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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章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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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后汉书·李固传》载,李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他多次上书顺帝,规劝他慎重选用官员,为天下树立榜样。他说:“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汉质帝时,李固被任为宰相。他任职期间,“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质帝死后,李固建议立清河王刘蒜为嗣,梁冀不同意,罢了李固的职,立了自己的妹夫蠡吾侯,是为汉桓帝。季固后来被梁冀杀掉。
  毛泽东喜欢读《后汉书》里的《黄琼传》、《李固传》,首先是因为这两个主人公正直敢言的致仕之道。1965年,毛泽东把这两个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阅读,他们都在百忙中阅读了。许多高级干部听说后,也都找来阅读了。毛泽东推荐的用意,即或是为了在干部队伍中更好地树立正气。
  毛泽东最为欣赏的,当然是李固写给黄琼的信,特别是其中“‘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几句话。他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曾读了这几句话,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又写了这几句话,并解释说:“这后两句,正是指我。”看来,毛泽东是借这几句话来作自我剖析,这也是他给江青的信的一个基本内容。信中反复说到自己自信和不自信的问题,说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等等,都使人从一个侧面体会到毛泽东在发动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后的内在心态。这里面是相当复杂的,微妙的。有对文化大革命最终会搞成什么样子的思虑,也有谦虚,有对自我的清醒认识,总之,“人责有自知之明”。这大概是他读李固给黄琼的信体会最深的一点。
  1974年,毛泽东再次说到《黄琼传》里的李固给黄琼的信。
  这年11月12日,江青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毛泽东当天就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些批评和劝诫,显然是针对江青竭力弄权,缺少“自知之明”。
  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显然,这是伸手要官。
  11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封短信: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七四,十一月二十日
  这封信对“李固给黄琼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他劝江青阅读,即是劝她应该“有自知之明”。
  毛泽东对这篇“好文章”的词句记得很熟。他读《新五代史》时,看到卷六《唐明宗本纪》里有一句话:“呜呼!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随即批注:“后汉李固之言。”“李固与黄琼书”中的原文是:“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 
14。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读范晔《后汉书》卷九十二《陈寔传》)
  [原文]
  灵帝初,大将军窦武辟以为掾属。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颠归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毛泽东读范晔《后汉书》卷九十二《陈寔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只古籍批语集》第133页)
  [解析]
  陈寔(104—187)是东汉末名士,当过县吏一类的官。党锢之祸发生时被牵连,不少人都逃掉,他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自请囚禁。党禁解后,他辟召不就。由此可见其为人。在乡里更是豁达公正。就像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原文中所说的那样,群众中发生争执,都愿求他判定是非曲直,无不心服,乃至说,“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毛泽东很欣赏这个人。1965年他把《后汉书》里的《陈寔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阅读。
  至今流传的“梁上君子”这一成语,便出自《陈寔传》。毛泽东很赞成陈寔对待因饥荒到他家偷窃的人的分析:“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按:小偷)者是矣。”该传里还描述陈突鼓励这个请罪的小偷说:“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并赠给他两匹绢。从此这个县没再发生盗窃的事。这说明,人在一定条件下变坏,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变好。毛泽东由此画龙点睛似地指出:“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乡里劝化之风,是传统道德文化的组成部分,毛泽东生于乡间,对此风颇为称道。陈寔故事,恰印合了他的这种心理。 
15。要立这个志气(读《东观汉记·梁鸿》)
  [原文]
  (鸿)常独坐止,不与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鸿及热釜炊。鸿曰:“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灭灶更燃火。
  ——摘自《东观汉记·梁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1959年6月3日清晨,毛泽东刚刚起床,就跟我讲起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毛泽东说:过去我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我领会毛主席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年轻人,要有志气,不依靠他人,而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艰苦创业。
  ——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载《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59页)
  [解析]
  《东观汉记》是东汉时官修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叙东汉史,自光武帝至灵帝,共143卷。尚未完稿。唐以后多有缺佚,清代以来有辑本。梁鸿是东汉初期的经学家、文学家。一生隐居。本为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人,曾因写《五噫歌》讽刺统治者的奢侈,汉章帝读后甚为不满,后改名换姓到南方,替人做工舂米。其本传列入《后汉书·逸民列传》,其中无“不因人热”的故事,当是《东观汉记》撰修者搜罗。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也是在《东观汉记》里读到这则故事的。
  早在20年代,毛泽东便接触到这个故事。1958年在武昌曾和人说起黄梅的革命烈士雅声,毛泽东回忆道:我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和武昌农讲所做工作时,同雅声同志多次接触,谈革命和将来,谈诗词也很投机。我们交换过各自写的诗,他的名句我至今还记得:“犯叔一寒何志此?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两句用典,很融洽,很活。我看比李商隐的好。用这种诗的语言,表现诗人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硬骨头精神。我很欣赏他的这类诗句,他长于七言,律绝俱佳。在这里,毛泽东把“梁鸿余热不因人”视为一种硬骨头精神的体现。
