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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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期，他具有明显的反孔倾向，其出发点是为了破除“思想界的强权”，具体内容尚须分析。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孔孟有部分真理。（见本书《哲学篇·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值得补述的是，在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他通俗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里是借用儒法的概念，强调革命队伍的建设，既要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也要靠铁的纪律来约束。看来是兼容并收（当然，革命的路线和纪律同儒法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50年代末期以后，毛泽东尊法反儒、扬秦贬孔的倾向逐渐鲜明。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破除迷信”的报告时，他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1964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展开，毛泽东的这一倾向越来越强烈，多次谈到他的反孔扬秦的观点。
　　这年6月24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同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么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同年8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他又发挥道：齐桓公九合诸候，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毛泽东的这个倾向，自然同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的观点是对立的。
　　毛泽东至晚在1954年就读过《十批判书》。这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是“革命党”。这指的就是《十批判书》中的论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谈话中，毛泽东多次把郭沫若的《牛批判书》说作尊孔反法的学术代表著作，并鲜明表示不同意该书的观点，特别是1973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这从前面的引述中即可看出。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一伙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孟某些言论的材料，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谢静宜曾谈到这个过程：“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当时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后来编了一本，（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1973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大字本。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顺口又念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诗中对郭沫若的尊孔反法批判峻切。不过毛泽东对他仍是尊重的，称之为“郭老”，这倒并非诗句字数限制所致。郭不是党内当权派，毛泽东无意从政治上批判他。
　　同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思。此后，毛泽东多次谈到《十批判书》的尊儒反法问题。除了前面引述的几段话以外，还有两个材料值得一说。
　　一个是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又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一个是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以上叙述说明：
　　（一）毛泽东尊法反儒、扬秦贬孔的倾向，是在晚年才明显和强烈起来的，这是他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持否定态度的认识基础。
　　（二）从学术上讲，毛泽东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儒家是向后看，搞历史倒退，法家是向前看，强调现实发展；孔子都是空话，而秦始皇有无可抹杀的政治实绩。这与《十批判书》从人道主义角度的理解思路是不同的。
　　（三）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说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并从林彪住处查出一些肯定孔、孟言论的材料，是导致毛泽东把批林与批孔联在一起，并认为凡是反动的阶级都是尊孔反法的现实原因。
　　（四）在发动批林批孔期间，毛泽东再次阅读《十批判书》，并说是为了批判，但并无从政治上把郭沫若划入反动阶级来批判的意向，而是认为郭沫若是学术思想上尊孔反法的重要代表。他认为郭沫若的观点不如柳宗元《封建论》，又说赞成郭沫若关于历史分期的观点，这都是从学术角度立论的。江青一伙则在1974年1月25目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点名批判郭沫若，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耻辱。从郭沫若自身角度讲，他对毛泽东的知遇之感和崇拜心理从未减过，批孔又涉及到自身，于是，在1974年2月7日，以《春雷》为题，赋七律两首呈毛泽东，其中有“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珠”之句，算是从学术上对批孔运动的一个表态。而后，当江青于2月10日要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意在把矛头指向同王明在长江局共过事的周恩来时，郭沫若表示了庄严的沉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虽然称道秦始皇，但对他也是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评价的。“评法批儒”时，有人大捧秦始皇，不准人们对秦始皇作历史的分析。1975年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芦荻请教过这个问题：对秦始皇到底怎样看？毛泽东认为：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涉、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　
61。商纣王是很有本事的人（读郭沫若《青铜时代》）
　　［原文］
　　说“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服的‘武王’了”（胡适《说儒》），这也有点不尽合乎史实。其实就拿殷代最后的一个亡国之君帝辛来说吧。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虽说得来万恶无道，俨然人间世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大公道的。
　　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未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虚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
　　帝辛的经营东南，他的规模似乎是很宏大的。你看古本《泰誓》说：“纣王有亿兆夷人亦（大）有离德，余有司（旧作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见《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这亿兆的“夷人”必然是征服东夷之后所得到的俘虏。俘虏有亿兆之多，可见殷的兵士损耗的亦必不少。兵力损耗了，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下幸周人在背后乘机起来，牧野一战便弄到“前徒倒
　　戈”。那并不是殷人出了汉奸，而是俘虏兵掉头了。
　　──摘自郭沫苦《青铜时代·驳〈说儒〉》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杆”，这是夸张的说洁。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局信书，不如无书。”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
　　毛主席：你这个汲县是夏禹封的，汲县人是大禹的子孙。商朝纣王亡了之后，微子被封为宋，就是现在的商丘。
　　吴芝圃：从封丘到濮阳、夏邑、商丘、杞县，一直到禹县，这都是夏朝活动过的地方。
　　毛主席：商朝起于商（现在叫商丘），后头它的后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阳小屯村）。武王伐纣，还在朝歌（今淇县）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武庚后头跟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同盟造反，起来反对周朝。
　　吴芝圃：管叔就封在这个地方，郑州的老城就叫管城。
　　毛主席：蔡叔就封在蔡，后头变成上蔡。对于周朝说来，管叔、蔡叔都是叛乱分子。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于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徽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盂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于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徽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徽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22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解析］
　　郭沫若的《驳〈说儒〉》一文，最初发表于钱介磐主编的《中华公论》创刊号（1937年7月）上面，后收入作者子1945年重庆文治出版社印行的史学论集《青铜时代》。1954年和1957年，该书又先后由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再版。毛泽东喜欢郭沫若的历史论著，这本书他在50年代便读过了。稍后，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定要带走的书籍中，又列有郭沫若的三本书：《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提出殷朝最后一位君王帝辛（即商纣王）征伐和经营东南，被周武王从西北面乘虚而入，是郭沫若根据甲骨文及史书零星记载的一个创见。后剪伯赞等史学家也沿用其说。毛泽东显然也接受了这个观点，肯定纣王“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就纣王个人而言，诚如郭沫若所说，周朝以降的史书，视之为“万恶无道”的人。其源，主要来自周武王伐纣时的两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书》中的《泰誓》、《牧誓》。如后者说：“今殷王纣唯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记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唯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这本是为了师出有名的政治宣传。故郭沫若在《驳（说儒）》说后人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毛泽东也指出是“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在毛泽东看来，商纣王是“能文能武”、“很有本事”的人。这个看法也是有依据的。《荀子·非相篇》便说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纪》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些，都是很寻常的材料，毛泽东无疑是熟悉的。
　　对纣王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总结的是，征伐东南，所得“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于是在周武王打来时，倒戈起来。据《尚书·武成》载，周武王伐纣，与商朝的军队“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意即杀人太多，血流把捣东西的棒槌都漂了起来。毛泽东总结的另一个原因，是商朝内部出了“反对派”、“汉奸”，代表人就是比干、箕子、微子三人，“而微子最坏，到周朝请兵。”
　　纣王亡国自杀，在郭沫若看来，仍不失是位英雄。在《驳（说儒）》里，郭沫若引《左传》里“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诸句，说“在这儿正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相信毛泽东读到这里，会是心有同感的。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大面，看他在历史实践中的实际作为，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所以，历史上常常受到责难的人，如纣王、秦始皇、项羽、曹操等，他总是乐意举出他们好的一方面来，为他们翻案。毛泽东本人也从看问题的方法论角度，表达过他的这个观点。1958年2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