化，因此它们往往是长期性或准长期性的。过去人们为了稳定各种商品的价格也曾做了不少努力。在1921年对食糖价格所作的努力就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例子，但事实证明这种努力非常不成功。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所谓的“为维持商品或服务价格而提供补贴的计划”。他们喜欢引用一个古老的例子——早在公元301年，迪奥克莱蒂安皇帝①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决策，试图固定物价，但最终失败了——由此证明固定物价是行不通的。
对于试图稳定多种商品各自价格这一计划的内在缺陷，我是非常清楚的。我感到，解决物价稳定问题的出路在于：固定住一组重要商品（或叫“市场一揽子”）的整体价格，只让它在有限的窄幅内浮动，而同时允许篮内的几种商品按自己的相对供求关系变化情况有所浮动。换句话说，我建议对一组经过精心挑选、有一定比例关系的商品组合赋予与黄金同样的货币地位。这意味着新的货币发行是通过以货币交换生产者的基本商品这一形式进行的，是以基本商品的储备为后盾的。
从对消费者处境的思考也使我得出相似的结论。我认为当今世界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持续繁荣带来了更多的产品，而公众却缺乏购买力来吸收这些商品。我对J·A·霍布森②的经典名著《失业经济学》感触颇深，该书对由于购买力不足而产生的影响作了理论上的分析，这与我的思想有些不谋而合。（霍布森的著作无疑是J·M·凯恩斯革命性思想的重要先驱。）
在1921年至1922年的大衰退中，我就产生了这一想法，但当时我并未为此做些什么，而只是与我舅舅莫里斯·杰拉德谈了谈，他认为这是个好建议。《星期日纽约时报》（The Sunday New York Times）上的一篇报道既使我鼓舞又使我吃惊：托马斯·爱迪生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居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也建议以仓库里的原材料储备为后盾发行新货币，并用新货币对农民及其他生产者进行补偿。但是他的计划与我的计划在细节上是不同的，而且不太成熟。我的计划比较简单易行，结果也比较符合实际。爱迪生的计划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①迪奥克莱蒂安皇帝（Diocletian约243…316）：又译戴克里先，古罗马皇帝（284…305在位）。在位期间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曾颁布《物价敕令》。译者
②JA霍布森（Hobson，1858…1940）：英国经济学家，改良主义者和作家。著作有：《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社会问题》、《帝国主义》、《工业体系》、《工作和财富》、《失业经济学》等。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学说后由凯恩斯加以发展。译者
在随后的持续繁荣年代里，我把这个计划也搁在一边，因为我在华尔街赚钱已忙得不可开交。（顺便说一下，还因为这几年的物价水平异乎寻常地稳定。）
直至10年后我才把这个计划公开出版。当时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1921—1922年间发生过的一切矛盾冲突又再次出现了，而且程度要深刻得多。大危机的一个结果是各种思想活跃，学说纷呈，其标志是成立了无数的研讨组织，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拯救计划以及发起了旨在使经济推行激进变革的各种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非常激进的政权交接思潮，即我们所熟知的“技术专家政治思潮”（Technocracy）①；另外还有加利福尼亚的厄普顿·辛克莱②提出的“靴襻计划”（即EPIC计划）；第三个是著名的“汤森③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在当时来说称得上革命性的建议：给年逾60的老人每月发放60美元的养老金。
①1932年美国所提倡的一种学说，主张在工艺时代一切经济资源、社会制度应由科学家与工程师管理。译者
②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1878…1968）：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屠场》、《世界的终点》。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他以“结束加利相尼亚的贫困”为口号，组织了一场社会主义改革运动。译者
在纽约市南部的新社会研究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成立了一个经济学团体，它在该院杰出的院长阿尔文·约翰逊博士主持下定期举行会议。我立即加入了这个自称为“经济论坛”（Economic Forum）的团体。我们的目的是相互切磋如何改进“事情的可悲状态”——这是从《鲁拜集》里摘录下来的一句短语，我们用它来指代当时混乱的经济现状。在193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以油印本的方式提出了我的计划。事实上我提出了设想的4种不同计划。其中之一便是商品本位货币计划；我那时提出的原形与它最终的形式已相差无几，只是后来又加上了大量的统计资料与计算公式。第二个是关于大规模地清除贫民窟，代之以低廉的住房，对以前贫民窟的住户提供支付新租金所必要的津贴。第三个计划是失业者有权获得以他们的技能和经验为依据的个人信用，即联邦政府给予他们一笔不抵押贷款，不收利息或只收少量利息，让他们在找到工作后适当期限内归还。虽然对于罗斯福当政以前信奉自由放任哲学的人来说，这两个建议似乎是极其激进的，但与以后年代里实际实施的计划相比实在没有很大的不同。
为了不使我的备忘录沉闷乏味，我还加上轻松愉快的一条作为我的第四个建议：法国可以用怎样的方式偿还对我们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