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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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次成都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查，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毛泽东表示同意。然后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他还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
毛泽东同志说，“可以设想，引用黄河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陶鲁笳《我记忆中的毛泽东》，《缅怀毛泽东》下册）
毛泽东说的汉武帝时有人建议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入海，在《汉书》里确有记载。原文是：“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下也。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元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传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
在和毛泽东谈话中，陶鲁笳还说：“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缉之便。”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道：“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陶鲁笳摇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便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
毛泽东说的闻喜县的来历，《汉书》里也有记载。原文是：“汉武帝元鼎六年，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越南破，以为闻喜县。”
这两处谈话，说明毛泽东读史之细，对历史地理的记载记忆之深。
1959年6月30日清晨，毛泽东上庐山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稍事休息后就要借《庐山志》读。工作人员借来了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毛泽东看了目录后又要求把吴宗慈编的《庐山志续志稿》也借来。看完后对工作人员侃侃而谈：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俗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去访，只见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是周成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者传说相隔数千年，后人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办，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嘛，转身对周小舟等说：你们是秀才，请你们查一查，研究一下。这部续志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在会后两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在学术上有才华，对人要一分为二嘛！我欢迎他进步的一面。接着，他又讲了一个典故。说是历史上朱嘉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
毛泽东读志书如此认真仔细，以至有时他了解的地方人文情况甚至比那些长期在地方工作的干部还多。他曾问长期在江西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江西铅山有个费丞相墓，可以查《铅山县志》。后果然在书上找到了，他讲的和县志记载的一字不差。
毛泽东读地理书，读其他书籍也结合地理的习惯，其实就是把地理与人文两个方面融合在一起，从而对学得的知识，记得牢，用得活，常常有漫天挥洒的气象。这里举三个例子。
从建国到1965年，毛泽东七到徐州，平均每两年一次。徐州古称彭城，“其山嵯峨，其士颖多”．为楚汉相争之场，南北场屯戍之所。后来也是遗台故垒，掩翳棒莽，风物犹昔。熟续经史的毛泽东对其风物人情，无疑有着深刻了解和浓厚兴趣。在徐州他曾问及“沛县还有刘邦的什么遗址”，并提议去沛县看看。他还饶有兴趣他讲述过韩信点将台、黄楼、戏马台、苏东坡、
燕子楼等历史故事和景观的来历。对燕子楼的来龙去脉讲得尤为详细。燕子楼是唐代开元年间礼部尚书、节度使张建封之子张焙所建。张焙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名歌伎关盼盼。关盼盼歌舞双绝，尤工诗文。张焙收她为妄。张死后归葬洛阳，关独居小楼不出。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来徐州，为关写了一首诗：“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1963年5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抓工作要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毛泽东随即一路发挥：就是要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这是一本写妙庄五女儿的小册子的开头两句。比如看戏，看《黄鹤楼》，就不想《白门楼》之类的戏，只看我的同乡黄盖。黄盖是零陵人，周濂溪是道县人，是宋代的理学大师，二程是他的学生，来熹就是这个系统，是唯心主义。至于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个系统，是唯物主义。柳宗元从30岁到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即今零陵），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辩论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怀素也是永州人，唐朝的狂草书法家，与张旭齐名这番谈话，从三国时东吴将领黄盖是零陵人，引出一大堆文、史、哲著名人物在零陵的事情。由此可见，毛泽东读书，很注意人物的籍贯和事件的地点。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薄一波、谷牧、余秋里等谈到三线工程建设时，偶尔提到白帝城，接着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白帝城吗？公孙述称帝，死于成都，葬在白帝城。为什么叫白帝城？因为西方称白。
58。用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读李健侯《永昌演义》）
［原文］
李自成本一走卒耳，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虽其运祚不长，兴亡转瞬，而其雄才大略，殊足以远继汉、明，以视魏、晋、六朝之窃弄权炳、要挟国君、狐媚以取天下者，其贤不肖之相去为何如哉？况其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风，（余）检集正杂各史、稗官笔记以及各州县志乘、私家抄本，旁采乡里间巷父老之传闻，存其可证之事，弃其不经之谈，从事编辑，凡四易寒暑而稿成，名曰《永昌演义》。出以质于人，客有谓余者曰：“自成，流寇也，君何故而表扬之？”余曰：“每当更姓易代之时，必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争地争城，杀人盈野。当此之时，孰为圣明？孰为盗贼？虽有智者不能辩也。一旦胜负既分，河山统一，其败者则身死人手，为天下笑；其成者则创业垂统，子孙帝王，虽有残暴不仁之行，史不敢书，人不敢言，数传之后，谁复知之？故自其成者而论之，则盗贼亦圣明矣；自其败者而观之，虽圣明亦盗贼矣！此千古英雄所为同声一哭者也。
