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本杰明-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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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使我的备忘录沉闷乏味，我还加上轻松愉快的一条作为我的第四个建议：法国可以用怎样的方式偿还对我们战争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我建议他们每年运来4000万瓶葡萄酒（包括香槟酒），每个达到选举年龄的美国公民都可得到一瓶作为圣诞节的免费礼物。酒的分配可用抽签、年龄大小或其他公平的方法进行。这个主意其实一点也不坏，它给本来极其抽象的两国金融关系带来了活生生的愉悦，同时又以务实而愉快的方式解决战争借款问题。
我们这个团体的两位成员大胆地决定出版一本刊物，刊名就采用我们团体的漂亮名字——《经济论坛》，它将尽可能多地发表编辑认为值得注意的新建议。刊物的高级编辑是位名叫约瑟夫·米德的年轻人，关于他后来的生涯我一无所知。另一位编辑兼出版者是更年轻的小伙子，虽然那时他已是保守主义大本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名成员，但对经济学的新观点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勇于接受新思想。他的名字叫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
我们几乎一点没有料到比尔·马丁①会在几年之后当选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后来又成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U．S．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主席，因而变成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人物之一。我刚刚在1965年7月2日的《时代》（Time）杂志中读到比尔·马丁在上个月发表的一篇演讲，其中简短地谈到1965年股市与1927年股市的某些相似之处使得纽约交易所股票交易减少340亿美元。
编辑米德与马丁要求我们的论坛向他们的杂志投稿。我写了篇题为《稳定的通货恢复》的文章，阐述了我的商品本位货币计划。（当时“通货恢复”成了个时髦词，它指的是从通货紧缩回复到正常状态，而没有走向其反面，再引起通货膨胀。）这篇文章于1933年在《经济论坛》第二期上发表。这是我的商品本位货币制第一次正式向公众亮相。
③汤森（Townsend，1867…1960）：美国医师，倡议建立老年养老金制度，促成美国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法（1935）。译者
①比尔·马丁是威廉·马丁的昵称。
在我想出这一计划后的30年里，我出的点子既使我高兴也使我失望。刚开始时，我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极度兴奋的时期。在1933年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当我得知我的朋友大卫·波德尔律师已使他的同学、当选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我的想法产生了兴趣，并作为反危机计划的一部分在华盛顿得以认真研究的时候，我的心情一度非常激动。新总统就职演说里的某些东西使我觉得他赞成商品本位这个想法。很自然，我未免洋洋自得，有些飘飘然。我把自己看成美国经济也许甚至是世界经济德高望重的救星。但是什么也没发生。然而大约两年后，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一位名叫路易斯·比恩的重要官员前来拜访我，他是农业部部长亨利·华莱士麾下著名的统计学家和政策顾问。罗斯福建立了一个商品信贷公司（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支持农产品的价格，该公司已经买进了数额巨大的各种农产品。比恩在我的计划中看到这样一个方法：直接以农产品为后盾发行货币从而为农产品融通资金，而增加流通中的货币又会刺激总体价格水平。他给了我不少鼓励，并提供了一些关于价格的有用资料，这些资料在我最后就这一问题写成专著时派上了用场。但是农业部并未对我的计划采取任何官方行动。
很明显，华盛顿认为我的商品本位制是一个过于激进的创新。当然它遭到了比恩的同事兼对手莫迪凯·伊齐基尔的反对，因为他另有得意的经济方案要兜售。所以这一次又是毫无结果——在以后的岁月中这成了一种惯例。据我所知，比恩从未公开赞同过商品本位计划：或许因为这样做对他来说不适宜。但他时时给我精神上的鼓励，甚至还寄给我一些历史资料，让我在著作中引用它们。
有一次，比恩带我到华盛顿与亨利·华莱士部长会晤。滑稽的是过了这么多年，一些很小的细节还历历在目。当我走上富丽堂皇的农业部大厦主楼梯时，看到一幅描绘各种各样田园活动及欢乐场面的壁画。在它下面刻有一句以“Felixsi”开头的拉丁文：“噢，欢乐的农夫啊，你只知道享受你的好运。”在右下角印刻者写了这句散文诗的出处：Virgile，Géorgiques。（法语，意为维吉尔的《田园风光》。）我疑惑地问自己，为什么在美国政府大楼中会出现拉丁文题铭和法语人名。很明显的是，一位法国艺术家奉命制作这幅壁画，他也懒得操心用英语写出“维吉尔：《田园风光》”这几个字。华盛顿没有一个负责人注意到这种反常情况。这让人觉得这幢大厦的大门上似乎写着这样的名称：Département de l’Agriculture。（法语，意为“农业部”）。
