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11-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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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多数人不仅认为上帝的洗牌权天经地义，甚至认为庄家的发牌权和作弊权也天经地义，甚至不良规则也是“向来如此”，知其莫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于是他们只关心自己手上的牌，只关心如何把自己手上的那手牌打出最佳结果。——这无可厚非，从DNA角度来说，也差不多可算是天经地义，起码比庄家的发牌特权和作弊特权更天经地义。
但不关心洗牌和发牌的大多数人，依然没能把自己手中的牌打好，把一手好牌打坏的人多如恒河沙数，而把一手坏牌打好的人却极为罕见。这是因为大多数人都缺乏智慧。尽管如何出牌由每个人自己做主，但大多数人根本是六神无主。先出什么牌，后出什么牌，先出大牌还是先出小牌，什么时候该出王牌，他们都没有成算。在决定整个打牌策略前，牌与牌如何按现有规则搭配出最佳组合，搭配出最佳组合后又如何根据牌局的瞬息万变而能动改变固有搭配，重新灵活组合，调整战略战术，都超出了他们的能力。
有许多人搭配完自己的整手牌之后，再也不会做任何改变，别人出的牌再对路，只要不符合自己手上的搭配，他都是坚决“不要”，也不肯重新调整组合自己的牌，于是机会一次次从鼻尖前溜掉，当别人已经抵达胜利后，他还在等待符合自己理想的最佳出牌机会。而直到牌局终了，他的王牌也没有机会再出。
也有些人过于灵活，任何机会他都要利用，只要能跟进一个小牌，他就宁愿完全打乱自己的理想组合，能跟必跟，有过必过，这样的人往往到最后手上的牌支离破碎，他的收获当然也是支离破碎的。
必须承认，每手牌确有好坏，但得到好牌坏牌的机率对大多数不是庄家的人都是基本公平的，这手牌不太好，下一手牌就可能相对好。这一次王牌在别人手里，下一次就可能在你手里。关键在于调整心态，否则相对好的一手牌也可能比相对差的一手牌打得结果更坏。还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同花顺子很可能隐藏在自己的牌里，如果不善于发掘和发现，拿着一手好牌还以为是坏牌。一手看上去七零八落的坏牌，一旦理出一副同花顺子，再配上两副非同花顺子，常常就会变成一手几乎没有零牌的好牌。
大多数人只会在牌局结束之后才知道应该如何出牌，这叫做事后诸葛亮，事后诸葛亮当然缺乏预见性智慧——智慧的核心内容就是预见性。缺乏预见性智慧的大多数人，永远不会吸取上一次出错牌的教训，下一次他还是缺乏预见性智慧，下一次他依然是事后诸葛亮。不仅如此，由于上一次的事后诸葛亮，导致了他对自己出牌不慎的懊恼，懊恼这种不良情绪比对洗牌者的抱怨和对发牌者的不满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他下一次出牌会比上一次出牌还要臭，结果也更坏。正因为如此，虽然上文说过对发牌者的不满会给挑战者带来种种不利，但不满的挑战者却依然比懊恼的大多数人结局更佳。挑战者创造了自己的崭新生活，而大多数人却重复着古往今来大多数人的不幸生活。
六
大多数人对上帝设计的整副牌没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他对别人手上有什么牌、可能怎么组合、会有怎样的打牌策略和出牌顺序，都缺乏前识和预判，于是整个牌局的进程时时令他意外和吃惊。其实了解对手的牌并不太难，你只要根据自己的牌，就能够大致推测对手的牌，做到知己知彼。欲知彼必先知己，然而自知又谈何容易？对内的自知是比对外的预见性更困难的根本性智慧。
大多数人把好牌打坏之后，不是怪自己的牌出得不对，而是怪自己的牌不好。但他抱怨自己得到的牌不好，并不是像挑战者和不满者那样认为发牌者偏心，甚至认为上帝的牌设计得不理想，而是认定自己的“手气”不好，同时却对自己的手气是由谁决定这一根本问题漠不关心、不闻不问。他最好自己比别人多一张王牌或一张关键牌。这种人总是愿意把自己的好牌换成别人的坏牌——因为别人把那副坏牌打出了好结果，他就认定别人的坏牌比自己的好牌还要好。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的手气不好时，他就不可能打出好牌，不可能把自己的牌发挥出最高效率。
为了避免抱怨和懊恼这些不良情绪影响大多数人的打牌质量，智者（这是一些不愿做庄家或即使做了庄家也决不会作弊的人）设计了复式桥牌那样的好制度：你和你的对手玩过的牌，在另一桌上得到交换，你的队友拿你对手的牌，你队友的对手则拿你的牌。这样打算的结果应该令抱怨者和懊恼者信服了吧？并不，因为抱怨者不仅可以抱怨此桌上的搭裆，更可以抱怨另一桌上的队友——正如抱怨者总是要抱怨父母和亲友。而懊恼者是永远要懊恼的，即使是打复式桥牌。何况人生不会像复式桥牌那样简单重复，人生牌局对每个人只有一次，抱怨和懊恼只会使打牌者情绪恶劣、竞技状态低下，只会使牌越打越臭，因此抱怨和懊恼没有任何益处。