  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集中讲了“梁鸿余热不因人”的故事。他说,东汉有个梁鸿,“举案齐眉”就是讲他的故事,他有个老婆叫孟光。他们穷得要死,给人春米度日。有一个人对他说:“我这里有火,你用它来烧饭吧。”他说:我“小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你有热,我不沾光。这个人后来到了无锡,成了经学家。这个人是硬汉。
  1959年3月,毛泽东又讲起这个故事,自有特殊背景。1958年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损害了农村中许多相对富裕的生产队和管理区的利益,进而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从1958年底开始纠正这种“穷拉平”的“左”倾错误。在郑州会议上讲述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就是借以做思想说服工作,以便落实好退赔措施。毛泽东讲话的立场,明显是立足于穷者一方。他把不因人热,解释为“我们穷人,就是不要靠揩别人的油来过活”,这是很通俗而又恰当的。同时,他还说:我们中国穷,但是我们不要恩赐,我们同苏联是等价交换他们的设备,我们借了他们的款,我们按期偿还。国内有些穷省,我们无产阶级、贫下中衣,要有志气。毛泽东的意思,国与国之间,省与省之间,不同的管理区、生产队之间,都要有这股子志气,不要沾别人的光。应该说,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自己的做人原则和人格精神,所以他多次以梁鸿的故事来教育人们“立这个志气”。 
16。不能贴魏武大字报
  (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
  [原文]
  奉国威灵,仗锁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拓、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李安溪曰: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注文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大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注文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8页)
  [解析]
  陈寿的《三国志》,除了裴松之有长篇巨注外,作了校勘、注解、旁证的,到清代有顾炎武、何焯、梁章钜等20多家。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汇集了诸家校语、注评,同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一样,可以说是历代注解《三国志》的一次总结。毛泽东读《三国志》,留下较多批语的,便是卢弼《三国志集解》。
  曹操是史家们有争议的人物。曾有人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好雄”,特别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对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把曹操视为“旷世奸雄”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接受。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就有这种倾向。毛泽东在这本书的《魏书·武帝纪》里,圈画批注得较多,对曹操给予了充分肯定。
  《武帝纪》里说到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用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了屯田政策,由典农官募民耕种,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这个政策对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农业,支援战争,起到积极作用。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对《三国志》有关这方面的正文,及裴松之、卢弼的注解引文,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奉人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毛泽东逐句都画有着重线,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武帝纪》叙建安15年春曹操下令征贤,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接着,裴松之在注解里,引用了《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在这年12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内容是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对此作了些考证、订谬外,还引述别家评语,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曹操在令中说:他曾告诉妻妾,自己死后,她们无论嫁到哪里,都希望为他说明无叛汉之心。卢弼在注里说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说这是“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又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卢粥在注里又例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弼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看来,卢弼似乎是有意同曹操“对着干”。毛泽东对卢注作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述的那段批语,认为卢弼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
  《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了解曹操的第一手史料,自有政治策略的考虑,而卢弼先入为主视曹操为奸雄,也不能公正客观地评论曹操的这个自白。所以毛泽东不能同意他的注文。批语里“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鹦鹉洲,传说为黄祖杀名士祢衡之处,因祢衡的《鹦鹅赋》而得名。李白全诗为:“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起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寸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薰不忍生。”祢衡是东汉末年名士,又是狂士。孔融爱其才,多次称述于曹操。曹操想见他,他却称病不见。后来答应了,却坐在大营门口,“以杖捶地大骂”。曹操以其素有才名,不忍杀之,便把祢衡遣送到刘表处,后又辗转至黄祖处,结果因“言不逊顺”遇害,时年才26岁。“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按史家解释,“盖言魏武经营天下,而视之作蝼蚁观者,唯一祢衡也”。毛泽东说“此为近之”,可能是说卢弼之类的注文,与轻狂傲慢的祢衡骂曹操相近。
  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也非是一意标新立异,而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曹操毕竟是功大于过,毛泽东也不讳言他的失误。1966年3月,在杭州的小型会议上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这个人很行,打了袁绍,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五百多里,到东北迁安一带,不去辽阳打公孙康。袁绍的儿子袁尚等人,要谋害公孙康,公孙康杀了袁尚兄弟送头给曹操,果然不出所料。“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害。”
  《武帝纪》里记叙,建安八年,曹操曾下令说:“《司马法》‘将军死馁’,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今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读此认为,曹操亲率大军攻吴,招致“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这就明确指出赤壁之败,是曹操的一个重大失误。又未自罪,可见言不由衷。
  这里,毛泽东不因个人喜好评价历史人物,表现出一种政治家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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