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11-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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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难费解的，但其中距离较近，几步即可逾越，故在达夫先生的凌厉攻势下，王映霞终于做了爱情的俘虏，十余年间，两人相濡以沫，各倾注一腔真情，恩爱无比，因而赢得了“富春江上神仙侣”之美誉。　　　
　　　　郁、王之婚变缘起于第三者插足。达夫先生得信，将遭国民党之暗算，他深感上海险恶，因而不顾鲁迅先生等人的劝阻，移家杭州，几乎花了历年积蓄，在杭州筑下爱巢“风雨茅庐”。他说：“一九三六年春，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后，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意欲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实是我毁家之始。”正在达夫先生南下期间，王映霞耐不住寂寞，当时亦算是达夫好友的许绍棣乘虚而入，于某夜饭后，把王勾上手，致王失身，并由此同居。达夫先生在诗中写道：“贫贱原始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在达夫先生的眼里，王映霞之所以委身许氏，是因为王氏嫌他贫穷而位不显。先生曾直言：“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故。”先生又云：“姬企慕官职，以厅长为最大荣名，自对人自称厅长夫人，予以取乐。”现在想来，达夫先生此番言论也许是伤心怪罪之语，心中莫名悲愤却又莫名所以，故以映霞爱慕官僚不爱文人而罪映霞。达夫先生毁家之后，用语常失分寸，譬如：“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日寇来奸淫要强得多。”此话当然有锥心之痛，初读似乎看到达夫先生的“民族感强”，细细揣摩，对王映霞恐怕存有毒咒之意。王氏作为女性，当然有虚荣心，但是否因为见官而不惜失身，此论未必道着。映霞与许氏同居之日，正是达夫做官之时，先生应福建省党主席陈仪之邀，赴福建任省参政，据称，陈仪也拟任先生为教育厅长的，但虑先生文人气质较浓，口出常无忌以及人事有纠葛而作罢，任之为参政，实质拿的也是“厅级干部”的薪金，级别上与许氏无差，说王贪官恋贵，有失公允。事实上，达夫先生遭难后，王映霞也没嫁许氏，也没再傍大官，只与在重庆招商局任职的普通职员钟贤道结婚以度余年。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郁、王婚恋与婚变之中，缘的是爱情，毁的也是爱情。王映霞当初义无反顾，冲破种种樊篱嫁给达夫先生，为的是爱情，同所有的女人一样，她要的是全部的爱情，而非一部分爱情，正因为此，她投奔爱情之始，便已埋下了爱情悲剧的伏线。达夫先生此前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孙荃女士，在追王期间，他屡次要求离婚，王亦曾以此作为前提条件，奈何后来生米煮成熟饭，王也便低调处理，尽管达夫先生爱王胜过爱孙百倍，而在王映霞之心底，终究是一块疙瘩与难以愈合的伤痕，问题是，达夫先生常常不小心地去揭这块伤疤。达夫先生作为风流名士，其行为多有不检，不但偶有寻花问柳之举，而且还常常直接伤了王氏的自尊心。在其“五四”以来的新思想中，还顽固地残存着传统的古香之梦，其骨子里有着“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妻妾俱备的自鸣得意。他屡以妾直称王映霞，在婚变之后的《毁家诗记》中称之为“姬”与“下堂妾”，便是明证。即或在婚后不久，先生写了一首《登杭州南峰》之诗，其有句云：“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把映霞比作苏东坡的姬妾“朝云”，戳到了王映霞的伤心处。后来又以白居易自居，将王比作白居易的通房丫头樊素。也许这表面是个名分问题，究其实际，是爱情问题。在名分上，作为新式女子的王映霞也许不会多加考虑，她为了爱情是会赴汤蹈火的；　在爱情上，这又正是作为新式女子的她所不能容忍。她之红杏出墙，怕在内心也有你来我往的报复之心。她私通许氏，却又没嫁给许氏。达夫先生是这么说的：“在这中间，映霞亦似曾与许君交涉了许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起上了武汉。”此段叙述如真确，说明的正是映霞对爱情专一的执着，她是不愿过只有肉欲没有真情的生活吧。她说：“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这也许是王映霞咬舌斫指的真心感受，是一种痛彻肝肺的伤心悟道之语。她后来再次结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名士谁不爱？达官谁不欲？而这一切，她都不在乎了，她只有一个要求：要以原配夫人之礼待她。其中心情，是有“曾经沧海、除却巫云”那种彻心入骨之体验的，真是杜鹃啼血，只惜人生不复，杜鹃早已过花期。　　　