（一个相似的小插曲：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UCLA）图书馆的墙壁上有这样一句家喻户晓的话：“Haec studia adulescentiam alunt，sene22ctutem oblectant．”（意为“学习使我在年轻时充实自己，在年老时慰藉自己”。）第一次看到它时，我感到震惊：他们竟把维吉尔当成这句名言的作者！如果连一所著名学府都不能区分维吉尔和西塞罗的话，美国的文化已衰退到了何等程度？可怜的西塞罗，就在这篇名为《ProArchiaPoeta》的演讲（也就是该句话的出处）中，坚持认为所有的男人都追求死后的名誉，即便是那些写诸如《蔑视天国》之类的宗教文章的人也不忘写上自己的名字，以示自己是该文的作者。或许这个自负之极的演讲家现在能感到一些慰藉了，因为“维吉尔”三个字已从图书馆墙上抹去，取而代之的正是他自己的名字。）
我已完全记不得我同亨利·华莱士那次短暂会晤时的情景了。但可以肯定那次见面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想必是出于对我的安慰，比恩给了我一本欧文·费希尔的《稳定的货币》，那是费希尔作为礼物赠给华莱士的。这本书仍然在我的图书馆里。比恩后来成为预测竞选结果的著名专家，尔后又写了一本书，专门预测将来的股市波动状况。
在1936年和1937年里，我写了一本书来阐述我对商品本位货币制的观点。1937年它以《储备与稳定》为题发表。在选择书名的时候，我想起了亨利·乔治那头韵体①的书名《进步与贫穷》。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储备与稳定》能与乔治的经典之作一样能在经济文丛中占据一席之地。我在这本书上花了不少精力。书中引用了不少其他作者的观点和论述，在附录里以一大串脚注的形式一一注明其出处。关于我所提议的以“商品单位”来表示价格变动，书里也提供了许多数学计算，这些计算是由我侄女完成的，她现在已是朱迪恩·普尔博士，一位血液学的权威。我首先请麦克米伦出版社（Macmillan）替我出这本书，但他们婉言谢绝了。尽管麦克劳—希尔出版社有充分理由怀疑这本书的未来销路，他们还是同意出版这本书——这无疑是出于对《证券分析》一书获得成功的敬意——但条件是我必须自己负责第一版（2000册）中卖不掉的那些书，以确保他们不蒙受经济损失。这当然是一个不太荣耀的协议，但我还是立即接受了，因为我急着想出版这本书。有多少作者，为了出版那些他们自认为是思想史上里程碑性的著作，不得不做着同样的事啊！
当这本书即将完稿时，另一个可能让罗斯福总统接受我的建议的方法出现了。赫尔曼·巴鲁克与他的兄弟伯纳德谈起了我的计划，似乎引起了这位伟大金融家的一些共鸣。巴鲁克将我请到他家里，让我谈谈我的想法。在他邀请我的时候，《储备与稳定》一书的校样刚刚完成。我们谈得很好。巴鲁克说他确信这就是大家翘首以待的经济出路。他愿意与我联名提出这个计划，并将它尽快呈交给罗斯福总统。我答应在第二天下午给他送去一部校样。我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着罗斯福与巴鲁克之间关于“格雷厄姆计划”的讨论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现在还在等待呢，因为我从未直接得到过任何一点回音。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的校样连同一张含糊其词的简短便条被送回来了。但后来赫尔曼·巴鲁克确实有些尴尬地对我作了答复：他的兄弟跟罗斯福谈过了，但是看起来罗斯福认为，他已向经济领域引进了那么多的新鲜事物，如果他再搞什么新花招的话，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巴鲁克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由于我的计划既不会有任何实际结果，也不能带来什么名望，所以伯纳德一句话也不说就放弃了这件事。我忍不住插上一句：“这正如他的为人。”
①在英语中，相邻或邻近的几个字的字头发音相同叫头韵体，“储备”（Storage）与“稳定”（Stability）之间，以及“进步”（Progress）与“贫穷”（Poverty）之间都是头韵体。译者
我对《储备与稳定》一书的期望都表达在我那时写的一首十四行诗中，诗名叫《写在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的初次出版之时》。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日日夜夜，年年月月，
乘着时间的翅膀，我的思绪百折不挠，
反复琢磨，忘了一切……
诗是这样结尾的：
乘着羽翼，不幸的人儿直上云霄，
他堕入伊卡罗斯海①而深深追悔，
那追逐太阳的年轻人啊！
也从天空一头栽落，而我——
我将插上幸运的翅膀更高地翱翔，
为人类去攫取新的普罗米修斯②神火。
这样的比较确实有些矫揉造作；他们是以命运去打赌的，而命运的报复通常是一样的。每当我看到布鲁格海尔的讽刺画《伊卡罗斯之堕落》时，我就想起了我那首十四行诗。在这幅画的前部，你可以看到一个粗犷有力的农民正犁着地，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在画的远端画着一个很小的德狄勒斯的儿子③，他正孤立无援地堕入海中。