人生分阶段，打牌也分阶段。大多数小孩抱怨自己迟迟不能参加大人的牌戏（大多数小孩认为自己当时手上的牌不好），所以渴望长大，进入更高级的牌戏。当小孩们站在成人牌桌边时做看客时，他们想象成人牌局比儿童牌局有意思，而当他们进入成人牌局而且结果不佳时，他们又无限怀念儿童牌局，懊恼没打好前一副牌。这种懊恼必定影响他们下一阶段的竞技状态，使下一阶段的牌戏也玩不好。
也有些男人觉得男子牌局不如女人牌局有趣，或有些女人觉得女子牌局不如男子牌局有趣，于是他们甚至渴望改变性别——虽然人类不可能改变DNA，但现代科学已经有能力改变X和Y，但我认为这是在篡夺属于上帝的洗牌权的逆天之举。撇开挑战者不谈，所有人生牌局的成功者，都不会徒劳无益地抱怨自己手上的牌的好坏，他只关心把自己的那手牌打出最佳结果；他也不会徒劳无益地懊恼上一副牌没有打好，他只关心如何把下一副牌打好。心无旁骛使他成了人生牌局的常胜将军，他的个人胜利，最终成了全人类的胜利。
七
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我如何进入那个我想进的桥牌俱乐部？——众所周知，人类社会有许多等级不同的俱乐部。进入自己想进的俱乐部后，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我如何坐到我想坐的牌桌前参加比赛——这就需要通过种种预选赛，如果你不能通过必须通过的预选赛，那么你就只能站在一边，看别人打牌。但不管是谁，只要坐到牌桌前（不管你属于哪个俱乐部，不管你坐在哪张牌桌前），上述关于洗牌、发牌、手气以及不满、抱怨、懊恼等人生大惑，依然永在。
同样是上帝设计的五十四张牌，这同一副牌却有许多种不同的玩法——也就是玩牌的规则并非先天设定。古代的玩牌规则由庄家规定，不征得参与者同意。庄家宣布，参与者只有无条件同意对庄家绝对有利的规则才有资格参加牌戏，如果不同意对庄家绝对有利的规则，就被剥夺参加牌戏的资格。所谓没资格参加牌戏，还分为两种。一种是仅仅不允许你进入高级俱乐部，或允许你进入俱乐部但不允许你坐在牌桌前，只能站在旁边观看。另一种是，只要你质疑对庄家绝对有利的牌戏规则，就杀无赦。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于庄家绝对有利的打牌规则提出质疑，庄家面临没人陪他玩下去的危险，于是庄家也不得不逐渐修改玩牌规则，使玩牌规则仅仅是对庄家相对有利，包括庄家不再能连庄、连庄次数不能过多、可以轮流坐庄、高级俱乐部对任何人都开放、没有坐上牌桌的人都有权观看牌戏、甚至有权批评玩牌规则、有权选择庄家等等。
八
因此，上帝洗牌，他人发牌，自己出牌。但每个人都有权参与制定玩牌规则——认为自己对玩牌规则没有发言权的人，只是放弃上帝给他的天赋权利，这种人得到一副坏牌或虽然得到一副好牌但因为规则不公平或自己不遵守规则、不能合理运用规则而得不到好结局时，他既不能抱怨上帝，也不能抱怨发牌者作弊（因为这是他的弃权所纵容的），更不能抱怨子虚乌有的手气和命运，他只能抱怨自己不争气和没出息，他只能抱怨自己既不参与制定规则而又破坏既定规则，这样的人与猿已经差不多，他根本不配参与人生牌戏。即使他撞大运得到一副好牌，他也一定会把这副好牌打坏，他注定是个失败者。
虽然上帝设计的每一副牌都一样，庄家发给每个人的牌也大致差不多，但少数智者的牌会越打越好，而大多数愚人的牌却越打越坏。就这样，生而平等的人，死前却变得极不平等。智者与愚人的差距，远远大于人与猿的差距。
忧乐的长度
？ 刘 畅
人生，其实是一种长度的存在。年龄，就是衡量它的单位之一。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就是把人生不同境界与各异的年龄长度相对应，道出了一种常识性的真理，因而获得了后世的普遍认同，被反复引用。忧伤与快乐的相互交错、重叠，构成了我们短促的人生。一位诗人说得好：“只要谈起人生，我们总想起痛苦，当然也想起幸福。就像天上时常下雨，同时又会显出太阳，太阳和雨交往的日子，就是我们对人生的理解。”
忧伤，或曰痛苦、哀愁，明显是有长度的，而且似乎总在短促人生中占有极大比例。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希波战争》中写道：“据我所知，主宰凡人命运的神们性本嫉妒。我希望自己及我所热爱的人们能获取现时的成功；并使其能立即得到验证；于是可以在好运与厄运的交替中度过一生，而不是拥有永恒的幸福。”为此，他断定一个太走红的人，潜藏的厄运正隐蔽地慢慢逼近他。因此他断言：“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就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历史》）悲观点儿的甚至断然否定“幸福”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无处是安定的，无物是长久的，所以，并无幸福可言，幸福是不可想象的。……对大多数人来说，终身皆遇破舟之险，待到船泊入港之时，则帆樯已经破毁。”（叔本华《论生存之虚伪》）中国古人也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李白）。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但也未摆脱古人那悠长的烦恼。一首现代诗可以为证：“人间有的是欢乐无数，但我们大都记不住。