　　　　现在，达夫先生早已魂落他国，王映霞也已云散香消，其中恩怨瓜葛也风流云散，已成为结了血痂的黄灯古卷。多年以后，我们再看郁、王之恋，谁对谁错又有何人能予分辨？只有那情恩爱怨，让人千古怆然泪下。
　
　
人脑正在电脑化
？　李海霞
　
　
　
　　不久前报载，我国中学生花在计算训练上的时间，比别国的多三分之一，所以中国学生的计算能力最强。我们正在拼命使人脑做电脑能做的事，而不是解放人脑，腾出时间来进行复杂的思辨和创造性劳动，把许多较为机械的操作拿给电脑去做。这是一条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道路。中国人在世界奥林匹克竞赛上经常获金奖银奖，人们习惯拿这个事实来证明中国人的智力高强。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世界创造性设计比赛上老是不能入围，中国没有输出什么科学理论，总是引进。美国人在最近二十年来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几乎都是倒数第一二名，这似乎不影响他们输出数学理论。　　　
　　　　大学生也未能免俗。他们汲汲于分数和考证的级别；独立思考变成了最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们讨厌学习“不实用”的基础理论，作业常取巧应付。一般学生希望老师只教最实用的知识技能，恨不得捡个便宜让自己明天就成功。就是“社交礼仪”这样“具体”的课，一旦老师讲到色彩学和内在素质修养，本科生也连连叫唤“不要讲理论，只讲办法和事例”。课堂讨论则被认为耽误时间，不如读书备考来得有用。对思考的冷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发展出原创性科学理论的民族，好奇心本来就很脆弱，还要用功利主义的锄头将它铲除在萌芽状态。笔者常劝告学生：“不要那么功利，要形成自己的见解，否则你就看不到个体存在的价值。”一些学生的反应却是：“我佩服你的独立，但是我不能超脱。”　　　
　　　　人脑的电脑化，学者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术界同样重视人的工具性而轻视人的主体性，因为一般学者做学问也缺乏好奇心的驱动。这里只引一个学者对（智力）要素的解释：“学生自身的要素从小到大只有两个，一是记忆能力，一是思维能力。这两个能力可以用计算机要件做模拟解释。记忆能力相当于电脑硬盘的数据储存能力，思维能力则相当于电脑中央处理器（CPU）运算速度方面的能力。”〔1〕“思维能力”居然萎缩成“运算速度方面的能力”，难怪只会考试，人脑真的成了电脑。八十年代有人指出：“最初是不准思考，久之是不愿思考，再久已经不能思考。”现在的中国，“不能思考”的情况已相当严重。　　　
　　　　学习和操作能力，动物界普遍具备，只不过人类的更复杂。动物行为学家发现黑猩猩已有一定组词能力。但是，思辨性的创造力动物没有，那是人类的骄傲。　　　
　　　　人们总是说，先学习足够的知识，然后再谈创见。这是遁词。真正的学习本应是研究式的。死的思维定势一旦形成，要想改变极为困难；人的语言发展、动作发展等都有关键期，思维发展也一样。生长期丢失的东西永远找不回来。美国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发展孩子的个人见解。　　　
　　　　爱因斯坦说：“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说，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2〕　把获得知识技能当作唯一追求，放弃独立思考的“一般能力”，人最多只能成为专业机器，不是一个健全发展的个体。人脑电脑化表现着人生理想的低下。　　　
　　　　人的价值的实现方式不是谋求承认，而是创造性地工作。只有认为自己的价值不如一台电脑，才会不遗余力地把自己“提高”成电脑。
注释：
　　　　〔1〕戴贤远：《如何摆正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教育文摘周报》2002年3月20日第六版，引自《中国高等教育》。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爱因斯坦：《论教育》，《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7页。
　
　
人生如牌局
？　张远山
　
　
　
一
　　　　上帝洗牌，他人发牌，自己出牌。
二
　　　　每副牌都是一样的，每副牌都是五十四张。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上帝给每个人的都是同一副牌。　　　
　　　　每个时代都是相似的，上帝给每个时代的也都是同一副牌。　　　
　　　　这副牌，用科学语言来说叫做DNA，人与猿的DNA只差百分之零点三，而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则没有差别，连男人与女人也仅仅只差一个X和Y。　　　
