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11-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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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王朔的对谈者说：“中国传统中缺少那种逻辑的训练……可以在三句话四句话中间换三个或四个话题。这种东西挺可怕的，你无法与他争论，继续争下去你就进了他的陷阱，你找不到问题所在，最后也不明白争论的是什么。”（《误读、歪曲与人身攻击》，见《蒙汗药》）起初看王朔的鸣锣击鼓出山，恍然见他肩扛手提着强弓利箭，未料一阵热闹过后，观众们揉亮眼睛，不仅要帮他捡拾满地射飞的流矢，还得时常寻找不知隐身何处的箭靶，不知这一情形是否在那传统逻辑之列。而一碰上传统二字，要知道王朔可是有一副火眼金睛的，“传统文化一出来，立刻就有一个自觉的警惕：这孩子乔装打扮之后又来了，一定要站到它的对面。” （《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见《无畏》）我不禁想问，他是否也会一不留神，就落入尚未自知的圈套和陷阱，而恰恰在自以为站到了“它的对面”，并且满有把握的时候失察失守呢？
歧路亡羊的悲哀
？ 邹纪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
翻开《老子》一书，赫然入目的，便是这十二个字。它的意思是说，道，如果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就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名，如果也可以用语言概括出来，就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名。
老子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居然推出这么个观点，实在是很令人惊异。道，是老子学说的核心，主要是指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名，指的是概念。如果道及名都是不可以用语言表述的话，《老子》的五千言岂不全是痴人说梦，或者是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那又何必“道”出来呢？这岂不是老子的自我否定吗？老子还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一点，唐代的白居易早已提出质疑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言者不如智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不只如此，老子实际上否定了所有的理论、学说、思想（当然主要是人文学科），因为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思想，无不是在阐述它们自己的“道”，如果“道”是不可道的，古往今来那么多的思想家、理论家汗牛充栋的著述，岂不全成了“满纸荒唐言”？
然而，老子是正确的，而且是深刻的。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一家学说、一种理论，都不能说自己已经认识了“常道”，即永恒的真理。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无论是对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本身，真正的“道”，即它们的本质及发展变化的规律，还没有被完全认识，目前人类所道出来的那些“道”，恐怕都只具有相对的、局部的、暂时的意义。甚至某一个时期被奉为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万世不易的“道”，过了一个时期回头再去看，很可能是片面的、浮浅的，乃至是错误的。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是太多太多了。
鲁迅在谈到《红楼梦》时曾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义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到了后来，同是革命家，有的说它是写吊膀子的，有的又说它是讲阶级斗争，近来，又有人说它是写佛，写禅，直到今天，《红楼梦》的命义，也即是它的“道”，也还是众说纷纭。看来，《红楼梦》的“道”也是永远不可道的了！
岂止《红楼梦》，任何一种具有较高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著作，人们对其命义的理解都是各有不同的。例如《论语》，它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仁”还是“礼”？它是安邦济世的良方，还是阻碍进步的惰性力？再例如《老子》，它的“无为”，究竟是揭示了大自然发展变化的本质，还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它究竟是哲学诗，还是阴谋书？一部著作的理解尚且如此纷纭，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种思想的“道”就更加难以严格界定了。
