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11-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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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在我被监督劳动期间，梅的前妻W忽然把他的衣物和他俩的住房都交还给了出版社，仅带走了她本人的东西，从此一去不返。当时出版社内议论纷纷，都说这是她要和梅先生分手的表示。那么，试问她的这种表示难道不是她本人的意愿，反倒和我有什么相干吗？我在当时根本不准和出版社以外的任何人见面。
至于我和W为什么在一年多以后有了交往，梅先生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也是一清二楚的。1956年梅先生出狱后数月，出版社传达室忽然交给我一封信，是W写的，说她想在第二年去考大学，请求我帮她补习高中语文。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有变，虽说彼此原是熟人，但我很纳闷她为什么不找梅先生补习语文，却要来找我。我便把此信拿给梅先生看，并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梅先生这才告诉我：他俩已经离婚了，又表示希望我能帮她补习。这样，我和W便有了交往。按理说，此后的W已和梅先生离婚了，不是什么“新婚妻”了，无论她和我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梅先生已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必要说三道四了。可是，又过了一年，到了1957年的秋天，梅先生在揭发了我和林希翎的交往以后，在批斗我的大会上竟绝口不提他的这一揭发之功，也不曾对我和林希翎的言行提出批判，却一个劲的大骂我道德败坏、乘他之危夺他之妻。而且，到了时隔四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他仍然在著文控诉说“有人”夺走了他的“新婚妻”。因此，虽然我在谈论“反右”这样一场严酷的思想政治斗争时，完全没有兴趣扯上这一段男女感情和个人恩怨，但梅先生欣然一再提出这方面的指控，那么，如果我始终对此默不作声（1957年时我只能被迫沉默无言），那倒像是我真的做下什么亏心事似的了。这不仅对我自己，更是对无辜的W极不负责的事。我因此只得花些笔墨对此作出澄清，实在深感无奈，也无趣。便同时却也颇多感触：想当年鲁迅在遗嘱中告诫他的亲人：对于那此损了别人的牙眼却高唱宽恕的人，慎勿和他接近。现在看来，鲁迅先生还是太忠厚了。他身后的世道却是：有些损了别人牙眼的人，往往反咬一口说是别人的牙眼撞伤了他的拳头，你说该怎么办呢？！
前不久，一位对“探求者”和林希翎情况有所了解的年青人曾向我提问：“你认为你们那一代是何等样人？”我说：“我们只不过是试图提出问题的一代。请注意我说的是‘试图’，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提出问题。我们只是敏感到了一些问题的存在，试图更深入地了解它们，也在小范围内讨论过它们，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探讨下去，时代就不允许我们做得更多了。这是我们这一代的悲剧。”
现在我想补充的是：1957年以后，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机关团体里，“独立思考”几乎已成为“脑后有反骨”的同义语。从此以后，人生理想就应当是做一颗螺丝钉，就应当绝对听话，就应当无条件按长官意志办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
紧跟领导，互相揭发，经常汇报，上纲上线，批臭批倒……蔚成时代风尚。如此二十年，对于我们民族素质的败坏，对于我们理想与信念的亵渎和歪曲，对于我们社会发展的阻滞和糟蹋，其后果至今仍可以感觉到。
梅先生在《忆方之》中质问道：“但‘探求者’们就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吗？”依我看，这个问题有点儿无的放矢。四十多年来，每一个人包括“探求者”们，都不得不用各人自己的言行，表明着他的“反省”。不作“反省”的人是没有的，不想“反省”也是办不到的。所不同的只是各人的“反省”题目不同，内容歧异罢了。这种实实在在的“反省”，恐怕比在特定场合中冠冕堂皇的表现要真实得多。比如梅先生这篇大作《忆方之》，如果我们参照“文如其人”，把纸上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对照着看，这不也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反省”材料吗？当然，我和我的这篇拙作也不例外。
百 年 黄 埔
？ 张志东
国共两党的军队都与黄埔军校有着深厚的渊源，没有黄埔军校，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必定要重新改写。
黄埔军校差点就不叫黄埔军校：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正式下令筹建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他在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帮助下所做的一件大事。讨论校址时，国民党中央执委是定在“测绘局及西路讨贼军后方医院”，即现在的北教场路烈士陵园一带，广州人通称为“东山”。为此，还形成了文件。不过没多久就改了。否则，黄埔军校就叫“东山军校”了。