——摘自李健侯《永昌演义·自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故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超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大安！毛泽东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1944年4月29日致李鼎铭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O—231页）［解析］
《永昌演义》是描写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事迹的历史章回小说。“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时的年号。作者李健侯，陕北米脂县人，和李自成是同乡。其父为清末进士，在四川和绥德做过州官，李健侯自幼长期随父衙侍读，父死后曾游河北、山西各省，后回来脂在县志局（又称文献委员会）供职，同李鼎铭是同事。在此期间，“窃叹吾乡有此不世出之伟人，而竟听其事湮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时时引以为憾。”（《永昌演义·自序》）于是潜心收集各种材料，于1926年着手写作《永昌演义》。稿成后又示之于杜斌丞等人，听取意见，其后又六易其稿，于1930年12月定稿，但一直没有出版。小说共40回，34．8万字，作者对李自成的崇敬之情在“自序”中说得很明白，但小说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形象来描写和颂扬，而从语言、结构到主题，却未从根本上跳出古典历史小说的窠臼。譬如，第一回的回目便叫做“陈祖师偈语征先兆，李守忠善念获佳城”。开篇起笔，仍然是，“话说天下大势，治久则乱，乱久复合。方其治也，则有圣明君相，应景运而生；及其乱世，则有草泽英雄，应劫运而出——此皆天地气数之所推移。”作者对李自成的兴起、失败，明朝的覆灭以及一些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作过一番考据，但在其铺叙、描写和议论过程中，仍难超出旧的历史观的局限，带有明显的宿命论色彩，只得以“成则为王败则寇”来叹惜李自成的命运。
1944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先生（也是米脂人）将《永昌演义》转呈给毛泽东阅评，毛泽东很重视这部小说，特意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并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写了上引那封信谈了自己的观点。
李自成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早在1926年6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毛泽东便明确指出“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1938年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谈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又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本人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因此，在读了《永昌演义》后，毛泽东不同意作者只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却贬抑其整个农民起义运动的观点，建议作者用“新历史观点”修改此书。这里所说的“新历史观点”，就是“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观点。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就明确提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从这个观点来看，就不能把起义领袖的个人品德与起义事件的阶级斗争意义割裂开来，把李自成单单写成品德方面的英雄。《永昌演义》所缺乏的，就是没有挖掘出李自成起义事件所蕴含的推动历史进步的意义。
毛泽东的信由李鼎铭转给李健侯不久，李健侯应邀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接待了他，奖励给他200元边币，还当了边区参议员。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又建议李健侯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同时修改《永昌演义》。李尚未完成修改工作，便于1950年病故。后来姚雪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时，曾带人到来脂抄《永昌演义》，这对他的创作无疑有所帮助。姚雪垠说他的“创作意图”是通过李自成起义“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一般规律。”（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369页，1979年版）该书于1963年出版第1卷，作者即给毛泽东寄呈了一部。毛泽东读了这部小说。在1966年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他对列席参加会议的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1973年作者写完了第2卷，为能够尽快出版，他于1975年10月，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进程，特别谈到，“愈往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阶级斗争愈深刻复杂”。毛泽东收阅此信后，在信上作了批示，同意作者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并指示帮助他解决写作和出版中遇到的困难。在“文化革命”那样的年代，毛泽东再度支持《李自成》的创作，无疑是同意并倡导作者表达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主题内容，或者说，从中看出了他1944年读《永昌演义》后提出的修改思路。
1984年，《永昌演义》在作了必要的点注后，也由新华出版社印行出版，与广大读者见了面。
59。当作整风文件看待（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原文］
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问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时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
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260年问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
——摘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沫菲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