于是我们在历史及现实中，便看见了这么一种有趣的现象：都是信奉同一种学说、同一种理论的信徒，彼此对这学说、理论的核心即“道”的理解都各不相同，或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谁都声称自己是正宗的、嫡传的，对方是歪曲的，荒谬的、叛道的。谁都能从那理论、学说的创始人的著述中，摘录出只言片语，振振有辞地证明自己的正确，使旁观的人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不知所从。这实在是悲哀。这令我们想起了《列子》一书中讲述的这么一个故事：
杨朱的邻居丢了一只羊，他既全家出动寻找，又请列子家的童仆帮忙。杨朱道：“唉！丢了一只羊，何必如此兴师动众？”邻居说：“岔路太多。”过了好久，找羊的人都空手而返。杨朱问：“找到了吗？”邻居说：“没找到。”杨朱问：“怎么还是没找到？”邻居说：“岔路之中又有岔路，不知道羊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只好回来。”
杨朱一听，怅然若失，久久没有说话，整天也没露个笑脸。他的学生奇怪，问他：“一只羊能值几个钱，又不是先生您的，您却这样闷闷不乐，这是为什么？”杨朱也不回答，学生始终也没能了解他的心思。
他的一个学生孟孙阳将这件事告诉了心都子。一天，心都子与孟孙阳一起来见杨朱，对他说：“从前有兄弟三人在齐鲁一带游历，跟从同一位老师学习，掌握了仁义的道理以后回到家中。他们的父亲问：‘仁义的道理是怎么回事？’老大说：‘仁义的道理使我爱惜自己的生命而把名誉放在后面。’老二说：‘仁义的道理使我为了名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老三说：‘仁义的道理使我既保全生命又获得名誉。’他们三个人的结论大相径庭，而同是出自儒家，到底谁是正确谁是错误的呢？”
杨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讲起了另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一直住在河边，熟悉水性，勇于游泳，以划船摆渡为生，赚的钱能养活百口之家。自带粮食前来向他学习游泳的人成群结队，但，淹死的人几乎有一半。他们本来是来学游泳的，而不是学淹死的，而得利与受害竟如此截然不同，你以为谁是正确谁是错误的呢？”
心都子听了以后，默默走了出来。孟孙阳责备他说：“你干嘛问这么个叫死理的问题，老师没正面回答，我越来越糊涂了。”心都子说：“大路由于岔道太多而丢失了羊，而追求学问的人，也因为对治学方法理解的不同而丧失生命，他们学习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不同，根本观点也没有什么不一致，而结果的差异却是如此之大。看来只有回归到原来同一的起点之上，才不会迷失方向。”
列子那个邻居的困难比较好解决，岔路再多，而羊毕竟就一只，再多发动一些人，多费一些功夫，总能将羊找回来的。而那兄弟三人的问题则比较麻烦，究竟他们三人谁真正得到了儒学的真谛，即儒学的那个“道”？看来老大说的有理，因为孔子分明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老二说的也有根据，他依据的是孔子的另一句名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老三说的也有根据，孔子还有一句名言：“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都有孔子的语录为证，都是孔子的最高指示，究竟谁是谁非？大概谁也难以作出评判。这就是孔子给后人留下的难题。
其实，孔子留下的难题还不只如此，他本人的是非功过，就是留给历史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几千年来，他以及他的学说和门徒，大起大落，罪之者以为“儒以文乱法”，焚其书，坑其人。尊之者，称其为“至圣先师”，其学说为治国之经典，救世之良方，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独尊的地位。就这样过了几千年，忽然又说他是导致中华民族落后衰败的罪魁祸首，是阻碍中国进步发展的大拦路石，举国上下都喊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到了“四人帮”时期，他又成了复辟倒退的祖师爷，他的学说成了集中国落后、腐朽、反动思想之大成，其遭遇之悲惨，比起在秦始皇时代大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又有人说，孔子及其学说，不只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安邦定国的法宝，也是拯救人类社会未来使其免于毁灭的最佳药方。
孔子其实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师，他的所谓学说也不过是五万余言的一本《论语》，除掉其中一般表述性的文字，真正具有思想含量的，也不过三分之二左右，其褒贬毁誉何以如此天悬地殊？他的“道”到底是什么？大概到今天也无人能够道出吧！
像有这样遭遇的又何止孔子一人，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政治家不都曾经或正在遭遇着类似的经历吗？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大凡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其学说即使算不上博大精深，至少也是多义性的。哪怕是对于同一个命题，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不同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他也会有不同的阐述。孔子对“仁”的说法就有好几种，如果学习者、研究者各执一端，那么，这个“道”是永远也找不到的。