据说以黄埔岛做校址，是孙中山亲自选定的。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因为当时大小军阀随时发山大王脾气，弄不好就会突然袭击军校。这个四面环水的小孤岛，的确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黄埔军有了这么个大本营，在战略上占了大便宜。
黄埔岛是长洲要塞所在地，一直是防卫广州海路的要冲。清政府设广东海关黄埔分关。林则徐在此筑长洲炮台。民国后又成立了长洲要塞司令部。驻守炮台的军队很特别，采取世袭制。一家人祖祖辈辈都是炮台守军。老祖父两眼昏花，依然认为炮台上少了自己不行，坚持当瞄准手，儿子和孙子只好去搬炮弹。好在打炮的事多少年碰不到一回，平时一家老小在岛上种菜，以卖菜为生。近几十年，岛上办了不少学校，大都雷声大雨点小，维持不了几年。
隆重的开学典礼：1924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开学的日子。这一天，广州军界要人起了个大早。孙中山坐军舰于7时40分抵达黄埔岛。9时30分，开学典礼在操场举行。先由孙中山发表演讲。他的演讲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他说：“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要失败。今天建立黄埔军校，就是为成立革命军打基础。”“革命军必须富有革命的志愿，一生一世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救国救民，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他以很通俗的语言说：“革命党的精神，就是不怕死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一百个人就能打一万个人。有一支一万人的革命军，就可以打倒军阀。”孙中山演讲完毕，会场上掌声雷动，口号雀起。接着由党代表廖仲恺主持开学仪式，胡汉民宣读总理训词，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致祝词，最后是阅兵式和分列式。六十年后的军校纪念活动中，李默庵、宋希濂等人回忆，有两件事记忆犹新。一件是操场前头搭起了台子，台正中央挂着军校校训：“亲爱精诚。”两边还挂着一幅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孙中山那天穿着白色的中山服，戴一顶白通帽。宋庆龄很优雅地站在孙中山旁边，白衣黑裙，美如天仙。另一件是胡汉民用广东话宣读“总理训词”：“三位煮鸡，萝卜大葱”，硬是听不懂内容，事后看贴在墙上的训词，才恍然大悟：“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毕信毕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宣侠父事件：这是一个容易被人遗忘却具有非常意义的事件。1924年7月6日，军校开学仅二十天，便成立了特别党部。这是孙中山根据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建议，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具体体现。特别党部作为军校的最高领导机构，须经选举产生。选举结果，蒋介石、严风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五人当选为执委。蒋介石对此是既喜又忧，喜的是自己顺利当选；忧的是五名执委中，除自己外，全是有共产员身份的国民党员。尽管身为校长，但在党部只是一名普通执委，从理论上讲没有特权，自己将来在黄埔就谈不上有什么作为了。如果按规矩办事，蒋介石就不是蒋介石了。他很快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文件下发后，共产党员宣侠父抗议了。这位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校长老乡，也是被指定的党小组长。他十分正规地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蒋校长。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党权，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把党的基层组织变相地化做手中的工具，成为强权下监督同志的特务机构。他要求特别党部应组织基层分部的选举，并监督进行。蒋介石看了报告后，气得咬牙，狠不得立即赶走宣侠父。但考虑此事非大非小，处理不好会影响政治立场和形象，于是他以老乡和校长的双重身份，招见了宣侠父。谈话很快陷入了僵局。蒋介石命令宣侠父写出悔过书，否则将开除出校。宣侠父不仅不写，三天后还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许多人都未意识到，宣侠父所维护的，正是孙中山当作命脉的东西。这是黄埔岛上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一次交手，却彻底地输了。不仅如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也注定了日后的悲剧。