研究院里许多经济学家赞成我的计划，他们说服我发起一场大众运动，使我的计划为公众所接受。我们需要一个人来做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或者说需要一个负全面职责的人。我找到了一个很有魅力的家伙，他的名字叫诺曼·伦巴德。有些人断定那是个笔名，可能取自莫塔古·诺曼与伦巴德街这两个词，但我们这一位实际上一生下来就是用这好听的名字的。尽管我记得他与一名学校教师结了婚（这无疑对他是大有帮助的），但关于他是如何谋生的，我却一无所知。他在稳定货币协会（Stable Money Association）中曾与费希尔有些交往，后来又组织了几次月度经济讨论会。我们成立了一个经济稳定委员会（mittee for Economic Stability），我任主席。听起来我们的会名是在模仿闻名遐迩的经济发展委员会（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是在他们之前取这个名字的；正如“百事可乐”其实要比“可口可乐”更早一样。我们寄出些文字资料及空白会员申请表，设法吸收了50多位经济学教授参加我们的委员会，其中有很多是名教授。尽管大家作了不少努力，以使委员会真正发挥作用，但我们没有取得值得一谈的成果。我很快认识到一项新的经济建议是不可能获得公众的财政支持的，除非它会对特殊团体立即产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像关于老年人养老金的汤森计划那样；或者情况已到了危急关头，任何关于大规模解救计划的思想和口号都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像经济大萧条中采取的措施那样。从法律意义上说，经济稳定委员会而今依然存在，甚至在它的银行户头里大约还有1000美金，但实际上它已约有20年不活动了。
①
②伊卡罗斯（Icarus）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均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伊卡罗斯用蜡与羽毛做成的翅膀逃出克雷特岛，却因太靠近太阳而使翅膀融化堕海而死；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从天上盗来火种，因而受到惩罚，被缚于高加索山上，他的肝脏每日受到神鹰啄食。译者
③指伊卡罗斯，因为其父是在克里特岛建造宫殿的希腊著名工匠德狄勒斯（Daedalus）。译者
整整一年里，每逢星期天，我都会翻开《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第一页，看看是否有哪位著名经济学家称赞《储备与稳定》是经济危机问题的重要解决方案。毕竟《纽约时报》对我的《证券分析》一书所作的评论是非常出色的，而这本新著比那本书重要得多了。但很显然《纽约时报》将我的书仅仅当作这一“令人乏味的科学”领域里的又一次寻常尝试。他们将这本书列入新书行列——这仅是例行公事而已——但并没费心作任何评价。我非常失望；后来几本经济杂志发表了关于这本书的几篇长短不等的文章（尽管它们发表时已很晚了），我总算得到了一点点安慰。
令我极其高兴的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终于对我的著作发表了书评，在同一期上还发表了我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一篇文章。书评的作者是另一位格雷厄姆——弗兰克·D·格雷厄姆，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对我的书深表赞赏，甚至可以说是作了热情洋溢的赞扬。后来他成为我的思想的热心传播者。他在《社会目标与经济机构》一书中大声疾呼要实行商品本位货币制度。
不用说，弗兰克·格雷厄姆与我原本没有任何关系。但通过书评之后的交往，他成了我的好朋友，并成为格雷厄姆—纽曼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之一。由于我们同姓，这给关注商品本位制的那些经济界人士带来了很大的困惑。有些作者认为我们是同一个人，有些则认为我们之间有着某种关系。直至上个月还有个坎布里奇大学的教授（他也是商品本位制的坚定拥护者）对我说他老是认为弗兰克·格雷厄姆与我是兄弟。在我关于这一课题的第二本书中，我用脚注的形式表达了我对弗兰克·格雷厄姆所给予的支持的感激之情，并说道，我对经济界辨不清我俩名字这一混乱现象感到很高兴。由于弗兰克·格雷厄姆曾在加拿大当过古典文学教授，我引用了贺拉斯①的一句话，并作了些修改：“Ambos una manetlaus”实际上贺拉斯的原话是很悲观的：“Omnes una manetnox．”——即“黑夜在等待着我们”，我把它变成了一句充满希望的话：“荣誉在等待着我俩。”（我还加上了“我希望”这几个字。）在一封雅致的便信中，弗兰克·格雷厄姆对我寄给他的书及书中对他的评价表示感谢，并谦虚地写道：“La us（荣誉）只属于你一个人。”他赞成我的观点，又与我名字相仿，以至于后来带来了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即提出这一思想的到底是哪一个格雷厄姆？
我记得有一次受弗兰克的邀请，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参加关于商品本位货币的教师学术讨论会。那天晚上我穿着件借来的教师制服，坐在大厅的教师餐桌上就餐，进餐前还聆听了用拉丁文朗诵的祈祷诗。我忍不住产生了这样的感慨：在这充满维多利亚时代氛围的大学里，一群现代的经济学家正在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