列子写了学习游泳者的两种不同的结局：有的人不再有衣食之忧，而另一些人则被淹死。列子真不愧是伟大的预言家，他似乎预见到了在理论的大海中游泳者的不同命运。
由于担心歧路太多，而不去找羊，是懦夫；迷失于歧路之上而找不到羊，是无能；回归到起点之上，固然不会迷失方向，却也永远不能再前进。这真是人类的两难选择。但人类宁肯在歧路上摸索，即使跋涉得精疲力尽，磕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能回到起点上，那个让人类无比神往的“羊”，总有一天会找到的，否则人类只好回到树上去结巢而居了。
话语与权力的互动生长
——呼天成形象分析
？ 文贵良
在《羊的门》中，呼天成是呼家堡的魂，是呼家堡的主。他为呼家堡辛辛苦苦干了四十年，奉献了自己的青春、血汗与生命，让呼家堡获得了经济的繁华，让呼家堡人享受了物质利益。但是，呼家堡人是以支付精神自由和话语权力作为惨重代价的。呼天成成为“主”的过程，就是他制造话语与拥有话语的历史。在《约翰福音》中，上帝就是“羊的门”，人就是“羊”，羊从门而得草，人从上帝而延续生命。其实，上帝是一个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此在”，这个“此在”以说的存在样式展露。在《创世纪》中，“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说A就有A的句式是上帝言说的基本方式，从“说”到“有”没有任何中介，“说／有”共时同构。作为存在样式的“说”同时又是上帝的话语实践，作为“说”的意义实现的“有”同时又是话语功能，“说”作为话语实践的存在性与“有”作为话语功能的绝对性合二为一。这就是上帝话语的存在论本质。小说以“羊的门”为题，其寓意显而易见。在小说中，呼天成是如何制造话语的呢？
“贼”与“脸”：呼天成成为“主”的意识来于一个偶然事件。在饥饿的岁月里，呼家堡不断有人偷盗。呼天成在村口抓住了三个人：八婶、二兔和布袋，让他们挂着赃物在村口示众，围观的几百号堡人表现出一阵天聋地哑的沉默。呼天成从他们的沉默中，敏锐地看到了呼家堡人对“贼”字的畏惧和对“脸”的爱惜，他锐利的目光照射出堡人内心的恐慌。恐慌的堡人自觉地把赃物撒在了回家的小路上。他终于感到：“我就是他们的主，我要当好这个主。”
呼天成十分清楚：堡人只有看见“贼”站在太阳底下的时候，才会感到耻辱，要让这种耻辱植根于他们的心灵，化为他们独处时的自觉，必须进一步巩固。于是，他大胆设计了一个“阳”谋：借孙布袋的脸。孙布袋每次都能成功地偷到某种东西，但每次都被抓住，挂着赃物在村口亮相，给堡人看，告诉他们：“这就是贼！”堡人眼中的“贼”经过多次的条件反射，不仅烙在孙布袋的脸上，而且刻在堡人自己的心上。孙布袋的身体展示，给了堡人一个潜在的陈述：“我要是偷，就是这种贼！”〔1〕米兰·昆德拉在《不朽》中说：“恰恰是脸遮住了羞耻。”而在这里，孙布袋的脸恰恰是显示了羞耻。“贼”与“脸”是对立的。“贼”是一种羞耻，而“脸”在堡人看来是活人的招牌，是获得身份的标志，谁失去了它，谁就失去了说话的资格，也就是失去了话语权。呼天成借了孙布袋的脸，他却获得了一个陈述：“这就是贼！你们还敢偷吗？”堡人的陈述是投向自身的，对自身的解剖暗含着被征服的意向；而呼天成的陈述是指向别人的，对别人的拯救显示了他获得话语权的现实。呼天成的话语就是这样借着别人的脸（踏着别人的人格和尊严）走向成熟的。福柯在论述启蒙思想家的话语时指出：“这种话语为统治权力行使提供了一种处方：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精神（头脑）’当作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2〕呼天成当然不是启蒙思想家，但是，他借孙布袋的脸一事无疑给堡人进行了一次生动而深刻的道德启蒙。对堡人来讲，烙在孙布袋脸上、刻在堡人自己心上的“贼”字作为符号还具有咒语的功能，完全征服了自己的大脑，反过来控制了他们的肉体行动：偷盗。
呼天成的惩戒展示后来演化为五花八门的会议：评议会、斗私会、洗手会等等。在会议上，被惩罚者不仅要展示肉体，还要展示灵魂。“窄过道儿”于凤琴就是在斗私会上被众人的喧哗淹死的。众人喧哗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但它并不思考结果。众人喧哗的巨大摧毁力来自于统一的集体空间，没有这种空间，喧哗不可能实现。它像无数锐利的刀刃，细细地割碎了于凤琴的脸面，并从这种仔细的活儿中获得某种释放话语能量的快感。众人喧哗在摧毁“私”、自尊与生命的同时，却建筑了权力话语的基石。一切权力话语都是从众人喧哗中获得力量与满足。呼天成苦心孤诣地营造各种会议，正是采用四两拨千斤的武术机制来建构自己的话语系统。可悲的是，众人喧哗在话语犯罪的快感中沾沾自喜。
“脱”与“写”：在呼天成与秀丫的关系中，叙事在表层中展示的是呼天成通过对《易筋经》的联系，成功地抵制了秀丫性的诱惑，成就了他四十年不倒的辉煌历史，打破了“英雄难过美人关”的经典概括。在个体与理性、性爱与意志的较量中，后者占了上风。呼天成失去的是肉体狂欢，获得的却是宝贵生命。呼天成失去性功能在孙布袋看来是呼天成终于失败了一次。但呼天成在孙布袋的坟旁命令秀丫赤裸裸地躺下，证明自己并没有失败。叙事在深层上表现的是呼天成对性话语的占有。在性话语中，呼天成对秀丫的陈述是：“脱。”这一陈述在叙事中重复多次，它的祈使特征表明了呼天成在性活动中的支配地位。起初，呼天成也有占有秀丫的意愿与行为（在秀丫的脚趾上划“丫”字），但自从被一种“沙沙沙”的声音和狗吠声干扰后，尤其是练习了易筋经之后，他总是命令秀丫在他面前显露白色的肉体，并不占有。他并不去满足秀丫强烈的生命欲望，不打算将两人的精神之恋转化为肉体交会，而是让她充当了诱惑的象征物，秀丫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