“两会”的斗争与解散：1925年2月1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这是针对广州商团反动势力日益强大的形势，由学生状元、共产党员蒋先云提出来的。他们把所有驻扎在广州的、倾向于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起来，以联合的革命军人，来对付联合的反革命商团。在打击陈炯明的斗争中，“青军会”迅速发展壮大，成立一年多时间，会员发展了二万余人，还把教职员中的左派和共产党员金佛庄、郭俊、茅延桢、鲁易等人发展成了会员。由于共产党员在“青军会”中起了主要领导作用，蒋介石有了危机感，于是他指使国民党右派人物王柏龄、贺衷寒，重新组织了一个与青军会对着干的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也发展了会员五千多人，教职员中的右派何应钦、林振雄、张叔同等人也成了会员。两个组织的出现，使黄埔岛上结成了相互对立的阵营。如果看到两伙学生吵架斗嘴的场面，不用问就知道，是“两会”的人又碰到一起了。后来发展到动刀动枪，整天剑拔弩张。直到黄埔系统选举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选举结果一出来，蒋介石大吃一惊，当选的几乎全是“青军会”的共产党员，而孙文学会的人几乎全部落选。蒋介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借口“两会”破坏了黄埔的统一，下令强行取消。
入什么党就看你填什么表了：杜聿明同时收到两张表，都发展他入党。对这两个党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他略想了一下，“共产”这两个字，可能是把家里的财产归大家所有吧，他老家有些财产，这可舍不得，还是入国民党吧。国民党是孙中山的党，不会有错的。杜聿明就填了国民党的那张表。黄埔的国民党组织，嫌这样一个个去找人入党太麻烦，就干脆在课堂上把入党登记表当作业发下去，规定每人都要填好。道理很简单：你不是想当革命军人吗，那你就得先是革命党人。于是大家都填了，包括共产党员们。共产党组织早有决议：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谭平山早就入了，都在国民党中执委当着部长。这个大家都知道。不过，杜聿明可能没想到，和他加入国民党差不多的时间里，他的妻子曹秀清却正在陕西榆林中学加入共产党，举着右手朝斧头镰刀和列宁像宣誓呢。
汪精卫与蒋介石较劲：1925年秋，汪精卫已从黄埔军校卓越的表现里看到了辉煌的前景。所以，他以国民政府常委会主席之尊兼军校党代表，以求在军中建立自己的体系。结果发现是帮蒋某人当了下手。此后，每次较劲皆以汪输给蒋而告终。后来，汪精卫肯定蒋介石打不过日本人，就先到南京投降了日本，自以为这次肯定胜蒋某人一筹，没料到却把老本都赔了。汪精卫在军校时，有很多崇拜者，但他当了汉奸，学生中就没有人愿意提到是他的学生，更谈不上崇拜他。汪精卫的伪政府和伪军里基本没有黄埔生。
黄埔女生队：1926年11月底，武汉政府决定，在开办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同时，招收女生入学。这是从第一期入学后就争吵不休的话题，为此，李之龙、金慧淑、潘慧勤等人，还使广州好生热闹了一回。这次女生队原打算只招四五十人，但报名太多，国共两党大员写条子太多，实际录取了一百九十五人。
当时三十名四川籍女子参加复试，有二人落榜，其中名叫柯银珠的，因落榜竟活活气死了。1927年5月，女生队参加了西征夏斗寅的战役，这是女子队短暂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活动。西征历时一个多月，女生队基本没碰到什么惊险场面。但在撤回武汉途中，却出了大事故，两批撤回的女兵中，第一批所乘的轮船在金口失事，船上的女兵全部遇难。当年7月份，武汉局势恶化，共产党的力量准备撤往南昌发动起义，恽代英召集女兵开会，宣布愿回家的可以走。这样，到达南昌和广州的只有二三十人。十九岁的游曦在广州任女兵班班长，参加了广州起义。在一次阻击战中壮烈牺牲。民族英雄赵一曼离开武汉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天回国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担任满洲总工会组织部长等职，不久又担任抗联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在与日伪军作战时被俘，1936年8月在珠河被杀害。红军时期著名女将领胡筠，也是女生队出身。大革命失败后，她回湖南平江发动农民暴动。她自任暴动委员会主任，四个月组织二十万农民暴动，失败后，又与彭德怀等人发动了平江起义。平江成立苏维埃时，一致选她当主席，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都是她手下的委员。不久成立平江游击司令部，她又是总司令，是远近闻名的神枪手。胡筠死于三十年代初的“肃反”运动。胡兰畦的道路要曲折一些。女子队遣散后，她先是在上海、江西一带参加平民教育运动，之后参加邓演达的反蒋运动。1930年加入中共，1931年又被开除，几次到德国留学和避难，坐过纳粹的监狱，曾以作家身份参加统战工作，在苏联为高尔基守过灵，当过李济深的代表，做过宋庆龄的助手，办过报纸，组织过群众运动，抗战中期还被授予过少将军衔。解放战争时四处发动国民党将领起义……一辈子做了许多大事，成为三十年代后中国妇女界的杰出人物。
严重隐入林泉：1928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中将严重，抛掉所有的军政事务，独自一人隐居于庐山，在太乙峰下建草庐“劬园”。“劬”，劳累也。严重是黄埔一期学生总队长，离开黄埔后，跟随老蒋中路北伐。他常反思北伐以来的一场场激战，众多的兄弟命丧黄泉，却扶起了一个更大的军阀。他是真的隐居山林，每天与樵夫农夫生活在一起，靠自己的收成糊口。严重的学生陈诚常上庐山看望恩师，老蒋总捎信问候，并一再热情邀请严重住到南京附近，以便能经常讨教。1930年，严重回武汉看望生病的妻子。蒋介石觉得这是拉拢严重的好机会。他派人秘密前往武昌，授严重冯阎大战军事总指挥，并授上将军衔。为表诚意，老蒋让人把上将军服都带去了。老蒋这招对冯玉祥也许灵，对严重就弄错了。严重回到庐山，在草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