　　　　今人与今人一样，所以人人生而平等；今人与古人一样，所以历史鲜有进步——起码硬件的进步不影响打牌的结果，做牌的纸张可能会随着文明发展不断改善，制作可能越来越精美，但打牌的结果无非是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胜负盈亏。然而，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又似乎都有所不同，这只因为每次玩牌前，都要重新洗牌和重新发牌，没有一次洗牌和发牌的结果完全相同。　　　
　　　　负责洗牌的是上帝，而非凡人。任何人都不能左右上帝，任何人都不能自己洗牌，任何人都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性别、家庭、民族、国度和时代。不同性别、家庭、民族、国度和时代的人中，都会产生各种类型的打牌者，都可能得到任何一种结果；任何一种结果，都与性别、家庭、民族、国度和时代没有必然关系，而是取决于打牌者自己。
三
　　　　上帝洗牌之后，他老人家也没闲心来管发牌那样的琐事，他把这事交给了凡人。大多数人都知道，抱怨洗牌的上帝毫无意义，因为他不可能改变DNA；因此大多数人都抱怨发牌者，同时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成为发牌者——这是大多数人的终极人生目标。抱怨发牌者的人一旦成为发牌者，就一定会作弊，因为他知道，如果不作弊，那么即使由自己发牌，也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得到一手好牌。在没有成为发牌者之前，大多数人都认定，别人的那手牌比自己的这手牌好一些，甚至好得多，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不公正的牺牲品。　　　
　　　　为了转移打牌者的不满和愤怒，聪明的发牌者会故示公正地把上帝洗过的牌切一下放在桌上，让牌戏的参与者自己摸牌，于是摸牌者得到一副坏牌后（不论这副是否真坏，只要结果不好，他就认定是坏牌），只能抱怨自己的手气不好。然而，“手气”只是弱者幻想出来的虚拟物。　　　
　　　　事实上，聪明的发牌者在切牌时，已经做过了手脚。所谓作弊，即打破既定的玩牌规则，而打破规则的初衷一定是为了对自己更有利，尽管打破规则的结果未必一定对自己有利，而且事实上打破规则的长远结果一定是对牌局的所有参与者都不利，除非打破规则是由全体牌局参与者共同商定的——那就不叫打破规则，而是改善规则。　　　
　　　　大多数渴望做发牌者的人，清楚地知道发牌者常常作弊——这正是他们想做发牌者的理由。在大多数人认为发牌者有权作弊的时代，发牌者如同上帝，发牌者可以公开作弊——但公开作弊就不叫作弊，而叫特权；最大的特权莫过于发牌者身份可以世袭——这是最大的作弊；在大多数人认为发牌者虽然无权作弊但如果他悄悄作弊大伙儿也拿他没办法的时代，发牌者是庄家，玩牌规则本身就对发牌者绝对有利——只要发牌者作弊得不太过火，他就可以一直连庄下去。在大多数人认为发牌者不仅无权做弊而且一旦发现其作弊大伙儿就有权剥夺其庄家资格的时代，玩牌规则依然对庄家相对有利，因此大多数人还是渴望成为庄家——哪怕玩牌规则限定了庄家的任期和连庄的次数，暂时做庄总比永远没机会做庄有利；隐蔽地作弊，总比没机会作弊有利。因此无论什么时代，做庄家永远是大多数人的终极目标。
四
　　　　对于大多数没机会做庄、因而也没机会作弊的打牌者来说，抱怨洗牌的上帝不仅毫无益处，而且为害甚烈，因为抱怨这一不良情绪会大大地降低抱怨者的竞技状态；然而对发牌且作弊的庄家不满则利害参半，害处依然是不满这种不良情绪有可能降低不满者的竞技状态，但益处是有利于使玩牌规则公正、有利于使发牌过程透明，这样不满者就不会总是拿坏牌，甚至自己有机会做庄家。但对庄家不满的挑战者有三个难处。　　　
　　　　一是在庄家的地位未被撼动、规则未被改善之前，不满者就可能被庄家逐出牌局——尽管只要挑战庄家特权和不良规则的人越来越多，长远来看庄家特权必定会逐渐削弱、规则必定会逐渐改良，如果没有挑战者，就未必如此，庄家特权和不良规则也许就能传之久远。但由于庄家特权的削弱和不良规则的改良是极为艰难而缓慢的过程，挑战者很可能无福及身而见其挑战的初步成果，无法直接受益于规则的改善，这使挑战者大大地减少，而少之又少的挑战者，其少年激情和不屈意志也会受老境已至的削弱、死期将临的消磨。　　　
　　　　二是挑战者所面临的危险只能自身独自承受，而挑战的成果却由不投身挑战、不冒任何风险的全体打牌者分享。而且不投身挑战、不冒风险的打牌者为了保住自己那手相对还不错的牌，或保住坐在牌桌上的相对有利的位置，而常常成为庄家的帮凶，参与对搅局的挑战者的剿灭——这使帮凶们有机会分得庄家特权的一杯羹，甚至有机会成为下一任庄家。这再次减少了挑战者的数量，削弱了挑战者的热情。　　　
　　　　三是挑战如果足够成功，挑战者就可能取原庄家而代之，成为新的庄家，这固然增加了挑战者的热情，但却同时威胁到挑战的成果，即一旦挑战者自己成了新的庄家，当初对挑战者（彼时他还不是发牌者）不利的庄家特权和不良规则，现在对挑战者（此时他已成为发牌者）变得有利了。成功的挑战者不仅有可能不放弃原有的庄家特权、不改良原有的不良规则，甚至会加强原有的庄家特权，进一步劣化原有的不良规则。
五
　　　　大多数人不仅认为上帝的洗牌权天经地义，甚至认为庄家的发牌权和作弊权也天经地义，甚至不良规则也是“向来如此”，知其莫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于是他们只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