我们心中记得住的，总是那些过去的痛苦。为什么岁月如浪滔滔，淘得尽千古风流人物，却淘不尽几丝隐隐的作痛。”有一首外国歌曲也唱道：“欢乐的日子不再来，让我们为爱情干杯。青春像一只小鸟，飞去不再飞回。”有位哲学家甚至断言，幸福的内涵就是摆脱痛苦：“任何幸福的生活，不应以快乐多少来衡量它，而应当以脱离苦恼的限度——即脱离积极之恶事的限度来衡量它。”（叔本华《论世界之苦恼》）看来，在人生忧乐比例的极大差异问题上，古今中外很容易达成共识。俗话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如果人生是十的话，痛苦或忧伤竟要占到八九之多，这样一来，快乐就剩下一二的可怜比例了。对此，文人雅致的比喻更多，李白诗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箇长。”这似乎是第一次把无形的忧愁定量化，当然这“三千丈”的长度也引起过争论，宋人就说李白计量得不够准确，使诗坛很是热闹了一阵子。李煜是典型的亡国之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宋太祖赵匡胤一句“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就使金陵王气黯然收敛，他落得个“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的下场，一副可怜惨相，所以他心目中的忧伤显然要长于他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长江全长六千三百公里，即使从南唐首都金陵算起，到入海口，也有几百公里，比三千丈显然要长多了，这一比喻很妙，广泛流传，甚至近代一部电影也来凑趣，以之为名。当然，以长江水喻愁并非首创，唐人早就有“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李白）的句子了。南宋时，北方壮丽山河沦落敌手，爱国诗人陆游有云：“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悲愤之情竟然绵延三万里，高过五千仞，这似乎是古诗词中衡量悲愁的最大长度单位了。
“浮生常恨欢娱少”，忧伤或痛苦的长度是很容易比喻的，往长处说准没错，什么“三千丈”、“三万里”、“五千仞”、“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一江春水向东流”……几乎俯拾即是。将其折合成时间单位，估计也不会太短。既然快乐与忧伤如影随形，既然痛苦有长度，那么，快乐也应该有长度。可是关于快乐、幸福的长度比喻就不那么现成了。快乐到底有多长呢？按照法国作家菲利普·法莱姆的标准，只有几秒钟，他在《第一口啤酒》中阐释发挥说：“第一口，这是惟一重要的。其他，则越来越长，越来越微不足道，只有一种微热的粘稠感觉，近乎满嘴泥泞，最后一口，带有一种要结束的失望。”他认为，在此，时间度量意义上的短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感觉——“在触到嘴唇的时候，这种带有泡沫的金黄色物质，由于气泡而变得更为清凉，然后缓慢地经过过滤苦味的味觉软腭。这第一口显得多么长啊！”可不论怎样论证“瞬间即为永恒”，从长度意义上，这品尝“第一口啤酒”的短暂几秒钟，也无法同上文所提到的痛苦长度来抗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几秒钟延长了一些——“我的天啊！整整一分钟的欢乐！即使在一个人整个的一生中，这还能算少吗？”（《白夜》）这一分钟，也显得太短了。无独有偶，据德国研究人员表示，大笑一分钟就相当于做了四十五分钟运动，可令你容光焕发。开怀大笑一向被视为一种可以强身健体的良方妙药，而最近科学家更发现大笑是保持身材苗条的最佳方法。事实上，大笑时身体有八十组肌肉在搐动，是一种非常有益健康的活动。从医学角度看，一个人大笑时肩膀会耸动、胸膛摇摆、横膈膜震荡，甚至会令人抽搐、血压亦会上升。血液含氧量在呼吸加速时增加，而更重要的是脑部会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实在是最佳的药物。大笑过后，血压会回降，减少分泌令人紧张的荷尔蒙，免疫系统亦会增强。研究还表明，儿童平均每天会展露笑颜约四百次，而成人则平均每日只笑十五次，可见人一长大，痛苦就增多了。对人生痛苦和幸福或快乐的关系，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曾有一形象比喻：“好比是两只野兽， 一只在吞噬它的同伴，而另一只正在被吞噬。”有点毛骨悚然，但却不乏真理的颗粒。经济学上有一种边际效应递减理论，大意是说， 一个口渴的人，喝第一口水时会感到极为过瘾，第二口会比较过瘾，而以后的痛饮只是机械地吞咽，毫无愉悦的感觉了。若反其意而用之，也就是痛苦递增理论。审美心理学上把“痛苦”一类消极性情绪叫做“不确定的紧张力”，它们摇曳闪烁，朦胧不清，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弥漫，“它们就像森林中的灯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